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海上帝国：葡萄牙亚洲殖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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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葡萄牙当时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两点决定了葡萄牙大航海时代的模式，无论从面积还是从人口以及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所接触到的亚洲国家来说，葡萄牙都只是一个小国，但内部的社会结构非常分明，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贵族、教士和城市中产以及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平民。从地理上来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北方与南方，首都里斯本和其他地区都有着复杂的有可能是对立，有可能是互补的关系。15世纪中业以来，葡萄牙的贵族继承法很像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但是土地不可分割且只能有长子继承。因此，多余的孩子们只能去海外闯荡。首先是北非，随后是亚洲。这些人可以视为葡萄牙海外殖民扩张的先头部队，他们从政策上反对王室集权，支持海外扩张，但是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了，具体事务性的工作还是要交给城市中产们和近侍贵族们去完成，但是前者的兴趣还是集中在大西洋的岛屿和西非。因此有能力和有意愿主导葡萄牙亚洲事业的人只剩下了国王的侍从们。他们贵族出身，然后又结交了许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商人热衷于这种一本万利的冒险活动。最后则是笔者长期重申的:葡萄牙除了海外扩张来缓解人口困境以外别无他途，葡萄牙是个食品净进口国。且北方人口远多于南方人口，两者的人口密度差在最悬殊的地区，可以达到2到3倍。此外，外部环境也决定着葡萄牙人必须走向海洋。他遭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基督徒对抗摩尔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415年攻克休达）一方面则是与东边邻居（主要是卡斯蒂利亚人）的对抗，这也决定了葡萄牙在16到18世纪殖民扩张行动的一个上限。 杜阿尔特一世，他在位时期建立了贵族不动产限嗣继承制。从而有利于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二、小试牛刀：1415-1498年的葡萄牙航海探险阿维什王朝的开国国王若昂一世的四儿子恩里克王子（也是杜阿尔特一世之弟。英译亦称航海家亨利）对葡萄牙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葡萄牙南部阿尔加维的圣文森特角（笔者本人的ID就与其有关）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国家支持航海学校，修建基础设施并多次组织了航海活动，被后人称为“航海王子”。在攻克休达的三年后，葡军击败了企图夺回休达的摩尔人。而一年后，航海家亨利的两名船长在风暴下驶进马德拉群岛，而其他葡萄牙航海家更在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葡萄牙殖民帝国就因而开始发迹。1434年，航海家吉尔·埃纳斯绕过了非洲北部临近加那利群岛的博哈多尔角，使葡萄牙能继续向南探索非洲。此后，恩里克王子和其他葡萄牙的航海家继续向南大西洋未知的非洲西海岸挺进。1446年，葡萄牙航海家安东尼·费尔南多更发现了塞拉利昂，这些地理上的大发现都为葡萄牙帝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时，葡萄牙开始对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进行殖民政策，以攫取其在蔗糖和酒类生产上的利益，尤其是来自几内亚的黄金更大大刺激了葡萄牙的商业能力。从科学及宗教的角度出发，远洋航行无疑是有利可图的。  在阿丰索五世（1438-1481年，杜阿尔特一世之子）领导下，葡萄牙的海洋探险已远至几内亚湾一带。而他更在1458年和1471年分别从摩尔人手上占据了摩洛哥一部份和丹吉尔等地。而其继承人若昂二世亦在西非加纳建立保护商贸用的要塞，其后这个要塞更在1637年起成为葡萄牙在西非的总部。此外，葡萄牙在1482年发现了刚果，并在1488年派遣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和解下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确定通过佛得角群岛以西2200海里处的“教皇子午线”为界，界东即非洲地区属葡萄牙，界西即美洲地区属西班牙。这个昔日的欧洲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与以前的宗主国西班牙一道，共同垄断欧洲以外的世界，瓜分了世界。自此，葡萄牙殖民帝国如日中天。1497年7月8日，达·迦马率领海船从里斯本出发，先后到达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的马林迪。在马林迪，达·迦马做了一件当时不起眼，后来却影响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事件：他骗来了一位阿拉伯航海家马杰德为向导。马杰德带领达·迦马开始了欧洲人第一次横穿印度洋的征程。1498年5月20日，达·迦马船队顺利到达印度南部的贸易中心卡利卡特，实现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直接到达印度的愿望，从此开始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霸业。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人从此开辟了欧洲经好望角横穿印度洋直达印度的航路。这也为葡萄牙在亚洲的进一步行动打开了大门。
三、创立帝国：1498-1540年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深入葡萄牙人在1498年来到亚洲。而此时的亚洲是个什么情况呢？三大穆斯林帝国，即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都处于上升期。虽然此时。最后一个国家的开国君主巴布尔仍然在中亚寄人篱下，但日后他的国家所继承的是北印度德里苏丹国尚武的军事风气和南印度几个世纪所积累的庞大财富。在东南亚，亚齐、阿拉罕和望加锡三个小型的军事强国也并不是令人宰割的羔羊。这就决定了葡萄牙人无法只通过武力让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屈服，从而达成自己的贸易企图。马六甲和亚丁这两个海上枢纽的情况需要特殊说明：马六甲的大部分人口由马来人劳动阶层构成，同时也有数量可观的外国人社群，最大的是古吉拉特人和泰米尔人，其次是爪哇人和福建人。这些商人在马六甲的地位崇高，因为马六甲独特的地理位置促使外贸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命脉，苏丹甚至亲自参与。