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金银器(主要指容器)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现，出土件数已超过千件。对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国内国外都有专家学者从事。由于出土物数量多，利于分期，且纹饰延变有规律可循，因此，谈起唐代金银器，专家们一般从分期和装饰图案的特点对其作以概括研究。
(1)唐代金银器的分期
目前的研究成果，一般将唐代金银器划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初唐到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共66年。属于第一期的墓葬、窖藏有1975年春内蒙古李家营子一号墓出土银器5件。第二期：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公元684—755年)，共71年。包括甘肃泾川唐大云寺地宫、西安沙坡村窖藏、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西安八府庄、韩森寨等地窖藏。第三期：肃宗到宪宗时期(公元756—820年)，共64年。包括西北工业大学窖藏、辽宁昭乌达盟喀喇沁旗窖藏、西安坑底寨窖藏。第四期：穆宗到哀帝时期(公元821年—907年)，共86年。包括江苏镇扛甘露寺铁塔地宫、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窖藏、西安和平门外窖藏、陕西蓝田杨家沟窖藏、扶风法门寺地宫、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西安交通大学窖藏、西安南二府窖藏、陕西咸阳西北医疗器械厂窖藏、浙江长兴下莘村窖藏、浙江临安水邱氏墓。
通过以上相对年代的排列，可以看到，第一期的器物较少，第二三期有了显著增加，第四期无论从形制多样化或数量上，都已超过了前三期。而且，三四期的金银器，以多数有了进奉錾文为其特点。究其原因，初唐社会的经济尚在恢复之时，同时，唐太宗实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政策，初唐统治阶级的生活还不甚奢侈。从武则天统治时起，到唐玄宗开元期间，出现了唐代的兴盛时期。统治阶级沉缅于“宇清物阜、歌舞升平”之中，竟相奢侈，生活极为腐化。金银器玩，珠玉锦绣，大量生产。因而，地方官供奉金银器亦逐渐形成风气。但从出土实物考察，第二期进奉之物主要还是银铤之类。德宗以后，公开纵容各级官吏横征暴敛，竞相进贡赋税以外的财物。因之，进奉之风大炽。出土的李勉、刘赞、裴肃、敬晦、田嗣莒、李杆等进奉的金银器，正是晚唐统治者日益贪婪腐化，骄奢淫逸的历史见证。
刻有纪年或铭文的金银器，毕竟是少数。因此唐代金银器的分期，以器形演变为主，着重考虑到装饰面划分的手法，同时兼顾纹样的变化等因素，归纳出四个时期的特征和演变规律。
第一期的器物，主要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李家营子一号墓和西安沙坡、何家村的窖藏。它们的特征是：
器形种类比较单纯，数量也较少。食器仅有碗、盘，饮器有杯、壶，药器只见铛。这期的器壁，一般都较厚重。
装饰碗、铛类器物时，多采用任意等分装饰面的手法，即外壁装饰区间都在九瓣以上，如海兽纹十四云瓣银碗，鹿纹十二瓣银碗、鸿雁衔绶纹九瓣银碗，双狮纹九瓣单柄钢，这种九瓣以上区分装饰面的作法，在第一期以后不见。
装饰区间多以S形或U形瓣。鹿纹12瓣银碗的U形装饰瓣，与中亚、西亚6世纪的银器作风相似。
棱形器物较多，乐伎八棱金杯的环形柄上，焊接有胡人头象的平錾，这是初唐时金银器受波斯萨珊朝金银器影响的实例。
在碗底或铛底焊接模冲的装饰圆片，并使器物形成双层底，是第一期最明显的特点。这种装饰的方法在公元3世纪时流行于西亚。
第二期的器物，主要出自甘肃泾川、西安沙坡、何家村、八府庄、韩森寨等地。它们的特征是：
器形种类增多。除食器、饮器、药具、容器外，还增添了杂器、宗教用具。药具类的炼丹器具，杂器类的熏球，都是这一期新出现的器形。
淘汰了第一期中常使用的任意等分装饰面的手法，即不再有以十二或十四瓣划分装饰面的器物。因此，在装饰碗壁、杯腹、盒面等器物时，大量采用六、八等分。这种等分较第一期要规范得多。这可能是由于需求量的增加，使金银器制作工艺逐渐简易化的缘故。
除个别器物的装饰区间还是U形瓣外，绝大部分器物的装饰区间均呈莲瓣状，且多为双层结构。S形瓣在本期不再出现。无论形制或纹样，外来因素都明显减少甚至消失。至此，金银器制作工艺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
以忍冬、莲叶等纹样组成的寓意着连生贵子、多子多孙、事事如意、多福多寿等愿意的石榴、桃状、柿状的花结，是本期具有特色的装饰纹样。这在第一期或第三四期的器物上看不到的。
盘类器物的单点装饰，替代了在器物内底焊接模冲饰圆片的手法。但盘内底的单点装饰，无论是动物或植物图案仍以模具冲击。这表明它与装饰圆片间的渊源关系。
第三期的器物出自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辽宁咯喇沁旗、西安坑底寨等窖藏。这期的特点是：
未发现杂器和药具，主要是食器和饮器。总的数量较其余三期都少。
器物装饰多采用六等分法。但本期的六等分法与第二期不同，以多重结构为主。单点式的装饰手法在本期已不见。而且盘类多三足，器形变大，如“裴肃进”双凤纹银盘，直径达55厘米。
出现仿生器物，如辽宁昭盟喀沁旗的双鱼壶。
