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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银饰 动物纹样 文化传播 一、“对虎纹”与“卧虎纹”金银饰 在滇文化的金银饰中，剑鞘饰占有重要比重。这些剑鞘多装饰有复杂精美的纹饰，其中一种成对出现的动物纹饰独具特点。江川李家山M51：116(图一，1)和M68：360-1(图一，2)各饰有一组对兽纹，晋宁石寨山M71：43(图一，7)饰有三组对兽纹，每一组中的两只动物四爪相对。李家山M51：181-2(图一，3)饰有一组对兽纹，两兽呈相向站立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两兽呈轴对称式分布，兽眼圆睁，兽尾上卷，张牙舞爪，较为抽象。李家山M68：250-2(图一，4)饰有四只兽纹，首尾相接，站作一排，动物的形体特征与上同。滇文化金银饰品中还见饰有类似纹样的饰片，如李家山M69：93(图一，6)和李家山M47：204(图一，5)，纹饰更为抽象，着重表现兽头、兽尾和四肢，有的口部大张，尖牙长舌，整体成蹲卧状，多成对出土，或为成组成对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在滇文化中此类饰片出土数量较大，造型多样，应区别对待。发掘报告中称这类纹饰为马、猪或神兽纹”，亦有学者认为其为马纹“。此类纹饰造型趋于简化抽象，很难从其特征入手，推定其为何种动物，而需要从周边文化中寻找线索。  祥云县检村石棺墓M1出土一件铜编钟，编钟上饰有一组对虎纹(图二，1)。保山昌宁发现的铜编钟上饰有对虎纹，对虎中间还填饰一牛头纹样(图二，2)。巍山县母古鲁村发现的铜编钟上饰有双虎食人纹。这三组对虎纹饰与上述对兽纹饰特征完全一致，只不过更为生动形象。故上述滇文化中的对兽纹应为对虎形象，是检村铜编钟所饰对虎纹的抽象版和简化版。这种纹样在滇西高原并非孤例，祥云大波那出土铜棺的两端壁板上也饰有对虎纹样，一端一组，亦作张牙舞爪姿态，呈轴对称状“(图二，4)。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还出土一件青铜杖，杖头饰二兽相抱，兽头与四肢较差，兽尾上卷，兽面形象不清，报告中认为是二豹形象“(图二，5)。这种形象与上文所述对虎纹极为相似，尤以尾部表现手法最为相近，故极有可能是二虎相抱。剑川鳌凤山出土铜发箍饰虎纹八只，可分两组，一组四只，相向对称，造型特点与滇文化对虎纹如出一辙(图二，3)。可见，滇西青铜文化和横断山区青铜文化中流行对虎纹样。关于这几处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中有所提及，一些学者也有相关讨论，本文依杨勇观点，认为上述遗物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  四川盐源出土一件三虎铜杖首(亦有学者称之为枝形器”、祀片或铜树“，本文对此不作深究)，杖首作树枝状，在树枝的顶端和两侧各饰一虎，两侧之虎以树枝主杆为轴对称分布，二虎形态造型与李家山金剑鞘饰上的对虎纹极为相似，这件虎纹铜杖与大波那出土的铜杖应存在一定的联系(图二，6)。盐源还出土一件铜钟”与检村铜钟形制接近，似乎也显示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盐源这类青铜杖的年代，学界看法比较一致，一般认为其为战国至汉初之物'。 以动物形象作为装饰的做法，常见于北方草原地区。乌恩岳斯图在其著作中收录了一批中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的虎纹金或铜牌饰，均成卧虎状，造型简单，部分形态接近，两两成组”(图三，1~12)。与前文所说对虎纹不同的是，这批牌饰中的虎形象没有明显的獠牙和利爪，且兽尾自然下垂，并未上卷。依据毛庆沟M5出土的两件牌饰，上述卧虎纹牌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或稍早(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毛庆沟地M55还出土一件牌饰，呈伫立虎形，右前肢上抬，尖牙利爪，尾部下垂(图三，15)。形态上较早期卧虎更为接近滇文化中的卧虎形象，年代为战国早期。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两件卧虎纹柄青铜刀，二者尺寸几乎一致，形态也极为相近，虎嘴大张，牙齿锋利，尾部上卷(图三，13、14)。极有可能是成对铸造或成对使用，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  放眼整个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区，在中国境外也有类似的形象发现。B.B.沃尔科夫在其著作中发表了3件低首伏卧虎形牌饰，明显可见锯齿状牙齿(图四，3、4)。阿尔泰地区尤斯特德X墓地25号家出土2件卧虎形木雕(图四，6)，二虎形态接近，虎爪特征明显，虎口大张，一只兽牙外露。萨夫罗马特和早期萨尔马特文化中的一件金牌饰上发现有卧虎纹，虎口呈咆哮状，露出锯齿状尖牙，年代断为公元前6世纪(图四，5)。中亚克特缅一秋巴地区德拉勒一阿雷克Ⅱ墓地出土金牌饰上饰有卧虎纹，张牙舞爪，兽尾上卷，年代为公元前8~前3世纪(图四，2)。阿尔泰地区乌兰德雷克Ⅳ墓地2号冢出土两件造型完全相同的狮形木雕，虽不同于虎纹，但也着重表现了口、齿、爪、尾等部位，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图四，1)。