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东地区设置郡县，土流并设，既任命太守、令、长进行统治，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邑长。而为巩固统治政权，遣戍卒屯守，且耕且战，委长吏主之，渐成势力。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以后，王朝势力衰落，方土大姓崛强而起争夺。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置南中七郡。西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设宁州刺史，而巴蜀李成称强，与南中大姓合力。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晋在南中失败，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灭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专横于一隅，爨氏自云：值中原乱，遂王蛮中，历东晋、刘宋、萧齐、萧梁以至北周、隋、唐初时期，渐成爨氏称霸之局，至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破灭，爨氏称霸为时四百有余年。滇东地区原住居民，族属盖多，而以叟族为主要。两汉以来，遣戍内陆人民，落籍孳生渐多，户籍有夷汉之分，土长统夷户，大姓统汉户。自爨氏得势，所有居民即受统治，夷汉融合，称为爨人，亦称爨蛮。所居区域，称为爨地。分别势力，称为爨部。经较长时期发展，诸爨强族得以称雄，兹略述其事迹。爨为建宁郡大姓，其所自始，《爨龙颜碑》说：“其先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 胤也。霸王郢楚，子文诏德于春秋，班朗绍纵于季叶。班彪删定汉纪，班固述修遗训，爰及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迁运庸、蜀，流薄南人。”按：《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帝喾命曰祝融。”又《汉书·叙传》：“班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风俗通义》：“班姓，楚令尹斗班之后，斗班即子文之子。”碑文所述，并有典据，但未见班氏分支为爨之说。《战国策·魏策》有爨襄，魏都安邑，不知与后来爨姓有何关系？《元和姓纂》说：“爨氏望出晋昌，后汉河南尹爨肃，见谢承《后汉书》。”盖爨肃为晋昌县人，晋昌属忻州新兴郡，在今山西省定襄县。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西爨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七叶祖事晋南宁州刺史（按原误作太守），属中原乱，遂王蛮夷。”（亦见《新唐书·两爨传》《爨龙颜碑》谓：“蝉蜕河东，逍遥中原。”安邑属河东郡，在今山西省安邑县，此两地名，晋昌在汾河上游，安邑在汾河下游，疑《姓纂》所说为误，爨氏采邑即在河东。《新唐书·突厥传》有爨宝璧，《池北偶谈》有爨鑛，不知籍贯在河东否？南中爨氏自中原迁来，是可确定的。至于迁来的年代，《龙颜碑》说爨肃之后，《通典》说晋乱之时，两说的时代都晚。因为东汉末年，南中已有爨姓，不应在晋朝，亦不应在爨肃之后。疑一说从聚氏为南宁州刺史算起，一说以爨肃知名而依附。但东汉末年已为南中大姓的爨氏，虽不详何时迁来，惟可推测在东汉后期遣戍屯守而落籍的长史，汉末称强，跻于大姓之列。《南中志》说：在三国初年，“大姓焦、雍、雷、爨、孟、董、毛、李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在许多大姓中，以四姓为著。《爨龙颜碑》说：“乡望标于四姓”，可知爨氏为四姓之一。在三国初期，爨氏在南中已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后来大姓发展，经过长时期争长称雄，又造成爨氏独霸的局面。爨氏事迹，最先见于纪录的是爨习，《华阳国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爨习，建宁郡人。《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由李恢的事迹推测爨习任建伶令，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以前，是时已为南中大姓。爨氏迁到建宁郡，要有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成为大姓。并且彝习的才干高，才出任为县令，凭借政治地位，更可发展他的势力了。当刘备入蜀，建宁郡大姓联合，以雍闾为首拒绝蜀的统治势力，即依附于孙吴。爨习大概是与雍闾合作的主要人物，所以诸葛亮征服南中以后，收南中俊杰孟炎、孟获及爨习为官属，习官至领军（见《南中志》）。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北出祁山，爨习为行参军偏将军（见《三国志·李严传》注），从战街亭，兵败请自劾 （见《诸葛武侯集》），此后事迹不见纪录。爨习被调至蜀参加北伐，当是率领着四姓五部都尉的部曲。孟炎亦参加北伐，任虎步监，曾与司马懿坚持于渭水（见《水经·渭水注》引诸葛亮上武功事，亦见《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北伐兵撤回后，不知南中部曲的下落如何？但在南中，因诸葛亮重用大姓，继续发展着他们的势力。到蜀亡时，距诸葛亮南征已四十年，建宁大姓扩张部曲，势力已更强大。霍弋率领大姓降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被调去经略交趾，以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军建宁郡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领部曲出征（事迹详见《南中志》）。爨谷为大姓的首领，当因在大姓中以他的势力最强大，可见蜀汉时期爨氏在建宁郡已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姓了。爨谷病死在交趾，爨熊于谷不知何属？谷卒，熊仍留交趾，泰始七年兵败，被吴国俘虏，送至秣陵遇害，他们的部曲在交趾损失殆尽。但晋朝以其忠烈，封爨熊后嗣为侯，在南中的地位仍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保障。