【原】【话说谏官周怡133】推动王阳明从祀孔庙

北麓湖人图书馆 2023-12-22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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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谏官周怡133】

推动王阳明从祀孔庙

从祀，即从祀孔庙。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万世师表”。孔庙供奉着孔子的牌位和塑像，除了亚圣孟子、孔子的弟子们之外，还有后世历朝历代受到认可的“先贤大儒”，他们经过皇帝的批准，死后从祀孔庙。孔庙从祀，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至高荣誉，是中国士大夫毕生成就和荣誉的极致。而《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理论，就是后世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

在嘉庆时期，“阳明心学”并未被嘉靖皇帝及其他大臣所接受。他们甚至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违背了传统的儒学，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邪说。王阳明在嘉靖七年逝世后，桂萼等建议追夺其新建伯封号。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到了隆庆时期，阳明心学才逐渐被主流所接受。隆庆伊始，诸多官员呼吁为王阳明平反，恢复其爵位。穆宗顺势则为王阳明恢复名誉，授予世袭伯爵。王阳明的爵位得到恢复以后，从祀孔庙的问题被提及。

王阳明平反恢复爵位后，在隆庆元年（1567）六月，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弘祖奏请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庙，御史耿定向奏请新建伯兵部尚书王阳明也从祀，下礼部议，至此开启王阳明是否从祀孔庙之争。对于因王阳明从祀而引起的不同议论，礼部希望穆宗责令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儒臣，广泛了解不同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供朝臣们讨论，至于是否从祀最后要听皇帝的裁断，皇帝也同意这样处理。《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和《明史》中皆有记载。

《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七》载：

隆庆元年四月甲寅

0诏追赠故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赐祭七坛。

《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九》载：

隆庆元年六月丁未

0先是给事中赵輄、御史周弘祖请以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庭，御史耿定向亦请以故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从祀。

下礼部议，至是覆言：孔庙从祀，国家所以崇德报功，垂世立教，其典甚重。我朝祖宗列圣，增入名贤类，皆宋元以上，而明兴二百年，闲未有一人，诚值其事也。臣等谨考侍郎薛瑄，潜心理道，励志修为。言虽不专于著达，而片言只简，动示楷模。心虽不系于事功，而伟绩恢猷，皆可师法。尚书王守仁，质本超凡理，由玅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难）[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进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杰，一代之儒宗，确乎能（冀）[翊]赞圣学之传矣。然瑄则相去百年，舆论共服。先朝科道诸臣建言上请累十余，而儒臣献议与瑄者十居八九。世宗皇帝亦嘉谊能自振起，然（尤）[犹]谓公论久而后明，宜俟将来。若守仁，则世代稍近，恐众论不一，请敕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儒臣，令其广咨博讨，撰议进览，仍下本部会官集议以俟。

圣断：上是之。

《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二十》载：

隆庆二年五月

0戊午追录故新建伯王守仁，平宸濠功，今世袭伯爵。先是嘉靖初，守仁已授封，会忌者媒孽其事，异议纷然，遂见削夺。上即位，始命江西抚按官勘核功状。至是，以闻下吏部会廷臣议，皆谓守仁戡定祸乱之功，较之开国佐命，时虽不同，拟之靖远威宁，其绩尤伟。当时为忌者所抑，大功未录，公议咸为不平，今宜补给诰券，令其子孙世世勿绝，以彰朝廷激劝之公从之。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王守仁传》有载：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帝大怒，下廷臣议。萼等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軬（fàn）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帝乃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

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二年予世袭伯爵。既又有请以守仁与薛瑄、陈献章同从祀文庙者。帝独允礼臣议，以瑄配。

隆庆初，朝中一批重臣，如耿定向、薛侃、魏时亮等，都是王阳明从祀孔庙的积极倡导者，他们在台前，高声摇旗呐喊。内阁首辅徐阶，促成了对王阳明的平反和恢复爵位，并积极推动为王阳明从祀一事。

而周怡也主动加入到王阳明从祀的活动中，是最为积极的推动者，他在徐阶等一大批朝臣的示意下，多次致书内阁首辅李春芳、礼部尚书兼输林院学士协管詹事府事赵贞吉、礼部左侍郎万士和，为王阳明从祀，多方奔走呼吁。

