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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三江水二考略(一))

 水经注探究系列 2024-01-06 发布于山西

卷三十四

○江水二

A1△又东出江关,入南郡界。

江水自关,东迳弱关、捍关。捍关,廪君浮夷水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界。昔巴、楚数相攻伐,藉险置关,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下皆其域也。

捍关,段渝认为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他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扦关以拒秦。”扦与捍,音同义通,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扦关以为捍卫的。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君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1]

弱关,《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屿,故巴亦有三峡。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这里所说的“捍关”,刘玉堂,袁纯富等学者认为此处当是指奉节捍关。这说明,奉节江关与建平、秭归界的弱关,皆为东周时所筑。战国时期,楚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江淮、江南以及吴越地区的军事争夺上。分布于今鄂西和渝东地区的巴、楚,虽无大的军事冲突,但两国也时常在渝鄂间的江关、弱关一带,“数相攻伐”。这在出土文物中也可找到印证。近年来在巴东、秭归沿江一带,发掘出一批战国墓葬,出土了一批巴国兵器,墓主大都是巴国将士。此外,在巴东沿江溪涧的石缝中,能经常发现各式各样的青铜箭镞。这说明战国时期今秭归、巴东一带,都应设有楚国的军事堡垒和关隘。因此《水经注疏》中熊会贞对楚弱关的存在取否定态度是缺乏根据的。[2]    

建平,三国吴永安三年 (260) 置,属荆州治所在信陵县 (今湖北秭归县南)。后,置建平郡都尉巫县 (今四川巫山县)。西晋咸宁元年(275) 改为建平郡。太康元年 (280) 灭吴,将两建平郡合并,治所在巫县。辖境相当今四川巫山、巫溪二县及湖北兴山、秭归二县、清江中止游地区。南齐巴州。梁属信州。隋开皇初废。

秭归,西汉置,属南郡治所即今湖北秭归县(剪刀峪) 西北归州镇。《水经·江水注》: “袁山松曰,屈原有贤姊,闻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 属建平郡北周改为长宁县

南郡,战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置,治郢县(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后迁江陵县(今县)。楚汉之际为临江国,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复为南郡。景帝二年(前155年)改临江国,四年改。七年改国,中元二年(前148年)复为南郡。元狩二年(前121年)始割东部置江夏郡,宣帝时得长沙国王子封所削三县。宣帝后辖境约当今湖北省粉青河及襄樊市以南,荆门、洪湖二市以西,长江和清江流域以北,西至重庆市巫山县。其后辖境渐小。三国吴移治公安城(今公安县)。西晋复迁江陵县。隋开皇初废。大业时曾改荆州为南郡。

△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

江水又东,乌飞水注之。水出天门郡溇中县界,北流迳建平郡沙渠县南,又北流迳巫县南,西北历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谓之乌飞口。

乌飞水,杨守敬推测此处的乌飞水应即与鸟飞山相关的鸟飞水。守敬按:《寰宇记》,鸟飞山在巫山县西南六十里,言山高鸟飞,不能越也。水盖以山得名,而此作乌,异[3]鸟飞水即今巫山县西之大溪河。《水经·江水注》:“(鸟飞)水出天门溇中县界,北流径建平郡沙渠县南,又北流径巫县南,西北历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谓之鸟飞口。”《清一统志·夔州府一》 云此水为大溪河,发源于奉节县南山谷中,东北流百余里入长江。    

天门郡溇中县,三国吴分充、零阳二县置,为天门治。治所在今湖南慈利县西三官寺乡。西晋属天门郡。《宋书·夷蛮传》:元嘉间,“天门溇中令宗矫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溇中,虏略百姓”。即此。梁以后废。

建平郡沙渠县,三国吴置,属建平郡。治所即今湖北恩施市。北周为施州及清江郡治。隋开皇五年(585)改为清江县[4]。比对文物地图集,颇疑与今恩施市章家坝遗址有关联。该遗址位于舞阳坝街道办事处五峰山村板壁岩东南,汉代遗存。面积约9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1.5米。采集陶片均为泥质灰陶,纹饰有绳纹,器形有罐、壶、盘等。[5]

乌飞口鸟飞口),在今巫山县西九十里大溪鸟飞水入长江处之大溪乡

江水又东迳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奏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深谷,南临大江,故夔国也。

巫县故城,在今四川巫山县。《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径巫县故城南,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三国志·蜀书·霍弋传》 裴注引《襄阳记》:西晋泰始四年(268), 罗宪“袭取吴之巫城”。[6]1997年对巫山古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同时对古城的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资料证明,巫山古城始建于魏晋,这与《水经注》中记载的“昊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城缘山为,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深谷,南临大江”相吻合。[7]

