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丰文：书写中华文明史应突出共同体意识

作者：彭丰文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6期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历史不能照搬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书写和阐释。我们必须破除西方文明史观的偏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窠臼，牢牢掌握中华文明史叙述的主动权、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史话语体系。

文明史研究是国内外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西方学界在文明史领域流派众多并不断发展，但是不论其如何变化，依然难以摒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愈加突显，中华文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而迫切需要深入推进中华文明史研究，开创中华文明史研究新局面。

抓住共同性不断增强的基本趋势

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壮大和巩固的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在五千多年文明演进历程中逐步形成并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多方面交融为一体的民族实体，同时也是具有牢固共同体意识的共同体。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中华文明曙光初现之时，中华大地上各区域、各人群之间已经存在密切的交融互动。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无不显示上古中国区域文明之间交融汇聚，呈现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王朝，统一趋势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大一统”意识初步萌芽，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思想，即认为天下由华夏和四夷共同组成，华夏居于中央位置，四夷环绕在周边。这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秦、汉王朝的建立加快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字、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汉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使仁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养分。魏晋南北朝及辽宋夏金时期，虽然政权分立，但统治者普遍以结束分裂、重建“大一统”王朝为终极政治理想，主动认同“中国”，争为正统，并以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传承者自居。在此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进一步趋同。

元明清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基本定型，历朝帝王均将实现“大一统”视为自己的功业。如清雍正帝认为，清朝实现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因而“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元明清时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与统治者的“大一统”意识，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作为不可分割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中，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飞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增强，凝聚力进一步提升，为抗击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在元代，宝钞是通行全国的货币。图为1959年发现于西藏萨迦寺的至元宝钞，见证了元朝大一统的盛况。引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宋元时代》，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中华文明史，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壮大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共同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中华文明史研究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特点，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史的演进轨迹与发展趋势，揭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动力源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中华文明何以蕴含如此强劲持久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与历史上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关系重大。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明的延续、国家的强大，必须以增强共同体意识为前提和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书写与文化传承关系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清末思想家龚自珍以夏商周三代兴亡为例，阐述了铭记历史、传承文化的重大意义，指出“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中华文明史承载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长期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凝聚了各民族生死与共、患难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深厚情感，是巩固和加强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的精神源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中华文明史研究，不仅是学术需要，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需要。这一认识牢牢抓住了中华文明史的主要特点，对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内涵、本质与发展动力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牢牢把握中华文明史叙述的主动权

西方学术界较为重视文明史研究，在19世纪，欧洲出现了文明史研究的热潮，形成了不同流派的文明史观。但是，西方文明史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中华文明素有偏见，如果简单套用西方文明史观解读中华文明史，不免造成曲解和误读。

西方学者往往基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政治、学术思潮和文明冲突论的思维，长期对中华文明史进行刻意贬低、诋毁、解构，近30年来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新清史”学派、“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正是集中体现。这些错误史观的共同点是解构中华文明史的整体性、共同性，认为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游牧文明与汉人的中原农耕文明相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一种你死我活、此消彼长、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他们还将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在内的广袤区域称为“内亚”，认为“内亚”是一个独立于历史中国之外的地理、民族、文化单元，与“中国”构成二元对立关系，分别代表两种文明。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典型代表。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由三个文明圈组成：一是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等国家、地区在内的“中华圈”；二是“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即所谓“内亚圈”），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三是由“蛮夷”组成的“外层地带”，即所谓“朝贡圈”。同时，他提出：“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他还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历史传统加之经济崛起，将促使中国争夺东亚霸权，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分明的同心圆国际秩序。他甚至断言：“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亨廷顿扭曲、抹黑、割裂中华文明史的观点，本质上是“内亚”与“中国”、“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文明史观的延续，集中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此类观点在国外学术界广泛传播，不乏附和、追随者。

部分西方学者有关中华文明史的叙述暗藏着巨大隐患，甚至可能削弱中华民族认同，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动摇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团结稳定的大局，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其历史不能照搬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书写和阐释。我们必须破除西方文明史观的偏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窠臼，牢牢掌握中华文明史叙述的主动权、话语权，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史话语体系。

一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与方法，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考察研究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过程，展现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渔猎文明等中国历史上不同文明类型之间交融互补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更要关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发展、多元一体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揭示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紧密关系和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的历史大势，用坚实的历史事实驳斥所谓“内亚”与“中国”对立、边疆民族地区不属于历史中国等谬论。

中华文明史研究探寻中华民族的过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夯实历史文化根基，还要为赓续中华文明血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提供学术支撑。这一研究涉及广阔的历史时空，不仅要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还要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需要科研工作者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开创中华文明史研究的新局面，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