此外，多元人口的构成是得马六甲将宗教宽容政策定为国策。亚丁的情况则与马六甲较为相似，不过不同的是，亚丁更为倚重农产品的进出口而不仅是像马六甲一样，单纯的依靠高价值贸易。此外，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500年，霍尔木兹王国的财政收入中，关税占到了总财政收入的50%以上。由此可见，商人在这一区域的主导作用。这些以港口为中心的国家的兴起，使得粮食和其他大宗消费品的贸易增长迅速正好弥补了上文提到的葡萄牙粮食紧缺的困境。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是伊斯兰世界的落日余晖，因此。当天主教的信徒来到这片土地二者必然会发生许多互动。佛教也在小幅度扩张，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宗教并不仅仅依靠武力征服传播，还要依托于文化适应和贸易来往。 马六甲苏丹国国旗，被葡萄牙人攻占后成为其在亚洲活动的支柱1498年，葡萄牙人并不是愉快的离开卡利卡特的。但确实是一次成功的远航，而且作为范本被后继者们屡次复制。但是早期葡萄牙的亚洲统治等级制度极为混乱，政出多门的情况屡见不鲜。从地理上看，卡利卡特南方的港口克钦反而喧宾夺主，当前者的葡萄牙代理商管被捣毁时，它的价值就变得不可替代了。在当时科钦被称为“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学徒学校”也是1510年阿尔布克尔克夺取果阿之前唯一真正可能作为整个印度洋行政中心的地方。然而，在它发挥作用的七年之间，葡萄牙的两位亚洲统领弗朗西斯科·德·阿尔布克尔克和他的表兄弟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发生了一起“御家骚动”，前者是我上文提到过的反对国王集权贵族中的一员在宫廷中不乏支持者，后者虽然是私生子，在很多事务上不能被冠以王室贵族“唐”的称号，但却是现任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一手栽培，是国王在亚洲的直接代理人。很显然，后者胜出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集到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好望角航线上的货运量进而分析他胜利的原因。在1497到1510年间，有4.03万货物被送到亚洲，却只有2.63万货物返航。其一是不可抗力的损失。其二，更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开始在亚洲建立属于自己的殖民据点，这个工作开始于1502到03年间，始于达·伽马的第二次远航。这些年，葡萄牙人的大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尽可能的做生意，在需要打仗的地方则开展军事行动。国王对黄金贸易最为感兴趣，而贵族们则对海盗和劫掠活动所获得的战利品望眼欲穿。这也使得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名声狼藉，也是开了一代之先河，被之后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相效仿。但是由于利润回报过于惊人，王室只得将海盗行为官方化感觉在表面上就可以限制住这些贵族。在1505年的战利品分配比重中，国王获得了20%，剩下的50%以上则送到了国库里一部分被贵族们间接收取。其他不到30%则由亚洲总督获得6.5%。最后则交给航海行动的具体执行者，也就是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的船长以及水手们。至于为什么是国王获得战利品的1/5则是葡萄牙人效仿了伊斯兰国家的胡姆斯传统，由此可见，葡萄牙的活动并不是单向输入，而是双向奔赴。所以，谁能获得的军功多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支持。阿丰索的胜利也是显而易见的 晚年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戎装像，征服果阿的功绩彪炳史册下面我们来分析葡萄牙人在从本土到印度所建立的泾渭分明的两种扩张模式：分界点差不多在东西印度洋的分界线锡兰。葡萄牙人于16世纪早期在好望角航线以东的获利主要是基于亚洲运回欧洲的香料，尤以胡椒为甚。其货运量非常惊人。大概占葡萄牙返航货物的九成以上。此外，比较多的还有生姜红檀木和决明子。因此，为了更好的统筹规划，葡萄牙人在里斯本设置了印度事务院，主管，这条航线上的贸易。但是葡萄牙人的成功，却使得老地中海二道贩子威尼斯人惶惶不安，他们于是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联手对葡萄牙人的事业进行打击。双方结盟的时间恰好是上文提到过的1498—1510年。葡萄牙人面对猝不及防的打击确实有些慌乱，于是在阿尔梅达出任印度副王和这一机构商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意图同时实现收复耶路撒冷和继续垄断贸易。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葡萄牙人的实力只能确保后者，需要提出的是，马穆鲁克苏丹对于制海权的观念并不陌生，因为海洋贸易也是这个东地中海南岸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在最后一位握有实权的苏丹统治时期，穆斯林们仍然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外交努力，即通过威尼斯人的努力，迫使教皇出面限制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动，尤其是在红海附近使用暴力。但是教皇和伊比利亚国家的关系显然更近，因此在这一个企图失败之后，坎苏·固力苏丹在1507年组织了一只规模庞大的舰队，规模为12艘战船和1500名水手，但是他们先胜后败，遭遇了葡萄牙人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可以说葡萄牙人至少在半个世纪牢牢掌握了红海和曼德海峡，阿尔梅达任上的这一胜利也为他的继任者——我们前文提到过的阿丰索，虽然头衔被降为总督。但他可是比他的前任更为果敢，且富有主动性。虽然两个人都是贵族，但是前者还是希望建立一个征税制度，道德和武力只是来保障这个制度的。而后者则是直接开展军事行动，先建功立业然后迫使宫廷贵族们承认现状，因此往往越权。当然，他这个行径也并不讨当地的克钦同僚喜欢。这些同僚并不反对贸易，而是不喜欢阿尔布克尔克独断的作风和积极出击的行为。因此，他的同事们和宫廷里反对他的贵族们结成了一个同盟。虽然并不是直接限制这位印度总督的行为，但是也是直接向后者答复，而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最后演化为向葡萄牙宫廷表达阿丰索直接意图谋反，把葡萄牙在亚洲的事业变成他个人的封地。虽然国王大体上还是支持他的这位心腹爱将，但是在很多具体措施必须要加以调和或者说制衡。比如引入了佛罗伦萨人参与马六甲贸易。但是，这位印度总督先是命令这些意大利人的船队，帮助他攻占果阿消耗他们的实力，然后又百般拖延他们前往马六甲。因此，这位葡萄牙的海军名将最后再任上郁郁而终，其军事成就并未能实现他的设想，即建立一个西起亚丁、东到果阿的“锁链”，包括一系列军事据点来彻底控制阿拉伯海，从而使帝国在该区域内高枕无忧。这就是靠武力的第一种模式。  坎苏·固力苏丹，他绝非庸主。但奈何北方邻居过于强悍最终回天乏术虽然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壮志未酬，但他在1511年征服马六甲的行动开启了第二种模式。