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昌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盐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盐水之称矣。溪水又南,屈迳巫县东。县之东北三百步,有圣泉,谓之孔子泉。其水飞清石穴,洁并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郭仲产云;按《地理志》,巫山在县西南,而今县东有巫山,将郡、县居治无恒故也。    

巫溪水,即今大宁河。

梁州晋昌郡,东晋置,属梁州。治所在吉阳县 (今湖北竹溪县西五十里)。南朝宋末改为新兴郡。

晋昌郡宣汉县,汉和帝时置,属巴郡治所即今四川达川市建安六年 (201) 属巴西。三国汉属宕渠郡,寻属巴西郡。西晋初废。惠帝时复置,属宕渠郡。南朝宋为巴渠郡治。西魏废帝二年 (553) 改为石城县

建平郡泰昌县,古县名。晋初置,治今重庆市巫山县北大昌镇。属建平郡。北周时改大昌县

北井县,古县名。三国蜀汉置,治今重庆市巫山县北大昌镇东南。属巴东郡。西晋、南朝属建平郡。北周天和中废。

巫县,秦置。因巫山得名,属南郡。治今重庆巫山县北。晋徙今治。三国、西晋建平郡、建平都治所。隋开皇初改名巫山县。

孔子泉,此泉位于巫山县城东郊。按郦注:“县之东北三百步,有圣泉,谓之孔子泉。其水飞清石穴,洁并高泉,下注溪水(指巫溪水,即大宁河)”相传此泉饮之,可使人变聪明,故宋代龙图阁学士王十朋说:“泉旁虽童子亦知书。”也正因为如此,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任巫山县令时,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重修秀峰书院,将其更名为圣泉书院。[8]

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馀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笥,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岩所馀,比之诸岭,尚为竦桀。其下十馀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神孟涂所处。《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纯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早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朝云焉。其间首尾一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李鄂荣长江三峡地区的历史地质灾害问题》一文中考证山崩一词在我国古籍中的含义要比现今地质科学中的含义较广,它包含了滑坡,岩崩、泥石流等。自汉代以来,三峡地区的山崩累有记载。但比较集中在秭归的新滩地区。除了发生于1985年的大型滑坡外,在历史上有记录的共有四次。即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的一次,公元377年(东晋孝武帝大元二年)一次,公元1023年至1032年之间(宋仁宗天圣年间)一次,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一次。这四次山崩,由于历代的史料繁简不同,我们先引史料,再加以分析。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的新滩山崩这次山崩的史料见于《后汉书》、《东观汉纪》以及《水经注》等书。1《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夏闰月戊辰,秭归山崩。2《后汉书·五行志》:和帝永元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溪,杀百余人。明年冬,巫蛮夷反,遗使募荆州吏民万余人击之。3《东观汉记》:秭归山高四百余丈,崩填溪水,压杀百余人。4《水经注·江水》:“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这四条史料,应以《东观汉记》为最早,因为它成书于公元178年以前(东汉灵帝熹平中)。而且,意思也比较清楚,“杀百余人”乃是因山崩压杀的。”在时间上《后汉书·五行志》也有错误,因为这一年是闰五月,不是闰四月,闰五月戊辰即7月11日。但是,对于“崩填溪”的解释,则有不同的意见。根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即上第四条史料,认为“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是崩入长江。因为他接着说:“晋太元三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但是,郦道元这一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肯定所谓“崩填溪”是崩入长江;二是其所说的“新崩滩”的地理位置,是在大巫山以上十余里,与后世所称的新滩位置不同,以致引起后来学者乃至现在的科学家的不同意见[9]    

晋太元二年又崩,即公元377年的新滩山崩,李鄂荣长江三峡地区的历史地质灾害问题》一文中考证此祠山崩在《晋书》中无记载。惟一史料来自上面所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当然他所描述的江中崩石壅流的情况,可能是晋代山崩所致,因为山崩时代距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较近(约200年左右)。但是郦道元并没有到过长江流域,当时南北朝分疆而治,郦道元是北魏的高官(任过河南尹,安南将军等职),不可能到长江考察。他对长江及以南河流的叙述,从《水经注·江水》的三峡部分的文字来考察,他主要是根据晋袁山松的《宜都山水纪》、郭仲产的《荆州记》和盛弘之的《荆州记》等书。对于没有亲自考察过的地方,根据别人的著作进行排比铺陈,不免发生错误,这是合乎情理的。因而,他把新崩滩写在巫山以上十余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只要看他是根据《后汉书》《东观汉记等书的“和帝纪”中的材料,就可以肯定是新滩地区的山崩。因为那里明确地说明山崩发生于秭归。而秭归和巫县都是秦汉所立的县都属南郡所管。两县的灾情是不会混淆的。[10]

