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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樊绰《蛮书》（亦名《云南志》）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古籍。治滇史者，无不把它置诸案头，以备征引。但是应该注意，此书也有讹误之处，征引时是不可尽信的。这里，仅就马援安宁立铜柱一事，略加辨正。一 安宁城，后汉元鼎二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去交趾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堡尚存，碑铭并在。按，此则记载有可议者。其一是“后汉元鼎二年”的年代问题。后汉无元鼎；元鼎是前汉武帝年号。马援为后汉建武时人，去元鼎百数十年。《蛮书》显然错了。对这错误，清乾隆四库馆臣已加以纠正。四库馆臣说：“马援定交趾为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汉武帝纪元，后汉并无此号，盖樊绰失于考据之误。”其二是马援安宁立铜柱事，直至今日，关心云南掌故者对此事持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确有其事，主要依据是见于《蛮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并无其事。《蛮书》所云是错误的。我的意见与后者同，理由如次。马援，在《后汉书》中有专传，生平重要事迹俱见传中。其征交趾经过，传叙述颇详。同书《南蛮传》亦载及此事，与本传略同，据此两传及《资治通鉴》等书，我们看到，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翌年（公元42年）三月，“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至浪泊上，与征侧等战，大破之……”。十九年（公元43年）夏四月，“峤南悉平”。二十年（公元44年）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十二月，“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纵观马援在交趾之役中，史无一语道及他曾到过云南或派遣部属来过。他去交趾是从洛阳出发，取道今湖南、广西两省区，至合浦乘船沿北部湾海岸而至交趾，离云南甚远，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这样，怎么样和为什么不远千里到安宁来立铜柱呢？立铜柱跟谁“定疆界”呢？在马援征交趾的同时，汉廷确曾派军征滇池地区。《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叶榆、弄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十九年（公元43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闻大兵至，皆弃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公元44年），刘尚“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二十一年（公元45年）春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余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这一战役的规模，与交趾战役略等，在战略的重要性上亦复相埒。它的攻击目标就是安宁、晋宁。它的进军路线是从四川经西昌渡金沙江而抵滇池地区，与马援军相距甚远，互不干涉。刘尚与马援都是将军，地位相若，而且都是胜利者。马援怎么可能到刘尚的战区去立铜柱、定疆界呢？假如要立，那也应当是刘尚而非马援；但刘尚又无其事。其事之荒诞不经，实不待智者而后知。由上述可见，马援安宁立铜柱事纯属虚构，《蛮书》的“后汉元鼎二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一语是错了，不足为据。二 李子廉（永清）先生撰《蛮书校注》，盖因有感于安宁铜柱之谬，遂谓《蛮书》此条中之安宁城与交趾城颠倒，当互易，方国瑜先生是其说。木芹同志撰《云南志校补》稿亦云：“李说是也。”赵吕甫同志撰《云南志校释》引木稿为据，亦肯定两地名当互改。我认为这一说法也还有待于商榷。为什么尚须商榷呢？为的是问题仍未解决。试看赵撰《云南志校释》卷一中已经互易两地名并更改过年代后的这段文字：交趾城，后汉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去安宁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如此互易，有两点不可解。一是本卷名为“云南界内途程”，而首举“交趾城”，于例不合；二是如此更改，就得先行证明：确有马援于交趾城立铜柱的事实。假如交趾城也没有马援立铜柱之事，那么两城互易仍同样是错的。显然，若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把从安宁到交趾四十八日程，换成从交趾到安宁四十八日程，就没有什么必要。反不若从“云南界内”的安宁说起，还于例为得。《校释》说：“（木著《校补》云）'只有安宁城与交趾城互改，才能与文义和史实相符。’今按木说是也。”木、赵两同志未曾提供交趾有马援铜柱的考证，因此其说仍有所未安。有一则未经木、赵两同志征引，但可佐成其说的记载，应当在这里谈一下。《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引《广州记》说：“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广州记》的撰者为晋人。其时代上距后汉初年逾二百载，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范晔撰《后汉书》在其后，而未采其文。不能说晔未见此书，只能说他有所不取。因为当时汉之极界实不在交趾，而在其南颇远的林邑。马援战胜之后，要立铜柱定疆界自不应立于交趾。这大概就是范晔不采此书之故。唐杜佑撰《通典》，于《边防四·南蛮下》亦述及马援铜柱，但不系于交趾，而系于林邑。假若果有马援立铜柱事，则杜佑之说或庶几近之。又，《蛮书》关于安宁马援铜柱的记载凡两见。除卷一外，卷七《云南管内物产》亦有一条。