前文说到。马六甲国内的族群结构非常复杂。葡萄牙在工区这个要地时候采取了结交泰米尔人来打击另一派，尤其是古吉拉特人。后者在葡萄牙攻占马六甲后大规模逃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科摩林角以东的东印度洋。葡萄牙人并没有绝对性的压倒力量，必须依靠当地人来拓展贸易。葡萄牙王室也和这些人取得关系，使他们成为王室在当地的代理商。他们所进行的贸易也要分一部分给宫廷。从缅甸的马达班，东南印度的布里格德以及摩罗加群岛都有他们的身影。逐渐的，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一条成熟的王室贸易路线形成了，其中最重要的港口就是马六甲、布里格德和孟加拉的吉大港。总之，从16世纪20年代起，这个路线逐渐固定为制度，代表了王室和私人利益，互相妥协。对于船长和水手们来说也是个好事情，因为他们能够使用一定额度的免费货仓。需要提及一下孟加拉的情况：通过孟加拉，葡萄牙人也与缅甸人发生了关系，火器逐渐传入使得新生的东吁王朝一跃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国，没有其他力量与其争锋，并挑衅大明。更重要的是，孟加拉是西印度和马六甲之间最重要的补给中转站。而其使馆建立者是洛波·苏亚雷斯总督。此人是一个公开的“自由贸易信徒”他的知名格言是：我希望每一个亚洲的葡萄牙人能够自由自在的去往任何地方追逐利润。显然与前总督的军事路线截然对立，而且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不断扩展私人定居点，孟加拉海岸线上的主要港口几乎都被葡萄牙人所占据。他的后继者很乐于萧规曹随，并将孟加拉的这些定居点逐渐北非化。配备驻军和行政官员，还有带有家眷的商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之为已婚定居者。但总体而言。葡萄牙人在孟加拉湾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堡垒数目和密度远低于西印度洋。除了马六甲是个最大的堡垒也就只剩下摩罗加群岛。原因是为了防止卡斯蒂利亚人图谋香料群岛。因此在这一片区域葡萄牙人的军事存在仅限于维持王室贸易航线，重要的职责就是打击海盗了。除此之外并没有向前一种方式一样，把整个印度西海岸连成一个小规模的堡垒集群。这就是商业贸易为主的第二种模式。 葡萄牙人的远洋航线图，可以看到葡萄牙人在西印度的一堆军事据点和此时已经利用洋流误打误撞发现了巴西 来源b站up瑞士卫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瞻前顾后的行动回顾一下这15年间，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成果以及面对危机是如何处理的：其实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能够率先独占鳌头，开一代风气之先且经验为后继者争相效仿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葡萄牙人的战略设计极为清晰务实。如同上文所说，最高统治集团所定的目标就是在能做生意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的牟利，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也必须震慑竞争对手。可以说是最早的萝卜加大棒，这种刚柔并济的手段大获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1525到40年这15年间，这两种模式在各自区域得到了巩固。但一个核心问题是葡萄牙人要活动的范围过于广阔，其手中的船运资源又非常有限，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扼守一些重要的战略节点，比如霍尔木兹和卡利卡特。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者的香料运输的目的地市场是前文所提到的伊斯兰世界的两大强权，奥斯曼和萨法维帝国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区，而并非欧洲市场。因此，所获得的利润也相比于往返欧洲更为有限。这也是开辟了一个独立于印度事务院之外的销售渠道。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利于整个国家战略（尤以王室贸易为甚）的实施的。更为有趣的一点是，尽管1498年达·伽马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唐·曼努埃尔就号称“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航行者与贸易者之主”。但显然，这个头衔夸大其词，过于冠冕堂皇了，如前文所述，葡萄牙人垄断海上霸权源于教皇的诏书。但当我们仔细品读1455年尼古拉五世只是宣布这一航行垄断权只限于驶向印度洋的船只，而不包括在广大印度洋上的航行，也就是说其范围仅仅局限在大西洋。当越过好望角，甚至莫桑比克海峡之后，这一法则就不再适用。那么，其他竞争对手比如西班牙、法国等自然而然也会钻这个空子，把教皇的许可解释扩大化。
因此，相对应而言，葡萄牙君主的权利是有限的。类似于中国古代语境中的天下共主，也就是说成为亚洲诸多统治者的仲裁人，而不是管理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本质上还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但尽管如此，当地的亚洲统治者们所进贡的钱币和货物都聊胜于无，这一点倒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并无二致。由此可见人性的一致性。而且葡萄牙人也不会干涉当地的行政事务。只要确保权力运行稳定，不妨碍正常的贸易即可。然而，在时间进入154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就戛然而止了。 “虔诚者”若昂三世，在其统治时期，帝国对内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16世纪30年代，巴西的领主制建立，标志着对巴西真正的殖民开始了。盛产红木的这一地区日益受到里斯本的重视，亚洲殖民地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两者要争抢有限的资源，无论是人还是钱。其次，随着苏莱曼一世的继位，奥斯曼的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东南欧和东地中海已无敌手。攻克巴格达后，霍尔木兹海峡便可得陇望蜀了。在苏伊士，苏莱曼也兴建了海军挑战该区域（红海）内葡萄牙人的优势地位。最后一点，就是孟加拉湾以东。尤其是缅甸局势的变化，统一逐渐变得大势所趋。因此，稳定的环境也提供了新的商机，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进入到该区域。从而分散了力量，对贸易路线的控制也日益减弱。简言之，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领地与本土的城市文明泾渭分明，且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若没有里斯本的调和往往难以被妥善解决。尽管葡萄牙人不愿意介入当地内部事务但是当遇到突发事件，比如古吉拉特苏丹在访问印度总督的时候离奇死亡，这类事件就让若昂三世叫苦不迭。