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老家器物背后皆为“礼”

孔子燕居像，明

鎏金双螭铜车轙，西汉

鎏金龙形铜车饰，西汉

商周十供之册父乙卣，商

商周十供之伯彝簋，西周

商周十供之兽面纹觚，商

商周十供之牺尊，西周

商周十供之饕餮纹甗，西周

◎王建南

展览：禮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

展期：2023.10.24-2024.2.18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礼记》里说：“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观察一件器物不从“节”“礼”的角度出发，就不能真正理解它。所以我们说，器物背后皆为礼。“禮运东方”展的定名已为观众确定了观看文物时的关键词——“禮”。由此，不得不说到孔子学习弘扬“禮”的故事。在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忆中，山东与孔子紧密相连。本次展览，与孔子相关的文物构成了一部孔子生平与言行的纪年史。我们先从孔子的“豪车”讲起。

豪车游学

公元前518年，刚过而立之年不久的孔丘收了一位贵族弟子作学生。他叫南宫敬叔，地位高贵，向鲁昭公提出自己想要去东周王都学礼，孔丘作为老师，也当随行。鲁昭公痛快地答应了南宫敬叔的请求，还非常慷慨地赠送给孔丘一辆马车。

坐着这辆马车，孔丘到达王都后特地拜会了先秦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老聃，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老子。此后，孔丘坐着这辆车马，周游了东周列国。因此这辆“豪车”被孔丘视若珍宝，成为他身份的象征。因为能否拥有一辆车，是衡量一个贵族身份高低的指标——很多低级贵族终其一生，都无法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孔子因为陪贵族弟子出游，意外地获得了鲁国国君赠送的车，真是天上掉馅饼。

虽然这辆载过圣人的车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但借助保存在山东博物馆的一系列西汉时期的车马装饰部件，可以让我们遥想当年孔子出行时的坐驾。“禮运东方”展中出现的几件展品1970年出土于曲阜九龙山3号汉墓。其中一件鎏金环形铜车饰，有二龙出没云端，首尾相咬，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极富动感。鎏金龙形铜车饰盘龙昂首，下方云纹。相比前两件，鎏金双螭车轙（音椅）不但透雕了双螭攀山纹，显得十分精美，而且是车辆上必备的零部件。轙安装在车辕端的横木两侧。马嘴上两侧的缰绳要分别从轙孔中穿过，再到达驾车者手中，从而避免了缰绳缠绕。虽然是西汉的文物，但可由此窥探到春秋时期车具的一些模样。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孔子的身世，就会感叹他能乘豪车到首都游学之不易。

孔子博物馆的馆藏大多来自孔府旧藏。其中有一套明代彩绘的《孔子圣迹图》十分珍贵。此图集共有三十六幅，主要依据《史记·孔子世家》的内容，同时融入了《论语》及《孔子家语》等经典，集中再现了孔子的重要人生经历，同时向世人展现他的嘉言懿行。本展精选了四开，分别是“尼山致祷”“问礼老聃”“删述六经”“汉高祀鲁”，为孔子一生中的标志性事件。

“尼山致祷”描绘了孔子来到人间的因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父亲孔纥与母亲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因而名丘，字仲尼，曲阜尼山也因此闻名天下。孔丘3岁时年迈的父亲去世，15岁时辛劳的母亲撒手人寰。他不得不开始独立面对那个礼崩乐坏的世道。后来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才立志开始学习，太晚了吧？

问礼老聃

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在2000多年前，一个准备发愤苦读的少年，首先要解决的是到哪里才能找到书读的难题。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受教育的机会与身份等级密切相连。由于大规模记录的信息、历代的典籍规章只有在王室官府才能看到，导致周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学在王官”。什么样的身份获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孔丘的父亲是鲁国陬（音邹）邑人，曾担任鲁国的陬邑大夫，也就是拥有“士”的身份。孔丘凭借父亲的这一身份勉强争取到踏入贵族圈的入场券，得到了较为优质的学习机会。

