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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要 20世纪分析的哲学革命完成了从“世界观哲学”到“逻辑哲学”，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以及从“体系哲学”到“分析哲学”的范式转换。分析哲学在今天仍发挥重要影响，但更多是作为一种分析的“技术”和“方法”，而非替代传统哲学的“理论学说”。 作者：孙利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韩涛泽，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摘自：《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12期 对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或一种哲学思潮进行评价，可以用“哲学史的坐标系”来衡量，即将其放在哲学史的坐标系中去定位，看它究竟给哲学史的发展增添了哪些新的东西。任何一种真正有影响力的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多少会受到作为批判对象的传统哲学的影响、规范和制约，分析哲学也是如此。事实上，在20世纪初，由罗素和摩尔所领导的“分析的革命”就是以一种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出场的，也只有在哲学史的坐标系中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分析哲学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与传统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从“世界观哲学”到“逻辑哲学” 恩格斯认为，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那种用主观臆想的联系填补科学空白，从而构造一种“思辨哲学的世界观”的做法已经不必要了，能够在科学时代存活下来的只剩下关于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不过，现在关于思维规律的研究也已经有了实证科学的参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了呢？ 我们的回答是“不”。从根本上来说，“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并非单纯“研究领域”的区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区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不同，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假说、命题和思想，它不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一种“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活动诉诸的是“逻辑”，作用的场域是一种逻辑性的“诸可能世界”；自然科学诉诸的是“经验”，作用的场域是一种几何—物理的“现实世界”，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维特根斯坦强调，“一个逻辑命题不仅一定不能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驳倒，而且也一定不能被任何可能的经验所证实”。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或活动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哲学活动”的逻辑哲学，在现代科学昌明的时代仍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并不能完全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所取代。  比恩格斯稍晚一些，现代分析哲学的鼻祖弗雷格也呼应了恩格斯的观点，即哲学在当代世界中作为一种逻辑哲学而存在。弗雷格强调逻辑之于数学、哲学的基础意义，意在反对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在他看来，心理主义将人的表象能力——如感觉、意向、内省等——作为数学和逻辑学的基础是靠不住的，因为心理主义所诉诸的这种人的表象能力或生理机能具有私人性、主观性、相对性，并不能反映具有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的数学和逻辑。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是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为此，弗雷格创建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逻辑符号——概念文字——作为纯粹思想的精准推演形式。这样一来，哲学的表达也就摆脱了日常语言造成的误解和歧义，从而作为一种形式化的逻辑语言而存在。 弗雷格开创的逻辑哲学为20世纪分析哲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弗雷格之后，罗素明确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他构建出一套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哲学也应该像数学那样，利用数理逻辑作为工具，对哲学命题进行精确表述，在逻辑的地平线上构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大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一种“逻辑图像论”，强调“逻辑形式”之于语言和世界的同构意义，认为日常语言的语法掩盖了思想背后真实的逻辑形式，“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基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卡尔那普提出一切真正的知识体系都是用逻辑符号表达的，并用逻辑的标准审视哲学和形而上学。诸如此类，自弗雷格以来，逻辑哲学便在分析哲学运动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逻辑结构不仅成为理解哲学、语言和世界富有成效的模式，逻辑分析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方法。在此意义上，分析哲学又是一种“逻辑哲学”。 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 “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被人们称为“语言哲学”。就研究对象而言，分析哲学分析的主要是“语言”：理想语言学派较为重视高度形式化的逻辑语言，日常语言学派更为关注实际情境中自然语言细微精妙的用法。可以说，离开语言，分析哲学就无从下手。那么，由分析哲学的出场实现的这种语言哲学转向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 从哲学史的坐标系来看，它针对的主要是传统的“意识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意识”（精神或观念），语言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语言”（逻辑或概念）。那么，意识哲学为什么要转向语言哲学呢？或者说，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是否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认为，语言哲学相比于意识哲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越性： 其一，意识是内在的，语言是外在的。“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可以说，意识并不能离开语言存在，语言是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语言相对于意识而言更具外在的物质性、实践性和现实性。事实上，意识作为一种内在的反思活动很难被检验，更多作为一种无法确证的黑箱状态。而语言不论是作为口语还是作为文字都已经有了物质的外壳，有了稳定的可以为人的表象能力所把握的外在形式和结构——声音、文字、图像等，正如索绪尔所强调，语言符号是一种可以捉摸的“实在的东西”，“这对于研究特别有利”。 其二，意识是个体的（私人的），语言是公共的。近代以来笛卡尔“我思”奠定了意识哲学的主体性基础，“我思”意味着作为反思的意识活动的主体是“我”——一种个体。不少唯理论和经验论者也都认为一切或绝大多数意识属性存在于心中，而非外物所具有。而心的承载者只能是个体，因此意识活动只能是个体的。同时，意识的内在性和不可检验性实质上决定了它是一种私人性的思维或心理活动。意识的这种私人性体现的是交往实践的私人性的封闭社会，与此相反，语言则具有一种公共性，语言哲学转向体现的是交往实践的公共性的开放社会。索绪尔也曾指出，语言是公共性、社会性的符号系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强调得更为极端，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一切语言都是公共性的。 其三，意识是主观的，语言是客观的。意识的内在性和私人性实际上已经蕴含着意识的主观性，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和心理过程。意识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实际上也离不开“主观条件”，是一种“主观性的客观性”，康德将知识的必然性建基于先验主体，胡塞尔则将其诉诸主体的本质直观。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哈贝马斯把意识哲学明确地理解为一种主体哲学。