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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纹样是各个历史时期思想文化最为直观的载体，也是最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创作。唐代，强盛的国力、开放的社会风气、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金银器的装饰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被列为20世纪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当中有271件金银器，主要制作于盛唐时期。这些金银器上的装饰纹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时代风貌、对外交流及审美习俗，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装饰纹样取材广泛，几乎涵盖了唐代金银器所有的题材类型，其纹样按照装饰部位分为主纹样和附属纹样两大类：主纹样饰于器物的显著部位，较为醒目，又分为动物纹、植物纹、人物纹三类；附属纹样主要装饰于器物的口沿、底边和折棱等处。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上的动物纹样既包括龙、凤、鸾鸟、翼鹿、飞狮、飞廉等幻想的动物，也有熊、犀牛、龟、孔雀、鸳鸯等源于现实生活的珍禽异兽。龙(图一):龙是中国传统的祥瑞纹样，也是王权、尊荣和高贵的象征。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龙凤纹银碗，其外底饰尾腿相缠的龙，突破了汉晋以来传统龙纹的形象。龙的这种姿态劲健有力，新颖大气，与繁荣昌盛的大唐气象相契合，因而被广泛地运用在铜镜、金银器装饰上。 图一唐龙凤纹银碗
凤：凤与龙一样，被古人视为自应天命的祥瑞，龙、凤出而天下宁。凤作为吉祥纹样大量用来装饰各种器物。在唐代金银器上，早期的凤纹多为单独的立凤，中后期的凤纹多成双配置。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凤鸟纹银盘，盘中心的凤鸟金冠长喙、鼓翼而舞、长尾华美，具有非同凡响的大唐气象。 图二唐鎏金翼鹿纹银盒
翼鹿(图二):翼鹿是人们幻想出来的瑞兽，古人认为兽类添上羽翼，便具有升仙功能。先秦时期文献《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记有一种名为“穷奇”、形状如虎的羽翼兽。新疆阿拉沟战国竖穴木椁墓出土的高足方盘上所承神兽及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双翼神兽，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羽翼兽。羽翼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两河流域亚述装饰艺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承袭了羽翼神兽传统，19世纪末发现的阿姆河宝藏 (OxusTresure)中便有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羽翼神兽黄金制品。羽翼兽又继而影响到游弋于欧亚大草原的古游牧民族塞人(Saka)的装饰艺术上。羽翼兽的来源复杂，在欧亚各古代文明中均有表现，它应是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各类文化交织互动、相互融合的结果。 图三唐鎏金飞狮纹银盒
飞狮(图三):狮子在古文献中称为师子或狻猊，原产于西亚、南亚等地。狮子最早出现于《汉书·西域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进入中原，狮子的艺术造型相继出现。东汉时期出现一种体近于狮、肩生双翼，名为天禄、辟邪的石雕艺术形象。在5～6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银胡瓶上亦有狮身羽翼的琐罗亚斯德神兽塞穆鲁(Senmurv)。飞狮纹应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对狮：唐代中外交流频繁，通过丝绸之路进献的狮子数量远超前代，狮子不再被视为神秘的“殊方异物”,狮子的艺术造型也发生变化。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双狮纹银碗，其内底装饰的口衔花枝对狮形象，采用了中国传统图案中的对称布局方式，反映出唐人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力求使之符合本土化的审美要求。飞廉(图四):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风神。屈原《离骚》中记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解“飞廉，风伯也”;《文选》卷八《上林赋》中有“椎飞廉”,李善注引郭璞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者”。在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纹样中，也有一种羽翼兽身的神兽塞穆鲁(senmurv),象征帝王的权威和国力的昌盛。而在粟特银器中，则以与之相似的有翼骆驼取代。唐朝工匠又以中国的神兽飞廉取代了有翼骆驼。 图四唐鎏金飞廉纹银盘
海兽(图五):海兽纹在唐代金银器中极为少见，但在唐代著名的海兽葡萄纹铜镜中，有与之相近的动物纹样。所谓海兽是一种以狮子为原型，经过艺术想象加工创造出的动物，它的渊源目前不甚明朗，通常被视为是一种外来文化的体现。 图五唐鎏金海兽纹银碗
