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伟贺姣||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科学态度与理论加工

heshingshih 2023-12-2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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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师伟：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使命在学术界得到了积极回应，或立足于中国经验，提炼政治概念，发展政治理论，或回归历史视角，诉诸传统时代理论资源，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脉相承，政治实践在发展中彰显了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立足在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自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不过，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既不能搞拿来主义，也不能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望文生义，必须要进行辩证认识，并在理论视角与思维方式层面上，传承和汲取理论精华，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传承与发展；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建设进程和成就，暴露了政治学知识体系国家自主性的不足，来自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概念适用和理论解释遭遇了理论挑战，比如“以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必然把中国变成一个人面狮身的怪物”。由于西方政治学知识在国际学术界还处于相对优越的位置，不论是学术成果发表数量、引用率及影响力比较，还是学术界重要学者国家间分布上，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学术优势都还毋庸置疑，以至于一些学者还存在着对西方政治学的“过分依赖”。然而，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受人瞩目。有的学者开始质疑西方政治知识体系的普遍适用性，把它看作是一种地方性特殊知识，如机械地用以理解和解释中国实践，就会出现诸多解释错误或理论无能。有的学者则进一步分析和批判了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主流缺乏历史维度的缺点，主张依托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展历史政治学。它能否实现历史维度的中国政治知识体系建构姑且不论，但它面向历史文化资源的路径则是颇为可取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否则就很难完成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务。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认识、辩证态度和理论剖析

有的学者在自觉进行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已明确提出了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历史转向，试图在纵向历史维度上发掘和利用传统资源，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虽然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转向非常有理论价值，但在西方也并非空白，历史社会学下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属于历史维度的政治学研究，然而中国学术界在此项研究上却存在诸多问题，或者以今释古，或者试图采取直接的“拿来主义”。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理论的必要加工才能予以完成。

1.历史认识：准确、完整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形成、发展及成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固然具有跨越历史时代的普遍属性，展现着共同的民族精神，但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体系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就此而言，在历史过程中，普遍共同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会自动从历史性具体文化内容中被分离出来，而是要由研究者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截取并展开周密细致的理论分析后，才能剥离出其内容体系，否则，就或者会把某个历史阶段特殊性的内容误会为普遍共同的文化内容，或者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中，硬生生地楔入现代政治理论的某些内容，比如有学者在《周易》中解读出了启蒙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条件。只有准确完整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才能真正促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否则只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之名，行西方政治理论推广之实，比如有些学者强调“君子是中国的公民建构进路”。所谓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就是在理解和解释上要如历史之具体真实，比如“大一统”的历史具体真实，在内容上就得如汉代公羊春秋所解释的那样，其核心内容在于“天子受命于天”以统万民之一切的君主集权，而如果将“大一统”解释成“一种国家体制或者说政治制度体系”，无疑就背离了历史的具体真实，使得研究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意义解读为“我爱历史却与历史无关”的自作多情，如此便不能在理论上有所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从而研究者就不能人为地把它理解成理论碎片，不论是它包裹在过去文化中的时候，还是它在普遍共同层面上存在的时候，它与其他部分的理论联系都是不可忽略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具体内容只有被研究者完整认识，其所蕴含的思想本质才能被真正把握，才不至于使研究者在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失去起码的历史真实。比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如果能将此命题置于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完整理论逻辑中进行分析，就能准确地解读出其中的民本价值导向，而不会将其解释成一个类似于人民主权的命题，更不会由此而得出黄宗羲已经开启了“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历程。如果脱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真实，就无从获得这一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国色泽和中国智慧，甚至还会在实践中阻挠中国政治学自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

