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胡文彬先生因红结缘二十多年，留下许多美好印记。 初识胡先生 1986年6月，第二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参加了此次会议协办的讲习班，延请参会的大家学者给全国去的部分高校老师讲《红楼梦》，如周汝昌、李希凡、蓝翎、许宝骙、刘梦溪、刘敬圻、张锦池，还有外国学者周策纵、唐德刚、柳存仁、伊藤漱平、王润华等。我在大会开幕式时见不少人拉着胡先生拍照，亲切热络，但他没给我们上课。 1995年我的《红楼拾翠》书稿撰成，陕西社科院田荣先生牵线请胡先生写序，先生慷慨赐稿玉成。拙稿于次年10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硬笔题写书名冠于扉页），胡先生热情联系北京大学、《红楼梦学刊》、北京宣武区南菜园大观园、东城区灯市口中国书店等数家书店代售，为拙著张目。记得当年胡先生联系《红楼梦学刊》帮忙的就是张庆善先生，联系中国书店的是谢凤雏先生，联系大观园管委会的是徐菊英女士（她后来还借西安出差给我带过书款）。这都是在我和胡先生未曾谋面前他对我施出的援手。
1997年11月初，我工作过的汉中师院（即今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三国演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请那边的朋友特邀胡先生参会，于是便有了我和胡先生的首度相聚。开幕式上请胡先生致辞，他先是站在台下开讲，后被请上台却依然站着；身材伟岸，尤显卓尔不群，出语谦和，蔼然得道君子。当天晚上，请他给学生讲《红楼梦》兼容南北、满汉文化的特点，我亦陪听受教。第二天上午，我请汉中师院派车同胡先生前往城固县拜谒张骞墓。他是学历史的，当馆方请求留言时，我便请他出手，他信口道出“旷世奇才”四字，却让我代笔。回到西安，我请他给我供职的西安文理学院学生做红学报告，反响互动，颇见热度。请他到我住的平房陋室小坐，他一进屋即直抵书架，浏览我的涉红书目。闲谈中，他说到一段趣事：《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四期（社科版）一篇文章称发现“曹雪芹诗词抄本”，一时炒成热点。他说，“我坐在书房，转身抽出一本清人集子，信手一翻，所称诗词赫然在目，名花有主嘛！于是，立即撰文澄清，再无异议；此举也让人见识了我胡文彬的考证功夫！”那语气神态，委实率真可爱。他的话让我想起，约一年多以前，周汝昌先生曾写信让我找那本学报，我很快找到并寄给他，却再无了下文；原来是被胡文彬先生快手“截胡”了！
与胡先生接触，如沐春风，听他的娓娓道来，就是妥妥的学业赋能与精神享受。 交往胡先生 因胡先生及庆善先生提携，1999年5月我被增补为红学会理事。2003年10月，我赴北京参加“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一到报到场所，就见胡先生、庆善先生在那里静候，让我顿生“到家”之感。会议后半段应邀赴大同开，参观云冈石窟，看保存在大同文化馆的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碑。此碑曾被深埋地下，后搞基建始面世，一时轰动红学界。与会专家就此赋诗题字，各显神通，胡先生借机鼓励我留墨，我自知文书皆丑，未敢冒昧，但还是私自留下几句小诗也算告慰先生：云冈五万佛，石窟称大观。学人齐聚此，艳赞交口间。曹公高祖碑，拨云见青天。似有文星助，奇石有奇缘。 2010年6月9日中午，突接胡先生电话，说他应西安外国语大学之邀来参加一个活动，我即于晚饭后往曲江惠宾苑拜见。两人隔几品茗，在香烟缭绕中话语盘旋。胡先生是建国后红学发展变化的亲历者，对期间的是非曲直、阴晴圆缺了如指掌，又有东北汉子的刚正质直、传统士子的公心良知，他所传递的信息、所发表的见解，皆让我信服认同。 2016年5月，西安培华大学请他来该校讲学，垄断了他两天时间。完后我就接他住到我家隔壁酒店，我去他那儿和他到我家都方便。由于时空宽绰，我约请陕西师大冯文楼先生到我家，与胡先生一起畅聊了一通《红楼梦》。冯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有研究，对红学也有些独到视觉，而胡先生则视域更广、信息量更大，又十分健谈，因此，锵锵三人话锋投机，碎金迸溅，尽享学术之乐。 之后我陪同胡先生用了四天时间，分别去宝鸡文理学院、咸阳师院、西安外事学院和西安文理学院，给学生作了四场关于《红楼梦》的学术报告，所到处皆赢得满满的掌声和赞誉。由于胡先生是87版《红楼梦》的副监制，他对该剧有绝对的发言权，而87版当时已火遍全国，所以在互动环节一旦涉及作品、人物，便总嫌时光紧啬，话不尽兴。而我，则是这次“游学串讲”的最大受益者，可与胡先生从容交流，感受他的洒脱、大气与幽默。