犀牛：犀牛在古代又称为“兕”,这种体形庞大的动物产自热带、亚热带，因为内陆罕见而被视为奇珍异兽。有唐一代，南海犀曾多次输送至长安，《旧唐书》记载，林邑国于贞观初年遣使贡驯犀。在唐高祖李渊献陵前置有双犀，犀牛的石座上刻铭“(高)祖怀(远)之德”六字，以纪念献贞观犀之事。熊：熊以凶猛著称，古人将勇士称为“熊罴之士”。《诗经·小雅·斯干》中有“吉梦为何，维熊维罴”,“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熊罴入梦被认为是生男的吉兆。《新唐书·五行志一》记载，韦后妹曾经“伏熊枕以宜男”。熊在汉代是工艺装饰中常见的题材，唐代则较少见，目前仅见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熊纹银盘上。龟：龟是古代四灵兽之一，《述异记》载“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一万年曰灵龟”。龟象征长寿，而且能明于吉凶，古代在重大活动前巫师常会以龟甲来占卜凶吉。龟在唐人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在起名时喜欢以“龟”带人，如李龟年、陆龟蒙等。龟也是唐人喜闻乐见的传统装饰纹样。双狐(图六):双狐纹仅见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双狐纹银盘上。白狐、玄狐在唐代被视为上瑞。《朝野金载》记有：“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以狐为纹有祈福辟邪之意。也有学者认为，鎏金双狐纹银盘上的双狐应是双獾，以“獾”喻“欢”,以两獾寓意合欢，象征爱情与百年好合。 图六唐鎏金双狐纹银盘
双鱼(图七):鱼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吉祥纹样历史久远，早在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已出现，有希冀丰产、人丁兴旺的含义。“鱼”与“余”同音，因而人们用“鱼”来寓意“吉庆有余”。此外，古时常以鱼水相得比喻君臣和夫妻关系。唐代鱼纹常成双出现，又游于水中，象征夫妻恩爱、和谐美满。 图七唐鎏金双鱼纹银碗
含绶鸟：含绶鸟纹源于波斯萨珊金银器上流行的一种颈部系带的立鸟纹，唐代金银器则以鸟衔花草、绶带、方胜的纹样取而代之，并赋予吉祥、喜庆的寓意。“绶”与“寿”同音，有祝寿之意。此外，绶为古代系扎印纽的丝带。秦汉时期确立的印绶制度，以绶的颜色、质地可作为区别 官阶等级的标识，因此绶也代表官位秩禄。含绶鸟纹样的流行，反映出唐人追求美好前景的愿望。对鸟衔胜：对鸟衔胜纹源于波斯萨珊金银器上的立鸟纹，唐人将其进一步改造，形成中国人喜爱的成双配对样式，口衔象征祥瑞的“方胜”,这种创新纹样在盛唐至中唐时期盛极一时。唐诗中对此有许多精彩描述，如“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曾见双鸾舞镜中，联飞接影对春风”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鹦鹉：鹦鹉因是能言之鸟，成为唐代达官贵族的宠物。唐时鹦鹉主要栖息于南方和西北的陇蜀等地，当地常把鹦鹉作为土贡进献。另外，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天竺、波斯、林邑等国也常进献鹦鹉。唐代金银器上出现的鹦鹉与鸳鸯、鸿雁等纹样一样，有圆满、吉祥的含义。孔雀（图八）：孔雀又名越鸟，因其具有“翠彩生动，金羽辉灼”的特点被视为珍禽。文献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白孔雀曾被当作祥瑞进献。唐代，孔雀是画家喜爱的创作题材，著名的宫廷画家边鸾以善画孔雀称著于世。孔雀纹样也频频出现在唐代金银器与壁画上。  图八唐孔雀纹银方盒
鸿雁：雁为候鸟，先秦时期婚嫁前“纳釆”“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多以雁作为婚贽，取其候时而行之意。之后演绎为雁“知避阴阳寒暑，似妇人之夫”，“知取其和顺之意，上下和睦之家”。雁，逐渐演变为夫妻和睦、不离不弃、忠贞不渝的象征，被用于装饰纹样。鸳鸯：鸳鸯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匹鸟”，因雌雄偶居不离，形影相随，成为男女爱情忠贞、百年偕老的象征。早在汉代，鸳鸯纹已出现在丝织品上。唐代，诗歌中以鸳鸯比喻爱情的佳句层出不穷，尤以卢照邻“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之句流传千古。鸳鸯纹样也广泛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植物纹样是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中表现最多的题材，既有写实性的，也有图案化的纹样，主要包括忍冬纹、宝相花、折枝花、小簇花团、石榴花结、缠枝花蔓等。忍冬纹：西方传入中国的重要植物纹样之一，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忍冬纹多为三曲至五曲的半片叶，作为装饰时或两叶对卷，或与枝蔓结合对称侧卷，可与其他纹样共同构成花结。宝相花：宝相花是取材于莲花、牡丹加上忍冬、卷草、如意云等组合形成的团状花卉纹样。其形式是从中心向四周呈对称放射状态，表现花朵俯视的平面。如果出现在壁画、织物上，则多釆用晕染的方法，深浅逐层变化。宝相花的造型饱满繁硕、雍容大气，是唐代独具特色的装饰纹样。折枝花：折枝花又称“枝子花”，犹如一枝折釆下的花草，也可以是单独生长的花草。通常由花、茎、叶组成，纹样形态大都比较写实。时代较早的折枝花纤细繁密，较晚的花叶肥阔疏朗。折枝花种类多样，富于自然情趣，是唐代重要的装饰纹样。 图九唐鎏金石榴花结银盒