《周恭节公年谱》载：

先生自召用，不久外调，心切切，惟阳明从祀一事，屡上书，当事皆难之。至是致书少傅大洲赵公贞吉曰：“本朝学术，赖阳明发千年之秘，闸明精一之义，使人晓然知此生之大本，功德浩大，莫可名言。今敬轩白沙，一时并举矣。而有力诸公，尚于正议有乖，学术不明，人持私见，有巨人主其说，自不淆乱。阳明从祀，自在俟我公而定。”

又致书少傅石麓李公春芳曰：“阳明从祀，此于相业，有光无疑，存翁让之，以待我公也。相公一定，人心定矣。相公与仆皆非及门者，夫何嫌相公举此一端，可知海宇欢呼，响应如雷矣。”时致书不一，其殷勤恳至类如此。

李春芳（1511-1584），字子实，号石麓。扬州兴化（今属泰州）人。祖籍江苏句容，明朝中期大臣、内阁首辅。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李春芳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被明世宗选入西苑撰写青词，甚得赏识，超擢翰林学士，旋即升为太常少卿，拜礼部右侍郎，仍兼学士。又转本部左侍郎，迁礼部尚书。后李春芳受命制定《宗藩条例》，寻加太子太保。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柄政，参预机务。李春芳入阁时，内阁首辅为深得世宗倚重的徐阶。李春芳遇事一定推戴徐阶，徐阶因此对他颇为器重。

隆庆二年（1568），李春芳接替徐阶为内阁首辅，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状元宰相。后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又升官吏部尚书，改授中极殿大学士。

周怡给李春芳的另一封信，是他任内阁首辅、掌握朝中执政大权的“秉钧之初”。他对李春芳谈到王阳明从祀，是前任内阁首辅“存翁”徐阶留给李春芳来完成的。“阳明先生从祀一节是也。此于相业有光无疑。存翁让过以留与我公也”。

周怡积极鼓励李春芳要树立信心，要“从容以定人心”，只要你内阁首辅大人“一定人心定矣”，你和我周怡皆不是王阳明的“及门者”，有什么好嫌疑的？只要首辅大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相公举此一端，可知海宇懼呼乡应如雷矣。”可能当时李春芳对于王阳明从祀一事，持慎重态度，没有轻易发声。

《又（奉李石麓相公）》（《讷溪尺牍》卷三）

我公秉钧之初，大奸自退边围，宁谧朝野，安和天相，吉人己大徴矣。更祝法天度，量配地，含弘义，所当行不问常格，义所当守不新，观听知其贤。虽大夫僎可同升，虽亲讐不必避也。知所当行，虽违众吾从下明，足以知之，断然行之而无疑。今日之事，必不可疑者。

阳明先生从祀一节是也。此于相业有光无疑。存翁让过以留与我公也。稍待从容以定人心，人心何时有定耶？相公一定人心定矣，相公与仆皆非及门者，何嫌何疑？相公举此一端，可知海宇懼呼乡应如雷矣。如京考一节，开诚心布公道，磊磊落落，与日月争光，宁不大快于心乎？迂鄙之见，伏惟广大容纳之。甚幸。

赵贞吉（1508—1576年），字孟静，号大洲、洞巾道人，四川内江三堆山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官居一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兼管都察院。嘉靖“庚戌之变”和“隆庆和议”中，表现出刚正的爱国主张和杰出的政治才能，曾任天子日讲官。后由于与高拱不和便致仕，晚年乞归回乡，在桐梓坝建狮山山房授徒讲学。

《明神宗实录》中评价赵贞吉：生平自负特操，不袭人后。身任天下，百挫不回。大都才隽而博，气刚而忠，贞吉有焉。其学多本余姚而杂以二氏，盖亦好高之过云。贞吉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迁。九列大臣，或名呼之，人亦以是多怨。高拱、张居正名辈出贞吉后，而进用居先。咸负才好胜不相下，竟龈晒而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文肃赵大洲先生贞吉》中，把赵贞吉归列于阳明心学泰州学派，谓“先生之学，李贽谓其得之徐波石”。徐波石即徐樾，字子直，号波石。其先师事王守仁，后问学于王艮。其学强调心为万物之本，主观的“心”包罗一切客观事物。

赵贞吉追求“以性命为根，文章其枝叶，以经济为用，出处其遽庐”。《赵文肃公文集·卷之十六》中，收录有赵贞吉《收录阳明先生文粹序》一文。

隆庆二年二月，赵贞吉由南京礼部尚书改任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管詹事府事，进入内阁，周怡称其“迩受皇上特知，置诸左右，其望朝夕纳诲，又岂减于前哉？盐梅舟楫，今其时也。”。周怡在隆庆元年到南京任职，秋天与南京礼部尚书赵贞吉相见。算算他们有“二纪”二十四年多年没见过面了。