经过交趾战争的损失，爨氏势力与其他的大姓一样的削弱了。休养生息有五十年，爨氏部曲势力又壮大起来。西晋末年以后，由于李毅、王逊在南中暴戾，并且李雄在蜀势力发展，南中诸大姓与李雄互通消息，反抗晋朝封建统治。爨量（一作亮，又误作畺）为梁水郡太守，统率兴古郡及盘南（西平郡地）不受王逊的统治，逊出兵不能克（见《南中志》西平郡）。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十二月，量与晋宁郡太守李易（按李恢之孙）和前太守董懂起兵，宣告独立，与李雄联络（见《晋书·明帝纪》及《南中志》），这时滇池以南的晋宁、梁水、兴古、西平四个郡，成为爨量统治区域，势力已相当强大，去进攻宁州刺史所在的建宁郡。后来尹奉为刺史，利用边界夷人杀爨量，又诱降李易（见《南中志》西平郡），已造成的势力受到挫折。但爨量死，他的部曲，仍然存在，滇池以南的爨氏势力不至被消灭掉。与爨量同时，而志趣不同，受王逊利用的为爨琛。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李雄将李骧自越巂渡泸水来攻宁州，王逊使将军姚岳与琛抵御，在堂狼大破骧军（见《晋书·王逊传》）。成帝时琛为兴古太守（见李京《云南志略》），大概宁州刺史尹奉把爨量杀害以后，派爨琛去收拾残局，也就是去统率爨氏部曲，于是兴古、梁水、盘南地区由爨琛继承爨量的势力了。咸和八年，李寿来攻宁州，爨琛出兵至朱提助战失败，宁州归李雄，受晋朝利用的舞琛和其他大姓投降李雄了。次年分宁州置交州，以原任建宁太守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见《华阳国志·李雄志》）。此两州的区域划分，纪录不详，但宁州地以建宁郡为主，交州地以兴古郡为主，霍、爨二姓各占有一隅的势力。按：爨琛之名字或作深，袁嘉谷《爨世家》以为二人，然见于纪录，击败李骧者，《王逊传》作琛，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一作深。为交州刺史者，《华阳国志·李雄志》作深，《十六国春秋·蜀录》作琛，则为一人无疑。又正德《云南志》谓爨琛为兴古郡人，且谓兴古在今曲靖，此以琛为兴古太守而误，《华阳国志·李雄志》称爨琛为建宁郡人，则可无疑。李京《云南志略》说：“爨琛为兴古太守，爨人之名始此。”然爨习在爨琛前一百余年，已为南中大姓，说爨人之名始于爨琛，其误显然。但这话不是李京所误，而是爨氏自述如此。《通典》载：“爨氏自云七叶祖事晋南宁州刺史，属中原乱，遂王蛮夷。”（亦见《新唐书·两爨传》）这是从爨琛算起的。爨琛生当东晋初年，时中原乱，自爨琛为交州刺史之年起，至隋史万岁南征招徕爨翫，为时二百六十三年，爨翫后于爨琛约为七代。李京《志略》说：“爨琛后爨瓒、爨震相继不绝。”可见爨琛子孙在南中得势，传至爨震为第七代孙，史万岁南征时，是爨震弟爨翫的势力，疑《通典》所载就是史万岁所得的纪录。爨翫追溯其祖始于爨琛，即由爨氏独霸南中称王，是从爨琛开始的。在他以前，爨氏虽为南中首屈一指的大姓，但有时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有时与封建统治者抗争而不能胜。到爨琛时期，封建势力打出南中爨氏自立为王了。关于爨琛独霸南中的事迹，不详见纪录。但李雄占领南中之初，分设宁州、交州，以霍彪、爨琛任刺史。过了五年，霍彪被建宁太守孟彦所执送广州，孟彦死于丹州。宁州无势力更大的人，可能爨琛兼并诸大姓所有的势力。《南中志》说：“建宁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这是蜀汉时期相沿下来各自独立的大姓。在霍彪、孟彦离开以后，被爨琛把所有的势力统率起来。又后八年，李雄侄李势（李寿子）降晋，但晋无力顾及南中，爨氏可以称王了。在霍彪被执前后，蜀对南中的处置，据《华阳国志·李雄志》载：“咸康四年，〔李〕寿以从子权为镇南南夷宁州。”又说：“咸康五年夏，权在越巂”，没有过问霍彪事件。以此又说：“秋，又遣尚书广汉李攄为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晋故宁州刺史，以向与南人有旧，故遣之。”李攄到南中的事迹不见纪录，但必然与爨氏龃龋，后亦无任命刺史的记载，足见南中已成爨氏势力。但爨氏称王自立，蜀不会轻易放松，当然发生冲突。《晋书·穆帝纪》：“永和元年，李势将爨頠来奔”，事在霍彪被执后六年，那时爨与蜀已闹到决裂的程度了。《元和姓纂》有宁州刺史爨頠，大概在永和三年晋灭蜀后，爨頠还南中，后任为刺史，继承爨琛的势力。由于各种条件的发展，到爨琛时期，南中大姓势力逐渐兼并，归爨氏统率。从李势亡国至隋文帝命梁睿攻取益州，其间二百三十三年，蜀中扰攘，无力入南中，由爨氏独霸来统治了。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一《爨琛传》说：“今南宁（即曲靖）县南十余里有兴古太守爨府君碑。”亦载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又卷三曲靖府古迹说：“晋爨府君碑在城南二十里。”亦指此碑。天启《滇志》卷三，曲靖府冢墓说：“爨府君墓在府南十里，仅有碑额，其墓不可考。”则其时碑身已失。康熙《云南通志》曲靖府古迹：“爨府君碑在城南十余里，为兴古太守爨琛立。”即本万历《志》为说。民国八年曲靖教育局编《地志资料》说：“晋爨府君碑，在城南十五里，上刻晋故振威将军兴古太守爨府君墓，旁刻牂牁人，父子相继为守，碑铭旧在半个山下。”原注：“爨琛仕晋为兴古太守，即壕塚墓也。”关于此碑没有详细纪录，不得见碑文，很难判断是一块怎样的碑。大概《正德志》的纪录，只是根据碑额，因爨琛为兴古太守，见于记载，认为是爨琛碑。至于《地志资料》说并舸郡人，许是别的记载。若说爨琛为牂牁郡人，那就错了。可惜此碑文至今还没有寻到，若果是爨琛碑，对于考究爨氏事迹，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从李势亡后，蜀中为南北角逐场所。据成都者，先后易主，不下十番，虽多与南中联络而不能统治。爨氏称霸一隅，惟其事迹可考者少，今陆良有《爨龙骧碑》，出土于城南十里许，文曰：“泰和五年，岁在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按：太和五年（公元371年）为庚午，次年始值辛未，且六年正月八日为戊寅，则五年为六年之误。又按：龙骧为称号，非名讳。以年份考之，疑为爨龙颜之祖任宁州刺史者。又曲靖有《爨宝子碑》，曾为建宁太守，年二十三，卒于官。立碑于大亨四年，岁在乙巳，但晋无大亨四年；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颁改元大亨，而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不再用大亨年号。所谓大亨四年，实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由此一端，可见东晋不惟不能统治南中，即互通消息都很少，以至奉晋朝正朔而不知大亭年号，虽颁布并没有用，南中与晋隔阂，已至于此。