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 ｜ 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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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可将沉思传统视作实践转向的质疑对象。亚里士多德是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他在古典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之间确立了等级秩序，强调理论的至上地位。在历史衍化过程中，三项变为两项（理论和实践），这一重要的概念变迁在中世纪就已完成。对沉思传统的质疑，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开始之前就已全面展开。现代科学的兴起挑战了沉思传统，实验方法所体现的“技艺人的胜利”引发了双重倒转：制作和沉思之倒转，以及制作和实践之倒转。批判哲学强调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倒转。理解实践转向的一种可能方案是：(1)恢复亚氏划分三项的识度，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在此视角下审视历史，展开古今之辩；(2)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汲取唯物史观的洞见，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3)主张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具有平等地位，强调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在它们之间相互还原。

作者：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

目次

  一、从三项到两项

  二、现代科学：双重倒转

  三、批判哲学：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

  四、实践转向：发生优先性与价值平等主义

如何理解实践转向?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知行哲学在三个层次上理解实践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实践转向质疑沉思传统（contemplative tradition），后者强调理论在人类活动中的至上地位；在认识论层面上，实践转向质疑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后者在认识论研究中专注于命题性知识；在认知科学层面上，实践转向质疑认知主义（cognitivism），后者以表征为中心研究人类认知。本文聚焦于第一层次，在一般哲学层次面上考察实践转向。

不满于流行的关于实用主义兴起、发展、衰落以及再度复兴的标准故事，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给出了一种更大的叙事（larger narrative）。古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米德等不仅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颇有相通之处，而且他们提出的一些思想主题，在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20世纪最好的哲学思考都可视作实用主义主题的变体。在此意义上，伯恩斯坦将20世纪称作“实用主义的世纪”（the pragmatic century）。古典实用主义者所引发的“实用主义转向”（the pragmatic turn），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正富有成果地展开。由于实践的优先性是实用主义的核心论旨之一,在本文的主题下，我们将“the pragmatic turn”理解为“实践转向”。在伯恩斯坦那里，实践转向的矛头所向，主要是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实用主义始于对皮尔士所说的'笛卡尔主义精神’的激进批判。”主客二分/心物二分、外部世界的怀疑论、如何表征外部世界、如何通过普遍怀疑确立思想的出发点等，是近/现代哲学的主要内容。笛卡尔主义构成了伯恩斯坦所理解的实践转向的质疑对象。伯恩斯坦勾画的实用主义复兴的更大叙事视野宏阔，给人很大的启发。但是，从知行哲学的角度来看，他将实践转向的批判对象定位于笛卡尔主义，实非探本之论。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往前追溯：知行哲学的批判锋芒直指滥觞于古希腊的沉思传统。

就批判对象之定位而言，笔者更愿引哈贝马斯为同调。哈氏倡导后形而上学思维，他用“形而上学思维”来概括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传统。同一性思维、唯心主义、强理论概念被视为形而上学思维的三大基本特征。哈氏所说的强理论概念，或者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就是笔者所说的沉思传统。哈氏认为，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强理论概念被放弃，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被翻转为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笔者认为，这一翻转可用“实践转向”来刻画。总之，在一般哲学层面上，实践转向与沉思传统构成对列之局。本文采取史思交融的进路，在超克沉思传统的主题下，勾勒西方哲学理论和实践之辩的主要关节，阐明笔者对实践转向的浅见，大致涉及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三项变两项。亚里士多德是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他在古典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之间确立了等级秩序，强调理论的至上地位。哈贝马斯将强理论概念刻画为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这一刻画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是，古典三项被简缩为两项，即理论和实践。这是近/现代学者的通行做法，但需要追问的是，在哲学史上，这是如何发生的？概念史考察的任务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中世纪。

其次，后形而上学时代之前颠覆沉思传统的尝试。哈贝马斯认为，后形而上学思维质疑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性，主张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他以19世纪和20世纪的多种哲学倾向为例，对此做了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皮尔士到奎因的实用主义、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从梅洛-庞蒂到阿佩尔的知识人类学、库恩以来的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等都认识到，我们的认知成果根植于我们跟物和人打交道的前科学的实践。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哈氏的论述加以修正和补充。事实上，对沉思传统的颠覆，在黑格尔之前就已出现了。在科学革命和批判哲学中，可以看到对沉思传统所确立的等级秩序的全面质疑。紧扣“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进行概念史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接近哲学史的实际所是。