仅仅三年时间，孔丘的勤学甚至得到了鲁国国君的注意。孔丘在18岁这一年喜得贵子，鲁昭公派人赏赐给他一条鲤鱼，这是对他贵族身份的认可。12年后，三十而立的孔丘借贵族弟子之便，获得了宝贵的机会——赴东周的王都游学。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倾慕已久的老师老子。老子名聃，时任王朝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孔丘问礼老子大大加速了他的成长。

此后，由于鲁国内乱，鲁昭公负气出走，孔丘坚持追随，到了齐国，这是他周游列国的发端。随国君流亡的生活让孔丘有机会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所学。从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到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前后33年，孔子多半时间奔波于列国之间。他从学习实践到宣扬自己的“为政之说”，可谓处处碰壁，却又百折不挠。直到67岁才终于结束漫长的旅程，回到鲁国，并受到学生弟子和国君的热烈欢迎。不知那辆意外获赠的豪车是否始终伴随着他。

删述六经

彻底安定下来的孔子，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他知道自己复兴周礼的政治思想已无实现的可能，于是退而求其次，开始对现有的各种文献典籍进行整理，六经由此正式确定。

《诗》《书》《礼》《乐》《易》《春秋》，各有侧重。它们不仅在内容上与西周“六艺”有明显区分，理念上更融入了许多全新的思想。比如孔子所主张的“礼”，固然有维护旧秩序的一面，却也注入了革新精神。孔子希望通过“礼”来限制贵族的僭越行为，从而间接减轻民众的负担。

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垄断教育资源，只有“士”阶层以上的人才有权接受六艺的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官学”。而从春秋后期开始，官学废弛、私学兴起，平民子弟也得以接受教育，孔子门下便汇聚各种出身的弟子。进入战国时代，士阶层正式崛起，“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也进一步得到普及，儒学渐渐成为广布天下的显学。到汉代，汉武帝正式设置“五经博士”，学习除《乐》以外的其他五部经典。“五经”也被设为国家课程，并一直延续下来。

三千弟子

毫无疑问，孔子的学说与思想通过其学生发扬光大。他有多少学生呢？他因生活所迫，二十出头便开始办私学，40多年下来，教过的学生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这其中最出色的学生是谁？

司马迁在《史记》中一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司马迁说有72名优秀生。纵览历朝历代的评价，可以得出一个“顶流学生”排行榜。

展厅中有一幅来自孔子博物馆的明代《三圣像》，对排名前两位的学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画正中是孔子，左为弟子颜回，右侍弟子曾参。在号称孔子最出色的72名弟子中，颜回排在第一。颜回早逝，年迈的孔子深受打击，他非常伤感，感叹：“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回布衣一生，既没有著述，也没有功业，却最受孔子钟爱。何以如此？答案是两个字：德行。具体说，颜回做到了八个字：安贫乐道，克己归仁。孔子的另一学生曾参很佩服颜回，认为他有才学却从不炫耀，有才能却从不自傲，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曾参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奉为“宗圣”。孔子临终前将其孙孔伋（字子思）托付于曾参。子思又将所学传授于孟子。因此，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

孟子被称为“亚圣”，其实这一称号最早属于颜回。首封者为唐玄宗，他曾亲笔为颜回作赞曰：“杏坛槐市，儒述三千，回也亚圣，某也称贤。”直到乾隆九年，皇帝才正式下令封孟轲为“亚圣”。作为心理补偿，又改颜回为“复圣”，可作“又一个圣人”之解。而这一称号最早可追溯到元朝至顺元年（1330）七月，朝廷始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这些，说明孔子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

商周十供

首开帝王祭祀孔子先河的是刘邦。公元前195年，汉高祖驾车东行，经过山东的鲁国地界时，记起孔子与颜回，便“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全国各地均建有孔庙，祖庙在曲阜，由孔子的故居发展而来。2019年9月6日正式开放的孔子博物馆承接了孔府旧藏中的大部分文物。