在《赵文肃公文集》卷四中，收录有赵贞吉在顺德遇周怡所作的诗，可见他们一见如故，时间在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前，至隆庆二年（戊辰1568），前后有二十六年了，是“二纪余”。

《顺德遇周讷溪推府》（《赵文肃公文集》）

襄国城中水满池，拂尘倾盖遇新知。柯间好鸟鸣青蒨，阶下幽兰长碧滋。于今宦达多丰屋，他后遭逢见素丝。门外骊驹歌莫促，待予倾醉当相思。

对于本朝的学术定论，作为南京礼部尚书改任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管詹事府事的赵贞吉，持有很大的话语权。周怡也因此向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朝学术，赖阳明王先生发千余年之秘，复阐明精一之义，使人心晓然知此生之大本，功德浩大，不可名言，彼有未知者，未知深思耳”。

从“而有力者诸公，尚于正议有乖，盖亦学术未一耳，皆俟我公定”可见，王阳明从祀朝中意见，没有达成共识，周怡要求赵贞吉能定夺此事。周怡在信中，又进一步劝说赵贞吉要下定决心定夺王阳明从祀之事，“公其深念而珍重之。公不定则天意将谁属也？公定之而众或哄然迷之，公可以谢责也”。

周怡对赵贞吉推心置腹说，前些时候存翁徐阶有示意，让我带话给你，对于王阳明从祀一事你要“早定其说”。如果你赵相公认为此事可以做，又是你礼部管辖的事，就可以得到皇上认可。周怡再三恳请赵贞吉谅解他，并进一步说“此非小子之言，天下同志之言也”。

周怡接着谈到自己复出，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为位秩之欲崇”，谈到他赴任海邦的情况，“夙夜勉斯，思欲补过，今又将及期矣”，本想致仕还乡，但大家认为此法不妥。周怡同赵贞吉谈到他目前极差的身体状况，“于揖拜不能径起，坐卧不能自起，目己无光，耳于微言久不能听，心思昏惑，瞬息遗忘，此言无一毫敢欺”，说自己从来不怕劳苦事，感觉“今者一年来实见其难”，一些年龄比他大的尚能耐劳，可能自己是“伤于前而衰早者”。周怡在身体极其差的状况下，还念念不忘王阳明从祀之事。

《奉赵大洲相公》（《讷溪尺牍》卷三）

奉违二纪余，去秋复得领教。我公养益纯粹，见益坚定，学问大成，真能肩天下大任，不负玉成者矣。迩受皇上特知，置诸左右，其望朝夕纳诲，又岂减于前哉？盐梅舟楫，今其时也。我公早夜亦尝思古人际遇如何？孔孟不遇，一遇必有所发见，盖其学然也。其格心之功不在言说，言说亦无非此意，此处一转，则无不随之转矣。次者有国是亦所当定。大学不明，人持私见，无足怪者，有巨人一定其说，则众言自不敢淆乱矣。

本朝学术，赖阳明王先生发千余年之秘，复阐明精一之义，使人心晓然知此生之大本，功德浩大，不可名言，彼有未知者，未知深思耳。薛文清公卓行大节，固不容言，若夫源流精一，即白沙氏亦尚让直截。今一时并举，诚盛事也。而有力者诸公，尚于正议有乖，盖亦学术未一耳，皆俟我公定。公既南矣，而天意特复于北，未为无意于斯道也。公其深念而珍重之。公不定则天意将谁属也？公定之而众或哄然迷之，公可以谢责也。然天既佑道，必无此事。

昨存翁有示，欲小子致言我公早定其说。公意盖欲付之公是，在渠可默主之也。此意甚嘉，我公其谅之！此非小子之言，天下同志之言也。我公其谅之！

怡不肖，废弃二纪，复荷殊恩，不敢不出也。岂敢为位秩之欲崇哉？前者不良于言，触犯圣怒，斥逐海滨，固其分也。但至今反覆思之，只欲报恩，心既少尽，则逐之远之，吾又何知哉？