再次，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在概念史考察的基础上，笔者将正面阐述对实践转向的理解，提出自己的方案。该方案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同时肯定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制作活动（技术和艺术）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努力维护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一、从三项到两项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三种人类活动，即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制作（poiesis）。但是，在历史衍化中，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变为两项（理论和实践）。这是如何发生的呢？罗布柯维茨（Nicolas Lobkowicz）、罗腾斯特来希（Nathan Rotenstreich）的概念史研究表明，这一重要的概念变迁在中世纪就已完成。

罗布柯维茨指出，亚里士多德去世后不久，古典三项中的第三项即制作就湮没不彰。大多数希腊漫步学派成员只区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他们或者忘却制作知识，或者将之纳入实践知识的范畴，把它看作后者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阿拉伯和中世纪早期的学者而言，如何给医学、炼金术和航海术等分类，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大致有两种方案，或者视之为理论知识，或者视之为实践知识。有学者如阿尔法拉比（Alfarabi）采取前一种方案，把它们看作自然知识的一部分，与数学和形而上学同属一类。有学者如贡狄萨尔维（Dominic Gundissalvi）采取后一种方案，把它们看作经济学的一部分，与伦理学、政治学同属一类。虽然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实践智慧时，在个体和城邦外，还涉及了家庭管理 ,但其《家政学》（Oeconomica）的真伪有争议 。在中世纪，经济学被视为实践知识的一部分，与伦理学和政治学并列。

在12世纪，也有学者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类似的知识分类法。修格（Hugh of St.Victor）将哲学分为四个部分，即逻辑学、理论哲学（theorica）、实践哲学（practica）和机械哲学（mechanica）。逻辑学包括文法和话语的技艺（修辞和辩证法），理论哲学包含数学、物理学和神学，实践哲学包含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机械哲学包含了各种形式的生产，如织造、航海、农业、狩猎、医学、戏剧表演等。在知识分类问题上，修格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逻辑学相应于工具论，后三部分相应于古典三项。当然，修格的划分带有鲜明的中世纪色彩。他所说的逻辑包含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即经院哲学所谓三艺（trivium），其理论哲学中的数学包含算术、和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即所谓四艺（quadrivium）。三艺和四艺被视为自由技艺（liberal arts），与之相对的是机械技艺（mechanical arts），即从事物质生产的各种技艺。在古希腊，理论高于实践，实践高于制作；在中世纪，自由技艺高于机械技艺。修格还对知识三分法作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辩护。造物主赋予人三种基本善：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使人与自己相类似，他赋予人不朽的身体。但是原罪败坏了这些善，产生了相应的恶：无知、炽烈的邪恶和身体虚弱。三类知识旨在对治这三种恶：理论知识驱散无知，追求智慧；实践知识增进美德，克服邪恶；机械知识克服身体缺陷，助人更好地生存。

虽然修格做出了他那个时代最为精致的知识分类，但在12世纪，这种分类法未被认真对待，人们尤其不同意他将机械技艺作为哲学的一部分。罗布柯维茨认为，12、13世纪的思想主流，不是修格式的三分，而是理论和实践的二分。从12世纪起，“实践”（practical）一词不再仅仅指伦理政治领域，而且涵盖了生产制作领域。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实践”（practicus）一词既指有德者和政治家，也指工匠。基尔瓦第（Robert Kilwardy）将道德学（包括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和机械学视作实践学科的两大主要分支。迈蒙尼德（Maimondies）情形类似。对于伦理政治活动所包含的知识与工匠所拥有的知识之间的差异，人们似乎不再敏感。总之，随着古典实践概念扩容，兼摄伦理政治和机械技艺，原来的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就被归并为两项（理论和实践）。

在中世纪，走向理论和实践二分的另一种思路，是将理论和制作勾连起来。在古希腊，理论受尊崇，制作被鄙视，二者互不相干，但在中世纪，学者们开始区分理论学科的两个方面，即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在做出与亚里士多德类似的知识分类的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修格出版了一本《实践/用几何学》的小册子。在该书中，修格区分了“理论几何学”和“实践/用几何学”。实践/用几何学关注土地测量员或建筑师对距离、表面和体积的测量，与伦理政治完全无关。罗布柯维茨说，根据修格的上述知识分类法，人们难免会生疑惑，为什么他要将这门学科称作“实践/用几何学”而非“机械几何学”？修格关于人类知识的三分法在中世纪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他关于理论学科可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的想法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比如,贡狄萨维尔也讨论了算术的实践部分（如在商业中用算盘计算物质事物）和声学的实践部分（如用人声或乐器发出声音），他甚至在数学中引进了关于重量的科学（关注平衡原理，用工具来提举和运载重物等）和关于设备的科学（运用数学原理来达到各种实用目的，如砖石工艺、乐器和光学仪器制造、木工手艺以及其他机械技艺等）。这些内容越出了纯粹的理论研究，明确地指向人们的实用关切。虽然中世纪哲学家对于理论知识和制作知识的关系尚未有清晰的认识，但是他们开始将二者关联起来。“实践/用几何学”“实践/用算术”“实践/用和声学”等表述中的“实践/用”，与古典意义上的“实践”（伦理政治）相距甚远，它更多地指向理论知识的技术应用。在理论知识及其技术应用的意义上谈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此开始流行起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这种观念渐渐变得习以为常了。

