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863年12月6日，苏州太平军势力决定归降清廷，李鸿章作为主事大臣在苏州设宴迎接太平军的八大将领。 本以为是一场觥筹交错、主客尽欢的和谐场面，谁知八大将领刚刚入座，事前埋伏好的清兵就冲了出来。 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八大将领均数倒在了宴席之上，筷子还没动就已人头落地。 这场杀降事件被称作晚清“最残忍的一顿午餐”，更成了李鸿章人生中洗不去的污点之一。
01忠王李秀成欲说苏州太平军，就不得不提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本是广西梧州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因为年少家贫早早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一边在村私塾帮工，一边刻苦自学文化知识。 这段“帮工各塾”的经历让他养成了外柔内刚的性格，即使身处逆境，也总能不抛弃不放弃，心性坚韧。 这一点在他后来经历的种种大事变故上都能有所展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很多贫困农民开始信奉“拜上帝会”，洪秀全成了劳苦大众心中的“神”。 广西一带的百姓多加入其中，李秀成一家人就是最虔诚的信徒，他们或许不懂革命，却坚信这份信仰会是他们摆脱苦难命运的唯一途径。 所以之后太平军出湖南、攻武昌、下江南时，李秀成始终紧紧跟随，并立下了不少的功绩，一步步升迁，成了石达开的左右手。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 太平天国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清除异党的政治斗争，诸多将领深受其害，政权四分五裂，石达开更是出走天京。 一时之间，内部出现了“用兵无人，领兵无将”的局面。 这期间清廷频频出兵围剿，却没有能带兵抵抗的将领，以至于太平军节节败退，镇江、瓜州等地先后丧失。 李秀成不愿意局势继续乱下去，便上书请求洪秀全“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以肃正朝纲”。 却遭到了洪秀全的斥责，还被革除封爵，幸亏朝中诸多官员替他据理力争才恢复了官爵。 李秀成深知集团不能继续坐等清军进攻，便自请带兵去帮各地解困，以安民心。
1858年，李秀成联合东西路、九洑州的太平军同时出击，顺利攻克了清军的江北大营，一共歼敌数万余人。 还乘胜追击收回了江浦、扬州、德兴等地，史称“太平军二破江北大营”。 此次大捷使太平军一改天京事变后的军事颓势，天京重新打开了对外联系的局面，沉重打击了清军。 咸丰帝气恼之下都撤销了江北大营的番号，可见此战对清廷的重创有多严重。 之后李秀成乘胜追击，带领太平军赢得了三河大捷。 一场场战事的胜利，一处处失地的收复，成功帮助太平天国化被动为主动，有了和清廷继续对抗的资本。毫不夸张的说，李秀成帮太平天国又多续命了好几年。 李秀成在外拼命厮杀、战功累累，洪秀全却封了自家族弟为王，朝中很多人都替他不平，其中一个已经归顺清廷的前太平军将领还写信劝降李秀成。 此事传入洪秀全的耳中，便不管真相与否先扣押了李秀成的家眷为人质。那段时间李秀成一边担心家人，一边艰苦作战，始终不曾变节。
或许是他的表现打动了洪秀全，也或许是洪秀全不愿意落人话柄，终于打消了疑虑，亲写了“万古忠义”四个大字赐予李秀成，还封其为忠王。 稍微心性软弱一点的人多半就沉溺其中了，李秀成却难得的清醒，提起这段封王事迹时只说：
可见他深知洪秀全并没有真的对他放下戒备，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暗流涌动。 1860年，清军的江南大营出兵围剿天京，李秀成再次自请出京迎敌。在他的布局谋划之下，成功大破江南大营，江南一带的州县被其收入囊中，苏福省由此建立，苏州自此归入李秀成的管辖之下。 02 苏州太平军早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内忧外患，再加上朝廷奢靡无道，苏州当地的赋税极重。李秀成占领苏州后，特意颁发了“着佃征粮”的政策，减轻了农民的田赋。 还响应百姓的需求，给他们分发田地，租田一律概自产，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收成终于不再重重上缴，可以留作自己的储备粮。待到粮食成熟，苏州就出现了“稻队蔽场，无路可走”的丰年景象。 除了帮助百姓恢复农业，李秀成还鼓励发展工商业。为商户提供本金，等到货卖之后再归还七成本钱，没有额外的高额利息，很快苏州就“百货云集，盛于乱世倍余。” 太平天国运动之初的理念便是实现天下为公，人人丰衣足食的太平局面。后世常说这种理念过分理想化了，且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后续背离了初衷。 但李秀成最初参加革命便是相信太平军能带领他过上好日子，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实现这场盛世，为此始终初心未改。所以苏州就成了他理想照耀下的一寸净土，承载了最美好的希冀和祝愿。 清廷视太平军为第一心腹大患，李鸿章一直是围剿的主力军，从1963年开始他便将攻陷的矛头对准了苏州。
