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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是战略必需吗？ 作者：克莱尔·约克（Claire Yorke）是一位作家、学术研究员和顾问。2018年至2020年，她是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所和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的亨利·基辛格博士后研究员和讲师。她于 2018 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目前正在撰写两本关于同理心和情感的书。 来源：Claire Yorke, Is empathy a strategic imperative?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023, 46:5, 1082-1102 导读 人们越来越将同理心看作有效战略的关键部分，它可以促成战略成功，也可以为政策失败提供解决方案。尽管同理心人皆有之，但在国际关系决策中却很难落实，因为它要求战略家克服错误知觉与错误假设、克服个人和国家的傲慢。作者认为战略性同理心具有交易性和工具性的特征，明智地使用则可以提高现有战略的效果。战略同理心提供了一种“以人为本”的观念和手段，促进国家间的安全感，从而可以应对当今的各类挑战。 引言 《孙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尽管这句名言没有提及“同理心”这个词，但人们往往将这句话视作研究战略同理心的起点。同理心既可以是一个认知过程，即有意识地去理解他人如何体验世界；也可以是对另一个人情感的回应，即感受他人经历和心情，无论结果是否准确。因此同理心可以审视那些超越自身的经历，并反思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从而帮助我们捕捉到他人的情绪、理性地分析情况及其对他人的意义。 在战争场景、政治互动和政策协调等场景中，战略是为了达成预期目的并实现核心目标，而同理心可以解读人们对某些观念、目标和身份的强调，还可以预测盟友和对手的反应，以及与不同的人沟通和建立联系。作为一种功能性和交易性的工具，具备战略同理心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此外，战略同理心也应被看作是一种长期实践和精神气质，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不断迭代、快速反应和长期有效的战略，最终成为政府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核心手段，并有助于长期追求其国家目标和国际地位 同理心在战略中的实用价值 同理心长期以来处于学界和政界的交叉路口，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至关重要。在冷战期间，政治心理学家、美国新闻局（USIA）成员拉尔夫·怀特（Ralph K. White），认为美国应该具备“现实同理心”，以更好地了解苏联、越南和随后的伊拉克。怀特将“现实同理心”定义为：纠正所有导致战争的错误认知的重要方法，这要求我们理解对手对自己意图和行动。他将同理心概念和同情心分开，认为同理心并不意味着柔弱，而是一种实用的品质，对于战略的良好实施至关重要。 怀特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外交的弱点在于战略误判、道德优越感、军事实力自豪感、以及对他人的错误假设，这一观点深刻影响到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的战略反思，他曾是美国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在《回顾：越战的悲剧和教训》一书中麦克纳马拉揭开了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的原因，他认为如果当时美国站在越南人的视角，就应该意识到美军获胜的概率微乎其微。 历史学家扎卡里·肖尔（Zachary Shore）将战略同理心描述为“走出我们自己的头脑并进入他人思想的技能”，我们应该克服“类比思维”去找到驱动对手行为的真正因素。“类比思维”是指，假设对手会像过去一样行事，或者敌人与自己有相同的理性计算，而将对手的行为模式化和简化，而忽略对手决策过程中的个性因素和复杂性，从而造成战略误判。 战略同理心的价值：缓解不安全感并建立外交关系 “战略同理心”被用作克服安全困境并为外交解决创造更多的战略空间。“安全困境”概念最早与1950年由约翰·赫兹（John Herz）提出，随后经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概念表明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国都无法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存在固有的不安全感，从而易产生敌意、引发错误认知和错误假设。杰维斯提出“行为者必须尝试以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看待世界”，从而防止安全困境的螺旋性上升。 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和肯·布思（Ken Booth）在安全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安全困境敏感性（Security Dilemma Sensibility，SDS）概念，即政策制定者对他人的安全焦虑和恐惧保持敏感，以主动降低紧张局势。两位学者鼓励决策者要更加理解他人恐惧的原因，去了解行动如何加剧不安全感。他们将同理心与信任联系在一起，并强调个人在弥合分歧、改善敌对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个人是同理心的主宰者，可以展示理解、信任、可信度和诚意，以代表其国家实现战略目标。当有融洽的个人关系时则是一种优势；但如果同理心仅限于少数人，而并没有融入更广泛的外交或政治倡议中，那么同理心则是一种局限。 作者认为，当同理心不应被视为战略的附属品或装饰，而应位于战略沟通的核心，从战略制定的一开始就将其纳入，最为有效。这需要摒弃“信息发送”的思维方式，即从自身出发，制定并传播官方沟通线路；而是转向以信息受众为导向的沟通方式。同理心应该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刻板的公式。语言、语调、情绪和表现都可成为传达同理心和与人建立联系的工具：以表明双方存在共同的的经验、理解和共同目标。 