各类器物的口沿，多用单相莲瓣装饰一周。禽类图案多采用成双成对的形式，且往往置于圆形规范之中，呈相对飞翔的姿态。摩羯纹在本期成熟。
第四期的器物，出自镇江甘露寺，耀县柳林背阴村，蓝田杨家沟，镇江丁卯桥，西安的和平门、潘家村、交通大学、鱼化寨、枣园村、建国路和咸阳、扶风法门寺、浙江长兴等窖藏及临安水邱氏墓。这期的特点是：
器形种类杂，食器、饮器、药具、容器、杂器等数类，应有尽有。杂器类的渣斗、酒筹、酒筹筒，箱笥的铰链、把手，以及饮器类的茶托，均为本期新出现的器型。
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这也是本期明显的特点。盒体增添了云头状、菱弧状等新形式。盒面及盒底高隆、形体增大。仿生的器形较第三期更多了。
殉葬的金银器微型化，如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灶具、渣斗等，形体较小，是专为陪葬用的冥器。
装饰面划分多采用四五等分，经过唐文宗提倡儒教及武宗灭佛等活动，金银器上出现儒家经典中的人物故事。摩羯纹普遍使用，十字形折枝花初次出现。
 (2)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
考察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不仅能加深理解器物及纹饰的演变，而且对其的制作思想及方法也能窥之一斑。
唐代金银器的装饰图案特点是正确运用了图案设计的法则；装饰题材多表现贵族、宫廷生活内容；吸收、融合改造外来纹样而创造了图案装饰新工艺。
首先，对称与呼应、节奏与韵律、比例与权衡等图案设计的法则，在金银器图案中都有明确的运用，从而恰当地确定了不同器物的图案素材和整个纹样的章法、格局，使图案色调鲜明，结构完美，整体健康活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石榴花结葡萄飞鸟纹银熏球是运用对称与呼应法则的最好例证。它是采用满地装的蔓草葡萄连缀纹样进行装饰的。若以十字线划分上半球体的纹对样，可以看出是一个四方对称的图案。图案的4个区间之间，均是以鸟的相对或相背飞动姿态作为呼应。下半球体同样镂刻出蔓草葡萄纹，但在安排上恰与上半球体花纹位置交错，从器形整体看又是一层呼应。上半球体强调了飞鸟，下半球体突出了葡萄，又造成了动与静的呼应感。多方对称、多层呼应的手法，使得熏球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形成了纹样的多变，也使得器物本身更加玲珑可爱。
其次，节奏与韵律法则的运用，主要在碗、铛类的器物上。碗的平面线形与立面线形都是比较单纯的。为了丰富装饰，唐代工匠将碗壁划分成平行式或直立式的区间，使其产生了一种动律感。象海兽纹十四云瓣银碗用以云纹的曲线处理立面，在口沿部分也造成曲折变化的边线，看上去如同互相追逐，不停运动的云朵，增加了装饰的节奏、韵律。这种装饰手法出入意表，结果却给人以风格高雅的印象。
再次，在装饰部位上，唐代工匠特别注意权衡比例的原则。以狩猎纹高足银杯、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蔓草鸳鸯鹦鹉纹银杯、独角异兽纹八曲银盘为例，可以看出器物内、外部装饰的有无或简繁，与工匠对器物高矮比例的权衡有着密切的关系。过高器物的内部或过矮器物的外部，因视线不易达到则省略了装饰；盘内底部视线虽可达到，但因盛放菜馔或果品，花纹过细没有作用又容易存污藏垢，所以只在内底稍加刻凿，主要是以口沿线形的曲折来补充平面装饰；蔓草鸳鸯鹦鹉纹银杯的高度适中，饮料不影响视线对内部花纹的欣赏，所以刻凿了满花，但比外部装饰更显得粗犷，明快。这几件器物的装饰手法繁简适宜，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
金银器装饰花纹中，有的取材于权要贵族现实生活的活动场面。如狩猎纹高足银杯、仕女狩猎纹银杯，就生动地刻划出狩猎的紧张场面和贵族妇女的生活片断。这些画面显然是为适应贵族的爱好而创作设计的。反映了“晋尚故实，唐尚新题”的风尚对金银器装饰工艺的影响。属于“新题”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举出乐技八棱杯。像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是唐玄宗李隆基时宫廷生活的写真。《明皇杂录》曾详细记载了李隆基用舞马祝寿的情节。开元年间，宰相张说经常参加李隆基的寿典，亲睹舞马，因之也写下了不少有关舞马的诗词。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写道“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髬鬌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匹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唐代金银工匠敢于跳越模仿古人旧稿的窠臼，在现实生活中寻觅新的题材，应当看成是唐代金银器皿在装饰内容上的一大特色。