大巫山,光绪《巫山县志》卷6:大巫山“一名大丹山。县东三十里”。

神孟涂所处,除上述郦注所载外,《巫山县志》卷十七也载有:“孟涂祠在(巫山)县巫山下”《竹书纪年》卷上更明确记载“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刘前凤陈智理等学者认为这指的是:启八年,帝启委任孟涂为巴人的祭司,主宰巴人的诉讼大权,实际上也是巴人的酋长。上述文献记载表明,早在夏代,长江三峡地区的巴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11]    

郦道元撰《水经注》时,肯定地认为巫山之女就是天帝之季女瑶姬,而且强调是郭景纯注解的“宋玉所谓”。但郭峰细查文献,并未有相关记载。他认为以严谨著称的郦道元不可能自己作伪,应该是经过了战国到南北朝的发展,巫山神女是瑶姬的传说已经在当地广为流传,郦道元如实地记录下来。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细查历史可以发现“天帝”虽然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但是到了秦汉之后才成为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最高神。“天帝”的出现和逐步显赫是为了满足中华神系进行大一统的需要。巫山神女形象的变迁实际是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的反映。在交化大一统的背景下,中国上古的神话通过再造,逐步仿照现实社会的基本情况整合为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巫山神女也在原本的文本基础上逐步丰满,有了自己明确的身世来源,并通过这种身世来源融入大一统的中华神话体系之中......同时至迟到南北朝,巫山神女就成为中华文明整体上的爱情象征,被广泛接受。后人在阐释巫山神女的时候,也多采用李善和郦道元的说法。巫山神女的爱情象征也不断被中华文化认可和进一步演绎,比如唐朝诗人李白(701年一762年)在《感兴八首》中说:“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李(790年—816年)也在《巫山高》也说:“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巫山神女成为中华文明爱情的象征就成为定式,流传千古。[12]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潄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中关于巫峡的一段脍炙人口的美文:“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系引用(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的文字,但这段文字与《水经注·江水》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且已随同《水经注》文本流传逾千年。[13]    

逯钦立认为诗人们“反复吟咏猿声的哀愁,甚至有化自身于幽暗山林中鸣叫之猿的意味”[14]13,这种模式的形成以及能广泛传播而被唐人广为接受,与魏晋时期人们对猿声的认知密切相关。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载:“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为三声泪沾衣’”......《世说新语·黜免第二十八》:“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南朝梁刘孝标对此段的注为:“《荆州记》曰:“峡长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绝处,重岩叠障,隐天蔽日。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荆州记》是南朝宋人盛弘之的地理著作,这里对猿意象的记载与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极为相同,都强调了猿鸣之悲,使得闻者痛涕。其后又有郦道元在盛弘之的表达上重新移用改造,使得猿意象悲啼的内涵更加凄切哀婉,其《水经注·江水二》记:“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巇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综上所述,猿啼凄切哀婉的悲情基调在袁山松、盛弘之、郦道元的移用和扩张中得以奠定,“以致猿啸哀’成为绵延两千余年而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唐诗中猿意象消极悲凉色彩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15]

江水又东迳石门滩。滩北岸有山,山上合下开,洞达东西,缘江步路所由。刘备为陆逊所破,走迳此门,追进甚急,备乃烧铠断道,孙桓为逊前驱,奋不顾命,斩上夔道,截其要径,备踰山越险,仅及得免,忿恚而叹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于此。遂发愤而薨矣。    

石门滩,在今湖北巴东县东长江中。《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径石门滩。”《方舆纪要》卷78巴东县“横梁滩”条下:石门滩“在县东三十五里。中有巨漩,为行者患”。

《蜀鉴》云:“今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山有石径,深若重门,刘主为陆逊所破,烧铠断道然后得免[16]”叶植;陈坤等学者推测石门可锁定于秭归至巴东县间的长江北岸。[17]


 


[1]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06)

[2]刘玉堂,袁纯富著,楚国交通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10,第125页

[3]《水经注疏》,第2830页-

[4]来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第550

[6]来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7]曹诗图等著,长江三峡学概念,长江出版社,2007.06,第58页

[8]向承勇著,三峡文化撷英,重庆巫山诗社,2002.09,第9页

[9]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  2,地质出版社,1989.11,第79页

[10]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  2,地质出版社,1989.11,第79页

[11]刘前凤;陈智理:三峡地区巴、楚文化的考古研究,三峡文化研究,2016-10-31

[12]郭峰:由巴到中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巫山神女传说变迁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0

[13]程地宇先隋巫山诗文的文化内涵,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09-20

[1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91页。

[15]姬丹丹:唐诗中的猿意象研究,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年4月

[16][宋]郭允蹈撰:《蜀鉴》卷2“昭烈败绩于猇亭”条。

[17] 叶植;陈坤:夷陵之战主战场中的夷陵、猇亭、马鞍山地望考辨,社会科学动态,202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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