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处理了这件事。一言以蔽之：地方事物纷繁复杂和帝国决策者的认知和判断决定着这些领地的前途和命运。 四、承上启下1540—1570年：祖孙时代的危机与挑战若昂三世执政时期，葡萄牙社会经历了一场深远的变革，其自然影响到亚洲殖民地。在大型国家里，内政为主，外交为辅。而在小国家则相反，因为生存是第一要务。这些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葡萄牙的”欧洲化”即在宫廷里更为拥抱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在社会上，整体识字率也提升了，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变革，这令一些守旧的贵族感到恐慌。此外，若昂三世相较于其父更为务实甚至是冷峻，心态并不如曼努埃尔一世包容，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葡萄牙与哈布斯堡的关系愈发紧密，其宗教政策更加保守。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的对立也影响到了航海事业。然而这一危机最直接的表现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十五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葡萄牙船只来往安特卫普的数量相较于之前都显著下降。而且1548年关闭了该地的代理商馆。1540年到1570年，好望角航线上的王室贸易量也是呈现下降趋势。造成这一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因为奥斯曼横行东地中海，威尼斯人可以更好地利用黎凡特路线从事香料和胡椒贸易。二是君主代理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联盟逐渐被跨国银行家和宫廷贵族的联盟所代替。因此，上文提到过的僧多粥少的局面愈发严重了起来，在葡萄牙宫廷讨论的焦点是：距离近且是龙兴之地的北非和带来最大商业利益但是军事维护成本高昂的亚洲和拥有巨大潜力的巴西和黄金海岸即大西洋，这三者应该舍弃哪一个以更好的维持住其他两者。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艰难的，最后的结果则是先救北非，尽量维持住亚洲，缓缓的开发巴西。也就是说，尽可能的想端平三碗水，但很显然无论是在人力上和财政上都不具备可行性。很快的随着1580年的联统，葡萄牙王家贸易事业整体性被颠覆了。 在16世纪40年代 ,卅年前的争论又再一次浮上了水面，前文说到在亚洲实际主导贸易的联盟发生了转变。因此，王室是否应当直接继续介入亚洲的贸易，还是让代理人私营又一次成为了焦点话题。最关键的是，王室贸易航线体系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王室必须提供在亚洲的商船，但是考虑到出事的概率以及此时葡萄牙王室的国库实在是捉襟见肘的情况。因此，必须开源节流。就这样，一场空前的大讨论就此展开，最后的结果是事关于经济命脉且贸易量占绝对主流的胡椒绝对不能让私营者拿走大头利润。王家贸易航线制度的问题没法采用市场化手段即价高者得的办法。但是作为替代领土扩张和采邑封赏作为一种临时性办法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这一方案被实施近1/3世纪左右。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增加裁员同时促进王室尽早的撤离亏本买卖。葡萄牙人必须开辟中国日本的航线，而这对整个东亚格局都影响深远。方济·沙勿略，死后被封圣，他为天主教在亚洲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简述东亚之前，首先要看一下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在红海区域的几次交锋。1548年也就是奥斯曼人组建印度洋舰队次年。在舰队司令官皮里·雷斯的带领下他们攻克了亚丁。葡萄牙人曾经试图收复，但是却因为兵力不足而作罢。四年后，奥斯曼的这对父子再一次从苏伊士启航，目的是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结果被葡萄牙人在马斯喀特海域附近击败，被迫撤退。导致他被以叛国罪的罪名处死。又两年后，即1554年，皮里雷斯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同族亲戚伊迪·阿里·雷斯，在霍尔木兹的海战中再度被葡萄牙人打得大败，被迫弃船上岸，上演旱地行舟。最终，在中亚客死他乡。至于葡萄牙人与大明的交锋，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屯门就已经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屯门就已经见分晓。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葡萄牙同龄与明朝官员的关系疏远且非常紧张。在嘉靖年间，葡萄牙王室确实也动过在中国修建一座堡垒的念头。以上种种，使得葡萄牙人的形象日益恶化。风评已经被害到了最低点，他们是拐卖者和食人族的同义词，但是葡萄牙人的火器和强悍的作战素养同样也令明朝印象深刻，这也是中国开始重视并逐渐引进西方火器的起源，最终在个体的葡萄牙商人逐渐打入沿海市场和葡萄牙官方的软磨硬泡之下，他们最终于1557年（四年前只是暂时有了居住许可，而并没有定年缴纳五百两白银。）取得了澳门这一租借地。广州里斯本之间的贸易在未来的两个世纪内都延绵不绝。在更加东方的地域，1543年三名葡萄牙人在日本南部的种子岛登陆，铁炮和天主教还有天妇罗都相继传入。九州的实力派大名大友宗麟更是皈依了基督教，以争取葡萄牙人的火器支持和更为广阔的贸易市场。这点将在此后引发不小的震荡。就这样，在哥伦布按照原先计划去往东亚之后的刚好半个世纪，葡萄牙人终于在东亚的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取得了立足之处。在中国，澳门-广州—其他区域的路线一直延续到乾隆时代的一口通商。在日本则是以“条约巨船”制度，每年都有少量船只往来于这个“白银之国”。据估计，16世纪末，葡萄牙人从日本出口了22500公斤的白银，这为东亚和西印度洋都注入了强大的流动资金。和西班牙在拉美的波托西银矿一样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支柱。 总体来说，中国，日本航线的巨大意义不在于为葡萄牙王室补充国库而是在于为私营者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从此两种模式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更关键的是，这条航线使得马六甲和果阿的关税收入大为增加，以后者为例，往返于中国的货物都要缴纳8.5%的关税。但是恰恰要说明的是远东贸易的繁荣，究其原因，是在于葡萄牙的控制力实在是过于有限，中国沿海的倭寇隐患使得挑战与机遇并存，在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葡萄牙人更是大获其利。在日本，由于织田信长统一进程的加快，国内的统一市场也不断被整合有利于外贸，更为关键的是。中日两方的直接贸易都集中在以外的方向，尤其是菲律宾和中南半岛。因此，葡萄牙人实际上并没有竞争者。所以在明王朝和日本大名之间的这些二道贩子们度过了黄金岁月。步入1570年，葡萄牙人的踪迹可以遍布亚洲的每一个地区，也标志着他们在亚洲扩张达到了极限。