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本文整理自12月24日晚，伏羲师范赵成刚老师在家长课堂的讲稿。主要包括三部分：1. 一个好学校首先要有好的理念、好的老师 本文长度9880字，建议阅读15分钟 2007年，一部叫《恰同学少年》的电视剧上映，片名就取自主席的《沁园春·长沙》中的句子。这是一部反映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电视剧，这是一部让人看了一眼就不能释怀的电视剧，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励志片，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佳片，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红色青春历史剧。
这部电视剧，没有一位知名的演员，但它却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永远留在了每一位看过此片的观众的心底，让他们受到了永久的熏陶和教育。这部电视剧实在是完美到无懈可击，无论是场景营造，还是台词锤炼，无论是演员挑选，还是演员演绎，都完美至极。没有一句累赘的台词，没有一处狗血的剧情，没有一个多余的画面。每一帧画面，每一句台词，每一处剧情，都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和难忘。一所充满魅力的学校，一群志同道合的师生，在小小的第一师范，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和世界，实在是令人钦佩。什么是朝气蓬勃？什么是器宇轩昂？什么是穷且益坚？什么是豪情万丈？什么是腹有诗书？什么是胸怀天下？什么是上下求索？在看完了《恰同学少年》，我好像找到了答案。第一师范的老师和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是答案，就是标准，就是规范，就是模范。20集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是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它以近于完美的艺术形式再现了“五四”运动前夕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峥嵘岁月，热情讴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青年和以孔昭绶为代表的优秀教师。从表层看，它所反映的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如何读书立志，教师如何为人师表，学校如何办好教育；从深层看，它对于引导观众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正确认识党的领袖，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教育意义。观看本片，一定会给观众以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对于各位家长、老师和学生。今天我们来重点分享其中，关于如何办好一个学校，如何培养有志有识之士的内容。教育救国未必可行，但培养救国之才离不开教育，湖南一师没有直接地实现教育救国，但是她培养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才，通过这些人才间接地实现了教育救国的梦想。一个好学校首先要有好的理念、好的老师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之所以能培养出一大批报国之英才，如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罗学瓒、陈昌、张昆弟、李维汉等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和杰出战士，与当时这所学校把教育看做立国之本的理念分不开。片中多次出现校长孔昭绶语重心长谈他对于教育的认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把教育二字放在首位，何谈国家之发展，何谈民族之未来？开民智、兴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这才是民族生存的根本，中华强盛的源泉啊！”正是基于把教育看做民族强盛的根源，所以他们坚决拒绝教育商业化。孔昭绶说：“我们办教育，本来就要多招那些贫而有志的青年，要是把招生当做生意，只顾收学费，从学生身上发财，那学校还成个什么学校？教育还成个什么教育？只剩下铜臭了。”这样的教育理念，今天听来可以说是言犹在耳，震聋发聩！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教育工作者是真心热爱教育，真正地在做育人而不是育分的工作？前几天那个新闻，一个00后教师，竟然因为无休止地被上级要求写材料加班，反而不能安心地搞教育，最后导致崩溃跳楼自杀，这些事例也在警示我们，回归教育的初心和本来，让那些与教育关系不大的形式主义尽快去除掉。比较讽刺的是，网上有人预测这事发生后，当地的后续动作应该是让所有老师再进行一次心理培训，然后再加班写材料，也就是写学习体会。果不其然，随后的安排不幸地被言中了，整个事件并没有引起深刻地反思整改，反而演化成了一出闹剧。当年的湖南一师正是因为秉持这种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教育理念，才聚起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师，他们把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视为己任。其中尤以杨昌济先生为杰出代表。片中杨昌济在同一师学生讨论志向时直抒胸襟：“昌济平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悄然遁世，不问炎凉，愿于诸君之中，得一二良材，栽得参天之大木，为我百年积弱之中华撑起一片自强自立的天空，则吾愿足矣。”要落实这种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教育理念，湖南一师的校长和老师们具有不落窠臼、慧眼独具的执行能力，有一颗爱才之心和鉴才育才之能。片中有三场描写杨先生鉴才术的好戏，真是令人拍案称奇。一是杨昌济点评毛泽东、蔡和森入学考试作文时所表现出的见璞知玉的敏锐目光。对于毛、蔡二人作文谁更优，主考阅卷的国学名师袁吉六先生和年轻气盛的黎锦熙老师争执不下，校长请杨昌济来裁夺。