这两件狮形木雕说明这种卧兽形象也可以成对使用。”  乌恩岳斯图认为，长城地带金或铜的卧虎纹牌饰不见外来影响的迹象。上述遗物中的虎(狮)形象，在细部的刻画上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卧虎纹有显著差别，但从其造型和成对使用的情况来看，很难说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卧虎纹毫无干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南地区对虎、卧虎纹的若干要素也可零星见于上述域外遗物，这也显示出了滇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联。 二、“双马纹”与“卧马纹”金银饰 江川李家山墓地M68出土一组金鞘饰，其中一片饰有一对兽头纹样，报告中称其为龙首纹(图五，1)。也有学者认为该形象为双马纹样，“与域外的双马纹样相比，该纹饰两端为马首纹无疑”。四川盐源出土的枝形器多饰有“双马纹”，常表现为一人牵二马”(图五，5、6)。许多学者都对“双马纹”颇为关注，林向认为这种形象是游牧民族以马为龙的宗教反映，是萨满文化的表现。仝涛认为其可能与欧亚草原文明中的“双马神”图像属于相同母题“。郭物指出，“一人双马纹”应是源自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霍巍认为盐源枝形器的伴出器物具有十分明显的游牧民族文化的特点，要充分考虑到北方草原文化及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上述观点均将“双马纹”的源流指向欧亚草原文化地带。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战争和祭祀都离不开马，因此，马成为其着力刻画的一种形象。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出土一件双马纹牌饰，二马头伸向两侧，马身连为一体，形态与李家山金剑鞘上的纹饰较为接近(图六，3)。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出土一件群兽纠结形牌饰，饰有四个兽头，兽身连为一体，上端两兽头张嘴，圆眼，颈上还带有鬃毛，很可能是马纹，二马头之间还饰有一人像。但这件金牌饰年代较晚，为西晋时期拓跋鲜卑的遗物“(图六，2)。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一件双马双蛇纹青铜饰，两蛇相互缠绕，头部并排伸向上端，两侧饰一对背对卧马形象，整件器物的结构与盐源地区的枝形器十分相似(图六、1)。  欧亚草原也发现有“双马纹”形饰，多表现为“一人双马纹”，如斯巴达陶、铅、象牙质饰件，汤普森(M.S.Thompson) 认为这些陶制和铅质的饰品是祭祀用品，而不是一般的挂饰，这些形象可能是表现战车、马匹及女神，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初(图七，1~12)。M·A·戴普列特在其《西伯利亚的腰牌饰》一书中收录一件马纹牌饰(图七，13)，有学者认为是一曲肢马形纹饰，造型失真，马头中部为一兽头纹样。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该形象应为“一人双马形象”，所谓的马尾应为另一只马颈部的鬃毛，中间应为一神人形象，可见“神人”的眼、嘴等部位。“黄金之丘”——阿富汗席巴尔干王陵出土数件带有“双马纹”的黄金饰件，其中一件双马身体连成一体，前肢高高抬起，双马身、头、鬃毛上均镶嵌有宝石，时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图七，14)。林梅村认为这一处大月氏人墓地出土的同类纹饰大都表现了马蹄和马鬃，艺术原形明显是马，且常成对出现，应是源于古代印欧人宗教中的双马神“。李家山金剑鞘饰上的双马纹，虽不见神人，无马蹄，但着重表现了马鬃，可能与“双马神”有一定的渊源，但滇文化中双马纹仅此一例，且较为抽象，很难将这与“双马神”等同起来。  前文提到，滇文化中还出土一定数量的“卧兽纹”金银器，其中若干伏卧状兽体形修长，低首，长面，兽头上部似在表现鬃毛，很可能是马，多成对出现(图五，2~4)。长城地带早期游牧民族塑造的动物纹样中卧马纹也是常见题材之一，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墓M2出土若干“卧马纹”金银饰片，有的马尾上扬，也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图八，3、11、12)。延庆县龙庆峡墓地M32出土卧马纹金、铜牌饰，年代为春秋时期(图八，1、6、9)。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出土卧马纹铜牌饰47件，时代不晚于春秋战国之际(图八，5)。辽宁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也出土卧马纹铜牌饰3件，其中1件卧马昂首，时代为战国中晚期(图八，4、8、10)。河北省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出土1件卧马纹铜牌饰，时代不晚于战国早期(图八，7)。