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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屠氏女是诸暨记载最早的巫医，那么杨文修是诸暨记载最早的儒医。但是，历代史书多重杨文修的孝子名，对其儒医的身份却鲜有提及。 孝子杨文修的事迹，最早由其曾孙杨维桢记录。杨维桢有《杨佛子传》（见《乾隆诸暨县志》），又有诗歌《杨佛子行》（《诸暨诗英》称此诗为杨维桢之师陈敢所作）。杨维桢的一文一诗，均突出了曾祖杨文修的孝行。而史书记载最早的是明代柯维骐撰写的《宋史新编》卷一百七十六，这就是《乾隆诸暨县志》在“杨文修传”中附注的“宋史孝义传”。清代陆心源辑《宋史翼》时，也收录此传。其他史书凡载杨文修时，其文字皆源于杨维桢《杨佛子传》或柯维骐《宋史新编》。 现将《宋史新编》中的传记录下： 杨文修，字中理，诸暨人。年六岁，视母食多寡为饥饱，母病辄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弃举子业，读岐黄氏书，父谴之，从容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从师耶？”母病革，药弗效，即刲股肉，和饘粥以进，病遂已。文修颏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归，中途值操瓢者，秽癞不可近，时暴雨至，从文修求共雨盖，即与共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搯文修瘤，右手拊背曰：“可医汝，何报我？”文修未心信，别去数步，顾瞻其人，不见矣，文修大悔。明旦，视颏下瘤，忽不见。家人惊怪，扪其背，则瘤还在背矣，人谓孝感所致。母殁，文修躬捧土成坟，种树筑庐，墓上居之。童子妇人瞻其仪形，咸手加额，曰：“佛子！佛子！”尊官巨人入其乡，必过其庐。朱熹尝以常平使者道经枫桥，闻佛子名，特就见，与谈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终。
杨文修六岁时，就会体贴母亲，他时刻关注母亲的饭量，母亲吃得多他就高兴，母亲吃得少他就伤心，母亲生病时他连饭也吃不下。到了十五岁，因为母亲生病，杨文修放弃科举功名，一门心思研读医书。父亲责怪他不思进取，杨文修从容回答：“母亲经常生病，我怎么能忍心抛下她，外出从师读书呢？”母亲病入膏肓，医药无效，杨文修忍痛割股，将割下的肉放进粥里熬煮，母亲吃下粥后，病奇迹般地好了。杨文修的下巴上长出了一颗酒盏大的瘤，一天，他从集市撮药归来，半路上碰到一个老头，老头手持木瓢，头上长着癞疮，满身又脏又臭，让人无法靠近。当时天空突下暴雨，老头到杨文修的伞下来躲雨，两人并肩行走一里路后，老头用左手摸摸杨文修下巴上的瘤子，用右手拍拍杨文修的后背，还对杨文修说：“我能治你的病，你怎么报答我？”杨文修不相信老头，便与老头告别。独自行走几步后，杨文修回过头，发现老头已无影无踪了。想起刚才老头说能治自己的病，便觉得非常后悔。第二天醒来，杨文修摸摸下巴，发现那颗瘤子不见了，家人都觉得十分奇怪，摸摸杨文修的后背，发现那颗瘤子已移至后背，大家都说这是杨文修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母亲去世后，杨文修亲自捧土筑坟，在坟边种树，搭了一间草屋，天天为母亲庐墓守孝。杨文修的名字，妇儒皆知，人们见到他时，都称呼他为“佛子”。那些到枫桥的达官贵人，必定会去拜访杨文修。朱熹做常平使者（常平茶盐公事）时，曾路过枫桥，因久闻杨文修大名，特地召见了杨文修，两人在义安精舍竟夕长谈，医学、理学、天文、地理，足足谈了一个通宵，朱熹才离开枫桥。杨文修享年九十九岁（1139—1237）。 这篇传记提到的“年十五，以母多病，遂弃举子业，读岐黄氏书”（杨维桢《杨佛子传》与此记载同），既交代了杨文修学医的年龄，又交代了他学医的原因。杨文修是出于孝心，因母多病，遂放弃科举，转而攻读医书，最终成为南宋诸暨的一代名医，这跟张仲景成为名医的动因基本相同。张仲景一家原是南阳地区人丁兴旺的名门，自建安元年（196）起，不到十年时间，就有大约一百四十位亲人因病死去，且绝大多数死于伤寒病，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立志发愤研究医学。历史上，诸暨因亲人或本人生病、被误治或失治、自己愤而学医的例子有不少，而杨文修无疑是史书记载最早的一位。 杨文修深得医道，除了自己的努力，似乎还得了神助。这当然是文学的笔法。他暴雨天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位操瓢之人，其实是神医的化身。按杨维桢在《杨佛子传》中的说法，这位操瓢之人精通“治瘿方”，在给杨文修治瘿之前，还以“折骨方”口授杨文修。