2.辩证态度：一分为二地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评判具有根本的价值性，因其存在于特定的历史阶段，自然带有相应的时代性特殊内容。首先，它的优秀表现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优秀，即在历史短时段上对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而可以获得价值上的积极评价。其次，它的优秀也可以跨越某个历史短时段的局限性，在历史的中时段上对国家持续发展及社会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从而获得价值上的积极评价。再次，它的优秀还会表现在普遍的民族共性上，从而使它的优秀能够跨过历史短时段、中时段的局限，而在长时段上表现出的优秀从今往后都要继续下去。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采取辩证的认识态度，既了解其所以优秀的原因和内容，也要清晰地知道其局限性和不足。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判断，首先要关注其在历史特定阶段上的优秀，即要以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积极影响与作用效果等为判断依据，有些在今天看来无法做出积极价值判断的政治文化，在当时恰恰很优秀,比如中华文明不仅具有突出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它的国家治理水平、社会经济繁荣程度、文化先进性及民生状态，曾长期优越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正是因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始终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先进性，表现出明显的优秀特质。比如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为天下”“为万民”的民本理念，既有利于将民生幸福置于国家治理目的的位置上，为民着想，给民谋利，教民为善，也有利于国家治理全方位尊重和吸纳民意，不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且国家内部各级治理也要“从民所欲”。尽管当时民本理念促使国家治理对社会和民众发挥出积极影响并获得良好效果，但在今天和民主相较而言，它程序和价值方面的瑕疵就非常明显，其优秀性也就逊色不少。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判断，还要关注优秀的有限性，即所谓优秀政治文化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优秀。比如西汉文景之治所用的黄老治国方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取得了治理的高效，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但在社会已经积累起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治安”问题的情况下，它的优越性就无从继续。如今研究者在评价优秀政治文化时，要注意优秀是有条件的，避免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上曾支撑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等长期优势，有力地保证了历史发展中的突出连续性及创新性等，但在今天其能否继续优秀或保持以往的优秀程度等，还需以现实为考量，既以是否有利于现实发展的标准进行考量，也要以能否与现在的情境及制度相吻合来评判。在政治学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其内容是否有利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3.理论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通过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实现，但它不能提供现代政治知识建构的充分理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国家主体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对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加工，就是要从历史具体特殊的政治文化内容中分离出抽象普遍的学理性内容，以达到取舍得当的工作目的，否则就不能完成建构任务，或者照抄照搬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脱离了时代性理论需求，走上复古老路，“借助经学构建当代中国之政治哲学”，或者完全抛弃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脱离了民族共性政治思维特点，以为“古代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具体地形成和发展于特定历史阶段，并在此期间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从而确立了优秀的属性定位。就此它的存在状态主要展现为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特殊性，比如先秦诸子政治文化在先秦时期就是回应和满足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特殊内容体系，其中许多具体内容都有着较强的时代局限性。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均是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并率先回应和满足各自时代的政治问题，其概念、命题及理论结构等都莫不如此。因此，它是否优秀根本上取决于政治文化在自己的历史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具体层面上的内容呈现，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历史事实的具体呈现，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完整、准确、客观地呈现政治文化的具体历史事实，并据其作用、影响或价值来评判其是否属于优秀政治文化。

一般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如果客观上发挥积极作用和影响，表现出正面价值，并产生有利于历史发展及民生和幸福等结果，那么它在具体特殊性这个层面上就属于优秀文化，反之就不属于。普遍共同的优秀文化内容只能寓于具体特殊的优秀文化之中，而具体特殊优秀文化内容之中又必须经过相应的理论抽象，才能从中获得具有普遍性的优秀文化内容，使其在今天的理论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今人如以“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从传统时代选择最优政治概念，就很可能会遭遇刻舟求剑之忧，从而必须要在将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应用于今天时，进行必要理论加工，去粗存精，提纯出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民族性共同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于“阐发政治的民族共性”。只有民族性共同部分才能超越某些历史阶段的时代局限性，表现出理论价值上的普遍性，从而融入到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巩固和强化民族性特质，传承和发展民族性政治智慧。

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共同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可或缺，但也绝不可以直接拿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内容体系和理论逻辑上，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政治的理论诉求，另一方面它还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未经理论加工，不能普遍适用于当代中国。所以有的学者试图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遴选足够的概念体系和发现相应的理论观点，来完成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确实蕴含有益于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普遍性内容，并且可以用中国政治智慧和理论思维优势，矫正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某些偏颇并弥补其不足；但也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要着力于较为普遍的层面上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要在整体上进行历史学的转向。