去秋赴任海邦，即不量驽力，希走千里，夙夜勉斯，思欲补过，今又将及期矣。顾年力已哀，精神不足，勉欲为驹，不顾其后。今则颠蹶不振，虽欲前奔，徒费鞭策不能矣。力之不足，奈何春间尝陈情于抚按两院，莫我肯恤，屡章有疏，欲自陈之于上，知爱者咸曰：“方以罪逐，非可以自便。”时抑伏至今，于揖拜不能径起，坐卧不能自起，目己无光，耳于微言久不能听，心思昏惑，瞬息遗忘，此言无一毫敢欺。方欲洁心虚虑，竭诚奉告，又为不实之言，自取欺诳，何敢望公之听耶。

仆平生于劳苦事，颇不见其难，今者一年来实见其难，年亦有过我者尚能耐劳，仆则伤于前而衰早者也。惟公其念之教之，俾知所俟，不至大迷，为士君子羞，是望。

周怡写给赵贞吉的另一封信，首先道出了他们同为阳明心学推崇者之原由“道之将行，必有知遇。世之知遇，多出众情”。对当时“圣学道淫”很担忧，且后人把与朱熹齐名的陆九渊的“心学”当作禅学，是“良可哀也”。

他谈到了“本朝赖有王阳明先生，直以'致知’发明，'精一’晓然，使人心复明，皆知天人一本之义”，其功德就不比治水的大禹小。况且元代以外夷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尚有吴澄和许谦两位大儒从祀孔庙，明朝有“吴（与弼）、陈（献章）、薛（瑄）、胡（居仁）诸君子相继而出”，而以王阳明为“最著”。周怡因此发问，难道二百多年的明朝，文化发展上还不如元朝？他认为“阳明先生之学，愈久愈明”。

周怡进一步说，现在有你“等高明当国”，要当定则定，“虽然众论纷然，不早定则疑似广而事败。惟公一定之，则大老允从，众言自息”。这样能起到“亦欲正人心，以息邪说尔”的作用，况且发扬广大阳明心学，就是你的期望啊！从“大老近有示，云小子促公速正之意，欲公收功也”来看，周怡是带着内阁首辅的示意，来劝说赵贞吉快快拿定主意，尽快把阳明从祀之事定下来。

《又（奉赵大洲相公）》（《讷溪尺牍》卷三）

道之将行，必有知遇。世之知遇，多出众情。惟公一诚格天，独结主知与帝寮之梦同者，公之报也，岂亚于说命哉？积诚感孚自有不俟言说，而意已默移，入告于内，非外人所闻者，必有至德要道，愧无由知之尔。圣远道湮，学术不究精一之旨，競从外索。孔、颜、周、程心法，至陆象山而直截指出，后人竟以象山为禅学，良可哀也。

本朝赖有王阳明先生，直以“致知”发明，“精一”晓然，使人心复明，皆知天人一本之义。俾圣学如日中天，此其功德不在禹下。元人以夷主中夏，不百年间，乃有两人从祀孔庭。我国家重立中华，复古帝王大业，崇正学，迪正道，复古圣人大学，中间得人颇多。吴、陈、薛、胡诸君子相继而出，至王氏而最著。今纪年二百有余，圣神继世，愈长愈盛，群贤满朝，正论侃侃，乃友各私其见，远让元人，亦何不尊本朝哉？

阳明先生之学，愈久愈明。百世以俟，圣人知必不惑。惜有公等高明当国，而正论若诎，窃为未满，其激发者则曰：“大洲先生进，而此论不定，可疑也。”其浑厚者则曰：“大洲先生自有定论，姑逊顺而徐决之，不欲自主其功也。”虽然众论纷然，不早定则疑似广而事败。惟公一定之，则大老允从，众言自息。夫岂以从祀荣一王公哉？亦欲正人心，以息邪说尔，发明斯学之功，非公望而谁望哉！大老近有示，云小子促公速正之意，欲公收功也。公主上特知，人安无取异同，此公宜默定之。

《奉赵大洲宗伯》应是隆庆元年九月后，周怡到山东写给赵贞吉的信。

《奉赵大洲宗伯》（《讷溪尺牍》卷三）

吾丈天挺人豪，世习不染。硕德宏猷，古之遗直，今鲜俪也。殆天授我圣皇良弼，成大有，为嘉绩，故久逸而复出，南迁而复入也。非天启圣衷，寤寐不忘，其何以示人之显如是乎？万方瞻仰，在此一行。吾丈其亦以自慰素志乎？人不必适，政不必间，大人作用，素自有道，岂吾人所能知乎？然天地之道，为物不贰，故生物不测也。圣贤家法，尝不外此。转移斡旋，岂曰小补。培国家之元气，定士大夫之正志，俱于此为系。不肖辈闻之，踴躍不胜，臯虁伊周应不专美。