又陆良有《爨龙颜碑》说：“祖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考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追谥宁州刺史、邛都县侯。”龙颜以岁在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卒，享年六十一，知生于晋太元十一年（宝子生于太元八年）。以此考之，龙颜的祖父生当李雄据南中之时，小于爨琛，也许为爨琛的子侄辈，出任太守在李势亡后若干年。又龙颜父作太守，疑在东晋末年。那时晋无力统治南中，所有官职、官号爨氏自命，不必由晋朝委任了。龙颜以晋义熙十年（时年二十九岁）举秀才，除郎中后为建宁、晋宁二郡太守。宋元嘉九年后（即四十七岁后）为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历任官职大概是承袭的。龙颜子孙，想亦袭职，但碑文未言，惟记其四子九孙名，不见于其他纪录。又碑文及碑阴题名宁州刺史属官有长吏、参军、功曹、主簿、治中、别驾，又校尉属官有长吏、参军、功曹、主簿、录事、省事、书佐等职，约五十人，详其籍贯者约三十人，以建宁郡人为多。爨姓十，孟姓五，周、赵姓各二，毛、李、陈姓各一。其次晋宁郡籍二人，朱提、牂牁、南广各一人，南中以外有武昌、雁门、安上、巴郡各一人。碑文为爨道庆作，从题名可见那时爨氏称霸，其余大姓为属官，不能与爨氏比。可能大姓仍领有部曲，而爨氏部曲最多，且为大姓之长。故婴氏成为领主的领袖，可称为大领主了，其余成为小领主，即爨氏亦分作若干小势力主，在许多部族组织之上，由爨王来统率。当龙颜为宁州刺史时期，有爨松子为晋宁太守。《宋书·文帝纪》：“元嘉十五年七月甲戌，以徐循为宁州刺史。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晋宁太守爨松子反。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又说：“元嘉十九年十月己亥，以晋宁太守周万岁为宁州刺史。”所谓徐循、周万岁只是遥领，未必到任，讨平爨松子之说，可能是南中内讧，徐循通报讨功而已。《爨龙颜碑》说：“岁在壬申，百六遘舋，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抗矢石，扑碎千计，肃清边隅。”此事在壬申，是元嘉九年（公元432年），爨氏统治区域内部的冲突，不详其事迹，但知为与爨氏对抗的战争，被爨龙颜征服。内部冲突是不免的，后此十年爨松子事件，也是爨氏内部起争端的一次。爨龙颜死后三十三年，南朝萧齐建国，势力不及南中。《南齐书·州郡志》说：“宁州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即由爨氏统治。南齐亡后，有爨云仕魏南宁州刺史，盖为傅竖眼所招徕。据正德《云南志》卷二十一所载，有《爨云碑》在陆凉州南三十里，但未见碑文。爨云统率南中，世袭相传，疑为龙颜孙辈，为爨瓒父辈，惜其碑已失，不能确考耳。梁大同年间，萧纪在蜀，对南中颇有联络，即命徐文盛为南宁州刺史，至任所。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文盛离去时，为爨瓒势力。后五年，西魏将尉迟回入成都，又五年宇文周篡魏，遥授爨瓒为南宁州刺史。天和五年（公元547年），周大将郑恪率兵平越巂，于其地置西宁州。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梁睿取益州，《隋书·梁睿传》说：“高祖总百揆，容为益州总管，剑南悉平，威震西川，夷僚归附。唯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宾。睿上疏曰：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土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指北周）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贡献，不过数十匹马。其处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辟土服远，今正其时。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僚既讫，即请略定南宁。”但杨坚没有答应。那时爨氏与北周有联系，每年有纳贡。梁睿得益州，建议出兵，没有得采纳，只用政治进一步的经略。樊绰《云南志》卷一：“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曰：开皇五年（585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深一丈，造偏梁桥阁。”《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县曰：“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按：石门即今大关县豆沙关，修路的目的，就是向云南经略的准备。《新唐书·两爨传》说：“爨瓒既死，子震、翫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命韦世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未几叛。”隋置昆州不知在何年？《韦世冲传》亦未提及，《史万岁传》说：“先是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据《文帝纪》：“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原作西宁，兹从《通鉴》）万岁从越巂渡泸至西洱河区域，折至滇池。《新唐书·两爨传》说：“史万岁击之至西洱河、滇池，震、翫惧而入朝。”但那时震已死，翫入朝也是后来的事。《史万岁传》说：“万岁遣使驰奏，请将配入朝，诏许之。爨翫阴有二心，不欲诣阙，因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配而还。蜀王时在益州，知其受赂，遣使将索之，万岁闻而悉以所得金宝沉之于江，索无所获，明年爨翫复反，蜀王秀奏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无大臣节。”史万岁以此获罪，蜀王又遣兵南进，爨翫降隋。《新唐书·两爨传》说：爨翫（按多震字今删）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如何处置爨部？未见明文。《通鉴》说：“弃其地”，大概是这样处理了。