语言显然比意识更具客观性，语言通过写或者说一旦表达出来，作为一种物理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存在。弗雷格等人对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也有助于“引导哲学进入语法表达的公共客观领域”，为语言哲学中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构建以及客观化的语言分析提供了可能。 其四，如果说意识哲学代表了一种理论之于实践的优先性，语言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则是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意识哲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于“沉思生活”的向往态度，认为理论可以具有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坚持以一种纯粹理论的方式关照世界。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人发现了语言不仅具有命题结构，还具有一种“以言行事”的功能。这种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语境学转向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主体间交往实践的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世界”，不仅摆脱了形式语义学先验语言规则系统的压制，而且摆脱了意识哲学理论之于实践的经典优先地位以及理论的普遍性和同一性霸权，对于我们回归一种“实践交往生活”和“现实生活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从“体系哲学”到“分析哲学” 按照怀特的看法，20世纪哲学是一个“分析的时代”。“分析的时代”主要针对19世纪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的时代”。相对于注重总体和整体的体系哲学而言，分析哲学是一种“零敲碎打的研究方式”。它们大多反对构建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倡导通过逻辑和语言对哲学进行分析，对命题和思想进行澄清，从而消解哲学或取消形而上学。 作为分析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摩尔1903年发表《驳唯心论》一文，诉诸一种琐碎命题的分析进行哲学研究。他分析了唯心主义的基础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断定该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整个唯心主义建立在了一个逻辑悖谬基础上。通过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摩尔一方面打消了英国新黑格尔主义构建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提供了一种对琐碎命题进行“零敲碎打式的分析”的哲学研究方法，对当代英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素也明确强调自己的哲学具有“分析”的性质。在罗素看来，很多哲学问题是由于语言语法形式的迷惑遮蔽了其内在深层的“逻辑形式”，从而导致一种“虚伪的形而上学”。为了防止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他提出“类型论”“摹状词理论”等哲学分析理论，后来还提出一种“普通语言改造计划”，试图构建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完全合乎其逻辑形式，运用这种语言不会导致逻辑悖论和虚假形而上学推论。罗素这些分析思想方法对于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清除起了某种示范性作用，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期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一种“语言的逻辑澄清”。在《逻辑哲学论》当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是“由于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提出来的”。他肯定了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理逻辑符号系统对于命题澄清的积极意义，但认为仅此还不够，强调还需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区分“可说的东西”和“不可说的东西”，对于可说的东西要清楚地表达，对于不可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这样就不会产生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了。 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纳普鲜明地主张“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本质上是一种无意义的“假陈述”。要么这种陈述使用的形而上学术语是一种无实际指称意义的词；要么这种陈述虽然使用的是有意义的词，但却是一种违背逻辑句法的无意义的组合。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类似，卡尔纳普认为，哲学的工作是一种“逻辑分析”，而不是构建某种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其消极意义是清除全部的形而上学，积极意义则是澄清有意义的命题，为经验科学和数学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 后期维特根斯坦更为注重日常语言实际的“语用”分析，而非理想语言抽象的命题“语义”分析。他认为日常语言作为一种未被逻辑—数学干涉的原始语言，其自身是完善和有意义的，无须像罗素主张的那样进行人工改造。“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由于这种语词的使用可能牵涉多种“语境”，因而语词的意义也是多样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形而上学的困惑主要来自人们对于语言实际用法的干涉和扭曲，盲目追求语词意义的严格性、普遍性和确定性，陷入一种绝对主义当中，只有回归语言的本来用法，尊重日常语言用法的相对性和多样性，放弃一种本质主义的追求，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形而上学。 日常语言学派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诸多思想予以继承和发展，对理想语言学派那种基于数理逻辑符号系统的逻辑分析和形式语义分析给予批判，更为强调日常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重视语言使用者的意愿、心理和语境，而非拘泥于语言自身的逻辑结构。赖尔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日常语言分析，从语言形式中发现错误论题的根源，从而消除哲学和形而上学困惑。奥斯汀创立了一种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语言与人类行动的关联。塞尔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言语行为理论，特别是对“以言行事的行为”做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日常语言学派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相对理想语言学派更为温和一些。例如，斯特劳森反对以往分析哲学家一概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认为形而上学在历史上也具有积极意义，因而提倡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 日常语言学派的这些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们对理想语言学派抽象化的逻辑形式分析以及极端反形而上学的“矫正”。这一方面意味着日常语言学派的语用和语境分析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合理的反叛”可能在于对其存在的某种逻辑环节的不严谨性、语言表达的不精确性、理论思辨的跳跃性以及脱离经验的抽象性的“治疗”和“修正”，而非极端的全盘式否弃。但无论是理想语言学派抑或日常语言学派，在一定程度上，都未脱离“零敲碎打的哲学分析方法”，也未完全脱离反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 结语 从哲学史的坐标系来看，20世纪分析的哲学革命主要反叛的是传统的“世界观哲学”“意识哲学”“体系哲学”，完成了从“世界观哲学”到“逻辑哲学”，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以及从“体系哲学”到“分析哲学”的范式转换。只不过，一种合理的反叛和超越可能更多是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治疗”和“矫正”，而非极端的“一概拒斥”。事实上，分析哲学在今天仍然发挥重要影响，但它更多是作为一种分析的“技术”和“方法”，而非作为一种替代传统哲学的“理论学说”。或者说，分析哲学仍有其自身的“限度”，这也意味着，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被“治疗”和“矫正”，而无法被“全盘否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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