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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泽遗址 地处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的崧泽古文化遗址是上海远古文化的发源地，是上海的“源头”，被誉为“上海之源”。
1964年，崧泽文化遗址全貌 崧泽遗址的考古发掘改写了上海历史，大量珍稀文物将上海古代史前推至6000年前，再现了上海先民创造的灿烂文化，见证了上海这座城市悠久的文脉与传承，表明了6000年前的上海与当下现代大都市的上海同样辉煌。崧泽遗址既埋藏着6000年前最早的上海，又堆积有5000年前中国文明起源的证据，被评为“20世纪全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崧泽文化是第一个以上海地名命名的文化，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上海原住民的文化。 1959年，崧泽村古文化遗址被列为青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崧泽文化遗址的发现，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旧青浦文卷”中曾记有崧泽村假山浜处有晋袁山松将军妻儿墓葬遗存。50年代中后期，有居民在假山浜附近发现有泥质灰陶器皿碎片、鹿角等残存器物，引起考古部门的注意。1957年冬，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崧泽古文化遗址，并通过1961年、1974年两次有计划挖掘，出土了大量玉器、陶器，还发现了当年人类的许多居住遗迹、制作石器场地遗迹，以及6000多年前的水稻种子粳稻谷和籼稻谷、家畜猪、犬的骨骼等。所以，崧泽文化的发现对研究我国长江下游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和上海的古代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参加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时，对崧泽文化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一致确认，距今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期，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方面，除较马家浜文化进步外，其加工、造型等方面都具典型性。同时还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一定联系，因此考古界确定崧泽文化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特命名为“崧泽文化”。
上海市崧泽遗址博物馆 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在文化特征上是既相承又有发展的。崧泽文化已以鼎作为主要炊器，釜、箅少见；马家浜文化则以腰沿釜配以炉箅作为炊器。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虽共有罐、豆、壶，但器形制作方法与陶土用料等各不相同。马家浜文化的玉器以玦为主，璜少见；而崧泽文化则以璜为主，块少见或不见。在埋葬习俗上，前者多为俯身葬，头向北；而后者主要是仰身直肢葬，头向东或南，有着显著的区别。但以马家浜文化晚期与崧泽第一期墓葬比较，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崧泽文化盛行的鼎，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已经出现。崧泽文化常见的喇叭形，上端束颈状的豆把，在马家浜文化晚期已有所见。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的墓葬都采用平地盖土掩埋，并且崧泽第一具人骨架的头向仍为北向，两者也相似。
马家浜文化时期主要炊器——陶釜 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文化特征上，两者也有较大差异。崧泽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斧、陈、凿，其他器形少见，而良渚文化除此三器之外，尚有镰、犁、耘田器，三角形石刀、半月形石刀等新的生产工具，并且有了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崧泽文化常见的璜已偶见，而出现琮、璧、锥形器、珮等，并且有了多种玉器组合的挂饰。在埋葬习俗上，良渚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分别埋葬在不同的墓地，尤其是大墓，既用土坑，也有葬具，随葬物量多而精，与崧泽文化保持氏族公共墓地的情况也不同。但以崧泽第三期墓葬与良渚文化早期比较，无论是石斧、石锛、犁、还是罐、壶、鼎和墓葬等方面，两者也有许多继承与发展的迹象。可以说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比崧泽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更为接近。
文化萌芽时间线 崧泽文化在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是连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 其他文物古迹 在清光绪年间，赵巷地区形成了方家窑、刘夏、和睦桥、崧泽等小集镇，又因沪青公路、浦汇塘贯穿其间，故赵巷历来是文人荟萃、碑刻石牌聚集的地方。据记载，各种碑刻就有6处之多。但历经沧桑，大多在战乱中被毁，到解放前夕，古迹大多已名存实废。解放后，政府对文物古迹进行多次挖掘和广泛搜集，并采取相应保护措施。1985年，对赵巷地区的祠堂古牌坊、古石桥、历代寺庙进行全面考证，有石牌坊6处，古石桥56座。现大部分已拆毁。 一、祠堂 明初年间，方孝孺被诛十族，其幼子幸免藏匿于赵巷方家窑。为纪念祖先，在盛家浜南，崧塘河边建起祠堂一座，堂屋为南北两块12大间，四周有围墙，门前石狮一对，另有市房30多间。堂地80多亩。堂内立有氏族牌位，中挂方孝孺像。天井及四周墙壁刻有大量石刻碑文，除家谱记载外，还涉及当时朝政的烟云之事。所载文字，显示出古文的文韵、古人的节孝和某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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