杜佑《通典》卷一八七《西爨》：“大唐武德初，拜爨翫子宏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本乡。益州刺史段纶，又遣俞大施至南宁谕之，由是部落归款。”《新唐书·两爨传》也说：“高祖即位，以其（爨翫）子宏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武德四年置总管府，七年改为都督。”这是唐初怀柔的羁縻政治。《通典》载武德三年七月，西爨入贡。《唐会要》卷九十八载：武德七年七月，西爨入贡。所谓西爨，就是爨宏达所领的地区。这时有需州都督府长史韦仁寿联络南中，《旧唐书·韦仁寿传》：“南宁州内附，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法令清肃，人怀欢悦。及将归，蛮夷父老各挥涕相送，因遣子弟随之入朝，贡方物，高祖大悦。仁寿复请徙居南宁，以兵镇守，有诏特听以便宜从事，令益州给兵送之。”事在武德初年。西爨入贡，即俞大施、韦仁寿所招徕。武德三年，西爨入贡。四年，置南宁州总管府。七年入贡，改南宁州都督府。仁寿处南宁融洽，为要立功，巩固统治基础，建议以兵镇守。但益州刺史窦轨忌其功，不助兵，大约在贞观二年仁寿卒。六年罢南宁州都督，只设刺史，南宁州爨宏达与唐朝的关系也就不见于纪录了。《新唐书·两爨传》说：“爨宏达既死，以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但宏达随其父爨翫入隋朝，假定时年二十岁，至显德年间已八十岁。若归王此时继宏达假定为二十岁，至天宝初年已逾百岁，当不可能，归王为继宏达之职。但宏达后必有一传或再传而至归王，然不获考。归王于宏达何属？亦不得而知也。张柬之《请罢兵戍姚州书》说：“垂拱四年，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请置州。”不识乾福即宏达之孙辈？又为归王之父辈否？归王时期爨氏事迹多见于纪录。樊绰《云南志》卷四：“初，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治）石城，袭杀孟轲、孟启（按：《新唐书·两爨传》作东爨首领盖聘及子盖启，惟据《曲江集》，当为孟聘之误），遂有升麻川。归王兄摩湴，湴生崇道，理曲轭川，为两爨大鬼主。崇道弟日进、日用在安宁城。”此为开元年间事。张九龄《曲江集》卷七载《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悞（按：以上四地名在兴古郡故地，由安南都护招徕）。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徵、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由姚州都督府招徕），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县令孟聘（由戎州招徕），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分投三方面），及其审查，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仇相嫌，经营损害。既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则既渐风化，亦当颇革蛮俗，有所陈请，何不奏闻？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训往彼宣问，并令口具，有隐便可一一奏闻。秋中已凉，卿及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此文当作于张九龄任中书令时。开元二十四年，九龄迁尚书右丞，则为开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事，爨归王杀升麻川孟聘，又为敕文以后事，并不确知年代，而相去不会太远。是时滇中区域，主要为爨氏势力分别统治，这样的情形相沿已久了。唐朝在西南政治势力的发展，从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设姚州都督，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设安南都护以后，以戎州都督的势力为据点，控制姚州、安南逐渐发展，至开元年已有相当成就。要进一步发展交通线的联络，《南诏德化碑》说：“初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被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太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杀竹灵倩，兼破安宁，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委先诏（指皮罗阁）招讨，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樊绰《云南志》也说：“及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归义师次波州，而归王及崇道兄弟爨彦璋等千余人，诣军门拜谢，请奏雪前事。归义露章上闻，往返二十五日，诏书下，一切释罪。”按：此事发生应在开元二十七年之后，因《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七年十二月，以益州司马章仇兼琼权剑南节度使”（亦见《颜鲁公集》卷六《鲜于仲通神道碑》），兼琼贪功，通西川至安南道而筑城安宁为重寄，以其地有盐井之富。樊《志》卷七：“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升麻、通海以来诸爨蛮皆食安宁盐井。”《南诏德化碑》亦谓：“安宁雄镇诸爨要冲，山对碧鸡，波环碣石，盐池鞅掌（负荷频繁），利及牂欢（按牂牁），城邑绵延，势连戎僰（按戎州僰道）”，最为紧要之地。昆州刺史爨日进即驻守安宁，章仇兼琼意欲掌握盐池，以统制爨部，当然受到爨部严重的反抗。竹灵倩被杀，无可奈何！是时洱海地区已由南诏皮罗阁统一，开元二十六年受唐朝封号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就命他来处置，安宁事件已告一段落。但封建统治者不会甘心，进一步来挑拨间离，想着利用部族矛盾来发展势力。《南诏碑》说：“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兼琼诡踪，务求进官荣，宓阻扇东爨，遂激崇道，令杀归王。议者纷纭，人各有志，王（按：阁罗凤）务遏乱萌，思绍先绩，乃命大将军段忠国等，与中使黎敬义、都督李宓，又赴安宁，再和诸爨。