2017年元月，天津红学会、中国矿业大学学报、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三家发起，在北京召开“周汝昌与现代红学”座谈会。因我事先与胡先生商定要带给他一方“抱朴守拙”刻章，所以到京后便先造访胡府，私心是想见识他的书房，可他已去了会上，不遇；但他却烦请郑铁生先生携顾斌君到街上远远地接我，细心如此！此次到会老中青专家学者30多人，各自言说，各有建树，从不同角度积极评价了周先生；我则以“可亲，可敬，可爱，可说”为目，谈了我对周先生的内心感铭。这个座谈会的组织者是赵建忠、高淮生等中坚们，付出多多；而引人瞩目的则是梁归智先生，因为他带到会上的是新出《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出版时间是2017年1月，书皮还在烫手。对周先生，学界评价不尽一致，也正因如此，在我看来，这个小会才应在红学史上留下痕迹；而其中的深思高谊，恐怕就在张庆善、胡文彬先生的不言中了。 ——这是我和胡先生的最后一次交集！ 感念胡先生 2016年下半年，西安文理学院宣传部为给我做宣传片，专门到北京采访胡先生。我后来从他们整理的采访记录中看到了胡先生扬人之善、成人之美的惯常作风和大爱情怀。他提到为我的书作序一事，说“著作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一些做学术的人、做毕业论文的学生都要参阅”。他称许我对87版《红楼梦》的看法，说我没有“看朋友的面子一味说好话”，说他把我的意见“准备复印下来送给剧组的同事们细读”。他还说“最欣赏”我对刘心武先生的批评，认为能体现我“为学、为人的品格”。我自知浅陋，但却诚心感激他对后学的勉励。 胡先生一生勤奋，笔耕不辍，红学著述近50种，我手头就珍藏近30种。难得他曾多次给我说，“没有哪种就告诉我，我寄给你。”2017年春北京小会之后，胡先生将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所出的《李希凡现代文艺论著选编》、吕启祥《<红楼梦>校读文存》、胡文彬《世纪回眸—当代红学的记忆》、张庆善《惠新集》、孙伟科《<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张云《也读红楼》（除张云外都有亲笔签名）及2016年1—4期《曹雪芹研究》季刊（他是该刊编委）一并寄我，令我感佩莫名。 刚与胡先生接触那几年，我们交流主要靠通信，我保留有他的墨迹约十五、六通。后来多用短信、微信。每遇元旦或春节，他的贺卡常先我而至，后来我便有意识地打点“提前量”，以免失礼。 我曾和胡先生开玩笑说：“你是红学界的'统战部长’。”的确，他是当代中国红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联系红学界朋友最多的红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的学术建树，更源于他的人格魅力。
胡先生对红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就著述而言，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海外红学的推介、研究，如1993年的《<红楼梦>在国外》，介绍了《红楼梦》在日本、朝鲜及德、法、英、美等13个国家的流传、翻译、研究和影响情况。还有后来出的《海外红学论集》、《红楼梦与台湾》、《香港红学论文选》、《台湾红学论文选》等。二是对红学史与版本的研究，如《当代红学的记忆》、《红楼梦叙录》等。这其中还包括他因活字排印的程甲本而导引出来的对程伟元功过的考证研究，出版了《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等，其结论获得广泛认同，产生重大影响。三是《红楼梦》与文化研究，如《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红楼梦与北京》、《红楼放眼录》《梦里梦外红楼缘》、《酒香茶浓说红楼》等，拓展了《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使之更具条理，更有系统性。四是《红楼梦》的文本、人物研究，还有对红学论著的推介、评价等，如《感悟红楼—一个红边梦痴的阅读心语》、《红楼梦人物论》、《入迷出悟品红楼》、《魂牵梦萦红楼情》、《梦香情痴读红楼》、《引君入梦话红楼》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著述有的内容多元，分类未必精准，但却足能见出胡先生对红学的用心之深、用情之专、用力之多、用功之效，实在无负于曹雪芹的“十年辛苦”和《红楼梦》的非凡伟大！ 胡文彬先生与曹雪芹、《红楼梦》同在！ 2024年1月11日 于古长安品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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