只能继续深耕这些已经探索的区域。但是无论如何，16世纪的这一场危机，对于葡萄牙未来在亚洲的重新转向。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是如同上文所说，1580年的联统改变了一切。我们也正好将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30几年放在一个更为宏观且相互比较的视角来看一下两国所走道路的不同。 大友宗麟，以天主教大名的形象广为人知，一度称霸九州，更是想建立“地上天国”五、重新定向：1570-1610年马德里笼罩之下的亚洲事业其实，从若昂三世死后。由于传统的姻亲关系，里斯本的宫廷贵族和商人阶层受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影响就日趋强烈。更何况。小国王塞巴斯蒂奥的奶奶这个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就是他的摄政。因此葡萄牙国王哈布斯堡化的痕迹也越来越深。西班牙的新大陆贸易结构自然也影响了葡萄牙的王室贸易路线制度，在小国王塞巴斯蒂奥亲政后，胡椒和香料这种绝对的大宗商品可以被私人自由买卖，由于王室实在供不起贸易的船，只好望角和大西洋贸易逐渐落入了私人手中，双方需要签订契约，这一流程很快被制度化。如果说这一影响还比较间接的话，从全球战略来说西班牙的影响更为巨大。前文提到过，在40年代讨论过北非和亚洲到底孰轻孰重。过了30年巴西成为了帝国中冉冉升起的明珠。因此，亚洲的地位逐渐下降。雪上加霜的是，小国王决定重启北非战略，因为北非可以更好的掩护巴西，但是唐塞巴斯蒂奥却如同朱祁镇一样，战略没有错，但是战术执行却是零分，本人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578年，国王亲征，虽然沉痛打击了萨迪王朝的篡位者。但是，整个出征的贵族阶层几乎被一锅端。在老亲王恩里克于1580年去世后，葡萄牙的王位就无可争辩地落入了腓力二世之手，因为其他竞争对手实力过于弱小。次年，他甚至动情地说道：“我继承了它，我买下了它，我征服了它。”由此可见，在绝对的武力和财力面前，法统跟血缘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次年四月，腓力二世正式被三级会议确认为葡萄牙的新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新基督徒获利最大，即哥伦布发现美洲那个时代皈依基督教的那些犹太后裔。他们在西班牙人统治的这60年里，打造了一张全球流通的贸易网络，从首都马德里到帝国在亚洲的新领地澳门再到安第斯山脚下的利马城，同样的，因为两牙构成了共主联邦。之前明确清晰的利益分界线开始逐渐模糊并形成一体。马尼拉大帆船和葡萄牙人的两个模式管辖地最开始在菲律宾发生了碰撞。西班牙人试图将原本属于葡萄牙人的贸易路线分一杯羹过来。有鉴于此，腓力二世必须要做一个仲裁者，因此。很多实行于塞巴斯蒂奥时期的政策被萧规曹随的延续下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庞大的葡属印度被一分为三个独立的政府。分别管理东非，霍尔木兹到孟加拉湾，孟加拉湾到澳门的区域。尽管在财政上允许这些私营者大展拳脚。但从政治上这么做，的确有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治理效果的作用。尤其是对东非的深耕，虽然在气候和当地人的反抗之下成效甚微。但却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葡萄牙人不在只是用武力维持贸易现状，而是深入殖民扩张的开始。不止在非洲。马六甲——也就是孟加拉到澳门这一广大区域的行政中心，的主教们曾经和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联手，建议进攻泰国的大城王朝。理由是该地既能提供农产品和牲畜，也能作为富裕的贸易中心来征税。更为关键的是还可以提供宝贵的木材以供造船所需。这个计划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被认真考虑过的。甚至这些人还一度制定了征服大半个中南半岛宏大计划，理由是尽管东吁王朝陆军非常强大，但莽应龙却未能实际控制住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北部的海岸线。这是个能够趁虚而入的好机会，该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连接印度和澳门。尽管未获成功，但很显然，亚洲的区域强权已经无法复制上个世纪明帝国在屯门的成功了。让我们把目光向西投向斯里兰卡，葡萄牙人关注锡兰的时间很早，大概是阿尔布克尔克出任印度总督的同一时期，最终历经80年，葡萄牙人强力的军事扩张迫使这个小岛实施边陲定居制度，也就是葡萄牙人实际上掌握了整个岛的贸易和军事通行权。只有行政权还把握在当地人手里，简言之。葡萄牙人在16世纪晚期领土扩张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不仅仅是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而是通过激进的手段来强行达成目标。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苏门答腊，亚齐苏丹国在这个时期一度成为印度的劲敌。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后者形成了挑战：其一是和奥斯曼的结盟。其二是对孟加拉湾几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的有效控制。其三是对爪哇北部海岸以及摩鹿加群岛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塞利姆二世时期，奥斯曼人直接给亚齐送去了火器铸造专家和炮兵支援来帮助后者进攻马六甲。这种帮助在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却象征着亚齐苏丹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显赫地位。同一时期在红海、摩加迪沙和蒙巴萨，这两大帝国仍然时有争端。在贸易上，亚齐人从孟加拉湾获益匪浅，弹药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纺织品则可以弹药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纺织品则可以扩大关税收入。最后一点，这个苏丹国通过简单贸易与东边印度尼西亚群岛形成了紧密而有效的关系。这使得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的行动大受限制。更为深远的来看，印度尼西亚被马来—伊斯兰文化影响已不可避免。17世纪初，望加锡苏丹的皈依是一个具有关键性的节点。总之，两国就在这样全面竞争的情况下保留着对话通道。亚齐苏丹国对葡萄牙在亚洲事务的挑战只是一个代表。其他地区的穆斯林们也通过这种方式谋取更大的利益。 “谨慎者”腓力二世，在他统治时期西班牙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是四面出击导致这种辉煌摇摇欲坠必须要提及腓力二世这位实用主义工作狂的个人性格对于帝国亚洲事务的影响。在他即位的初年。派人编纂了一部有关于他在亚洲资产性质与范围的文件。即大名鼎鼎的《城市与堡垒之书》但是显然有点标题党，这个书的大部分实质内容是关于亚洲内部的海运贸易。果阿—马六甲—澳门—日本航线是其中获利最为丰厚的一条，而印度的核心地位再度得到了巩固。而经营这条线路的制度就是我们上文提到过的王室颁发许可，但实际运营是由私人进行的“特许航行”的制度。