而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更令崇道谋杀日进。东爨诸酋并皆惊恐曰：'归王，崇道叔也，日进弟也，信彼谗捕，杀戮至亲，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兴师，召我同讨。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赖节度郭虚己仁鉴，方表我无辜。李宓寻被贬流，崇道因而亡溃。”按：诸爨受李宓挑拨，内部自相残杀，发生在郭虚已为节度时。据《颜鲁公集·鲜于仲通神道碑》：“天宝五载，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虚己代章仇兼琼节度。”又《旧唐书·南诏传》：“天宝七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则再度发生安宁事件，应在天宝五、六载。南诏阁罗凤利用爨部不能团结的机会，把爨氏势力破灭。樊绰《云南志》：“无何，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归王妻阿姹（《新唐书》作阿妊），乌蛮（按：疑为东爨）女也，走投父母，称兵相持。诸爨豪乱，阿姹私遣使诣乌蒙（按：蒙下多舍川二字）求投，归义即日抗疏奏闻。阿姹男（按：男字原作禺）守隅（按《樊志》误作守偶），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辅朝（按：以女妻辅朝盖在前，故上句有“仍”字）。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隅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诉归义兴师问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轭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州，归义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按：在天宝七载），守隅并妻归河睒，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自为乌蛮部落王（当在东爨），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此事首尾并载《新唐书·两爨传》，惟文字稍异）彝部区域经南诏扰掠以后，爨氏的统治势力完全崩溃。爨氏为建宁大姓，逐渐发展，经百三十余年，称霸于滇东区域。至被南诏破灭，约为四百年，其子孙未必尽亡，惟自后爨姓之纪录极少。正德《云南志》卷二十《杜光庭传》：“光庭卒，蒙学士爨泰立庙祀之。”《南诏野史》：“段思平舅父爨判封为巴甸侯。”数人而已。爨氏事迹，不详见于纪录，亦鲜述其世系，惟就所知名，比照年代先后，姑拟作表于次（所记年代仅其大概）：
二、南诏大理统治时期的爨地 已经在长时期没有受到外力军事破坏的西爨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有很好的发展，但那时的情况见于纪录只是片段，而且是简略的，只能推测其大概。《隋书·梁睿传》载《请略定南宁疏》说：“南宁州近代以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实，金宝富饶。二河（按西洱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第二疏说：“南宁州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新唐书·两爨传》：“土多骏马、犀象、明珠”，即本梁睿所说。《隋书·史万岁传》载：万岁率兵到西爨，要爨翫入朝，而配以金宝赂遗万岁，万岁舍翫而还。从这件事，也证明那时的南宁州是富足的。樊绰《云南志》卷四说：“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这是爨氏还没有破灭以前的情况。所谓宣城，不见其他纪录，疑在今元江。樊《志》所指的是爨区的繁荣，牧畜已高度发展。又樊《志》卷七：“从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可见农田水利也很发达。有这样的经济情况，一般文化也要相当的高。但爨氏灭亡以后，受到外力，把原有的经济文化遭到了破坏。首先是原来住居着的人口，被大量迁徙到别的地方。樊绰《云南志》卷四说：“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新唐书》作南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新唐书》作日进）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被阁罗凤胁迫被迁出去的有二十余万户，这是很大的数字。当日西爨区域，“邑落相望”，不知有多少人户。但估计西汉时期在云南和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共设四十三县，只有十三万多户。西晋时期在云南境的五个郡共设五十县，也只有十三万多户。论区域比之西爨大好几倍，西爨仅建宁郡和兴古郡的一半地。据《晋书·地理志》所载共约三万二千户，后来孳生的户口当然要多，但二十余万户也要占全境人口很大的数字了。西爨人口被迁去的地方，樊《志》说：“永昌城。”若释为东汉以来所设的永昌郡地，从后来的纪录来说，永昌区域没有大量的叟族人口。虽有叟族，是由附近地区迁去，年代不久，所以不能确指在永昌故郡。但有两个区域，可能在这时期由西爨迁去的。一是澜沧江边，就在今巍山（蒙化）、景东等处住居着的彝族支系，自称腊罗拔或密撒拔，现有二十多万人口，相传住居在这区域的年代已很早。又一是金沙江北即今会理、盐边等处。据《元史·地理志》的纪录说，南诏时期安置许多乌、白蛮的人口，在这两个区域迁至的西爨人口，容待另文详说。阁罗凤的政策，把西爨大量人口迁出，削弱这区域的反抗势力，迁到另一处，容易受南诏奴役。而这样一来，在这区域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严重的改变。在施行这一政策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设置统治机构和迁徙其他区域人口，安置在西爨区域来进行统治。南诏统治爨部，以拓东城为重镇。《南诏德化碑》说：“[赞普钟〕十二年（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冬，诏（按阁罗凤）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十四年（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春，命长男凤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按：二、即贰副也）佐镇抚，于是威摄步头，恩收曲靖，颁诏所及，翕然俯从。”