总之，在中世纪，一方面，人们扩展了古典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先把经济学包含进来，进而将各种机械技艺包含在内；另一方面，人们将理论和制作勾连起来，区分理论学科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由此赋予实践以新的内涵：理论的技术应用。两种思路交汇的结果，是古典三项衍化为理论和实践的二分。这一概念转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现代科学：双重倒转

17世纪科学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现代科学的兴起具有丰富的哲理意蕴，对于我们从事知行哲学研究启示良多。笔者曾以杜威、海德格尔、内格尔、梅亚苏、泰勒、德莱福斯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为例，在此方向上做了初步探讨。阿伦特关于现代科学所引发的双重倒转的论述，与本文主题高度相关，值得重视。

阿伦特对现代科学的诠释，围绕伽利略发明望远镜来观察宇宙、发现“阿基米德点”这一事件而展开。她认为，现代科学所引发的沉思生活（vita comtenplativa）和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倒转以及积极生活内部的倒转，体现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胜利”。在历史上，积极生活的涵义一直在变化，阿伦特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在她看来，积极生活包括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三种形式。劳动为人提供生存必需品，维持人的生命过程；工作为人提供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每个个体的居所，又超越于他们所有人而长存；行动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由于没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相同的，因此，复数性是行动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比照古典三项，沉思生活相应于理论，行动相应于实践，劳动和工作相应于制作。阿伦特严格区分了劳动和工作，但在本文的主题下，我们忽略这种区分。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两大倒转的阐述，没有提到培根。虽然培根在科学上没有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成就，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和鼓吹者，他对行将到来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理解，从知行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本节中，笔者将融会培根和阿伦特的相关论述，阐明现代科学如何挑战沉思传统所确立的等级秩序，着重阐明制作对沉思的倒转和制作对实践的倒转。

(一)制作和沉思之倒转

培根按照理性灵魂的三种能力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历史是记忆的产物，诗歌是想象的产物，哲学是理性的产物。他进而按照研究对象将哲学划分为自然神学、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自然神学研究上帝，自然哲学研究自然，人的哲学研究人。自然哲学包括思辨的自然哲学（speculative natural philosophy）和操作的自然哲学（operative natural philosophy）。思辨的自然哲学包括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操作的自然哲学包含机械学（mechanics）和幻术（magic），前者是物理学的应用，后者是形而上学的应用。数学被视为自然哲学的附录，包括纯数学和混合数学（mixed mathematics，如透视学、音乐、天文学、建筑等）。关于人的哲学包括逻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

培根对人类知识的划分显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但二者亦有相通之处。在培根的知识体系中，自然神学、思辨的自然哲学相应于亚氏的理论知识；人的哲学中的伦理学、政治学相应于亚氏的实践知识；操作的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学和幻术，相应于亚氏的制作知识。也就是说，在培根的知识体系中，可以找到古典三项的对应者。当然，作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培根对三者关系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已不啻霄壤。

如上所述，沉思传统尊崇理论活动而贬抑制作活动，二者被判为两域，培根则通过强调理论活动和制作活动的结合，挑战了沉思传统。现代科学是古典理论概念转进的重要成果。科学史研究告诉我们，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是分离的，现代科学的特点是两个传统的结合。在培根所强调的实验方法中，可以看到理论活动和制作活动结合的一种方式。

