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政治中基础设施的理论化  作者：Christian Bueger，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关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全球海洋政治和海上安全；Tobias Liebetrau，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大国竞争与科技发展、海上基础设施；Jan Stockbruegger，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海上秩序。 来源：Bueger, Liebetrau and Stockbruegger. "Theorizing Infrastructures in Glob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3, Vol.67, No.4, published online. 导读 近些年学者们对基础设施的研究激增，使之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概念，但是当前的研究还缺乏连贯的研究逻辑。当前的相关研究碎片化且缺乏共同的研究方向和目的。一些学者对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分配性和战略性影响感兴趣，另一批学者则受到了地理学、人类学、科学技术研究和组织研究中基础设施研究浪潮的启发。他们认为，基础设施既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又由政治构成，并塑造全球事务的可能性条件。 该文对当前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设施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作者将当前的基础设施研究分为三类：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化和基础设施主义。作者随后在文中对这三类研究的关键理解和核心问题进行对比分析，以探寻基础设施问题到底是理论概念还是经验现象。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基础设施在当前的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全球政治、全球市场和金融交易越来越依赖数据基础设施；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网络越来越需要不断扩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解决气候问题需要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推广。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国家影响力。而美国则将支付基础设施（如SWIFT）和其他技术基础设施武器化，以保护本国利益。可见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当中的重要议题。 基础设施相关研究基本都同意基础设施支撑、创造和维持国际政治结构。研究基础设施可以为人们提供关于国际政治如何构建、这些结构如何出现和演变以及它们与其他行为体和进程互动的多种方式提供新的见解。基础设施理论家多关注结构效应（即基础设施如何塑造和调节行为）以及基础设施过程和关系（即基础设施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设计、竞争、改变、使用和维护）。然而，学者们对基础设施是什么、基础设施如何构建国际事务以及如何理论化世界政治中的基础设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作者将其总结为三种理论风格（见表1）。 第一种理论风格将基础设施视为评估和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证案例。政治具有能动性，围绕基础设施发生——即行为体将基础设施作为世界政治中的特定对象来建设、使用和管理的场所。作者将之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理论 第二种理论风格将基础设施解释为脆弱的社会物质纠葛和关系的过程，涉及物质和非物质和观念元素。该理论风格通过从其他学科引入的框架和词汇（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或聚合思维（assemblage thinking）来对基础设施进行理论化。鉴于该理论对实践的关注，作者用“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ing）理论来描述这种风格。 第三种理论风格并不推进或发展先前的理论，而是渴望发展替代性的理论词汇。其目的是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普遍的分析概念和方法来推进，以阐明脆弱的政治结构和关系的形成和维护过程。在这种风格中，理论化的目标是探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及其固有的力量。作者称之为“基础设施主义”（Infrastructuralism）。 表1 基础设施理论化的三种理论风格  该文认为，“基础设施主义”这一类理论化尝试，代表了新型的理论形式。它不是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竞争的范式，而是试图开发新的理论词汇和方法，通过阐明支持世界政治的社会物质安排，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基础设施主义借鉴了实证研究，扩展了其他两个理论风格的关键理解。此即“基础设施”研究关于行为体战略性地、有目的性地建造和使用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化”关于这些（基础设施）结构具有地社会物质能动性地理念和权力，具有流动的、有争议的和容易变化的特性。 以下是作者对于基础设施研究三种理论化尝试的分析。 “基础设施”研究：对象（objects）和行为体（actor） 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量研究关注于促进跨境流动、互联互通和经济交易的大规模技术系统。学者们在早期探索了电信、邮政、航空和航运系统对于19-20世纪世界经济互联互通过程中的作用。近些年学者则关注数据技术、数字和金融流动、地缘政治目标如何塑造全球供应链以及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些研究中，基础设施被狭义地理解为物理结构和物质网络，例如电信、邮政、航空或航运，这些设施本身不具有政治性，而是政治的“对象”（objects），被行为体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基础设施的主要功能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搞笑的全球互联互通。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治理，学者们认为治理基础设施对于相互依存和正常运转的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建设基础设施不仅成本高昂，而且还会引发影响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各国需要在关键基础设施的集体供给和治理方面进行合作，以促进解决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存在的问题。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具体来说，行为体会战略性地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础设施，以追求政治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基础设施的扩张放大了美国的强制力。美国通过诸如SWIFT等支付基础设施将伊朗等敌对国家与全球金融体系隔离开来，形成了对依赖基础设施的行为体的强制力。 国际关系“基础设施”研究的新兴实证案例是绿色能源转型的基础设施以及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学者们对于各国如何建设、自主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高端计算机和芯片技术，如何拥有和控制它们以及如何治理和监管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总而言之，“基础设施”研究主要将基础设施理论化为相互依存政治中的国家政策工具。