其文云：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公元751年），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这里，安宁、交趾两地名无法再互易了。若再互易，那就不知所云了。由此可知，卷一的两地名，樊绰原来就是那么写的；不是他，也不是后人误加倒置的。只互易卷一的，而不互易卷七的，那便扞格难通，而且自违其例。向达先生说：樊氏“本人究竟没有能到云南去目识亲览，不免有传闻异辞以至错误之处”。安宁马援铜柱之说当亦如此，可惜向达先生未曾加以否定。但他不取子廉先生之说，没有把安宁城与交趾城互易，则是颇为有识的。赵吕甫同志在卷七此条下加按语云：“此与卷一首条俱误。”他在卷一首条下则说：“至于马援植铜柱定疆界之地，《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南史·南蛮传》《通典·边防典》引《林邑国志》及屈璆《道里记》，《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环王传》《太平御览》卷七九○引《交州南外国传》等并谓在林邑南二千里之西屠国北境，凌扬藻《蠡勺编》卷四〇、张镜心《驭交记》则谓在思明府（广西宁明）、钦州（广西钦州）各有铜柱一，并援所植。大抵汉以后好事者慕援远征事迹，竞铸铜柱以广附会，而著录者又各以所知纷为笔记，当以前说为朔。”赵同志上述论断，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过在他的《校释》里，他将卷一的“元鼎二年”迳改为“后汉建武十九年”;对安宁城交趾城两地名也已互易位置；依此例推之，则马援立铜柱事，既已否定，则当删削，为何还一仍其旧呢？其实，此事之应加否定已有古人先我们这样做了。清康乾时，倪蜕撰《滇云历年传》，其《自序》中有云：“柱或铜而或铁，附会为多。”他在光武一朝的叙事中，没有收入马援立铜柱事。可见他不承认有此史实，故而不取。由此可见，古人今人都已有否定此一荒诞传闻的人了。但今人中还有坚持不肯否定的。有的人说：故老相传，今安宁城外的团山上就是马援立铜柱之所，难道立铜柱事还会假吗？又说：杨升庵的学问是太大太大了，他又曾在安宁住过，但他也没有否定过《蛮书》的记载，我们可以否定吗？对这样的问题，该不该回答呢？我想，只需要简单地说几句就够了。马援铜柱之说是一种传说。在云南，有很多类此的传说。如武定，有建文帝逃匿狮山僧寺之说。当地人会为你指出寺前某棵树是建文亲手植的，某块石头是建文常坐的，……言之凿凿，但你能把它当作史实吗？又如云南贵州都有关索岭，多至四五处，四川且有关索坪，都说是关羽幼子关索从孔明南征，曾驻兵于其地，……你相信吗？事实上关索并无其人，关羽也没有什么幼子。这类传说，炉边闲话时确是很好的谈助，考订历史时就只好割爱了。因为传说不是历史，也不能代替历史。我们只能用历史去检验传说，而不能用传说去佐证历史。关于杨升庵未曾否定《蛮书》马援立铜柱的问题，原因是他未曾获睹此书。向达先生在《蛮书校注》的《序言》中说道：自明洪武以后，“便很少有人提到樊绰的书。像杨慎那样渊博，也没有看到”。其所以如此，因为此书已久无传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自明以来，流传遂绝。虽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则其书亡佚固已久矣。”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志》下更详言之：“明嘉靖时，沐朝弼《纪古滇说序》曰：樊绰之《云南志》，名存而实已亡矣。天启《滇志》卷十说：滇中古书，《樊绰志》绝无传本。并不见有传本也。惟《永乐大典》录此书，题作《云南史记》，为明初以来仅有之本。清乾隆间，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聚珍版丛书》中，流传于世。”这是《蛮书》在明代以及清初的流传情况。杨升庵以嘉靖三年谪戍永昌，至三十八年卒。他当然无缘得窥《永乐大典》秘笈，此外又别无传本，那么他学问再大也无从对《蛮书》发表意见，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啊！国瑜先生还指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三《郡县古今通释·东川军民府》说：'杨用修引樊绰《云南志》曰：界有蒙乐山，出比翼鸟，即蔡蒙旅平之蒙山也。’瑜未查出杨慎所作何书有此语，有之，亦属妄说，樊《志》中无此语也。”这也可证杨升庵对《蛮书》实未曾寓目。《后汉书·马援传》还记载了援征交趾时的一个故事。这故事或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有参考价值，爱抄录于下：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请依仪氏箭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髻、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有诏置于宣德下，以为名马式焉。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后汉书》不吝篇幅，详载援在交趾铸铜马事并上铜马表，若援亦有铸铜柱事，何以略而不书？征交趾是建武时一大戎事，若立铜柱以定疆界，则其政治意义和价值是很重大的。不能说，比之铜马，铜柱反而不足道了。以范蔚宗的史识，不致如此吧？这样说来，书铸铜马而不书铸铜柱，不是反证后者之非事实吗？复次，假如说铜柱的传说查无实据，那么它的出现会不会事出有因？看来，那匹铜马可能就是附会之所从出了。方国瑜先生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522页）有云：“所谓马援立铜柱者，《后汉书·马援传》曰：'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则谓铸铜鼓[2]，而后世讹传为立铜柱。”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属推想，可以不多申论了。[1]稿本，未刊，新中国成立之初入藏云南省图书馆。方国瑜先生和我都曾见之。[2]铸铜鼓：埏按，当作“铸铜马”。——《李埏文集》第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478-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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