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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方只有一个——读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

 琴弦在雾中 2024-01-09 发布于山西

詹姆斯·伍德和哈罗德·布鲁姆的区别就好比初中课堂上的美术老师和语文老师,后者严肃、认真,身负崇高的责任和使命感,像先知抑或法官一样不但要宣扬某种学说,还要判决。而在美术课堂,你不用担心自己是个画盲,无论油画、水粉、国画,甚至素描从来都是退避三舍,敬谢不敏。美术老师也有责任感和专业性,但她没有那么严肃,不会可以教教你,不用担心庄严的压迫感的到来,因为考试也是游戏而非什么指标。就算哪种绘画都学不会也没关系,可以进行艺术欣赏,就是说,总能找到你能够承受、能够缓解压力、培育素养的渠道,让你不知不觉浸润其中。

崇高”是布鲁姆语境中文学的最高价值,文学等于神圣,因此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斯蒂芬·金、JK罗琳排除在外,通俗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伍德的底牌是“生活性”,小说最好从神交还给人。

阅读《西方正典》的过程,就像聆听文学批评领域的上帝在宣告:“莎士比亚是经典的中心,”蒙田和莫里哀体现了真理的不可捉摸性”,卡夫卡是“经典性的忍耐和不可捉摸性”。在陌生的文字沙漠中,你偶尔像饥渴的旅人一样终于发现少许自己熟悉的如同清泉、绿洲一样的文字或论断能够用来解渴——终于,我好像也不是一无所知——多数时候,布鲁姆的评论让人有些云山雾绕,但你绝不敢反驳,仿佛坐在小学三年级语文课堂角落的学生,老师说的肯定都是对的。

在《小说机杼》中,伍德的语调却是美术老师般轻松、诙谐的,他也评论文学作品,不是以作者而是以主题的形式,那些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手法各异的作家,伍德信手拈来,告诉你某些闪光点、某些疑问、某些值得回味的段落,他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友,学识渊博,眼光独到,语词犀利,但绝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在闲适的交谈过后,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学到了一点眼光、观念、技法,你对阅读更加产生亲近之感,迫不及待地想更深地接触亨利·詹姆斯、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萨拉马戈这些如雷贯耳作家的作品。更有甚者,开始产生绝不承认是幻想的某种东西,那就是——既然我知道自由间体是什么,福楼拜的细节有多么缜密和严格,人物才是所有故事的核心……为什么我不能写一个故事呢?知道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无疑仿佛就给人们确立了一个标杆,而标杆存在的目的就是用来让人想往、接近的。

回到本书,什么是好文?伍德说:“我们评价好的行文,须颇费周章地说它具备生动鲜活的细节;说它表现出高超的观察能力;它能保持一种不感情用事的沉稳,像个好男仆一样知道何时从多余的评论中抽身而退,它对善恶保持中立,它发掘真相,即使会令我们厌恶。而作者印在一切之上的指纹,悖论般既有迹可循又无影无踪。以上几点有些你能在笛福、奥斯丁和巴尔扎克那里找到,但要找全所有只能等到福楼拜了。

《情感教育》的主角弗雷德里克·莫罗在拉丁区闲逛,感受着巴黎的声色:

他悠闲地漫步于拉丁区,平常熙来攘往此时却空空荡荡,因为学生们都已回家了。学院的高墙看上去前所未见地森然,好像安静把它们变得更长了,能听见各种平和的声响,翅膀在鸟笼里扑扇,车床在转,补鞋匠挥着榔头,一些卖旧衣服的人站在街道中间,满怀期待而又徒劳地看着每一扇窗户。在冷清的咖啡馆后面,吧后的女人在她们没碰过的酒瓶之间打哈欠,报纸没有打开,躺在阅览室的桌子上,洗衣女工的作坊里衣物在暖风中抖动。他不时在书报摊驻足,一辆马车冲下街过人行道,令他回头一看,走到卢森堡后他沿路折返。

对于细节的理解,福楼拜在1870年对莫泊桑说的话一句话就已足够每件东西里都有一部分尚未开发,因为我们的用眼习惯是一边看一边回想先人们眼前事物得出过何种结论。即使最微小的事物都有未知的一面。”描绘出恰当、绝妙又古怪的细节就如同高明的画家画水果,“他不仅画出形状、颜色,也画出水果下面压着的租金,就令人过目难忘了。”

伍德不同意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刻板划分,仿佛次要人物都是扁平的,只有单一的特征,而主要人物更加丰满、复杂,因而是圆形人物。“真正要紧的是微妙性,”他说,“扁平并不减损他们的生动、有趣,或者作为一个人物的真实。”

一个威尔士出租司机,伊万斯,正在帮助一位女士清理房间。他发现一个盒子里装了一些诗句,突然大声轻蔑地说:谁都知道全欧洲的诗歌源头在威尔士。在此后的故事中,出租司机再未出现,你说他是不是一个鲜活的人物呢?因此扁平性可以比福斯特的定义有趣得多,而圆形也可以复杂得多,分析之微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伍德将作家和评论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称作“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但艺术家的目标是,令我们相信这确实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应该替换掉那个总是成问题的'现实主义,代之以那个更成问题的'真相……一旦我们把'现实主义抛到脑后,我们就可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汉姆生的《饥饿》,还有贝克特的《终局》都不是再现某种可能的或典型的人类活动,但这些文本仍然揭示出痛苦的真相。我们对自己说,被从家里赶出去就是这种感觉,像一个虫子(卡夫卡),或者像一个年轻的疯子(汉姆生),或者像衰老的父母,被置于垃圾桶里每天喂流食(贝克特)。当代小说中有一个场景恐怖程度无出其右,连麦卡锡的血袋和丹尼斯-库伯的爱都不可与之相比的,是克努特·姆生《饥饿》里的叙事者,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把手指放进嘴巴,开始吃他自己。我希望我们中没有人做过或想做这种事。但汉姆生令我们分享了这个经历,令我们感同身受。约翰逊博士在他《为莎士比亚而作的序言》里提醒我们,'模仿产生快乐或痛苦,并非因为它们被混淆现实,而是因为它们令我们想起现实。’”

伍德最为在意的“人物”这个环节给我们一种启示,小说关注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因此作家刻画人物的重心也在于尊严和自由,这些在所谓的圆形、扁平的更高层次之上。归根结底,想要写好一个故事,只能把亨利·詹姆斯的话时刻铭记在心:秘方只有一个——用心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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