唐代金银器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铸造成型外，唐代主要使用锤击成型的方法。这种工艺不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工艺。但在西亚地区，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掌握了锤揲技法。因此，瑞典学者俞博、英国学者海瑞·霍吉斯都先后指出：由于接受了西方输入的锤揲技术，从而使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唐代工匠纯熟的掌握了捶揲技术，并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我国金属工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方面，国内外学者认为，唐代金银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波斯萨珊、印度、索格德(粟特)等多种风格影响。譬如萨珊式的立鸟纹、联珠纹是唐代Ⅰ、Ⅱ期器物的主要装饰纹样，临潼庆山寺凤头人面壶，摩羯纹是明显的印度作风。莲座等神话宗教纹也常在金银器上出现。中国工匠把它与鸳鸯、鸿雁、孔雀等瑞鸟结合起来，转变为祥瑞的象征了。唐代碗底也有焊接浮雕式的附加装饰图片，这在西格鲁吉亚的伊伯利亚王国显贵墓葬的银碗中也曾发现。关于外来风格传入的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力主粟特风格(索格德)影响最为显著。法国学有闷沙杜拉·苏衡·麦里几显——希尔瓦尼在《伊朗银器及对唐代中国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带把圈足杯、八棱圈足等器物，“反映出某些东方的属性，其产地很可能是中亚索格德地区。”因为公元7世纪到9世纪，索格德与中国关系甚密，中国的金银器深受索格德贵金属工艺的影响，同时，中国的贵金属工艺对索格德也有影响。
中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在金银器制造技术方面的交流，最迟在北魏时期就发生了。到了唐代，波斯人有时就在中国境内制造大量的工艺品，这些“奇器异巧”中自然有金银器在内。而中国的金银工匠也曾在中、西亚长期居留并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唐代贵金属工艺的发展和兴盛，与外来技术的引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唐代的金银饰物
唐代的金银饰物在唐代金银器中也占相当的比例，但因研究者往往注意力放在金银器皿上，常常忽视了金银饰物(主要是首饰)的存在。在此，我们仅将唐代金银首饰作以简要介绍，力图勾勒出一副首饰的使用及演变图。
举凡冠冕、簪钗、镜梳、填珰、脂粉都称首饰，共有40多个名目。自原始的颈饰发现于“山顶洞人”的洞穴中，各代都有首饰出土。延至唐代，首饰的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各种首饰臻于完善。同时，唐代严格的舆服制度，也使首饰成了一种等级观念的象征。
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种金银首饰，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唐代首饰的全貌。唐代的冠饰见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石刻上，有一戴凤冠的宫女图象，这是我们所见盛唐的凤冠资料。发饰是唐代妇女首饰中的大宗。它包括簪、钗、步摇、栉、金钿诸物。广州皇帝岗唐代木榔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仅钗的样式，多达数种，且都是一式两件，结构相同，图象相反，以便左右对称插带。西安何家村窖藏并出土有金栉背。所以唐诗有“斜插犀梳云半吐”之句。其他如颈饰、耳饰、手饰也多有发现。如手饰中的金银手镯，在内蒙古土城子发现了一对喜鹊闹梅图案的银手镯；山东平鲁出土一件金手镯，重117克，成色95％；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有银钏6枚。至于戒指，更有多处出土。陕西耀县发现的舍利盒内，装有金戒指1枚，银戒指9枚。唐代妇女的面饰，除描眉涂口红外，最常见的面饰有花钿。这是一种用金、银、羽翠制成的五彩花子，在《长恨歌》中有句云：“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说得就是杨贵妃自尽后，各种首饰花钿撒落地上无人收拾的情景。
唐代金银首饰的发展，同金银器皿相同，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相关，并且反映出了政治的盛衰。初唐政治清明，首饰在型式上都带有一种简朴之风。唐初李寿墓有石刻女乐部衣著，所见宫女，均无有耳环手镯及金银首饰。开元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复苏，宫中奢侈之风又日胜一日。韦氏家族墓的首饰资料，就与初唐风格迥然不同。韦项墓石椁线刻有一贵妇装束入时，颈戴项链，头插步摇，高髻饰宝钿，非常富丽堂皇。特别是天宝年间贵妃专宠，玄宗仅赐妃姐妹脂粉费达百万。玄宗每幸华清宫，杨氏五兄妹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锈……遗钿坠嫌，瑟之玑啡，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但社会上追求怪异打扮的风尚未减弱。如头间缀满小梳，颈佩3串项链，处处显露出有闲妇女的懒散来。此时的首饰佩戴繁缛，远不及初唐、盛唐利落美观，完全是一种近乎于病态的装饰。社会政治的没落，导致审美观念的变态。在金银首饰上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