杨认真阅研毛、蔡的文章后，指出：文章之结构、理论之严密，尤其是遣词用字这些细微之处，毛不及蔡，然而毛文“越看越有一股压不住的勃勃生气”，他得出的结论是：“文采华章，固属难能，而气势与胆识，才是天纵奇才之征兆！此子笔下虽粗糙，胸中有丘壑，如璞中美玉，似待磨精钢，假以时日，当成非凡大器。”杨的结论一语中的，使毛泽东的文章得到普遍首肯，被改评为第一名。这一段情节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苦难深重的中国其实并不缺乏有文采有才思的人才，缺的是有胆识与气势的人才。才华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救国救民来说仍然是第二位的，必须得有那种勇敢担当、目光如炬的奇才才能领导人民闯出一条生路。二是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评价有独辟蹊径的深邃见解。任课老师们有的说毛泽东聪明且勤奋，有的说他聪明但不勤奋，有的说他不聪明但勤奋，还有的说他又不聪明又不勤奋。而杨昌济则从分析当时教育模式的弊病入手，主张不应企图把学生培养成全才、通才，否则会使学生优秀个性被湮没。他指出：“毛泽东肯思考、善思考，从来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修身成才，而是把自己的学业，自己的前途、未来，与社会之发展、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身无半文而胸怀天下，砥砺寒窗而志在鸿鹄’”从而使毛泽东这个特殊人才引起全校老师的高度重视。这就涉及到我们评价学生的一个标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提的多把尺子量孩子，不能一把尺子量学生。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主流思维就是一个——分，分好就是好学生，分低就是差生。全然不管孩子的品德、思想、体育、劳动、美育等等。而且这个分哪怕是衡量智，也是很不够的，只能检验解题拿分的能力，而无法考察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等，如果按今天的标准，连毛主席都不能算是一个优等生，甚至连合格生都够不到，因为他严重偏科，数学英语比较差，语文哲学历史又极强，还经常跟老师顶牛，更有甚者后来换了的张干校长，还被他带学生们给赶走了。当然，在今天，毛主席的许多做法可能不太适合时代特点了，但是其中的内在逻辑我们还是要研究学习的。还有一件事，湖南一师曾经搞过一次学生互选活动，而杨昌济对学生互选结果则可谓是料事如神。这场选举是学生对学生的一次投票评选，标准分为德智体三大项，还有人品、自治、文学、谚语、才思、胆识、体育等共十项。按常理推论，毛泽东和蔡和森得票应该差不多。但评选的结果出乎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的意料，唯独同杨昌济事先写在纸上的预测完全一样：“毛泽东得票第一，蔡和森一票不得。”杨昌济的神算完全是基于对自己学生的透彻了解。事实上是蔡和森主动退出竞争，当起了计票员。这种高明的鉴才之术，为毛泽东在一师顺利学习、进步，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我们看，湖南一师对于学生成长的标准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超前性，几乎与今天绝大部分的学校截然不同。同时，大班化的问题也导致老师们无法顾及到全班的学生。一般来说，三十个是一个极限，如果要管还不是只管分，还要管其他的这么多方面，恐怕更加挑战老师的能力、精力和敬业精神。杨昌济老师对毛蔡二人倾注了许多的心血，对他们的了解也是特别地深入全面，所以才会有那样精准的预测。而对于二人的将来，他更是极为看好，杨昌济把蔡和森视为与毛泽东同级别的青年才俊，并直言不讳地说：“毛泽东蔡和森将来一定会拯救中国”。1920年1月，杨昌济临终前，叫人取来纸笔，给章士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02学校是全面培养人才的摇篮时时处处皆教育长沙第一师范所以能使学生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敢于指点江山，主要因为它注重多方传道，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首先是传爱国之道。面对袁世凯卑躬屈膝，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校长孔昭绶将生死置之度外，向全校师生慷慨陈词，他大声疾呼：国人不能“浑浑噩噩，任其为之”，否则“中华之亡，迫在眉睫矣！”这样的校长，这样的清醒，这样的气节，对学生极具爱国主义的感召力。爱国主义精神本来是不需要论证的，今天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蒸蒸日上，跟百年前屈辱弱乱年代相比天翻地覆彻底改观了。但是，今天的崇洋媚外情况也不容小视，很多人热衷于出国留学或者移民海外，有的人是为了学成归来建设祖国，有的人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成功与幸福，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有一些人特别是高知群体极端地崇拜美化国外，言必称欧美日，对祖国呢则是另一副面孔，充满了鄙夷不屑，不相信也不正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这种人我们称之为香蕉人，黄皮白心，关键是他们还有不少的发言权教育权，还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如果老一辈的革命先烈教育前辈们泉下有知，会多么地震惊和痛心啊！当然，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中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所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们也不应回避，相反，这些正我们努力的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而不应该成为我们背离国家的理由，更不能无中生有诬蔑诋毁。这方面就不过多展开了，因为我们每周都有时政课堂，我们的老师们一直很注重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的熏陶培养，也对各种歪风邪气大胆批判，让孩子们不要被误导，而是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其次是传学习方法之道。学生怎么学？