这些船将胡椒和香料从马六甲出口向澳门，并将丝绸，黄铜和其他贵重金属由澳门运回果阿。该航线让很多人大发横财，甚至包括耶稣会神父们，他们和宗教审判所处于竞争关系，前者更热衷于传教，后者则更为对生意感兴趣但是对于航海事业都是极为热心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在若昂三世时期国家资源有限，两者的争执势必会影响到海上事业整体运行。但是此时资源充沛，二者之间并不冲突，甚至可以相得益彰。这些人将所赚取的一部分利润投资中日之间的丝绸出口业自然又是利滚利。我们要特别提一下澳门的情况，1623年之前澳门都是没有明确的行政长官的，也就是说，纯粹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而存在。这种影响对于澳门的城市发展是非常深远的，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当然，特许航行制度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如果该区域内同时有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没有坚强武力后盾自然显得底气不足。早期的地方总督又会造成效率低下和过度分权的困境。因此，后来的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采取了两者相结合的办法：即先让私人去打前阵，探索出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可操作性的贸易路线或者市场。然后以国家为主导，政府出面建设公司，以个人参股的形式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每个人都与此荣辱以共。国家的海军实力更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总体来说，16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葡萄牙并非处于衰弱期，而是整体结构进行重组和调整的一个恢复期。主导亚洲海上贸易的人从王室变成了私营商人，最后又变成了国际商业资本家。同时，在西属美洲经验的推动下，葡萄牙人的准帝国主义行径也开始增多了起来，对于殖民地的开拓和经营逐渐由表及里。但是此恢复期到底还能维持多久？新兴的挑战者又会带来多大的冲击？这两个问题使得帝国在亚洲的事业前景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17世纪初年的澳门，地方小，但是位置关键，更是全球贸易的枢纽六、退却中的帝国：1610-1665年庸碌之主的时代与本土光复
前文已经简述过正在崛起中的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他们成为印度次大陆上不可忽视的一方霸主，自然也对葡萄牙人的印度属地产生了影响。到这位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去世的时候，帝国已经控制了一个复杂的陆路和水运系统，以及相当多的海上贸易。但他们的做法却相当明智，与奥斯曼人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在海上挑战葡萄牙人。而是和两者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双方通过较为愉快的合作营造了一种相对融洽互利共生的关系，但是印度总督始终担心莫卧儿帝国统一整个半岛，最终夺取果阿，于是便和当地的土邦联盟来限制这些帖木儿后裔。葡萄牙人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在西北方向，萨法维帝国也出现了一代雄主—阿巴斯一世，同样被世人冠以大帝名号。这位雄才大略的沙阿同他的谋臣们想出了一个宏大的战略：在海上通过葡萄牙人来抵抗奥斯曼在波斯湾的威胁，在陆地上，则由莫斯科、华沙、维也纳的等欧洲君主构建一个庞大的反奥斯曼同盟。但是同时为了保证海上的权益，不被两牙共主联邦所侵吞，又找到了伦敦来限制其影响力。要理解这位沙阿的战略构思，就必须对于伊朗国家商业化转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前文已经说过，16世纪初，霍尔木兹的关税就极度依赖贸易。此时的伊朗已经不再是一个以纯农业，手工业的陆地国家。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萨法维王朝已经和他们的立国基本盘：土库曼部落的支持者的联盟关系紧张。必须要开辟新的财源来摆脱前者的依赖，对于当时的帝国是十分必要且紧迫的。南亚西亚的环境已经非常不乐观了，在东亚同样是凶多吉少，在日本随着太阁大人统一进程的加快，逐渐对天主教采取保守措施，并且对矿场征收银税。更为关键的是，他亲自下场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这相当于断绝了大部分私营者的财路。后者甚至有直接进攻日本的计划，这惹怒了这位天下人，在两次朝鲜战争的间歇期的1596年，秀吉正式下达了处决天主教徒的命令。而到了家康统治时期，随着威廉·亚当斯的到来，江户幕府显然对于荷兰和英国这些新教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贸易许可更为亲近。这对于葡属亚洲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最致命的挑战却来自帝国内部：尼德兰人。 阿巴斯一世，文治武功都相当了得，他领导伊英两军给予葡萄牙人沉重打击自从16世纪末期，这些北边的新教徒就从来没有安分过。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均是如此。前文提到过，两牙军队有进军缅甸的设想，然而却未能实施。而这个机会却被荷兰人把握住了，自从1590年代末，莽应龙父子去世之后这一地区的秩序迅速趋于崩溃。荷兰人就趁此良机，于1612年侵占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沙廉港，夺取了葡萄牙人的这一重要贸易基地。这也为他们深入内陆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对于葡属印度来说，这一打击无异于晴天霹雳，等同于失去了一扇征服东南亚大陆的窗户和一个连接孟加拉至马六甲的重要中转港口。更糟糕的局面在于，这一事件使得长期的两牙貌合神离的关系终于被清晰的直白的浮现在荷兰人面前。荷兰人认为：西班牙国王把葡属亚洲视作他的小妾，必要时刻就让她自谋生路。但是相应的却从不计较维持西属美洲的费用。这一地区相比前者被视作结发妻子。腓力三世决议让葡属亚洲自谋生路，在财政紧张的大前提下，卖官鬻爵似乎成为了唯一可行的方案。价格从几百谢拉芬到霍尔木兹的145000，这么做虽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统治者的素质自然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相应的，尽管霍尔木兹这一地区是帝国的钱袋子，但是防御设施却极度老化。唯一能够阻挡波斯沙阿进攻此地的因素在于缺少海军。在与英国结盟之后这一困扰就荡然无存了。葡萄牙人自然知道该地的重要性，并且从里斯本派遣了一支援军，最终，在长达两年的围困之下。这个地理枢纽还是于1622年5月沦陷。这一影响相比较于在孟加拉沙廉港的失守简直是晴天霹雳：里斯本被迫将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向西退回了马斯喀特，财政收入更是直接腰斩。而波斯人则用这位带来胜利的大帝之名重新命名了这个关键的贸易枢纽。而这仅仅是葡萄牙人在亚洲收缩的前奏。未来的十几年间，亚洲领地将受到一连串的致命打击。 