1.理论视角：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如何界定政治

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根源于西方文明，沿袭了古希腊以来的政治理论传统，在如何界定政治上，凸显了西方政治实践的特点。自古希腊以来，政治不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及运行原则，其核心内容就是公民群体内部权威性地进行价值分配，其结果是否正义由此成为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政治能实现何种正义，实质上决定于公民群体内部政治权利分配。这个理论观点体系自近代以来，就立足于公民本位，坚持着以权利制约权力和在政治权力中搞相互制衡，把政治理论的焦点对准了政体，并日益将民主共和政体看作最优政体，甚至还据此将世界各国依照政体类型进行了优劣排序。中国学者在引入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时，也引入了这一政治理论架构并深受其影响，比如将“政治看作必不可少的恶”及主张“小政府”等。但以此并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政治现实，“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方观察者而言，从西方政体类型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21世纪的中国，无疑像一个谜团”，“无法用现有西方世界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思考视角来矫正西方政治学的偏颇，重新进行政治概念的界定，使其吸纳中国智慧，比较合乎中国特殊国情。

中国传统时代在政治理论上自成一体，且能够满足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既有效维护了政治权力的权威，又以价值及神道等约束了政治权力，更提供了有效治理的方式，从而能够较长时期地进行持续性发展，在古代世界创造出国家治理的佳绩，使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观察政治的理论视角颇不同于西方。一方面，它把政治看作一个有益于绝大多数人的积极存在，政治不仅并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反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善，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绝大多数人成为真正的人，即伦理至善的人，其起码的目的则在于养民和教民。另一方面，它对政治的功能界定也不仅是被动进行公正分配，还要主动履行生产职能，既要积极地支持发展生产，比如分配土地、奖励生产、推广先进技术、兴修水利工程、引进新品种等，也要注重政策法令的调整，比如为不耽误生产而使民以时、在灾荒之年减免赋税、为促进生产而有各种劝农举措等。从古至今的发展奇迹，根本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政治观的独特优势。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传统的观察政治问题的视角，才能真正获得整体性进步。

总的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观察政治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政治含义的特别界定，使得它拥有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生活，彰显中国政治体系在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及民生幸福等方面的优势。西方政治学在解释中国发展方面的乏力，恰恰在于中国实践实质性地延续了传统的观察政治问题的视角及相应的政治含义界定。当然，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以何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并界定政治，既不必也不能完全抄袭传统政治文化，更不能完全排斥西方政治学的合理性内容，而是要在理论上将本来的传统与外来的西学进行结合。

2.思维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践理性思维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在于提供一套科学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政治的理论逻辑。实践已经表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不能满足上述需要；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亦是如此。因为中国在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较多地移植了西方，所以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逻辑来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在学术界有一定的流行度，虽然已经有人对“以西释中”的“西主中附”理论逻辑提出了批评，但它在学术界的强势影响依然没有太大变化，有学者以为“以中国解释中国”“是一个幻想”，且“最终还是在传统泥沼之中”。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从概念界定、命题假设，到论述论证的严谨细致周密，均展现了一种逻辑缜密的理论魅力。中国学者向西方学习政治学，其中能以西方政治概念为基础，以某个理论观点做推论前提，认识、解释和评价中国政治，做到自圆其说并非难事；但若认为这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的科学认知，又难免失之于偏颇。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只有充分发挥中国自身的理论传统，才能在体系建构中充分展示中国色泽和中国智慧。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一体的成熟理论学说，支撑了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发展和系列创新，在包容性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明，其所以如此的关键，就在于中华传统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思维，就如何认识世界而言，中华传统理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它的实用性或实践性，有学者并由此而将中国传统的理论理性称为实践理性。这一思维方式起源甚早，在最早政治概念界定及命题、判断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并由此而奠定了它提炼概念和凝练命题的特别方式，先秦诸子的政治理论就是这种实践理性的第一次精心展示，秦汉以后，伴随着中国传统理论体系的进展及思维方式的渐趋成熟，其实践理性的特征也得到了深入发展和完整展示，而明清实学更是达到了实践理性的烂熟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践理性思维方式，关注实践中的必然规律和刚性规范，注重在二者之间建立学理化的理论联系，提出命题，得出结论，以科学认识和合理解释现实政治问题。

