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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圣贤教育一般可分为四块内容：伦理教育、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因果教育。伦理教育是基础，古人设立学校、推行教育，“皆所以明人伦也”；道德教育是经络，五常八德，立人之本，体现圣贤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社会功用；人格教育是骨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因果教育是气血，贯穿圣贤教育之始终，深明因果，深信因果，才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端正身心，自净其意，为伦理教育、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提供入门保障。 印光大师说：“道德仁义，乃吾人本具性德；因果报应，实天地化育之大权”，“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若无因果，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遑论明明德以止至善，断烦惑以证菩提乎？……由其知有因果也，则必趋吉避凶，改过迁善，闲邪存诚，克己复礼，冀入圣贤之域，期登极乐之邦。上焉者安而行之，中焉者利而行之，下焉者勉强而行之，同得格物欲以显良知，出迷途以登觉岸。于以知圣贤佛菩萨，参赞化育之道，其原始要终，不外因果二字。而为天下古今治乱持危，淑身觉世，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一大根据。”
南怀瑾大师说，“中国过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这四句话是中国文化的原则，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最喜欢讲因果报应。如果过去没有研究过《易经》，便以为这是来自印度的佛家思想，事实上中国、印度、东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 中国《二十四孝图》之首孝舜帝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的父亲瞽叟双目失明、顽固不化，继母尖酸刻薄、心肠歹毒，继母所生之弟弟象恃宠生娇，骄横跋扈。他们一起迫害舜，但舜毫无嫉恨，依旧孝顺父母，友爱弟弟。舜的孝行感动了上天，每天去历山耕田种地时，大象跑来帮他犁地，小鸟飞来替他播种。尧帝听说舜的事迹后，让自己的九个儿子拜舜为师，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舜带着妻子居住在哪里，人们都愿意跟随，一年所居聚成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帝得知非常开心，赐予舜絺衣、琴和牛羊，并为他修筑仓房。 瞽叟和象嫉妒舜的成就，几次设计暗害舜，都被舜化解。舜五十岁代理天子政务，六十一岁时接替尧登上帝位，车上竖着天子的旗帜，去朝见父亲，态度十分恭敬，保持着做儿子的规矩，还封弟弟象为诸侯。舜帝在位三十九年，活了一百一十岁。
孔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体现了中国最原始朴素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的善恶因果观念。 《尚书·虞书·大禹谟》中，禹之勖舜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蔡沉注云：“惠，顺；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从逆，犹言顺善从恶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应于善恶，犹影响之出于形声也”。由此可见，善恶有报的因果律早在舜帝和大禹时便已深入人心，成为古代圣贤教育内容的关键性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善恶因果的思想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思想和信仰，并在教化人心、改变民风、净化心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完善伦理道德教育和形成普适性社会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尚书·洪范》中出现的“五福六极”，指明世俗社会的五种福报及六种恶报，为中国第一部善书《太上感应篇》所揭示的“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善恶因果思想提供了早期根源。 南怀瑾大师说，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因果观念扎根神州大地，从上古时期就已确立，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出现。“研究历史上的因果循环，也就懂了人生，知道为什么做人要有道德。因果律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人不可以违反这一自然规律的力量。” “中国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现在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为了国家民族文化，因果教育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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