培根被视为“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语）。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仆从和解释者。就对自然的解释而言，仅仅靠感觉经验是不够的，相对于人的感官，实验更具优越性，“对自然的解释要得其真，必须依靠事例以及合适相关的实验”，因为“实验能对自然和事物本身作出裁断”。培根重视自然史的研究，他将自然史划分为自由的自然史、失误的自然史和被支配的自然史，自由的自然史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失误的自然史研究自然的畸形和变态，被支配的自然史研究人干预下的自然，其实质乃机械史或技艺史。培根指出，一种自然史若“只包含各种自然物种，而不包含机械技艺的实验”，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正如在政治中，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心灵和情感的隐秘活动，在他遭到麻烦时比在其他时候更易被发现；同样地，自然的秘密在受到技艺扰动时，比起在其自然状态下更易暴露”。自然不会轻易暴露自身的秘密，比起对自然过程的被动观察，实验是对自然过程的主动干预，能更有效地揭示自然的秘密。对自然的积极干预，是通过运用机械技艺来实现的。换言之，在沉思传统中被鄙视的机械技艺，在现代科学中已成为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实验方法中，阿伦特洞察到了制作对沉思的倒转。她指出，现代科学的实验本性让人们认识到：“对于获得知识和接近真理而言，再没有比被动的观察和纯粹的沉思更不值得信任的了。为了获得确定性，就必须弄确实（make sure）；为了知就必须做。”科学真理不能通过沉思或被动观察而获得，只有设计实验，干预自然，才能揭示自然的秘密。

“为了知就必须做”，传统的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之间的等级秩序被倒转了，而“在积极生活的几种活动中，制作和制造的活动——技艺人的特权，首先上升到了从前由沉思所占据的地位”。在现代科学中，“做”本质上是制作。因为不仅实验的工具设备要由技艺人来发明制造，“更为关键的是制造和制作因素在实验中的出现，因为实验生产着它自己的观察现象，从而一开始就依赖于人的生产能力”。通过实验而求知体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只能认识他所制造的东西，对于非人造的东西，可以通过模拟其产生过程来加以把握。现代科学不再关心传统的某物是“什么”（what）和“为何”（why）的问题，而是转向某物“如何”（how）产生的问题，后者只有在实验中才能找到答案。实验重复自然过程，好像人要制造自然对象。康德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序言中说：“给我物质，我就要用它造出一个世界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就要向你们指出，世界是怎样由物质形成的。”阿伦特认为，康德此言简明扼要地表明了现代科学糅合制作（making）和认知（knowing）的特征。

阿伦特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实现沉思和制作之间的倒转，根源在于制作和沉思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至少在希腊哲学中，对某物的沉思/静观被看做制作的一个内在因素，工匠的工作受“理念”（idea）即他所见模型的指导：制作过程开始之前，该模型告诉他要制作什么；在制作过程结束后，他根据该模型来评价产品。阿伦特认为，沉思有双重源头，一是惊异（thaumazein/wonder），一是柏拉图理念论。前者指向存在之奇迹，后者源自工匠经验，“理念论的范例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工匠在他心灵的眼睛面前看到了模型的形状，据此来制作他的对象”。对存在之奇迹的惊异，是少数哲学家才有的经验，而工匠对模型的观照则能为多数人所通达。在西方哲学史上，后者占主导地位，“塑造了沉思和沉思生活的概念及其实践的，主要不是哲学家和哲学式无言的惊奇，而是伪装了的技艺人；是作为制造者和制作者的人”。

(二)制作和实践之倒转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体现了理论活动和制作活动相结合的另一种方式。这种知识观与古典理论概念所蕴涵的知识观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的要旨是“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指出，理论知识不是制作知识。理论知识的前提是闲暇，只有当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各种娱乐消遣通过各种技艺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会开始追求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起源于惊异，处于惊异中的人自觉无知。人们从事理论活动，纯粹是为了摆脱无知、追求知识，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目的。总之，人们追求理论知识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理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

培根不同意古典知识观，主张知识与力量合一。他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不知道原因，便难以产生结果。要征服自然，必须先服从自然。在思想中为原因者，在行动中便为规则。”人的力量体现为对自然的支配，征服自然的前提是要服从自然，认识事物的原因。根据事物的因果关系，人们制定技术规则指导行动，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将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人类福祉紧紧联系起来。

如上所述，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区分“理论几何学”和“实践/用几何学”的做法，但当时人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还是含糊不清的。而在培根那里，思辨的自然哲学和操作的自然哲学的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技术应用：机械学是物理学的应用，幻术是形而上学的应用，混合数学是纯数学的应用。“知识就是力量”的知识观统一了科学和技术，将技术奠基在科学之上，这是十分富有远见的，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技术的发展独立于科学的发展，直到19世纪中叶，技术的科学化（the scientization of technology）才成为一个常态，详见下文。