要解释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7世纪初的突然崛起，我们必须把一个重要的因素归功于他们制定了非常正确的策略。简言之，就是避开葡萄牙人的势力范围，集中力量经营东南亚和远东。虽然两者时有竞争关系，但是从各区域力量对比上来看，两者正好是秋毫无犯。因此，从客观上来说葡萄牙人面对的打击往往是两者在不同地域开展的，非常难以应付。还有此前提到最为关键的创新：国家特许公司制。到最后，葡萄牙人也不得不效仿他们的竞争对手创立了相同的东印度公司。然而，葡萄牙人以往的成功经验，却使得他们难以摆脱这种路径依赖。造成进行这种革新步履维艰。葡萄牙人创办这些公司的由头就是减轻国库的战争开销，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私人团体。但是这一尝试的响应者寥寥无几。因此，大头的财政支出还是回到了王室身上，王室的总投资占了80%左右。与英国、荷兰模式大相径庭。除了财政上面临困境，在经营上，老的宫廷贵族和新基督徒的冲突加剧了本就前景不明朗的这一事业的分裂，宗教裁判所以迫害这些人之名大肆敛财。最终葡萄牙人的公司仅仅存在了五年。造成这一短命的原因，除了提到的经济和人事之外。本身的资源诅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7世纪初，马拉巴尔等地的胡椒至少是王室贸易所需要的10倍，但是葡萄牙人显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保障海运安全的能力了，这项贸易的船只失事率。超过1/3，因此也没有什么好的投资前景。 1629年，葡萄牙人取得了这几十年来的最后一次大胜利，在柔佛军队的支援下他们打败了围攻马六甲的亚齐军队，步入30年代后则是一连串失败。32年胡格利定居点被莫卧儿孟加拉总督夺走，使得葡萄牙人丧失了硝石资源，火药的供应就大为紧张，从而军队的战斗力也直线下降。这一打击相比于沙廉和霍尔木兹显得猝不及防。从时间上来说前两者都持续了一年以上而这次只有一个季度，葡萄牙人因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斯里兰卡，葡萄牙人的收支平衡也近乎崩溃。此时的果阿港外，荷兰人的舰队时隐时现。在日本，岛原之乱的爆发使得三代将军家光下决心实施锁国政策。葡萄牙人往往被视为这一事件的幕后推手，但是由于之前两代将军保持着较好的往来传统。葡萄牙人得以从容的较为体面的离开日本，并把大量资产转移回澳门，此后，葡萄牙人仍然不死心，派遣特使前往长崎。但是船只被幕府烧毁，大部分使者也被处决，只有澳门这一仅存的硕果在远东被保留了下来。1640年本土的动荡使得亚洲领地似乎焕发了第二春。但若昂四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此前与英国人休战，就会输得体无完肤。要想维持住帝国的基本盘，就必须与低地人将和，但是荷兰人于次年对于马六甲的占领使得这一时期的一连串耻辱被一槌定音。也标志着联省共和国正式成为“海上马车夫”，一个关键在于柔佛人放弃了葡萄牙，决定从亚齐人的手里分得一杯羹。
1644年，在亚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葡萄牙帝国签署了《果阿条约》双方休战八年，试图与荷兰人和平共处。但是在亚洲损失掉的利益却很难通过其他地区，尤其是巴西补偿。不过为数不多的好消息是被荷兰人打击的并不止刚刚光复故土的葡萄牙人，英国人的利益也受到了波及。于是两者在此前休战的基础上事实上结成了抗荷同盟，50年代在欧亚都并肩作战。说完了印度以东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阿拉伯海，阿曼人的崛起已经成为定局，在雅努布王朝建立后，纳希尔·伊本·穆尔西德着手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将葡萄牙人限制在马斯喀特、苏尔和库尔雅特的有限区域。在未来的40年，整个孟加拉湾和南海海域将遍布着voc的旗帜。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被迫因为和英国的战争而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援亚洲，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财力远非葡属印度可以匹敌。因此还是游刃有余的开展扩张。在这一系列战争结束的1669年，荷兰人可谓是大获全胜：控制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龙兴之地科钦，垄断了锡兰的采珠业，掌控了出口胡椒的马拉巴尔诸港口，尽管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领地总体范围并没有缩小，但是连接东西两端的中间部分：马拉巴尔、斯里兰卡、霍尔木兹、马斯喀特和马六甲已经完全丢失，这也宣告了100余年果阿征服者的大战略的最终破产。更为鼠目寸光的是，为了缓解战略上的压力和政治联姻，布拉干萨家族将公主嫁给查理二世，并将果阿北部一个小岛送了出去。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名字被广为人知：孟买。当印度总督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之后，立即派人前往里斯本游说，可惜未能成功。所以葡属印度只能勉强自保了。 让我们用一段当时最负盛名的葡萄牙士兵的话来总结这一时期的困境：从好望角一直向东，我们不愿遗落下任何不受我们控制的东西，我们焦虑地抓起从索法拉到日本的五千海里中的每一事物，更坏的是我们开始这一事业时没有估量过我们的实力，也没有想过即便只有当地人，这一征服也无法持续。诚如斯言，葡萄牙人这一连串的挫败，不仅仅是由于荷兰人，还在于当地政治情况的改变（如上文的柔佛人）。最终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你想保住每一个地区的利益，对比平均分配兵力的话，那么最后的结局往往是整个局面都会走向崩坏。最终不可避免的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步入了尾声。七、缓缓落幕：1665-1700年葡萄牙人在亚洲的留驻该时期尽管葡萄牙人在亚洲区域的活动并不如大西洋两岸那样活跃，但也绝非是一潭死水。如同上文所述葡萄牙人在亚洲遭遇了荷兰人的沉重打击，但是在巴西却是另外的情况：荷兰人只剩库拉索岛这一立足之地，被完全赶出了巴西。在黄金海岸也讨不到任何的便宜。这不仅仅是因为大西洋—巴西一线地理位置相较于本土更近，战略意义更大。亚洲本身防卫的成本也更高。但是如果我们将好望角航线通往亚洲的船只数量和之前的大衰退期做一个对比，数量是在缓缓上升的。更为关键的是葡萄牙光复独立之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亚洲贸易网络就断裂了，尽管日后重建了两国亚洲贸易连接，但是亏空却未能完全扭转。最终历史悠久的王室印度洋贸易航线逐渐和巴西合为一体，甚至从属于后者。发生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是巴西发现了品质很高的金矿，这下使得亚洲等地的香料的价值黯然失色。最终导致王室印度贸易路线不是在里斯本和果阿之间的单线贸易。而是可以在中途（比如莫桑比克附近）转向前往巴西的贸易主导线路。这一直接后果是巴西和亚洲的贸易更加便捷，不用再经过里斯本转手，巴西提供的烟和糖弥补了香料损失的亏空，到18世纪初的1704年果阿通过烟草垄断所获得的关税相比于20年前增长了4倍。唐·佩德罗二世是这一时期葡萄牙走向复兴最关键的决策者。他决心再度效仿英国和荷兰建立一个公司，并且要求印度人自负盈亏。