按：《新唐书·南诏传》：“广德初，凤伽异筑拓东城。”樊绰《云南志》卷六：“拓东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按：唐初置昆州于此），东北有井邑城隍（按：此为古城），城西有汉城（盖为昆州城），土俗相传，云是庄蹻故城（按：滇王城在今晋宁此误）。城之东十余里有谷昌村，汉谷昌王故地也（按：汉之谷昌县城也）。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按：吐蕃），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又徙永昌之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按：南诏既得爨部地，筑拓东城于昆川以为镇摄）所迁徙之数万户及千余户，即被南诏征服其他部族俘掠而来的人口，没为奴隶，供其驱使，助镇守及屯种，因不与爨同族，用以威胁诸爨。贞元十年，南诏破吐蕃铁桥城，俘虏曾受吐蕃羁制的各部族迁徙他处，移顺蛮及磨些蛮，亦见樊《志》卷四。尚有俘虏河蛮至拓东城。又卷十曰：“太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拓东，令之自给。”先后移民当在不少，悉被南诏驱使以制爨部。在拓东城附近地区，由于南诏安置移民与爨族错杂而居，久之与部分爨族混合成为爨族支系（下文再论及此）。《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说：“中庆，唐姚州，阁罗凤叛，取姚州（按：两姚字为昆字之误），其子凤伽异增筑城曰拓东，六世孙券丰祐改曰善阐。”《新唐书·南诏传》说：“别都曰善阐。”故樊绰《云南志》卷一称：“善阐，拓东城。”盖初止名拓东城，后有善阐府之号，拓东城设节度见于纪录者多。《通鉴》咸通四年正月，《考异》引高骈《与云南牒》，有善阐节度二名可随用。至于以拓东为别都，即《南诏碑》所谓“二诏”，初筑城时即为副都。南诏既视拓东为重镇，为巩固统治势力，当不断经营规画，亦即不断削除爨部之势力。在拓东城附近地区，成为南诏直接统治，与其他爨部地区不同。又南诏在爨部区域置通海都督，《新唐书·南诏传》载其外府说：“有二都督，会川、通海。”《元史·地理志》临安路说：“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立都督府二：其一曰通海郡。”按：通海都督之位置，樊《志》卷一说：“曲江馆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县一日，至晋宁馆一日，至善阐拓东城一日。”《新唐书》载贾耽路程说；“曲江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利河至绛县（按：唐初设绛县，即在江川）又八十里至晋宁，又八十里至拓东城。”以地理审之，通海都督城即在现在的通海县（元以来县名至今）。南诏置会川都督以防西川，置通海都督以防安南。通海为拓东城以南一大重镇，其经营通海，虽未详见纪录，惟当如拓东之筑城移民设官，排除爨部势力，而直接统治其附近地区。故南诏统摄爨部，凭拓东、通海两据点，此两据点由南诏命官直接统治，爨部人民所受之压迫剥削，当较其余地区为尤甚。至南诏亡后，郑氏长和国继承南诏疆域，对于爨部统治当未改变。《南诏野史》说：段思平为通海节度使，就在这时期。后赵、杨相继篡夺，杨干贞总段思平，常欲除之，即因思平在通海颇有势力。其舅爨判为之助，借三十七部兵攻杨干贞，败之，成立大理政权。思平为爨之外甥，与爨部更有密切关系。思平孙素顺，明政三年（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遣三军都统布燮、段子珎等与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刻石纪事，知三十七部即受大理政权统治。大理后期疆域有八府、四郡，其在爨部区域的有善阐府、河阳郡、秀山郡、石城郡、东川郡。据元、明纪录，善阐府即南诏旧城，河阳郡在澂江，秀山郡在通海都督城，石城郡在曲靖、东川郡在东川府即在南诏统治爨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强设治。石城为爨部要地，河阳为善阐、秀山间的要冲，亦设统治机构。在大理时期，其统治爨部势力更为深入，即由于迁移西洱河居民至此区域，逐渐发展，且巩固其势力。正德《云南志》卷一说：“南诏蒙氏善阐府，历郑、赵、杨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异领善阐牧，遂世有其地。”据《南诏野史》：段思廉时，癸卯岁（当宋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封高智昇为善阐演习，号清侯。演习者，大府主将也。智昇后长子昇泰继为善阐侯，后昇泰为君，次子昇祥袭善阐侯，后由昇祥子孙世袭，且分封其子族于善阐府所属各地。见于纪录可考的有晋宁、嵩盟、禄丰、易门、罗次、安宁、昆阳（尚有宜良，惟未见纪录），都是高氏子孙世守之地。在此区域住居着很多洱海区域僰人，就是被迁来戍守屯种的。所以昆州原为爨氏统治，已改易为高氏统治，即嵩盟、阳城堡、伽宗罗部列于三十七部，也受高氏统治。大理政权在此区域的势力，为其他爨部区域所不能比拟，见于宋人纪录，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三说：“李棫募人入大理国，至其国善阐府。”《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说：“自杞国（疑在贵州兴义）四程至古城郡（疑当作石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认为善阐始为大理界土，由于善阐为大理政权直辖，其余部族则羁縻而已。其次，大理在秀山郡的势力，其直接统治亦有发展。《元史·地理志》临安路说：“南诏蒙氏立都督府二，其一曰通海郡，段氏改为秀山郡，阿僰部蛮居之。”按：阿僰部当以僰人得名，虽为爨区，而僰人迁至之后由僰人统治，亦即大理直接统治区域。阿僰部以秀山城为据点，逐渐并入附近之地。《元史·地理志》：“石平州阿僰蛮据之。”又说：“嶍峨，昔嶍猊蛮居之，后阿僰酋逐嶍猊，据其地。”又说：“河西没于蛮为步雄部，后阿僰蛮易渠夺而居之。”又说：“蒙自，南诏时以赵氏镇守，至段氏阿僰蛮居之。”又说：“舍资千户，蒙自县之东，阿僰蛮所居。”又建水在元初隶阿僰万户。又元江路说：“阿僰诸部蛮，自昔据之。”所以在大理晚年，阿僰部之势力范围，占临安路的大部分地，及元江路之一部分。此广大地区为秀山郡直接统治，势力逐渐发展，区域境内有褒古、休腊、嶍峨数部，已受阿僰部之统治。