在此脉络中，培根对机械技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阐述，明确主张前者在价值上高于后者。培根认为，发现/发明的成就在人类所有活动中占有首要地位，与之相比，安邦治国的成就是第二位的；对于前者，我们会献上神圣的荣誉，而对后者，我们只奉上英雄的荣誉。培根说：“发现之利会惠及整个人类，而政治利益仅限于特定地域；政治利益只能持续数年，而发现之利会延及千秋；政治条件的改善常常会带来暴力和混乱，而发现令人幸福却不会带给人以伤害或痛苦。”培根比较了人的三种雄心，第一种雄心是在本国之内扩展个体的力量/权力（power），第二种雄心是在世界上扩展本国的力量/权力，第三种雄心是面对宇宙万物来扩展自己的力量。培根认为，第三种雄心最合理，最高贵，最值得嘉许。前两种雄心属于政治范畴，而“人类要对万物建立自己的帝国，只有靠技艺和科学”。在沉思传统中，实践高于制作；在培根那里，这一价值秩序被倒转了。

实践和制作都属于积极生活，阿伦特认为，科学革命不仅引发了制作和沉思的倒转，而且引发积极生活内部的倒转，一种新的秩序出现了：“制作现在占据了从前有政治行动所占据的地位。”技艺人的胜利，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进而突入了人类事务。霍布斯将制作态度运用于人类事务领域，将制作和计算的概念引入政治哲学，尝试发明新的手段和工具，来制作“人造动物”——“伟大的利维坦”，即共同体或国家。维科将注意力从自然科学转向历史，认为历史是人能获得确定知识的唯一领域，因为在该领域中，人只是跟人类活动的产物打交道。阿伦特甚至认为，制作和实践之倒转可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哲学。积极生活中行动高于工作的等级秩序，在政治哲学发端处就受到质疑，哲学家们对政治、对行动有一种深深的怀疑；在工作和行动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更偏向工作，详见下文。

总之，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强调通过做来知，即通过制作来认知，由此实现了制作和沉思关系的倒转。制作地位的上升，不仅针对自然领域，而且突入人类事务，由此实现了制作和实践关系的倒转。这双重倒转，对于沉思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批判哲学：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

在质疑沉思传统的思想脉络中，批判哲学构成一个重要环节。对于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康德给出了自己的方案。这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践概念之分疏。《判断力批判》开篇说，哲学通常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康德对实践概念作了精细的分析。他区分了自然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与实践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二者的区分在于是否通过概念来实现因果性。意志作为一种欲望的能力，通过概念来实现因果性。因意志而实现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是实践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与此不同，自然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不是通过概念来实现因果性，比如无机物通过机制，动物则通过本能。在此基础上，康德根据意志借以实现因果性的不同概念，区分了实践的不同形态：“如果决定因果性的是自然概念，那么相关原则是技术上实践的（technically practical）；如果是自由概念，则相关原则是道德上实践的（morally practical）。”存在两种实践，即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和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康德认为，自然概念所支配的技术意义上的实践，还可进一步细分。康德在讨论实践活动的命令式时，区分了假言命令式和直言命令式。若一项行动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被看作是善的，相应的命令式就是假言的；若一项行动就其本身就是善的，相应的命令式就是直言的。在假言命令中，若行动所指向的目的仅仅是可能的，该假言命令就是或然的（problematic），比如，技能规则（rules of skill）就是如此。康德举例说，尽管家长不知道孩子将来会做什么，但会让孩子尽可能地学各种技能。这些技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但目的还只是可能性。若行动所指向目的是现实的，该假言命令就是实然的（assertoric）。康德指出，有一个目标为所有理性存在者所分有，那即是对幸福的追求。因此，与幸福的目标相关的命令是实然的，明智的建议（counsels of prudence）即属此类。康德区分了世俗明智和私人明智，前者指某人具有影响他人、利用他人来实现自己目的的技巧，后者指将这些目的统一起来以实现其持久利益的洞见。就对明智的理解而言，私人明智优先于世俗明智。直言命令主张某行动本身就是客观必然的，而不考虑行动之外的目的，因此，直言命令是必然的（apodictic）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即属此类。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所涉的上述三种命令，康德说：“第一类命令是技术的（属于技艺），第二类是实用的（pragmatic，属于福祉），第三类是道德的（属于自由行动，即道德）。”在康德那里，“实用的”与对幸福的追求密切相关：如果制裁不是作为必要的法律出自国家的权利，而是为了促进普遍福祉，便是实用的；如果史学能够使人明智，即教导世人比前代更好地或至少同样地照顾自身利益，便是实用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1885）中所区分的技术命令和实用命令，在《判断力批判》（1890）中都被纳入了技术意义上的实践范畴之下。在后者中，技术上实践的规则不仅包含技艺规则，而且包含明智规则。

