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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道会议 通常认为，出席通道会议的人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时任红7师师长李聚奎称，通道会议是中央军委开的一个临时会议，吸收毛泽东同志参加。 由于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博古、李德情绪不振，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在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就是周恩来负责召集的，毛泽东是应邀到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列席通道会议的人，除了上述几位，还有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和林彪等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理由。 通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中央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录路线向北行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会议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式，坚决主张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两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 在会议上，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有计划；他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中央红军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自身在国民党军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通道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立即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那么毛泽东的意见立即被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痛失利，使得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博古遭受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二个是，中革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往来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调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等待红军往里钻；第三个是，通过长征以来路途上的交流，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朱德、周恩来等人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2）黎平会议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西进：一路由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由播阳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即使在通道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提议，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并未放弃北上，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934年12月14日，中革军委仍电令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黎平会议上，博古等人置“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是中央红军的五六倍且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已待这一客观事实于不顾，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提出向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军，在川陕协同作战。 黎平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放弃去湘西建立新苏维埃地区。后来，中革军委还有一些列电报表明李德、博古等人没有放弃原有的战略计划。在《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周恩来称，对军事路线问题“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表明，博古、李德扥人一直没有放弃原有的计划。
（3）猴场会议 既然还有转不过弯的同志，那么就继续开。 12 月底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镇，博古、李德继续反对红军北渡乌江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再次要求转入湘西，在湘西建立根据地，针对入黔以来党第二次关于作战方针产生的分歧，周恩来再次但任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工作，于1934年12月31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猴场会议。这次会议也是罕见的跨年政治局会议，和黎平会议一样都被称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指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首先发展贵州北部地区，然后徐图发展四川南部。 其次，还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对军委职权进行再明确再规定，一是要求军委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和“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以取得胜利；二是严格规定凡是重大的军事行动“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实现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最后，着重指出要“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鼓舞他们的战斗热情，坚定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摸鱼休息的情绪。同时强调要“有计划与有步骤的（地）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目的是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根据这一精神，1月1日，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对白军开始发动政治攻势。 猴场会议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也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好了准备。
就在猴场会议召开的同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秉，周浑元纵队四个师已进占施洞口，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 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对对岸进行了火力侦察，发现上游的新渡口敌人配备的火力较少，且有一条羊肠小道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能够攀登。耿飚、杨成武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 1935年1月1日夜晚，在江界河渡口，三只竹筏开始试渡。一小时后，传来消息因水流太急，后两只竹筏被冲向下游不知所踪。凌晨时分，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亲往红四团督战，敌追兵逼近，红军务必尽早渡江。 第二天上午9时许，红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再次组织强渡乌江，还没等竹筏划到对岸，敌人阵地上就响起了枪声。 原来，先前失踪的毛振华等五名勇士在江界河渡口对岸的石崖下潜伏了一夜。当红四团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近对岸时，连长毛振华等五名勇士适时向半山腰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掩护强渡的部队迅速登岸。（PS:可惜这位虎胆英雄在长征即将结束前，在10月14日的环县洪德城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眼看后方哨所被断，国民党守军仓皇跑走。此后，先锋团3营协同工兵连架设浮桥，干部团团长陈赓身先士卒，带领将士用了36小时，在乌江天堑架起了一座人工浮桥。顺带说一句，浮桥是用篾绳将竹排连在一起。可惜，想出这个妙计的19岁战士石长阶在架桥过程中不幸牺牲让人扼腕。
1月3日上午，乌江浮桥架成，军委纵队和后继部队安全渡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1师、红三军团也先后完成渡江任务。强渡乌江之后，红军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 为迅速攻占遵义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于1月6日下午，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冒雨西进，袭占距遵义15公里之外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外围据点，全歼守敌1个营。并从俘虏中获悉遵义城尚有敌军3个团据守，而对红军主力的神速行动，并未察觉。 刘伯承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采纳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王集成的建议，以先头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溃军，智取遵义。 1月6日晚上，红六团一营和军团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军溃军，在国民党军俘虏连长的引领下，冒雨来到遵义城下，那个国民党军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给他讲好的内容，骗守军打开了城门。 红军冲进城里，隔断电线，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二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红军大部队乘机迅速突进城区，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狼狈弃城而逃。7日早晨，红军顺利地占领了遵义城。 1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任政治委员。是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12日下午2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遵义老城协台坝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说明了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主张。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蒙合和、邓云山、罗玉顺、罗梓铭、李金生、陈云洲、毛泽民等25人组成。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以红一军团第二师推进到娄山关、桐梓地区，第一师集结在遵义东北至新街，第十五师在老蒲场；红三军团在遵义城以南的刀靶水、尚稽场、懒板凳(今南白镇)，控制遵义通往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红九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红五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珠场；干部团驻在遵义城担任警卫任务。 当这些准备工作安排妥当后，遵义会议即将开始。
（5）生死攸关得转折点——遵义会议 一月十五号，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 会议开始，主持人周恩来突然转变会议主题：由总结湘江战役的失败转变为总结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首先自我检讨，认为五次反围剿失利他有责任。当然博古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国军强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敌人力量太强大和其他人配合的不好。 刘伯承第一个表示：当时只要给博古提建议就会被他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 面对博古的辩解，彭德怀说：“什么御敌与大门之外，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硬逼着我们跟敌人硬碰硬、拼消耗。仅仅一个广昌战役，三军团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过湘江的时候又损失了一半多。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团呀、现在就只剩下几千人了，你们这就不难受吗？” 接着张闻天直接就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第一天的会议就在指出错误与批评中开到了十二点半，当晚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把军队的领导人也扩大进来参加会议，周恩来表示同意。 16日晚，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凯丰却突然站起来发难。凯丰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凯丰的话，站起来说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位置上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这样，会议越开越激烈，火药味充满了整个会议，但大部分与会人员开始明确态度，指出博古、李德在领导层的错误。
第三天的会议是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一上来就是检讨：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是三人团领导人之一，他承担责任，等于说三人团有责任。如此以来，博古和李德也就难逃干系，想赖账也不可能了。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毛泽东，投下关键一票。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之后，博古很不爽，凯丰更不爽，凯丰对博古说，你是共产国际制定的人选，凭啥被他们说一顿就下台啊。博古磨磨蹭蹭二十多天，也没有动静。二月五号，周恩来找博古一席长谈。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分析利害，展示未来，博古表示心悦诚服。 二月六号，博古表示目前的形式下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然后把印信和文件移交给张闻天。 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当然会议成功还有一个客观机缘：在长征中，因发报机的丢失，红军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 无意中断了跟共产国际的联系，倒逼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寻找自己的路。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出现，是时候检验成色了。 结束语：从形式上，毛泽东同志只是周恩来同志的助手。从实质上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红军魂魄又回来了。然后就看结果，干得好，毛泽东取代周恩来，恢复井冈山前期的领导模式。干得不好，啥都没了，退出历史舞台。 毛润之一生中最得意的指挥艺术，四渡赤水该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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