杨昌济先生在片中的论述非常精辟。他引用孔子关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名言，深刻论述了修学储能不可偏废的道理，指出：一个人如果光有能力素质，而学问修养不够，则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力；反过来，光是注意书本学问，却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知识就会变成死知识，学问就会变成伪学问，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剧中反映了毛主席不拘一格的学习方式，他不是只坐在书斋里读书写字，而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去经历风雨锻炼能力，比如不带一分钱去游学，带一群学生去把一大队的人马给缴了械等等，往往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手笔大动作。后来毛主席也说，人才就是要在大风大浪里去成长。今天我们办学呢，跟毛主席他们当年比当然就没有那么大胆，只有一些量力而行地尝试，毕竟这个年头有的学校连1500米都不敢让孩子跑了，课间十分钟都不让孩子玩耍奔跑。我们呢，主要是校内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尽量让他们们去策划实施，还有就是每周一次的户外徒步，以及社会调研和社会实践，偶尔地也会带到田地去种地等等，大一点的孩子还会让他们管理宿舍，检查卫生，带队外出等等吧。总之是手脑结合，尽量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动手动脑，协调矛盾，磨炼意志品质等。毛主席也就是在湖南一师逐渐地奠定自己对于学习方法的基本观念，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学习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一定是他自己切身体会的深刻总结，也非常值得我们的老师、家长和同学们认真领会和运用。第三是传授艰苦朴素、奉献社会之道。这就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人认为自己有钱有势穿金戴银是成功，但是湖南一师的老师们去以身作则地告诉同学们，人生的成功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蔡和森家境贫寒，看到同学刘俊卿剩下的一个窝头，觉得浪费、心疼，就捡来吃了，结果恰恰被返回来的刘看到了，一顿的挖苦讽刺，吵嚷得众人围观。蔡畅来学校看望哥哥，也被这一幕给气得直哭。这样一个尴尬难堪的场面，是徐特立老师来解围的，他走到人群中央，一言不发地从蔡和森手里把窝头接过来，掰开，吃了一口，笑着说：真香啊！然后又对着蔡和森说：“蔡和森，你要是不吃，我可就都吃了啊！”于是，两个人开心地吃起窝头来，全然不管他人的眼光和议论。徐特立同志当时虽然是省议会副议长、长沙师范校长，并兼三所学校课程，收入最多，但他身着补丁衣服，脚穿草鞋，吃学生食堂，从不坐轿子，连把油纸伞都舍不得买，把钱全部捐助了长沙县五美乡五美小学。有很多同学不理解，有人还给徐老师起外号：“徐大叫花子”“徐二镥（lǔ）锅”。片中孔昭绶校长知道了这个窝头事件后，坚决地支持徐特立老师，还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用徐特立的感人事迹教育全校学生，他说：“同学们，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富有？穿草鞋、打补丁、粗茶淡饭就是贫困？穿皮鞋、坐轿子、山珍海味就是富有了吗？自己不计较个人得失，尽己所能，让更多人得到幸福的时候，你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富有和快乐。就算你坐拥万贯家财，可是到了晚上，你就会发现，你并不快乐，因为你在精神上，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今天，许多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似乎被长期地误导了，走偏了：眼里只有钱，身上只剩钱！什么亲情友情、礼义廉耻似乎都不管不顾了，金钱至上，别谈感情，更不要提理想志向。可是，钱真的是万能的吗？在《恰同学少年》中，校长孔昭绶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讲话，或许就是解决我们关于金钱与人生意义的困惑的答案。徐老师后半生投身于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年过半百，57岁还毅然踏上长征路，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坚强的老战士”，毛主席还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是自己“永远的老师”。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克勤克俭，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不能不说与徐特立同志的影响无关。第四是传观人察事之道。孔昭绶逃走后，张干继任一师校长。他制定了许多死板、苛刻的校规，使思想活跃、生机勃勃的一师学生非常不满。结果张干被毛泽东组织的“驱张运动”赶走。对张干其人其事究竟应该怎么看？杨昌济一番肺腑之言令毛泽东非常折服。他说，张干的教育理念、治校方式，也许我们大家并不非常赞同，但当大家抱怨功课压力太重的时候，有谁注意到张校长办公室里每天亮到深夜的灯光；当同学们为催交学杂费而意见纷纷的时候，有谁想过，张校长在教育司、在将军府据理力争却毫无结果的痛苦；当同学们抱怨食堂伙食太差、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又有谁知道，为了让大家还能吃个半饱，张校长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怀表；希望大家不要光凭个人的好恶，不要以一时的冲动，不要单从个人的眼光、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一个人，因为那样作出的判断，常常有失公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专门将老病失业的张干接到北京，为当年的“驱张行动”向这位老校长道歉，并长期担负张干的生活与医疗费用。