《元史·地理志》说：通海曾隶宁海府，然元无宁海府之设。（《岭外代答》“通道外夷”条记特磨道在今广南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应即最宁镇之误），盖曾改通海为宁海。又《元史·兀良合台传》说：“阿伯国有兵四万，不降，阿术（按：兀良合台之子）攻之，入其城，请降。”按：《兀良合台传》记此事在攻陷押赤城（即善阐）、乾德哥城（即澂江）、不花合因（即曲靖）、赤秃哥（即罗甸贵州）之后，则阿伯即阿僰，是时阿僰地广人众，可以知之。马可·波罗约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云南入缅，又从缅经过Cangigu（按：应在车里境，不知对音地名）向东至Amu州。《行纪》第一二七章说：“Amu其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按：元朝），以畜牧耕种为活，自有其语言。妇女臂带金银圈，价甚贵；男子亦然，其价较女子所戴者更贵。产马不少，多售与印度人，而为一种极盛之贸易。其地有良田地，好牧场，故牛及水牛亦甚多，凡生活必需之物悉皆丰饶。”又说：“Amu后为Cagigu国，相距十五日程。Cagigu后有Bangula，相距三十程。”按：Bungula盖为蒲甘或白古之讹，Cagigu为江洪之讹，而Amu即阿僰音近之讹，前人考释大略如此。若不释Amu即阿僰，亦无适当之位置。由马可·波罗所记，可见阿僰区域之富庶，且与印度贸易甚盛，大理产马，即由此出口。又《行纪》第一六〇章记海南（在东京湾）说：与Amu连接，则亦有贸易往还。以是言之，阿僰在大理南境，其西通印度，东通邕州，南至海上，为交通要冲。大理经营斯土，当不逊于善阐，而在大理政权直接统治之下，此区域之爨部更要受到压迫。其余大理设治之河阳郡，则在善阐、秀山之间，发展其直接统治势力为意中事，然其事迹不获见于纪录。又在石城郡，大理亦曾移民镇摄，然为爨部中心地区，直接统治势力没有能大发展。以上所说南诏、大理在西爨区域发展统治势力的几个据点，在约五百年的长时期中，逐步深入，建立了相当巩固的势力，凭着这几个据点来统治广大的爨区。在爨氏称霸时期，西爨境内保持着许多小区域的政权，没有进到集权统治，只是奉爨氏大长为盟主而已。爨氏破灭以后，失了重心，被南诏、大理各个统治，而各小区域之间当不免时有分合，争长称雄。虽然，由于地理历史关系，各区域自相结合，但没有能造成统一的力量。爨区的部族在长时期中，当分合靡常，虽其沿革不详，所见纪录称为三十七部，此三十七部主要在西爨区域。南诏、大理统治爨部，也受到爨部不断的反抗。但这一方面的事迹，见于纪录的少。南诏时期可能因大量人口的迁出迁入，在各小区域内存在着新旧人口的矛盾，减少被统治者结合的反抗。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对立引起小的冲突多，大的冲突少，以至不详记载。到了大理时期，各区域的组织已相当发展，也有了相当力量，所以大理政权与三十七部的关系有一些记载。《南诏野史·段思平传》说：“思平仕为通海节度，杨干贞欲除思平，思平就其舅爨判自匿，干贞索捕甚急。会高方素与思平善，密遣人招之，思平与弟思良、军师董迦罗走就之。借兵于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会于石城，以董迦罗统之，所向皆克，遂进攻大理，讨干贞，达大理国，封董迦罗为相国，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巨桥（《元史·地理志》北胜府，南诏名其地曰成偈，疑即成纪。又说昆阳州有城曰巨桥）等地，封爨判为巴甸侯（《元史·地理志》建水州古曰巴甸），免东方三十七部徭役。”从这记载证明，那时的三十七部已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段思平得到爨部的帮助，击败了统率着洱海区势力的杨干贞。在此所谓“松爨”的“松”字，无适当意思可以解释，疑为“叟”的对音而误读阳声。分为黑爨、松爨，不宜释不同的种属，所谓松爨，亦即黑爨重言而已。段思平孙素顺为大理王之明政三年，当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与三十七部会盟于石城，刻石纪事，今有碑在曲靖。其文曰：“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宣谕䠇（疑假借为厥）奉昚（同音假借为圣）旨统率戎行委服，皆恩抚安边塞，是以剪除延众镇长奇宗。求州首领代连弄、兔覆、磨乃等三邑，统置延众镇。以二月八日回军，至三月七日到石城。更讨朾（即打字）贼郎羽号、阿房、田洞，合集卅七部娉伽诺十二将弄略等。于四月九日，斫（即研字）罗沙（疑即丹砂）一遍，兼颁赐职赏，故乃与约盟誓，务存久长，上对众圣之鉴知，下揆一德而歃血。”碑下截题名“三军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珎，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附马布燮段彦贞，彦贲敞宇览杨连永、杨永彦，侍内官久赞段子惠、李善，督爽王清志，贴侍内官赞卫杨定存，理摸陀道杨定福，陁西袁永智、苏晟兴。”碑文多别字，词语费解，惟其大意，段子玖等奉大理王之命，率领戎行，巡阅边塞，因延众镇长奇宗不服，用兵剪除，与求州三邑首领，安辑其民，复置延众镇，回军到石城，更讨定不服从的郎羽号等，乃合集三十七部首领娉伽诺等十二将弄略等，研丹砂写誓词，并颁赐职赏，即与立约，歃血盟誓，共图长久，勒石纪之。这是大理国在三十七部区域耀武扬威的一次，凭着他们的势力来摄服三十七部，而大理政权在此区域的势力逐渐发展。尤其大理分封高氏为善阐侯之后，对爨部的统治更加强了。《南诏野史·段思廉传》载：壬辰岁（当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升高智异为统兵，后四年封善阐侯，子孙世袭。又《段廉义传》载：庚申岁（当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杨义贞杀廉义篡立，智昇命子昇泰起东方爨僰兵，讨义贞，诛之。这又是大理利用爨部武力在洱海区域作战的一次。而高氏以善阐为据点，统治爨部，进行压迫和剥削，也遭到爨部的反抗。《南诏野史·段正严传》载：辛卯岁（当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三十七蛮部叛，高泰明讨平之，使子高明清居善阐镇守。己亥岁（当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十七蛮部复叛，陷善阐，高明清战死（按：《滇云历年传》说：力战却之）。又《段智祥传》载：壬申年（当宋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复征三十七蛮部，追至寻甸，平之。