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必须给予国家这种被承认、被尊重的感受，以鼓励它们参与外交，感受到被看到和听到的价值。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言：当个体被他人视为仅用于满足他人需求的对象时，则该个体不会产生对他人的积极认同；相反，当他人展现出对个体的安全感和需求有共情理解时，则会促进积极的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感受到他人的尊重和理解，这种相互的共情态度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团结，是实现集体安全的基础。 通过沟通和行动，同理心提供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尊严，表现出即使在激烈的分歧和敌意中也愿意倾听和理解，从而为转变创造机会和空间。然而，即便国家意识到同理心的重要意义，在实践过程中，也未必可以做到言行一致，即言出必行，诚实地沟通，真实的转换思维，践行战略同理心。 同理心应用中的挑战 尽管同理心本质温和，但践行它是一个艰难和不舒服的过程，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比如，你如何说服遭受极端暴力和冲突的民众，让他们试着去理解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同理心会听起来幼稚且冷酷。强烈的情绪和创伤可能使同理心难以接受，从而限制人们使用它的意愿或能力，人们可能更倾向于直接行动或报复，而不是探索不同观点的认知过程。因此同理心必须在谨慎而明智地使用，应该在政府内部进行尝试，而不应该被扩大至公众，政府内部的战略分析与向公众传达的内容不尽相同。 弗里茨·布赖特豪普特（Fritz Breithaupt）认为同理心也有阴暗的一面，它促使人们过去认同或理解一组人而忽视另一组人，或者过度关注他人的感受而失去自我。因此，同理心可能被民粹主义者、极端主义者和那些通过社会分裂或暴力来巩固权力者所利用，成为一种负面工具。 此外，更广泛地应用同理心的主要挑战是难以测量和分析它。同理心是主观的，没有办法准确地推断另一个人的思想，也没有办法对所做的任何假设实现绝对确定。使用同理心来制定更好的战略取决于本国决策者对他国决策环境的认知，涉及对他国公众情绪感知能力，以及他国对外告知自身看法和决策的方式。 事实上，将同理心纳入应用策略，与其说是具体的、决定性的因素，不如说是培养一种重视好奇心、自我反思和迭代学习的文化。它需要对战略过程本身进行更广泛的转变，因为它对预算分配、工作人员的部署、重视程度、奖励机制等因素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扩大同理心的战略潜力 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同理心提供了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途径，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找到协作和集体解决方案。同理心不是一个国家战略中纯粹的交易或功能性资产，而是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以扩大人们的观点和经验数据集，以提供对事件的更丰富、更细致的理解，促进不同人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并为国家和人民如何在不确定时期生存和发展设计一个更大的愿景，并重新思考了权力、安全、利益和合作的概念。 战略同理心的实践和有关的议程设计使人们的关注点从“大国”和大国紧张局势转向将更广泛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观点、经验和目标。对于大国而言，战略同理心旨在通过考虑其他人的看法，从而帮助大国施加影响并更有效地实现大国的战略目标。 然而，对于较小的国家来说，可以假设它们的影响力包括鼓励更大的大国同情他们，并看到与那些物质实力较小的国家合作的共同利益。可以在小国之间的交往中援引战略同情心，以促进联盟或在共同事业上建立联系以产生更大的集体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战略同理心不是大国的专利，研究同理心的差异将揭示同理心如何具有多种应用，并根据权力的相对大小等客观因素而变化。 最后，在实现这些长期目标时，必须了解同理心和情绪之间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层面的情绪决定了政策如何产生共鸣，以及政治倡议将如何被接受。通过与他国互动并倾听公众情绪，同理心可以成为识别和解释他国情绪的源头，并帮助预测可能出现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来源。 总结 作者强调了同理心的战略必要性，认为人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将同理心升级为有效战略，将其更多地融入战略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战略同理心意味着在决策过程中，倾听他人的意见，扩大咨询的圈子，提出困难的、不舒服的问题，并接受可能令人不快的答案，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分析。它将会是一种不断迭代升级的思维方式，以适应和响应复杂的安全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环境，这种战略的多功能性和敏捷性将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所必需的。 在未来，学界还应研究同理心和正义、秩序、安全观念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们如何处理和疗愈创伤、缓解悲伤、愤怒和报复等情绪和欲望。此外，大国与小国在战略中使用同理心有何不同也是已有文献的空白之处。 词汇积累 Strategic Empathy 战略同理心 Security Dilemma Sensibility 安全困境敏感性 译者：王昕怡，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心理学。 校对 | 赵旌宏 刘妍希 王昕怡 审核 | 陈清杨 丁伟航 排版 | 岳玲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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