1684年，康熙皇帝至曲阜祭孔，呆了将近7天。他指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孔子是“道统”的代表，康熙则代表“治统”。康熙五十八年（1719）赐“八卦纹鎏金铜编钟”一套16枚；雍正十年（1732）赐“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据统计，历史上共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其中乾隆皇帝一人去了八次。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第五次到曲阜祭祀孔子时，发现所陈礼器多为汉代所造，不足以彰显孔子的“帝师”身份，特令将紫禁城中内府所藏十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颁赐给孔庙，它们被称为“商周十供”，分别是木工册鼎（商）、兽面纹觚（商）、册父乙卣（商）、窃曲纹簋、夔龙纹簠（音府）、四足方鼎、饕餮纹甗（音演）、伯彝簋、夔（音葵）凤纹豆、牺尊。

展厅中的这十件器物形制朴素，纹饰精美。有的布满了凝重的绿锈，有的间以暗色的红斑，有的铸有铭文。乾隆内府还精心配制了木座，为缺失盖子的铜器补了木盖，并嵌以玲珑的玉钮。这是乾隆皇帝尊奉孔子、推崇儒学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曲阜孔氏后人将御赐“商周十供”恭敬收藏，只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才将其请出。然而，在此后的200多年里，这10件青铜器却历尽艰险，屡遭天灾人祸。1885年，孔府遇火灾，“商周十供”被抢救出来；1938年被秘密埋藏于孔府的后堂楼地下，躲过日军搜查；1948年幸免于国民党飞机的投弹，被解放军在兖州缴获。1955年，十件青铜器终于被运回家乡曲阜，回到孔庙。

实际上，“商周十供”的故事代表了一种传承，传承的不是物，而是精神。从恪守周礼的夫子，到诲人不倦的教师；从创立私学，到儒学再传，都留下了孔子的足迹。正如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言：“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儒家学说与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尊孔石碑

山东是孔孟儒学的发源地，境内石碑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形制完善，与儒学文化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齐鲁文化地域特点。全国现存的汉碑，山东占一半以上，多集中在曲阜、济宁、泰安等地。在功用上，可分为神道碑、庙堂碑、记事碑等。历代对孔子的祭祀有众多碑拓为证。

展厅中的孔羡碑拓，又称魏鲁孔子庙碑。碑文隶书，正文22行，行40字，记颂了魏文帝曹丕封孔子第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奉祀孔子，修理孔庙等事。

一直保存在孔庙中的东汉史晨碑，刻于建宁二年，字体方整，端庄典雅，传为大书法家蔡邕所书。记载了当时的鲁国国相史晨及长史李谦到任后祭拜孔子的奏章。可以看到除了祭祀孔子之外，官府还出资维修孔庙及保护孔子遗迹的事情。

东汉永兴元年的乙瑛碑则记述了鲁国国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守庙百石卒史的奏文和赞辞。东汉永寿二年的礼器碑，为鲁国国相韩敕优待孔子舅族和妻族家人、免除邑中徭役的命令，同时记录了铸造孔庙礼器及修饰孔家宅庙的功绩。

乾隆皇帝手书的《万仞宫墙赞》立轴书法，颇为新颖。“万仞宫墙”本是文庙的特有建制，因为千百年来民间对孔子圣迹的传颂，成为了四字成语，用来形容孔子学问渊博，思想崇高。至今孔庙所在的曲阜城的正南城门上，还镶嵌有乾隆亲题的“万仞宫墙”四个大字，以示对孔子的崇敬之情。如今，距万仞宫墙4公里的位置修建了孔子博物馆。

从孔庙到孔林，再到孔子博物馆和孔子研究院，构成了一条中轴线，向北延伸到泰山，向南通向孟子的故乡峄山。这是一条悠久的中华民族文脉，也是千百年来民族精神力量之所在。

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源自孟子所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都是在赞美孔子精神气象的博大。孟子接着说道：“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看过大海的人，就难以被别的水所吸引；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就难以被别的言论所打动。山东曲阜诞生了孔子，将永远成为中华文化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的坐标原点。

图片来自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