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龙与港九大营救前阵子在电视台做节目，遇到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王红星馆长，便想起了一个与港九大营救和东江纵队密切相关的纪念馆来。  深圳北站的左近，四号线的站台依稀可见——白石龙村，对于深圳人来说，是一个既清晰又模糊的地方。大量在市区打工的年轻人都把这个城中村视为梦想的起点，他们租住在这里，每天到福田、南山去工作，正因此地是打工族的根据地，他们印象中的白石龙，几乎永远是灯火辉煌的夜景。 说到根据地，白石龙其实还有一段当之无愧的历史——抗战时期，这里便是红色游击队的根据地，人称“深圳小延安”。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纪念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老村。 全面抗战爆发时，深圳只是广九线上的一个小地方，白石龙村更小，仅有二十户人家，但因为地处羊台山山脉与宝安、香港交界处，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故此很早就被视为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地点。 1940年秋，曾生等人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成立，创建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于白石龙村。宝安县委也设在这里，周围还有修械所、医院、电台等基地设施，甚至还有一家红色报人开办的《新百姓报》。周围村民多参加自卫队，抑或是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的成员。“深圳小延安”由此得名。  东江纵队司令员，开国少将曾生就经常在这里工作，这是一位澳大利亚商业学院和中山大学的双料毕业生，名副其实的书生将军。 其实，最初把白石龙村称作“小延安”的是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人，这就要谈到一件华南抗战中的重要事件——香港沦陷之后，1942年初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今天在白石龙有一块巨石，上面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而邹家华同志的父亲邹韬奋，便是这场风波中的获救者之一。 走进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中，可看到一排获救名人的雕像，也可以从展陈读懂这次大营救的来龙去脉。 抗战爆发后，随着广州等地的沦陷，若干文化名人流寓香港，也有一些有志之士在这里积极组织抗日活动。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聚集在香港的大批中国文化精英，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胡风等危在旦夕，日军随即勒令他们到“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等当地日军机关报到。 这件事也引起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强烈重视。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连续发出指示，点名曾生的部队实施营救。 周恩来的关切十分及时，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对香港的进攻，他在9日即致电在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在那里坚持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询问：“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在九龙的朋友撤出否？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周恩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日军占领香港后十分残暴，国民党立委林庚白被杀，海军将领陈策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著名女作家萧红因病滞留，因无医无药香消于港岛。 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近千名文化人士如果不迅速撤离，后果不堪设想（国民党方面也组织过一定程度的营救，但能上名单的人员并不多）。按照指示，廖承志等迅速联系文化名人，让他们隐蔽待命，并匆忙试图与东江纵队（当时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取得联系，紧急部署营救工作。 当时东江纵队尚无电台，但在港九地区活动频繁。香港战斗爆发时，其政委林平正在九龙，廖承志得知情况后，在12月28日派联络员冒死渡海，到九龙找到林平，双方迅速商定了协助这些在港文化名人先集中九龙，而后分东西两路撤退的计划。  在纪念馆的院中，有一座黑瓦白墙的小房子，顶上还有一个不甚醒目的十字架，这个如今的二号馆，便是当年的白石龙天主堂——大营救在根据地的招待站。 1942年1月6日，曾生、林平、梁鸿均、王作尧、杨康华等便是在这座废弃的天主堂开会，传达上级的电报指示，部署东江游击队营救和护送文化人士工作的。 部队决定以后来的港九大队，当时的短枪队和海上队一部为主要执行者，为了安全撤离这些文化精英，开辟三条水路和一条陆路撤离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西线，便是香港—九龙—白石龙。白石龙是这些文化名人进入根据地的第一站，也是他们走进安全区的第一步。 这是一场发生在南中国土地上史诗般的撤离，而东江纵队官兵依靠忘我的工作努力和牺牲精神，成功组织了这次行动。 1942年1月11日，第一批文化人士，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等打扮成“难民”，在游击队掩护下撤离九龙市区，沿西线穿越日军的封锁线，渡过深圳河于13日顺利抵达白石龙村。曾生等人在白石龙天主堂为这批客人洗尘接风。  复原的教堂内部。 《新百姓报》记者李征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1月13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听到医务所的人嚷嚷：'村里来了许多香港客。’我和报社的几位战友立刻下到村子里去看，只见天主教堂内挤满了从香港脱险归来的人……招待员对我们说：'这一批文化人有四十多位，都是著名人士。’他指着个老板模样光着头的说：'这是胡风。“ 据资料显示，最终有八百多名从香港逃离的文化名人和各界人士陆续到达白石龙，再从这里走向各处大后方。游击队匆忙搭建了多处“山寮招待所”，杀狗煮饭招待这些脱险归来的人们。  纪念馆中重建的“山寮招待所”。 胡风晚年回忆道：“山寮是一大间，用几根粗竹竿做架子，屋顶是稻草，可能过去是用以堆放收获的各种作物的，除了四面用竹子篾围着外，没有窗户，但有一些缝隙，通风很好，也很光亮。开着几处门，睡时关上。”  茅盾记录下的“白石龙之旅”。 从1941年1月到11月，这些中国的文化种子，在白石龙周边的根据地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深情地把这里称作“小延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大营救中，也有大批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得到了帮助。例如，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便是东江纵队的手枪队长刘黑仔等人将其救出香港的，中间还活捉了四名企图行劫的土匪。 上官德贤脱险后深表感激，评价道：“你们游击队情报准确，行动敏捷、果断，所以能在敌人眼皮底下去去来来而安然无恙。” 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白石龙今天的纪念馆，便是这次大营救的见证。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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