怡窜伏海滨，自新无能，惟拭目洗耳，以观听我公之动定，自慰快已耳，言不尽意。

万士和（1516-1586），字思节，号履庵，江苏宜兴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改庶吉士，授礼部主事，改南京兵部，迁江西佥事，贵州提学副使，进湖广参政，迁江西按察使，广东布政使，拜应天知府，迁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隆庆二年正月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寻改礼部左侍郎，张居正殁后，起后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十三年(1585)卒，年七十一，谥文恭。有《履庵集》《续万履庵集》《万文恭摘藳》。

周怡的墓表《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讷溪周公墓表》，就是万士和所撰。《与万履蓭少宗伯》是万士和任礼部侍郎（少宗伯）时写的。

在信中，周怡谈到王阳明从祀孔庙之事。作为在隆庆二年任礼部左侍郎的万士和，对于王阳明从祀孔庙所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周怡在此信中向他传达了一个信号是内阁首辅“大老有意”，“只要大洲公决之”只等礼部尚书兼输林院学士协管詹事府事赵贞吉下决心了。他同万士和同样谈到元代有两人从祀孔庙了，明朝开国到现在，没有一人从祀孔庙。

孔庙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殿堂，古代中国，读书人最高的荣耀，不是考中状元，不是贵为帝师，而是去世以后能够入祀孔庙。自汉至清的两千年中，在孔庙享受祭祀的共有一百七十二位。这些人中，宋代仅有五人，明代仅有四人，清代仅有三人。明代从祀孔庙的四人，分别是薛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四人之中，第一个入祀的是薛瑄。他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明儒学案·河东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瑄》载：“先生出处大节，岂后学所敢轻议，而尽美不能尽善，所云连得间矣。成化初，谥文清。隆庆五年，诏从祀孔庙，称先儒薛子。”为明朝建立以来从祀孔庙第一人，在隆庆初年，朝廷上下对于薛瑄从祀的态度，周怡言“薛公践履，人皆不疑是矣”。

周怡认为“阳明道脉，百世以下不可诬也”。而王阳明从祀孔庙的道路，是曲折的。他言朝廷“中有不协者，皆明世人才，第各存其见，未之反思耳”。希望他能力挺此事“惟公力赞之”，虽然过程有些阻力，还希“公其深思之”。

《与万履蓭少宗伯》（《讷溪尺牍》卷三）

阳明先生从祀一节，大老有意，只要大洲公决之。夫以元人主中华不百年而两举，本朝大明正学，如日中天，二百余年不肖主张，良可叹也。后有作者，其为今日人才为何？

薛公践履，人皆不疑是矣。阳明道脉，百世以下不可诬也。惟公力赞之，中有不协者，皆明世人才，第各存其见，未之反思耳。我公其深思之。

隆庆元年夏天，万士和曾在南京“城外领接”周怡。周怡对他印象深刻，很是敬服。从“都宪”称呼来见，此间万士和的职务是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周怡称自己“浅中躁见，不能忍狂，心切图报”而“上格斥之海滨”后“不敢怠荒期”，告知万士和他不恋禄位，想引退去“阳羡深处”。他对万士和寄予很高的期望，后来万士和在仕途上的发展，确如周怡所料。

《与万履蓭都宪》（《讷溪尺牍》卷二）

夏初留都，城外领接，德辉不言而饮人以和，其中立不倚，万夫莫夺之勇，默默然自立，懦而敦薄。敬服，敬服。兼德爱勤惓惠贶无已，惟有中藏不忘而已。古泉公进又辱教札嘉笔之锡。深感，深感。

仆浅中躁见，不能忍狂，心切图报，不能积诚。上格斥之海滨，已为幸免第愧明时不能对扬为冠裳羞。兹来东方，夙夜黾免不敢怠荒期，少知省惕，即可引退，决不久恋禄位。大辱知厚，比来深觉不诚。生平多幸，所至人恶，小懲大戒，此何幸之至也。所喜中无包蓄，罪在空疏，知我者不敢悖，罪我者不敢尤，世情中真无所用，出王游衍，不敢得罪鬼神而已。自兹卸殁，尚愿窃逋于阳羡深处。仰赖我公之收纳，不识允否。公无表裹而鉴裁素定，望日崇而任，且日重尚力肩任，以答天下之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