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产生于西方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其在科学认识和合理解释西方政治方面有较高的效益，能博得科学的名号，也有其基于现实的合理性。但它在中国并无现实的基础，其概念、命题、判断等来到中国就都成为脱离实践的纯粹知识，如果满足于从纯粹知识出发来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那就难免会陷入从理论到现实的唯心主义认识陷阱，得到一些教条主义的结论，虽然在逻辑上很严谨，却又严重脱离事实，从而缺少说服力。比如有的学者特别执着于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找到西方democracy的对应物，并自以为发现了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充分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努力发掘和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践理性思维，从中提炼概念和凝练理论。

3.共同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伦理诉求

任何一个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性认识，一方面它需要对现实政治进行价值性的规范解释，既提供政治秩序、政治目的、政治权威等正当性证明，也给政治角色与政治行为以一定的自律性规范，另一方面它也在根本上区别了不同政治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质，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优劣比较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极为巨大。西方近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政治价值观虽然有利于现代性政治身份的建立和巩固，但也存在着个体权利本位缺陷，“权利机制迟迟没有形成”，缺少对共建、共治和共享等共同体本位的价值支撑。中国引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时也引入了个体本位，在以个体利益为基础来论述政治学知识体系理论逻辑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被理论看作了一个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和成本的权威分摊系统，而不同利益诉求间的博弈也就顺理成章。西方的个体权利本位，遵循着一套资本的政治逻辑，中国政治“以人民为中心”，并不遵循这一逻辑，因而也就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治价值观，必须予以适度矫正。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及相应政治价值观比较凸显共同体本位的立场，不论是在家族、乡里还是国家层面上，都倾向于维护共同体的和谐秩序与共同利益，而个体的需求与利益则受到较大压抑。一方面，社会个体在任何时候都属于一定的共同体，并要在共同体内部仁爱及于他人，爱人如己，舍己为人，“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和谐。另一方面，社会个体虽然不争私利，但也存在着利益分配，共同体内部利益分配的基本准则就是礼，尊卑贵贱上下亲疏远近，决定了利益分配结果，自觉维护礼的尊严，以礼约束和规范个体，不仅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甚至还“舍生而取义”。因此，不同层级与类型的共同体都在价值上优先于个体，政治价值观在根本上就是严格地要求一切个体都要在共同体中履行服从义务，不得损公肥私，不得结党营私。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的目的是把人安放在伦理至善目的上，共享终极价值，“止于至善”。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政治价值观上要辩证对待共同体价值与个体价值，一方面共同体价值是个体价值实现的前提，如果共同体价值完全被排除或泯灭，个体价值的实现也就失去了起码的社会条件，国家衰落或衰亡对个体价值的颠覆性破坏有目共睹，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另一方面个体价值也是共同体价值的落实点，共同体价值如果不能落实在个体价值上，那么它的价值正当性也就让人怀疑，以个体为工具，不惜代价追求共同价值的悲剧也是人所共知。但目前因为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个体本位价值观的强势影响已经发生偏颇，所以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就需要有意识地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汲取注重共同价值的内容，强化伦理归宿意义，以削弱和淡化唯利是图在政治价值观领域的消极影响，以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辩证地处理好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

三、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概念转换、命题新解、理论重构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通过汲取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内容的方式，来实现其知识体系自主并展现国家主体性；但汲取优秀既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毕竟形成于传统时代，没有或不能针对现代政治给出必要的理论解释。研究者不能寄希望于从孔子等古人，或《周易》等典籍中，获得现成的现代政治理论内容，如启蒙精神等，也不能奢望现代政治体系能在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获得完全理论满足，以为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可以提供完整的现代政治理论要素，也是不恰当的，不能以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只要进行了历史转向，就能实现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注意在汲取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时结合当下政治实践及政治价值观要求进行理论加工，还要对汲取到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理论重构，使其能融入到现代政治知识体系中，既实现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也在客观上实现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建构。