自然的果阿对此反应冷淡。因此如同此前的东印度公司一样，还是昙花一现了。除此之外，他还对葡萄牙军队进行了改革，并且依靠巴西的金矿作为财源，乾纲独断地建立了葡萄牙绝对君主制。并且利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狠狠的羞辱了卡斯蒂利亚人，报了王重复古战争的一箭之仇。并限制了法国在南美的行动。使得巴西真正成为帝国殖民地中的掌上明珠。同时，亚洲诸地对于巴西的依赖再度加深了。 如果我们站在一种他者的视角，即莫卧儿的王公来看待葡属印度。则会发现果阿的这些人已经深深嵌入了当地社会：尊重当地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不刻意的加税和横征暴敛，不轻起战端除非自卫反击。这几点也是这个地区一直能够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屹立不倒的核心原则。在财政上如前文所述，巴西源源不断的为这个葡萄牙帝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核心输血。而且行政官员们也与莫卧儿帝国的苏拉特总督和睦相处，几乎相安无事。在重大事件上，往往能达成一致。这使得果阿在面对其他外部威胁往往能够从容应对，而不是四面树敌。这在奥朗则布时期是非常难得的，果阿面对的重大挑战就是前文已经略述过的阿曼人，在这一时期，他们已经成为阿拉伯海当仁不让的主宰，甚至经常骚扰东非海岸，一度夺取了蒙巴萨港。本质上雅努布王朝就是增强版的亚齐苏丹国，靠着武力主导贸易同时传播伊斯兰教。因此，在这一时期，果阿的战略决策就是在陆地上利用与莫卧儿良好的关系去对抗马拉塔人，在海上则是全力防御，遏制住阿曼人的扩张。因此。尽管葡萄牙人此时已经风光不再，但是奥朗则布积极的大陆政策则足以分担压力。同样令人关注的是，在东非，帝国不断深入通过普佐拉领主对当地施加影响，从而间接获得黄金、象牙和布料等资源。这种动态平衡关系影响深远，使得南部非洲一直被帝国牢牢控制，直至19世纪末。在某些重要的或者说没有其他力量填补的区域，葡萄牙人也不吝啬使用武力，比如圣多美。 接着我们把目光往更东投向往孟加拉，随着亚洲领地整体性的收缩。前文描述过的这些在孟加拉湾的定居开拓者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自治权。以在泰国的葡萄牙人为例，他们往往成为当地国王和葡萄牙官方沟通的桥梁，并从中获利。最后来看一下澳门与帝汶。此前，由于荷兰人的咄咄逼人也影响到了葡萄牙人在这一区域的经营，因此他们和明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永历皇帝甚至皈依了天主教，并写信给若昂四世，希望获得军事援助可惜并未能成功。在1662年荷兰人灰头土脸的撤离台湾使得澳门到马尼拉和望加锡的路线再度通畅。而此时的帝汶的檀香木数量充足且质量上乘，两地的贸易也因此日益繁忙。更关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族群诞生了。即拉兰图卡人，也就是荷兰、葡萄牙和当地人的混血。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一地区实在是过于天高皇帝远。因此这些混血者便自行决定当地事务，最后迫使果阿承认现状。这种高度自治的传统反而使得这个岛如同澳门一样成为最晚脱离葡萄牙的殖民地。也可以说，这种不受控制的无奈之举，反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了这两个地区长时间的繁荣。 葡萄牙人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先发优势也会成为掣肘停滞的根源。通过17世纪中期荷兰人的后来居上，我们可以看到荷兰人更为娴熟的使用暴力和外交，大名鼎鼎的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就是通过著书立传来为他的祖国这种露骨的行径加以辩护。相比之下英国人就聪明的多，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进入印度洋贸易，并且把力量都集中在印度优先经营。而不是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一样试图维护住每一个地方的权益。可以说，英国人的成功正是吸取了葡萄牙和荷兰的经验教训才最终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即审慎理智的动用国家力量。虽然都是东印度公司，但是英国人显然借鉴了葡萄牙人有益的经验：欧亚之间的贸易归国家，而广大的亚洲市场则交给私营企业，不但节约了成本而且还能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可谓一举两得。同时，英国人对于武力的使用也不同时，英国人对于武力的使用也不像葡萄牙一样过于谨小慎微，更不会像荷兰人一样滥用。更重要的是，英国的本土条件相比于另外两国都好的很多。英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也确定了一个较为宽松且稳定的大环境，这是英国人能够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三国最后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任何一方：荷兰人赢得了东南亚，葡萄牙人则拿到了南美，英国人则是把中东和南亚收入囊中。
回到葡萄牙帝国自身，决定帝国扩张上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最早和亚洲打交道的欧洲国家，势必将被卷入这片全球最复杂的大陆，同时，亚洲的原生结构又无法改变，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被后来者所吸收。当我们最终回顾两个世纪葡萄牙的成败得失，会发觉，其一：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整个印度洋的经济已经通过欧洲和新大陆连接在了一起。这也是葡萄牙人最重要的为全球贸易市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其二，亚洲国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转变，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开始向商业国家过渡。最终，他们的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健全和复杂。第三点则是哥伦布大交换的葡萄牙版本，火气在更大范围的扩散。贵金属和其他货币载体的流动。葡萄牙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的互相交流使得双方语言和文化都发生了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改变。最终一点，我想说的是，葡萄牙帝国在亚洲这个重点不在葡萄牙也不在亚洲其中任何单一一方。而是在于两者的碰撞，交流和互动。书写这样一篇时代变迁剧烈，地域流动广阔的文章并不容易。如果拙文能够启发更多人关于大航海时代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认识，那么笔墨便没有白费。葡萄牙语依然是世界上母语者第七多的语言证明着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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