由此可知，杨文修生前必定精通这两个医方。杨文修所撰的《医衍》二十二卷，今已失传，想必收中必有这方面的内容。 杨文修虽年少辍学，转而学医，但他最终成为枫桥的大儒。儒学文化与中医文化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杨文修在攻读岐黄书的同时，也自然完成了儒学的进修。尤其是，杨文修精通理学，而理学与中医学之间有共通之处。有研究者提出，宋儒讲求义理之学的倾向，促进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系统化，“遏欲存理”的理念，又引发中医养生学产生新思想，“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更影响了宋以后医家的治学方法。而且，理学的基本精神和一些理学家对运气学说的赏识，对医学运气学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虽然不清楚杨文修行医的细节，但完全有理由推测，杨文修的《医衍》是其理学与医学的结晶。他精通理学，又深谙医学，故重视运气与养生，寿至九十九。 儒医中的儒，除指业儒者外，还包括有儒名而未仕者，这类人史称“处士”，杨文修就是“博经通史、修身慎行”的“闻人巨儒”一类。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杨文修在世时，凡到枫桥的达官贵人，都要前去拜访他。 儒士从医，根据其对医学的参与程度，可分为“习医”和“通医”两种情况。前者指一般地熟悉、了解医学常识，后者指有医疗活动，如行医、采药或卖药及有医学著述。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大多都懂得一些医理，这部分人严格讲不能算儒医，杨文修属于后一类，他精通医术，且留有医学著作，他绝不是民间的“草泽医”（又称铃医、走访郎中）。 说杨文修是儒医，还有史料记载为凭。在清代王宏翰撰写的《古今医史》的卷五，赫然记载着杨文修的大名。在诸暨，除明代戴思恭因做过御医，享誉盛名，其他载入医史的人物，唯有枫桥的杨文修了。《古今医史》载： 杨文修，字仲理，诸暨人。幼以孝闻。因母疾究医，造其妙。朱晦翁闻其名，就见之，与谈竟夕。著《医衍》二十卷。又集《地理拨沙图经》。卒年九十九。 这里用了一个评价——“造其妙”，意思是杨文修的医术达到了奇妙的境界。到底有多奇妙？因年远代湮，已成千古之谜。
清代改师立所辑的《医林大观书目》一书中，杨文修的《医衍》也赫然在目。可惜“衍”字错成了“术”字。杨文修的《医衍》，是诸暨记载最早的杏林著作。
以上两则最新发现的史料，是杨文修作为儒医的证明。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杨文修的医名为孝名掩盖。除上述两书以外，其他史书在记载杨文修时，均不提其行医的事迹。如明代徐象梅的《两浙名贤录》是这样记载的： 杨文修，诸暨人。有至性，母病，刲股以进，病遂愈。母殁，负土成坟，慈乌数十，随之往返。乡闾欲上其事，固止之。文修故病瘿，道遇异人，以手摩之，瘿移于北。居乡，德惠及人，皆不忍名，呼曰佛子。常平使者朱熹，每行部至县，必造庐与谈论，久之乃去。
文中提到的“居乡，德惠及人”，自然隐含了杨文修的“仁术”。医学本为治病，但也称为“仁术”。“仁”的观念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则可平天下；而医乃生死所寄，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撒到黎民百姓中去，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也是平天下。正如《灵枢》中所概括的，医学可“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杨文修就身居乡间，德泽广施，既用医以卫生，又用医以济世，难怪枫桥百姓见到杨文修时，都要以手加额，尊称他为“佛子”，这是杨文修以医道济众的写照。 其他，如在明代蔡保祯所撰的《孝纪》中，杨文修因至孝而名列其中，作为儒医的身份则又被“居乡，德惠及人”所涵盖。其文载： 杨文修，诸暨人。至孝。母病，刲股以进，遂愈。母殁，负土成坟，慈乌数十，随之往返。乡闾欲上其事，固止之。文修夙病瘿，道遇异人，以手摩之，瘿移于背。居乡，德惠及人，呼为佛子。朱晦翁为常平使，每行部至县，必造庐与谈论，久之乃去，为贤哲所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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