围绕实践概念而展开的这番细密的义理功夫表明，一方面，康德接受了中世纪以来将三项并为两项的做法，另一方面，他显然意识到二分法中的实践概念太过笼统，因此区分了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和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并用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来阐明它们的本质差异；不仅如此，他还对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再加分疏，认为它涵盖了技艺规则和明智规则。显然，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对应于“poiesis”（制作），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对应于“praxis”（实践），康德在理论和实践二分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实践的两种形态，可理解为一种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的努力。

其次，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属于理论哲学，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康德认为，划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根据，是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的区分。与自然概念相应的是理论哲学或自然哲学，与自由概念相应的是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他指出，所有技术意义上的实践所牵涉的规则，不管是技艺规则还是明智规则，都应当作为推论（corollaries）纳入理论哲学，因为“它们所关心的只是因自然概念而成为可能的事物。这不仅包括在自然中找到的产生这些事物的手段，而且包括意志（作为欲望的能力，因而作为一种自然能力），就后者根据上述规则被自然诱因所决定而言”。归根到底，技术意义上的实践为关于原因和结果的自然概念所支配，属于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与此不同，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

如果说“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属于实践哲学”的命题体现了古典的实践概念，那么“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属于理论哲学”的命题则体现了中世纪以来强调理论之技术应用的实践观。从中世纪哲学家主张理论学科不仅包含理论部分而且包含实践部分，到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康德主张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受自然概念支配因而属于理论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

再次，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针对沉思传统，康德提出了一种颇具颠覆性的方案，这突出地体现在其“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的论旨中。《纯粹理性批判》就已触及这层义理：“如果我们不为自己设定目的，那我们能对我们的知性甚至就经验而言作何种运用呢？但最高目的就是道德目的，只有就其为纯粹理性所给与的而言，我们才能认识这些目的。……纯粹理性赋予我们实践合目的性；因理性而实现的对我们知识的先验拓展，不是实践合目的性的原因，而只是其结果。”着眼于经验而运用吾人的知性、对知识的先验拓展属于理论理性的范畴，道德目的、实践合目的性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二者之间，后者是主导性的，是目的，是原因。《实践理性批判》第二卷第二章第三节以标题的形式彰显了这层义理：“实践理性在其与思辨理性结合中的优先性。”康德指出：“纯粹思辨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结合在同一认知中，后者具有优先性，这一结合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先天地以理性为基础，因而是必然的。”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是一条先天原理。所谓优先性（primacy），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某物具有优先权（prerogative），即它是另一个事物或其他事物的最初规定根据。理性决定心灵各种能力的兴趣，也决定其自身的兴趣。理性思辨运用的兴趣体现为对对象的认知，直至把握最高的先天原则；理性实践运用的兴趣即根据最后的完整的目的来规定意志。康德认为，这两种兴趣不能并置，不然会引起理性自身的冲突。二者是从属关系，是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而不是实践理性从属于理论理性。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因为所有兴趣在终极意义上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兴趣只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运用中才是完整的”。

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优先性，即实践理性在价值上高于理论理性，该主张有力地瓦解了理论至上的沉思传统。如果说现代科学引发了制作和沉思的倒转以及制作和实践的倒转，那么，批判哲学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倒转。

四、实践转向：发生优先性与价值平等主义

以上我们考察了西方哲学史上理论和实践之辩的几个重大关节。作为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并在三者之间确立了价值上的等级秩序。在中世纪，三项被并为两项：一方面，古典实践概念的外延扩容，兼摄伦理政治和机械技艺（模糊了古典三项中实践和制作的本质差异）；另一方面，实践被赋予新的涵义，人们倾向于将实践理解为理论的技术应用（在沉思传统中相互分离的理论和制作被勾连起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沉思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实验方法所体现的“技艺人的胜利”，引发了沉思和制作的倒转以及实践和制作的倒转。批判哲学明确主张“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进一步瓦解沉思传统。至此，沉思传统在古典三项之间确立的等级秩序，受到了全面质疑。