可以说，一师所传的多方之道，为毛泽东日后全方位具备领袖素质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为立志打下基础，立志的几个关键词立志并非易事，我们不能空喊口号，总是逼着孩子们去立志，但是对于立志的规律，立志的过程一无所知，从毛主席立志成长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总结几个关于立志的关键词。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感叹的说：“我们后来也成为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那时候，在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穿过山林，穿过湖泊，渡过江河。还创造了在雨中淋雨的雨浴，烈日当空的日光浴，强风吹来的风浴等等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寒冷日子里，我们依然露天睡觉，甚至于到了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十几年的行军打仗包括走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都是靠那时候打下来的身体基础撑下来的。”关于他和同学们一直摔打磨炼体魄和意志的故事，在片中都有详细的呈现，我们就不作过多展开了。1951年秋天，毛主席接见几位教育人士的时候，又一次强调锻炼身体的好处，并对他们作出指导：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少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所有学生必须锻炼身体。毛主席一直都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艰巨复杂的工作，才能胜任国家交予的责任，才能有所成就。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求学求学，其实是在求真知，求真理。他说：由真知而有笃志，由笃志而有实行。为了立志，需要求得真理；但是为了求得真理，本身就需要立下宏愿大志努力求索。毛主席在湖南一师的求索过程，可以给我们诸多的启发。毛泽东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之前，视野和心胸也很受局限。影片告诉我们，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以能由平凡成长为非凡，是因为他具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求新的欲望、不同凡响的个性和不甘服输的精神，以及胸怀国家和民族的远大抱负。他推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坚信“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国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1917年，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为求“真志”，青年毛泽东处处磨炼自己，或去一师后山妙高峰，“静中求学”；或去长沙人声鼎沸的南门口，“闹中求静”。他与朋友们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等大事。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批湖湘热血青年，建立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方针。他们聚集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纵论天下大势，讨论社会人生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呼吁民众大联合。为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出国“猛看猛译”。经过比较分析，终于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他为读书会的同学们提出了“三不”原则：第一，不谈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第二，不谈个人私事；第三，不谈男女之情。毛泽东的鸿图大志甚至常被一些同学嘲笑为“不切实际”，但他从不介意，依然故我。总之，在求真理的过程中，不能太功利、太关键，得让青年人有一个空窗期，人生有留白，让他从容地多方面地去探索学习，讨论研究，而不是一上来就是找什么工作啊？将来靠什么吃饭啊？天天想着吃饭想着生存，那这辈子最大出息就是吃饱饭，能活着而已了。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活着》，其实用一句去评价它，就是胸无大志。虽然很有些感人，但是在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志向不懂国家发展大势的人，就会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能活着就是一种幸运了。反过来，我们看无数的革命战士，无数的革命群众，跟着共产党挖地道（最近哈马斯又把地道战的背景音乐给奏响了，大家都开开玩笑说这个味就对了），搞土改，上前线搞后勤，等等，都是活得很充实很带劲的。一个是有共产党的领导，还一个就是大家不是个人奋斗，而是有一群战友、同志、老乡（现在很多网友也把哈马斯用地道战地雷战打以色列坦克的人也亲切地称为老乡，简直是中西合璧，相得益彰啊）。《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评价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兵权之剑，倚在史书之旁”。特里尔的评价，敏锐地抓住了毛泽东饱读史书、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喜爱之书。他说，“学习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中南海毛泽东藏书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购置于1952年，这套近4000万字的史书，陪伴毛泽东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图书管理员回忆说：“《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而不倦，学而不厌，全书全部文字至少读了一遍。”