1.概念转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概念的涵义重组

中国传统时代在政治概念体系上自成一体，不仅涵义完全出自于本土经验的归纳，而且其涵义的理论组合也颇合乎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阴阳组合特点。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时代才创造出具有突出历史延续性的政治文明。中国现有的概念绝大多数来自于西方经验的归纳，在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实践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适应性，既表现以西释中时涵义描述上的不准确不客观，比如中国政党的独特性在西方政党涵义及其类型划分就得不到准确描述和客观分析；也表现在以西释中时价值评价上的明显偏颇，比如西方政治学概念中政体的涵义界定，就对中国的政体进行了价值上颇为贬义的类型归属，“西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贴上'非民主’的标签,贬低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发展成就”。西方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涵义不准与价值偏颇，要求中国政治学界除了直接从经验中进行归纳、提炼进行概念创造外，还可以诉诸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概念的现代转换。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概念的现代转换，在理论上主要就是进行涵义的重组。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概念虽然体现了民族政治思维的共性，并在长时段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它毕竟产生并服务于过去的某个时代，并以描述和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政治现象见长，所以要能够准确描述和客观分析今天已经发生变化的中国政治相关现象，就必须要对概念的涵义进行调整性重组。因此，中华传统政治概念涵义的准确解读就非常重要，只有准确地解读其原始涵义，才能明确其在现代政治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避免与现代政治体系产生价值性冲突。比如民本理念的积极作用，就只有在与民主不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涵义重组对民本来说也主要是角度与范围的调整，民本既不是民主的同类物或替代物，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也不是民主的修饰物，所谓民本主义民主难以成立。民本只能是民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同行者。民主概念有了民本这个同行者，就在很大程度上染上了中国色泽，既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之治的科学性，也能借此展示政治学概念体系的中国属性，更能以理论上的独特性展现中国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概念体系在进行涵义重组的时候，必定要进行概念涵义的初始检验，并在检验基础上进行涵义筛选。一方面，通过涵义筛选，将政治概念的涵义进行区分，使其普遍共同的抽象涵义能够从具体特殊中分离出来。这部分普遍共同的抽象涵义，或者呈现了中国传统时代独特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观及人生观，或者展现了中国传统时代所产生的跨越时代的民族政治共性。另一方面，通过筛选，将那些包含在优秀政治概念中不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剥离出去，尤其需要剥离那些表示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化的概念涵义，如三纲五常等。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概念的涵义重组，还需要将其普遍共同的抽象涵义与今天的时代性要求相结合，以避免概念在涵义重组中发生价值性冲突；也要与今天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相适应，使优秀传统概念的现代转换能够真正有利于提高现代政治生活的质量，更要以现代科学的理论工具与知识对之进行必要的涵义淘洗与提炼加工，洗掉原有概念中的神秘性，增强其科学性，提升其理论层次，比如道的现代转换就迫切需要进行这样的涵义重组。