石榴花结（图九）：石榴花结是以忍冬、莲叶、蔓草等组成的石榴形纹样。石榴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入中原，因其花朵明艳，果形饱满，果内多籽，被人们赋予连生贵子、人丁兴旺的吉祥之意。石榴花结纹样在８世纪中叶的金银器上十分流行，石榴也从唐代开始成为吉祥装饰纹样。缠枝花蔓：缠枝花蔓最初是佛教造像上的装饰纹样，后流行于唐代金银器。它是以植物的茎、叶、花或果实作为题材，以连续展开的涡旋形或波形组成的纹样。唐代的缠枝花蔓，既可以是有规律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也可以自由舒展，不受限制。小簇花团：小簇花团是由花、叶的自然形态组成的对称分布的花卉样式。通常是以一株花草为中心，左右各斜伸出一花枝，再配以对称的阔叶，组合成整株花草纹样。这种花繁叶大、排列紧密的花卉纹样含有“花团锦簇”之意。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上的人物纹样，主要以狩猎纹、仕女游乐纹、胡人伎乐纹等反映唐代现实社会生活的纹样为主。狩猎纹：以狩猎作装饰题材在中国由来已久。唐代，由于统治者对狩猎极其热衷，狩猎纹也成为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在金银器、陶俑、壁画及铜镜上大量出现。这些狩猎形象为我们了解唐代帝王贵族的生活、服饰、武备等，提供了直观的图像资料。仕女游乐纹（图一〇）：仕女游乐是唐代绘画艺术中常见的表现题材，在金银器上也有出现。仕女的形象或悠闲漫步，或回首交谈，或演奏乐器，或观童扑蝶……。图一〇唐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局部) 这种取材于现实生活中游乐、嬉戏场景的纹样，反映了盛世之下人们追求闲适安逸的心态。胡人伎乐纹：胡人伎乐纹样主要表现胡人奏乐歌舞的场景。唐代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社会生活呈现开放和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时代特色。域外传入的胡乐、胡舞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胡人伎乐纹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广为流行。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中的附属纹样主要有联珠纹、绳索纹、如意云头纹等。联珠纹：由錾刻或用焊接的小圆圈、圆珠连续排列而成，主要来自波斯萨珊和粟特装饰艺术。绳索纹：形似链条，用于器物纹样的边框。通常是以绳索纹连成的圆框，环绕单点动物纹，构成“徽章式纹样”。这种“徽章式纹样”原是波斯萨珊金银器装饰艺术中常见的手法，唐代金银器受其影响，在碗、铛、盘、盒中均可以看到，尤以盒类最为多见。8世纪中叶以后，“徽章式纹样”不再见于唐代金银器上。如意云头：云纹是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装饰图案之一。云纹形态多样，有十分抽象的几何图形，也有生动形象的自然图形，随时代变化而改变。盛唐时期流行的如意云头纹是顺应时代审美要求而产生的新的装饰纹样，被后世赋予吉祥如意的寓意，代代流传。何家村窖藏金银器装饰纹样十分丰富，涵盖了珍禽异兽、花草折枝、狩猎郊游、胡人乐舞等，几乎包括了唐代流行装饰纹样的全部。这些装饰纹样当中的狮子、犀牛、鸿雁、鹦鹉、鸳鸯等动物纹，以及折枝花、宝相花、小簇花、石榴、缠枝花蔓等植物纹，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千姿百态，气韵生动，完全摆脱了早期装饰纹样宗教信仰的束缚，成为纯粹的美的装饰。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是何家村窖藏金银器装饰纹样的一大特色。如狩猎纹生动地刻画了骑射狩猎的紧张场面；仕女游乐纹展现了贵族妇女的生活片断；胡人乐舞纹是对当时胡乐、胡舞成为社会风尚的真实写照，这些纹样展现了唐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唐人充满活力的精神风貌。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上诸多装饰纹样，在美化器物的同时还被唐人寄情于物，赋予吉祥、美好的寓意。如含绶鸟、对鸟衔胜、双鱼、鸳鸯、鸿雁、石榴花结等等，这些装饰纹样传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许与追求，也反映出唐代金银器追求喜庆的世俗文化特点。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也是何家村金银器纹样的显著特点。从对狮纹以及由萨珊立鸟纹而演化而来的含绶鸟、对鸟衔胜纹可见，唐人在对外来文化吸收的过程中，不断融入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元素，将其逐渐改造成为唐文化自身的一部分，体现出唐人在成熟开放心态下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从何家村窖藏金银器装饰纹样的构图上看，大致可分为单点式、散点式、满地装三种模式：单点式是用单个纹样装饰器物的一点或二点，重点突出，疏朗大气，多见于唐代早期金银器装饰上；散点式是指动物或植物纹样等距离反复出现于器物的外表，纹样之间留有较大的空白，富于节奏和韵律；满地装是以各种纹样将器物通体加以装饰，讲求对称呼应，华美富丽。无论采用了何种构图模式，均做到了自由又有规范，灵活却不失法度，将装饰的形式和所蕴含的内容完美地统一在器物上，呈现出适度和谐之美。何家村窖藏金银器装饰纹样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高度成就，标志着唐代在艺术思想和民族审美上已日趋成熟。通过这些异彩纷呈的装饰纹样，让我们在领略多姿多彩的唐代社会生活，感知蓬勃向上、充满生命力的唐代文化艺术的同时，也为唐人开放宽阔的胸襟和强大的文化包容力所叹服。作者，赵青，陕西历史博物馆 来源：文物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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