另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收录类似器物(图八，2、13)。依上述案例可知，北方草原文化“卧马纹”有以下特征：分伏卧、跪卧两种形式：多为低首，少有昂首，昂首者多出自长城地带东部区域，均明显表现马鬃。  乌恩岳斯图在其著作中收录了一批境外出土的塑造“卧马纹”的器物。例如，蒙古肯特省阿斯克特恩石板墓出土1件昂首伏卧马纹饰，蒙古乌兰固木墓地M47出土1件伏卧低首马纹铜带扣，图瓦地区阿尔然2号冢出土多件卧马纹金饰，萨格列一巴兹Ⅱ墓地13号冢出土木雕卧马纹牌饰，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有伏卧马纹牌饰，《欧亚草原东部游牧艺术》发表一件，蒙古和戈尔诺——阿尔泰地区鹿石上刻有伏卧状马形象，年代断为公元前6至公元前4世纪(图九)。这些马均为跪卧状，口、眼、耳、尾、蹄及鬃毛等细部均刻画得较为清晰，整体形态与长城地带的“卧马纹”很接近。 三、金剑鞘上的“牛头纹” 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处墓地共出土剑鞘饰百余件，剑鞘上端多装饰“牛头纹”，简单抽象，牛角表现的较为明显(图一O)。“牛”是滇文化常见的艺术表现题材，尤其是在青铜器中，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铜鼓、铜贮贝器、铜制物上“牛”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生动形象，逼真写实，对细部的刻画也非常仔细。学界普遍认为这些铜器上的牛形纹饰反映了滇人不用牛来耕地，而是将其作为食肉来源、宗教祭祀或财富的象征。也有学者认为滇文化的牛和牛头在不同出土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出现在青铜器图画纹饰上的牛头应是财富的象征”。金剑鞘上的“牛头纹”可能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但青铜器上的牛头纹饰与金剑鞘上的牛头纹仍有很大差距，二者表现手法明显不同，就图像本身而言，很可能表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关于滇文化动物纹装饰的来源问题，已有若干学者做过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动物母题装饰是受到了中亚或欧亚北方游牧民族艺术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动物母题有多方面的来源，既有来自包括中国北方的欧亚草原地区风格，也有本地发展和创造的要素；也有人认为牛形母题的流行可能是受了东南亚方面的影响。欧亚草原文化中的牛头纹牌饰，多以平面手法表现牛头，主要表现牛角，面部细部刻画简略，与石寨山金剑鞘上的牛头纹十分相似(图一一)。从观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将滇文化牛头纹等同于欧亚草原文化的牛头纹，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在构图手法上存在较大的相似性。  四、组合动物纹 李家山出土一件银夹上饰有一异兽纹样，鸟首兽身、长喙微张，作回首姿态，头上有角，尾部下垂(图一二，1)。另一件铜夹上也有类似纹样，亦呈回首状，角、尾漫延如水草(图一二，2)，与铜鼓(石寨山M13：3)、铜剑(石寨山M13：233)及铜臂甲(李家山M13：4)上的怪兽纹一致。有学者认为这种怪兽是传说中的“飞廉”，与楚文化有密切联系。鸟首兽身的组合形式很容易让人想起鄂尔多斯地区和欧亚草原地区的怪兽纹样，例如西沟畔战国墓地出土的怪兽纹金片，鹰首鹿身，枝状鹿角(图一二，4、5)。西沟畔出土的铜带扣上也有一组异兽纹样，鹰首兽身(图一二，6)。李家山出土的另一件银夹上也饰有异兽纹样，整体呈昂首站立状，头上有独角，顶端弯曲(图一二，3)。这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也可以找到线索(图一二，7、8)。  组合怪兽纹样是欧亚草原地区的重要艺术题材之一，乌恩认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的古代艺术中，在战国偏晚时期突然出现别具风格的怪兽形象是斯基泰一阿尔泰艺术影响的结果。无论二者早晚关系如何，就时代而言，他们比滇国青铜文化都要早。但必须指出的是，滇文化的组合动物纹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纹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滇文化组合动物纹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怪兽形象确应存在关联，但它们不大可能是由草原地区直接传入。 五、五联圆圈纹 在滇文化中，上端饰有“牛头纹”的金剑鞘，其下端都装饰一种由五个大小接近的圆圈相连组成的花瓣状纹样(图一三，1~5)，本文称这种纹样为“五联圆圈纹”。这种纹饰还见于兽形金饰的面部(图一，6)、额头(图五，2、3)，另有一定数量的金(铜)饰件呈五连圆圈状(图一三，6~13)。 