在一番哲学史考察之后，让我们直面本文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实践转向？对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恢复亚里士多德划分古典三项的识度。虽然中世纪以后，流行的做法是将三项（理论、实践和制作）并作两项（理论和实践），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概念上是有代价的。比如，将古典实践概念的外延扩容以兼摄伦理政治和机械技艺，抹煞了古典三项中实践和制作的本质差异，结果是一个模糊笼统的实践概念。上文指出，正是不满于二分法在义理上的这一缺陷，康德区分了技术意义上的实践和道德意义上的实践。因此，尽管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泛泛地谈论理论和实践之辩，但在实质性的讨论中，必须明确实践（practice）的真正所指：是praxis（实践）还是poiesis（制作）？哲学是慎思明辨的学问，克服模糊笼统是其内在要求。笔者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以此来观照哲学史乃至人类的历史，就是想发扬亚氏的洞见。我们应该从亚氏出发向前走，而不是往后退。在历史衍化过程中，古典三项的内涵都有古今之异，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更中。就理论而言，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就有很大的差异；就实践而言，注重善好的古代伦理和注重正义的现代道德有很大差异；就制作而言，传统手工业和机器化大生产有很大差异，而且到了现代，从注重实用的传统工艺中分化出了专注审美的艺术（fine arts）。对于三者的关系，哲学家们也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等，都以各自的方式质疑了沉思传统，瓦解了亚氏在古典三项之间建立的等级秩序。

第二，肯定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在此，有必要区分发生的优先性和价值的优先性。甲对于乙具有发生的优先性，与甲对于乙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是两回事。甲在发生上优先于乙，与甲在价值上高于或等于或低于乙，都是相容的。根据这一区分，沉思传统呈现两大特征：(1)彰显价值问题，遮蔽发生问题；(2)强调理论在价值上的优先性，即主张理论在价值上高于实践，实践在价值上高于制作。因此，实践转向对沉思传统的超克，也相应地体现两层义理：首先，凸显发生问题；其次，在价值维度上，平等看待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制作活动。试分述如下。

沉思传统之彰显价值问题、遮蔽发生问题，突出地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论上。在亚氏那里，闲暇是理论之价值优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各种生活形式中，沉思生活之所以最高贵，是因为工匠没有闲暇，政治家也没有闲暇，只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才拥有闲暇。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氏那里，闲暇论还有另一层涵义，那就是，闲暇是理论知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技艺活动提供了各种生活必需品之后，人们才能从事理论活动。因此，闲暇论蕴涵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制作活动在发生上优先于理论活动。然而，在亚氏那里，对价值问题的关切遮蔽了发生问题。《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一章考察了下学上达（从感觉到经验，从经验到技艺，从技艺到理论知识，再从理论知识到理论智慧）的认识秩序，虽然亚氏在此提到闲暇是理论知识得以产生的条件，但他论及闲暇是为了论证理论知识在价值上高于技艺。因此，质疑沉思传统的第一步，是要敞开被遮蔽的东西，使之彰明昭著。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显然，只有当生活必需品得到满足、生存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有可能过上这三种生活。然而，在亚氏那里，这层义理处于晦暗之中。聚焦于此，唯物史观洞察到了人类历史的秘密，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恩格斯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必须能够生存（吃、喝、住、穿等），而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人们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它构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唯物史观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来理解物质生产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基础之于上层建筑具有发生上的优先性。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科学、艺术、宗教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沉思传统中，发生问题为价值问题所遮蔽，那么实践转向的第一步，就是彰显发生问题，拥抱唯物史观，将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当作理解人类历史的首要原理。

第三，肯定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除了彰显发生问题，肯定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之外，实践转向对沉思传统的超克还体现在价值维度上。如果说沉思转向在古典三项之间确立了价值上的等级秩序，那么实践转向就试图瓦解这个价值金字塔。但是，瓦解一个金字塔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金字塔。比较中道的做法，是平等看待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而非抑扬于其间。我们反对沉思传统将理论置于实践之上，但不必像康德那样将实践理性置于理论理性之上；我们反对沉思传统将实践置于制作之上，但不必像培根那样将机械技艺置于安邦治国之上；我们反对沉思传统鄙视制作，但不必主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与在价值上平等看待三种活动密切相关，实践转向还强调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制作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在它们之间相互还原。理论活动的目的是求真，实践活动的目的追求善和正义，制作活动的目的是致用（从实用技艺中分化出来的艺术和艺术批评的目的是审美，这一点本文暂且撇开不论）。三种活动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一旦它们相互僭越，越俎代庖，社会就会陷入病态。