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晚年，毛泽东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读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统史书一般都是统治阶级立场，比如将农民起义一概污蔑为“匪”“贼”“逆”，而毛泽东不同，他站在群众史观的立场，提出“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抗战时期，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高度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解放战争中，为了实现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他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研读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思想，为后人树立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学习方法。1935年9月，历经艰辛苦战的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之际，毛泽东派人到当地邮政所寻找报纸。7月29日天津《大公报》一则社论和《晋阳日报》一条“阎锡山部队正进攻陕北刘志丹部”的消息，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他了解到刘志丹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徐海东的红25军也在那里。于是，作出了红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队伍会师的重大决策。就这样，中国的历史有了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彩篇章。延安时期流传一句毛泽东的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喜好读报。毛泽东的读报史可追溯到长沙。“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就是从这份报纸中，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以及他们的三民主义。此后，他对读报充满了兴趣。在新军当兵时，他每月只有7元军饷，扣除生活费，剩下的钱，他全部用来订报，“贪读不厌”。报纸，打开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推动他去思考报纸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称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有时候，他一天可以只吃一个烧饼，但是报纸不能不看，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报纸是贵的，根本不是一般穷书生能读得起的，他就只好在伙食费里去省去抠。《新青年》杂志面世后，毛泽东很快成为了它的热心读者，每天都在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中国问题。领导武装斗争后，毛泽东对读报的需求如饥似渴，红军每打下一个城镇，他都要派人到邮局搜罗一捆报刊，犒劳自己的“精神世界”。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刊数量更多、范围更宽，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的每日必读。正是因为长期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毛泽东一生对世界风云洞若观火，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当然，除了以上几个关键词，真理的立志还有许多的方面需要去努力积累，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几个关键词是毛主席与众不同的几大主要因素。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更值得各位家长和老师们去细细品味和解读。总之，在湖南一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里，毛泽东刻苦锻炼身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磨练意志以苦为乐；毛泽东的品格和才能迅速提升。通观全片，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毛泽东确实是伟大的，但毛泽东的伟大是令人信服地逐步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恰同学少年》给观众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虽然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期间没有完全地彻底地找到真理，也没有真正地立下明确的志向，但是这段求学时光，让他的思想、学识、意志、体质都上升了一个台阶，实际上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是对于后面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等到后来再去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接触南陈北李的时候，他能够很快地识别出共产主义这个真理并坚定地立志为之奋斗终生。同时，南陈北李也能够在众多的青年才俊有为后生中对他青睐有加，都离不开他在之前所经历的这一段砥砺求学的宝贵时光。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不当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恰同学少年》的启示2007-07-2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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