这种纹样的饰件在包括中国北方地区的欧亚草原地带比较流行，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M1出土1件，年代为春秋晚期(图一四，1)；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杭盖戈壁公社呼鲁斯太M2出土2件，年代为战国早期(图一四，2)；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2件，年代为战国时期(图一四，3、4)；公元前2~前1世纪的后塔加尔文化中发现1件梅花瓣形铜扣饰，可能为五连圆圈纹的变体(图一四，5)。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凉城县毛庆沟M44出土一件鸟形牌饰，由四只鸟头与中间一铜泡联结而成，组合形式与五连圆圈形扣饰十分相似，尺寸也接近，年代为春秋晚期或稍早(图一四，6)。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也收藏有几件四鸟形青铜饰件，年代为战国时期(图一四，7~10)。这种牌饰很可能提供了五连圆圈纹的来源。 六、结语 通过以上对比讨论可知，滇文化与滇西地区、川西地区、欧亚草原地区的遗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表明这些地区的艺术文化存在某种联系。前文提到，关于滇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系，已有若干学者发表过论著。这些讨论几乎都是以青铜器作为讨论的中心，然而二者的青铜器在工艺、形制、纹饰等方面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张增祺也认为云南青铜文化主要以当地青铜器为主，外来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青铜器未必是个适当的例证。文化渗透的竞争是以文化的发达程度和影响力大小来决定。滇文化的青铜艺术高度繁荣，与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发达程度和影响力在当时的滇池区域都是十分巨大的，滇人学习借鉴欧亚草原青铜艺术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当然也不排除滇人出于猎奇或是其他因素，在制作青铜器时加入了一些外来因素，总之，发达的滇文化青铜器不大可能大规模的吸收欧亚草原艺术风格。因此，二者青铜器的差异是很好理解的。 相比于青铜制造业，滇文化的金银器起步较晚，战国至西汉早期，滇国墓地尚未发现金器。张增祺认为是黄金来源不足所致，一方面滇国境内金沙尚未得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善盗寇”的昆明人控制了滇西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导致仅有的黄金制品均作为生前使用，并未随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汉王朝对西南的控制，黄金从滇西输入滇池地区，为滇国上层所用”。西汉中期以来滇人突然大量使用金器，原料的增加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滇池地区也一定吸收了外来的制作技艺和装饰纹样。值得注意的是，滇西区饰有类似虎、马纹样的遗物皆为铜器，这一地区没有显示出发达的黄金技艺，滇人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摒弃自身的青铜文化，而在金银物品上装饰滇西的青铜纹样。 早期铁器时代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对黄金情有独钟，生活中大量使用黄金，死后也将数以千计的黄金艺术品带进坟墓，因此欧亚草原也被称为“黄金草原”。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一件饰有翼虎的镶嵌错金银带扣，对于这件带扣产地的讨论颇多，根据其纹样形态及镶嵌工艺来看，应非本地所产。冯汉骥根据石寨山出土文物上的人物图像分析出，除滇族外当时活动在晋宁一带的还有一些来自云南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依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既有的研究可知，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南、四川西部横断山区的族群有氐、羌、昆明、嵩、哀牢、靡莫之属等，这些族群都与北方草原地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很可能是这些族群将欧亚草原地区对金银制品的喜爱及制作技法和装饰纹样带人滇池地区。正是这些先进的文化与滇人传统的思想艺术、审美情趣互相结合、融会贯通，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带有滇族特色的金银文化。 文章转载于《草原文物》2019年第2期 2022 年 西夜美术网络课 报名微信：18513178050 以上图文版权均归作者所有，本文仅用作学习之用， 如有侵权，即作删除处理，特此声明。 转载请标明原作者、出处 点击下面图片进入西夜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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