2.命题新解：中华优秀传统政治命题的时代解读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未曾中断，但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毕有本质区别，其中价值体系存在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传统时代的优秀政治文化在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情形下进入现代社会，虽然这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中国曾经有着辉煌灿烂的传统政治文化，一度排斥外来现代现代文化，但其结果却是造成了现代政治文化成长的挫折，而传统政治文化仍然不能摆脱被现代政治文化取代的结果，20世纪下半叶，“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解体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命题如何进行现代解释始终是一个理论难题，如果研究者将其解释得较为现代，就会脱离历史真实，如果执意把命题的历史真实移植到现代，又不免陷入复古的泥淖。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摆脱了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亦步亦趋模仿或移植，要在知识体系中展现中国固有的思维优势和理论特点，就要注意对传统政治命题等进行理论加工。相对于概念体系的理论加工来说，命题的理论加工则主要是重新进行理论解释，即命题新解，以使命题能够脱离旧价值体系的羁绊，而与今天的政治价值相协调。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命题，绝大多数都是规范性而非规律性的，从而都与政治价值体系有着密切联系。比如传统价值中的尊君旨在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和伦理权威，其目的在于维护君权的神圣，而君权神圣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情况下，“天人合一”的命题就包含着尊君的价值内容，即“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天王合一”，“天王合一”既是在价值上维护君权神圣，也是以天来约束君权。中国进入政治上的现代以来，天的神性、神秘性、权威性等渐渐抖落了，“天人合一”的政治命题也在涵义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维护君权神圣的内容被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淘汰，只剩下人类在政治上要妥善处理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既要注重科学所揭示出来的自然规律，更要自觉地在政治上坚持环境友好型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命题的重新新解，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超越一定历史段的普遍性理论价值，它虽然产生和存在于特定历史时代，但又确实可以从中被分离出来，与其他时代精神相结合，产生新的理论涵义，发挥新的理论功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经过当下时代精神的理论淘洗，才能洗去历史性的具体内容，而呈现出超越历史阶段的普遍性内容，露出能够与当下时代精神及需求相结合的理论榫接点。比如中国传统时代的“大一统”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命题，涉及到了从宇宙万物到人间秩序的各个环节，其中既有维护君权神圣的内容，也有维护纲常伦理的内容，更有展现“华夷之辨”的内容，核心要义则在于维护君权神圣，强调王权“大一统”。今天，研究者要重新解释“大一统”的涵义，不能忽视原始涵义，只有在准确解读原始涵义的基础上，才能在理论新解中有所依据，并使命题焕发出新的生机，如果把“大一统”仅仅理解为国家的统一，就未免忽视了“大一统”命题的精华所在。

3.理论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政治理论的时代融入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当然包含着它在理论上要充分吸纳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能表现中华民族政治共性内容的要素，如概念、判断、命题等。但又不仅如此，这种吸纳还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完整性。同时，在完成吸纳时要接受当下时代精神的淘洗，进行时代性的理论融入。所谓融入，就是指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体系要在理论上与现代政治知识体系融而为一，不分彼此。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因为有了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整体性融入，而在理论视角、分析方法及价值导向上具有了更强的中国色泽，得以进一步展现中国的政治智慧与理论创造；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也在融入后实现了时代性的理论创新，在分析和解释现代政治现实的过程中，展现了它在理论上的普遍性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不论是在解释政治现象以进行价值性支撑上，还是解决政治问题以改进政治生活上都表现很好。但它在传统时代的主要理论目的与功能，始终围绕着君权的合理性、有效性及规范性展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它概括为君主论，其总趋势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的日益完善”。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君主政治已经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被吸纳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时，必须接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整体性改造。一方面，它要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改造，既要把与之相冲突的内容要素过滤干净，还要把不相符的理论逻辑改造过来；另一方面，它还要接受民主政治程序性规则等的整体性改造，将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中与民主政治程序性规则相背离的内容予以淘汰。这里所谓过滤和淘汰，就是一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性认识，非经这种批判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时代性适应就不能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融入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现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整体性时代融入。这种融入，在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必要的理论重构。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及部分政治价值倾向得到了传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在理论视角、思维方式及政治价值倾向上的偏颇，拓展和深化了政治问题的理论范围和问题层次，对政治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等给予了充分关注，弥补了仅注重分析政治过程及形式规则等的不足，在理论内容上平衡了政治的内部与外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理论逻辑与命题体系也在经历了批判性认识之后，呈现了它作为民族共同政治性的普遍性，不仅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理论逻辑上的辩证性，“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从而便于掌握住事物的本质”，有利于科学分析处置貌似矛盾的内容要点；而且一系列强调和谐的命题体系，也有利于处理现代政治中密切联系的复杂问题，充分发挥政治求同存异的现实功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不至于陷入西方政治学知识所揭示的诸种陷阱。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关于陷阱的一系列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和谐命题体系支撑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在理论成果上具有全球范围的普遍意义，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有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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