现代科学的实验品格，有时会误导人们模糊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界限，以致看不清二者的本质差异。比如，哈贝马斯就认为，经验—分析的科学体现了“对客观化过程加以技术控制的认知兴趣”，现代科学“内在地导向可能的技术控制”，这样的论断敉平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差异。就此而言，培根关于光的实验（experimenta lucifera）和果的实验（experimenta frutifera）的区分，就很有启发意义。他说：“只有当自然史获得和积累了众多本身无用而专能帮助发现原因和公理的实验时，科学进步的希望才有了更好的根据。这类实验我们称作光的实验，以别于果的实验。”培根倡导光的实验，是以上帝为榜样。创世第一天，上帝只是创造了光而不创造其他物质事物，同样地，我们从事光的实验，也只是为了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原因和公理，而不是为了实用目的。知识就是力量，光的实验为果的实验奠定了基础：“一旦各种公理被正确地发现和确立，它们会给实践以巨大帮助。”果的实验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是为了征服自然，改善人类境况，促进人类福祉。虽然光的实验和果的实验都运用机械技艺，但它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前者为求真，后者为致用。可见，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有基本的分野：在现代科学中，控制自然的目的在求真；在现代技术中，控制自然的目的在致用。阿伦特对于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这一区分是敏感的。她强调，人们应该摆脱一种流行的偏见，即将现代科学的发展归因于实用的欲望（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人在求实用的动机之外，还有求真的动机。她指出：“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相关的实验。”

现代社会技治主义（technocracy）盛行，其症结就在于抹杀制作和实践的区分，用技术逻辑取代实践逻辑。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技治主义展开了深入批判，前者致力于政治哲学批判，后者则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如上所述，阿伦特认为，现代世界“技艺人的胜利”不限于自然领域，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倾向于用制作的态度看待政治。她甚至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处，就有用制作来取代行动的端倪。在柏拉图《国家篇》中，苏格拉底运用正义理念建构城邦，正如雕刻家制作一个雕像。亚里士多德区分古典三项，认识到制作和行动之间存在种类差异，但有时还是会模糊二者的区别，比如，他对施惠者和受惠者关系的理解，就预设了“施惠者和受惠者都同意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阿伦特反对行动向制作还原，因为用制作来解释行动会产生一系列困难。试举其大端如下。一是暴力因素。由于制作内含暴力（violence）环节，在以制作来解释行动的政治规划和思考中，暴力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到了现代，这一倾向越发显豁，甚至表现为对暴力的颂扬。二是手段—目的范畴。行动是以自身为目的活动，是一种隐德莱希（entelecheia），它处于手段—目的范畴之外，而对于制作活动而言，手段—目的是其界定性范畴。因此，用制作来解释行动，就会用手段—目的范畴来讨论政治，由此可能产生两种后果：(1)无法防止人们在政治上不择手段；(2)将政治贬低为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三是现实性和理性。如上所述，霍布斯将制作和计算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领域，成为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制作领域，只有要制作的东西才是现实的（real）。以制作的方式行动，以“根据后果来计算”的方式来推理，只能把握可预期的东西。但是，人类事务领域充满着不可预期的情况，“完全不可能之事经常发生”，各类不可预期的事件构成人类事务领域之现实性的肌理。因此，以制作和计算概念为核心的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哲学，无法把握人类事务领域的现实性。在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可以看到理性和现实性的分裂。

哈贝马斯洞察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治主义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技术和科学走着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二者并不相互依赖，在19世纪中叶之前，现代科学对于促进技术发展并无太大贡献。但是，“当技术发展与现代科学的进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大规模工业研究的出现，科学、技术和工业利用就融为一体了”。19世纪中叶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强劲的技术科学化的趋势。技术的科学化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技治主义的意识形态。技治主义意识形态的要义，是“取消了实践（the practical）和技术（the technical）的区分”。用哈贝马斯的术语来说，这不啻将互动（interaction）还原为工作（work）。哈贝马斯严格区分了工作和互动。工作即目的合理行动（purposive-rational action），包括工具行动和策略行动，前者为实现技术控制而寻找手段，后者则基于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理性选择。互动即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它以日常语言为媒介，受社会规范的支配，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前提。工作的归工作，互动的归互动，社会就会良性运转，但是，技治主义却试图让互动消弭于工作之中：“它切断了从互动之规范调节的角度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加以辩护的各种标准，因而将它们非政治化。它将它们安置在一个假想的目的合理行动的系统之中。”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实践问题技术化，交往行动工具化、策略化，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适乃至病态。

总之，针对“如何理解实践转向”的问题，笔者尝试给出一种可能方案：恢复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三项的识度，进而提出“古典三项的转进和重置”的思想主题；区分发生优先性和价值优先性，强调物质生产（制作活动）在发生上的优先性；主张制作活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维护三种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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