它通过借鉴和扩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传统理论来论述这些观点。基础设施被理解为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全球流动的物质网络。基础设施兼具政治影响，因为行为体利用它们来增加影响力并促进个人或集体利益。 “基础设施化”研究：进程（processes）和实践（practices） “基础设施化”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学者们将基础设施概念化为社会物质纠缠和关系过程。他们认为认为基础设施除了物质存在，还包括认知和文化因素。因而，基础设施研究涉及了更广泛的经验现象，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外交等。 一些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嵌入政治之内。基础设施本身也具有政治力量和能动性，因为它们通过规定和定义具体的行动和限制来塑造和组织行为。基础设施被理解为流动且脆弱的，在其内在结构的驱动下，与其他力量、实践和行为体相互作用。 “基础设施化”研究还借鉴了制度主义和非物质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去理解只是生产的过程。学者们用“认知基础设施”（epistemic infrastructures）一词来讨论知识生产、专业知识以及知识向政策转化的内在机制。 理论化基础设施进程的学者关注政治和权力的生成形式。 他们调查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和限制行动，包括某些行为者如何获得权力、权威和合法性。一个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基础设施关系如何促成和约束政治秩序。重点转向考察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使用和维护如何通过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断复制和改造社会物质关系来产生政治效果。 总之，“基础设施化”研究关注政治和权力的生成形式。他们关注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和限制行动，包括行为体如何获得权力、权威和合法性等。其核心问题是，基础设施关系如何促成和约束政治秩序。因此，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使用和维护成为重点。这些进程如何通过在基础设施这个载体不断复制和改造社会物质关系来产生政治效果。 “基础设施主义”：从底层构建社会物质关系 “基础设施主义”核心观点是，基础设施参与创建了秩序：它们通过提供支持和限制行为的交互网格，从底层塑造和稳定复杂的系统和流程。因此，伦理、文化乃至生态系统等自然现象也具有稳定和组织社会物质安排的潜力，具有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研究的价值。因而基础设施就变成了更加通用的概念，并形成了新的理论范式，即基础设施主义。 基础设施主义在理论层次被用来与建构主义进行比较。基础设施主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提供了一种基于技术哲学和系统论的新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体论上，基础设施主义与新结构主义相似：根源于物质性，结构被视为脆弱和流动的，以日常时间和社会物质关系为基础。本体论上，“基础设施主义”和“基础设施化”有很大的重叠，二者都主张基础设施在特定条件下构建和制定结构。二者都主张研究微观层面的过程，以创建宏观结构和现象（如国际组织、国际法或全球金融），超越“基础设施”研究的物质和非物质二分法观点。 作者认为，“基础设施主义”重视基础设施的三个过程：建设、使用和维护。理解基础设施的设计、规划和建设过程，可以为国际体系（制度和组织）的演变和变化提供新的视角。这不仅需要考虑有形的基础设施，还要考虑其中的关系部分，包括规划、设计和更换基础设施的复杂政治过程。研究使用基础设施的过程，可以理解常规状态下存在的问题。这使得人们关注基础设施中的物质权力效应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实践。第三个过程关注对基础设施老化情况的维护和修理，作为具有坚实基础的强大系统，基础设施不会被轻易改变。对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修复对于防止其内源性衰退和提高其低于大规模外源冲击非常重要。国际关系研究多关注于新结构、规范或制度的“制定”，但对已有“基础设施”是如何维护以及维护什么的研究则比较少。 结论：作为焦点和基础概念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日益影响全球生活。国际行为体广泛使用甚至“武器化”基础设施来实现政治目标。研究基础设施也为理论化和重新考虑国际联通的性质、重要性和过程提供了新的机会。基础设施研究正在成为不同既定理论视角（“基础设施”研究和“基础设施化”研究）的重要综合焦点，并作为国际理论（基础设施主义）的新概念和方法论途径。 “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对基础设施最切实、最具体的理解，即物理网络，在贸易、金融、通信和其他领域创造结构性相互依存。这种理解可以直接适应并整合到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并对国际关系现实进行回应：基础设施网络的扩张带来了治理挑战，并且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武器）。研究基础设施对于阐明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治理问题和地缘政治至关重要。 “基础设施化”研究则认为基础设施不仅是被动的结构化物质系统，它们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基础设施化”学者通过建构主义、批判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将基础设施概念化为社会物质纠缠和关系的过程。因此，基础设施具有社会性，以及它们能够由社会和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规范和规则）组成。基础设施还具有能动性，因此基础设施不是固定不变的事务，而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复杂纠缠。 在“基础设施主义”看来，基础设施研究意味着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过程提供新的理论化理解。基础设施应该被视为一个通用的分析概念或新颖的理论视角，用于研究从底层支撑世界政治的国际结构的性质及其形成。所有现象——包括规范或身份等非物质力量——如果它们是其他结构和实践的基础和条件，就可以作为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基础设施主义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政治中三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进程：国际基础设施的建设、使用和维护。由此，基础设施可以对国际变革以及能动性、结构和权力的构成等理论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词汇积累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化 Infrastructuring 基础设施主义 Infrastructuralism 行为体 Actor 能动性 Agency 译者：秦子宁，国政学人编译员，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基础设施安全化、战略资产和比较现代化。 校对 | 邵良 盖云天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刘博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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