起初李秀成驻守苏州，巩固城墙，增设大炮，将苏州打造成了铜墙铁壁。李鸿章的淮军曾多次和苏州城的太平军交火，却久攻不下，伤亡惨重。 后来，因为太平军其他地方接连失守，李秀成被派往别处支援，不得不离开苏州。他走之前将自己的心腹谭绍光留下来镇守苏州，郜永宽等大将辅助。谁知郜永宽等将领存有异心，不愿意服从谭绍光的命令，在军政大事上总是和他对着干，消极应战。 李鸿章得知他们不和后，便派人联系郜永宽。确定郜永宽有投降之意，当即生出了一计，意图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 李鸿章先是约郜永宽秘密谈判，但一个怀疑对方是否诈降，一个担心对方事后过河拆桥，互相戒备，以至于谈判数次也没能让彼此完全打消疑虑。 最后郜永宽急于投降，便先一步表忠心，杀谭绍光做投名状。 1963年12月4日，郜永宽联合其余七名有反心的将领前往谭绍光家中开会。趁谭绍光不备便拔刀砍去，其余人彷佛得到信号般一拥而上，将其残忍杀死并割下头颅。 为了斩草除根，郜永宽带人大肆捕杀谭绍光的部下，直到第二天天明这场屠杀才告一段落。随后郜永宽迫不及待地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还上交了谭绍光的首级。 李鸿章确认谭绍光及其部下已死，心中便有了打算。 12月6日，李鸿章以设宴款待的名义邀请郜永宽八人，他们欣然赴宴。 酒席间，李鸿章按照约定对他们几人封官嘉奖，还拿出了红顶花翎的官服让他们接收。 谁知八人刚要上前拿衣服，突然冲进一群士兵，二话不说就拔刀砍来，郜永宽等人反应不及，当场被乱刀砍死。 他们以此手段坑杀了谭绍光，最后也落得了同样的死法，很难说不是因果报应。 不过两日之间，城中大将尽数被铲除，李鸿章不费吹灰之力便收服了苏州。 此次事件又称“苏州杀降”，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在苏南根据地的全盘覆灭，加速了清廷剿灭太平军的步伐。 03 苏州杀降李鸿章降而后杀的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赞誉的，也有不满的。 清朝统治者对此自然是满意的，消息传回朝中后，曾国藩第一个站出来对李鸿章竖大拇指，赞曰：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将领皆是叛臣，谭绍光这样的誓死抵抗者该杀，郜永宽这等投降叛变者更该死。与其招降后担心再次反叛，有被刺之风险，还不如一举灭之，李鸿章做事果断，很值得肯定。
而李鸿章自己也觉得做法没有不妥，在给母亲的家书中便提到了此事，称“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实乃消除了变生肘腋”。 但此事却引起了常胜军戈登的强烈不满，常胜军是太平天国后期，清朝出资请英法等外国雇佣兵组建的武装力量。 李鸿章攻打苏州时，常胜军就一直协助配合。 当时的指挥官是英国人戈登，是他察觉了郜永宽有投降的想法，也是他联系双方协商投降事宜，最后李鸿章却背着他诱杀了郜永宽等人。 戈登对李鸿章这种杀降的行为十分不齿且愤怒，刚知道此事后气得要提枪和李鸿章讨说法。却没能联系上他，越发忿忿不平，索性和李鸿章“绝交”了。 戈登带着常胜军离开苏州，并向英国驻华公使去信，严厉指责了李鸿章的行为，要求英国政府强令李鸿章下台。 还要常胜军脱离中国政府的调遣，此后不再帮清廷打仗。 上海外国领事馆的官员和侨民们也都加入其中，对李鸿章进行抵制，大有推翻“中外和好”局面的意思。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李鸿章也有些猝不及防，急忙向朝廷陈情利害。
这番说法成功赢得了朝廷的支持，朝廷下旨明确肯定了李鸿章的行为，还指责戈登反应过激，大有“意殊颇测”的嫌疑。 清政府少有的硬气一回，反而让英方有了忌惮。 最后双方协商，由李鸿章出面发声证明戈登不曾参与杀降，还他以“清白”，戈登便不再追究此事，风波得以平息。 说来好笑，先不论李鸿章的行为，戈登对杀降一事反应如此激烈，大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发声，维护人道主义的意思。 还有一众外国人跟着帮腔，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李鸿章。 但事实上，戈登在意的不是郜永宽等人的死活，而是此事对他的风评影响，其中的人文关怀实在少得可怜。外国使团们就更不用说了，无非是打着维护正义的名义想从中谋取利益，借此来美化他们侵略者的身份。 说到底中国的内忧外患，他们本就是始作俑者。
至于说如何看待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后世对此多有研究和说法。 史料显示，李鸿章和郜永宽等人协商投降事宜时，郜永宽曾狮子大开口，要求事成后“添立二十营和奏保副将以上官职”，总之要的很多。 此外他们放清军入苏州城时，并未剃发续辫，还在城中驻兵戒备，大有反降的风险。 所以李鸿章坚定了杀他们的决心，一切都是大势所趋。 结语其实换种角度看苏州杀降事件，会觉得“全员恶人”。郜永宽身为太平军将领却临战变节，坑杀主将以讨好清军，还贪得无厌的索求官职赏赐。 这种既要又要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很难让人对他们的死生出多少同情来。
李鸿章也不地道，毕竟自古以来便有降者不杀的传统，他既然担心郜永宽等人有诈降的嫌疑，大可不与虎谋皮。事后也不是只有杀降一条路可以选，囚禁、关押、遣散余部无不可。 上来就整出鸿门宴，也不怪世人骂他，多添了一处污点。 总而言之，恶人自有恶人磨，苦的只有誓死与苏州共存亡的谭绍光，及一心想建立大同盛世的李秀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