按：大理统治爨部，当不断发生反抗，见于纪录者仅此数次，且不详其经过。到蒙古忽必烈率兵来攻大理时，《南诏野史·段兴智传》说：“募兵于三十七蛮部，未至，而蒙古兵已长驱而入，高泰祥被执至大理。”大理即为蒙古所灭。按：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府古迹载：“官渡市中有古碑，相传蒙摩诃嵯与三十七部会盟时立。”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下、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天启《滇志》卷三并著录，清修诸本《云南通志》亦载之。惟此碑早已不存，不知在何年代所立？康熙《云南通志·古迹志》改“蒙摩诃嵯”为蒙“氏摩诃嵯”，故道光《云南通志·金石志》列此碑于唐代，但蒙摩诃嵯，疑是摩诃罗嵯之误，即梵语maharaja的译音，意为大王，东南亚各国以此为王号，大理亦用之。波斯国拉施特丁《史记》说：“大理国，其王曰马哈剌（mahara），犹言大王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引）见于纪录者，如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有摩诃罗嵯为王号。《元史·宪宗纪》：“六年，云南酋长麾合罗嵯来觐。”亦见《信苴日传》说：“段兴智入觐，宪宗赐名为摩诃罗嵯。”实则大理王自称摩诃罗嵯，段兴智亦然。在官渡所立三十七部会盟碑，在大理时期不详其年代，亦可能在段兴智时期。所谓三十七部，就是三十七个部族区域的合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统五十八部夷族都监行事。”称五十八部与三十七部相同。景泰《云南志》卷二陆凉州说：“夷语以县为部”，所以“部”字可从汉字解释，也是夷语译音。今彝族自称ne-su-pho（武定）、nie-su-phu（蒙自）、ni-pha（路南）、na-phu（昭通）、lo-lo-phu（楚雄）、lo-u-phe（泸西）、a-si-phu（弥勒）、a-mi-sa-pa（景东）、pha-la-phi（红河）、thu-lo-pa（马关），若此之类。最后一音义即部族，所以称部就是部族，有许多部成为民族支系的名称。以政治区划而成部，也由于社会情况而成部，所以成为一部，也有相当的稳定性，在长时期中部的变动当然有，但有它的历史因素。成为三十七部，不知从何时起？《南诏野史》载段思平借兵于三十七部，似乎大理政权以前已有此称。而可靠记载则始于《石城会盟碑》的“合集三十七部”之语。但三十七部是哪些名称？在哪些区域？不见于大理时期的纪录，已不能确知，所可考者，为元代的记载。因元代在西爨区域，即在三十七部的基础上建立郡县，追述旧名比较可靠。程文海撰《平云南碑》说：“兀良合台拔善阐，进军平乌蛮部落三十七。”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十《兀良氏先庙碑》、《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征伐篇》、《元史·地理志》及《速不台传》亦并言“兀良合台平大理得乌、白蛮三十七部。”《元史·地理志》述郡县沿革多载三十七部部名。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亦多载之。虽不必尽确，惟可由此知爨部区域的大概。《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八年五月辛未，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三路。”《地理志》说：“至元八年，分大理国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路设达鲁花赤并总管。”按：元初得云南，就大理政权原有统治机构，视各地势力之大小，设万户、千户、百户统率而隶于大元帅府，经二十年，始设云南行省，置路、府、州、县。故在三十七部区域，在原来各部的基础上，设万户、千户，又在万户、千户的基础上设路、府、州、县。从元代行政区域推求三十七部区域，不致大误。所谓分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元史·地理志》武定路说：“至元八年，并仁德于矢入本部为北路。”又路南州说：“至元七年（八年之误），并落蒙罗伽末迷三万户为中路。”又临安路说：“至元八年，改为南路。”此即所谓南北中三路，其南路未详举万户名。又善阐区不编入三路。兹据《元史·地理志》为主，参证景泰《云南志》所载大理时设部，元初设万户、千户、百户，及云南行省设路、府、州、县地名，作对照表，仅作简表如下：
三十七部名称，见《南诏野史》，师能《滇系》、冯甦《滇考》、倪蜕《滇云历年传》并载之，各本稍有出入，而同出一源。《滇考》说：“蒙诏之后，迤东诸蛮有三十七部。虽族属世裔不可考，而诸葛元声《滇史》犹载其名焉。”据此，诸家所载即出《滇史》。又《滇史》即据志书摘出，其中有可议者：（一）吉输、褒恶二地应属弥勒部；（二）弥沙、邑市二地应属落蒙部；（三）鸠掌、法块二地应属禄券部；（四）白鹿在楚雄，谋统在鹤庆，非三十七部地，前人不考，列入凑三十七部之数耳。三十七部即在元、明、清行政区域之武定、寻甸、曲靖、云南、澂江、广西、开化、临安、元江等路、府、州，即西爨故地，其地域大概如此也。所谓东爨区域，在两汉、魏、晋时期为犍为南部朱提郡地，原住着的以僰人为主，与建宁、越巂接界的叟族迁徙至朱提境，当自古有之。到何时以叟族为主造成势力？不详于纪录。惟在西晋末年，朱提大姓李猛联络建宁大姓毛选、李睿反抗封建统治，先后被杀，猛与选、睿之遑耶为之报仇，破坏郡县，从此事迹可知。是时，朱提与建宁之联系密切。在此以前，两汉时期，朱提地为犍为郡附庸，而与建宁、牂牁的关系较少。当建宁、越巂、牂牁联合反抗蜀汉时，朱提未在内。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先主命邓方为朱提太守至郡，而其他数郡不服。又在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置宁州，领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而朱提犹属益州。至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朱提始改隶宁州。知朱提与建宁之联系，其初较疏，后乃渐密。李猛与毛詵、李睿的联合，即在太安元年。当时大姓拥有地方势力，由于大姓之联合，可证明两地部族间已有密切联系。从后来发展的事实，知建宁叟族先后迁移至朱提境内，到这时已造成势力。所以朱提自来倾向犍为，至是倾向建宁。李猛遑耶虽不知名，然以李睿遑耶于陵承之纪录，可推测为叟族大长，宜在朱提境内。是时朱提已有相当强大的叟族势力，可得而说。西晋末年以后，南中地方势力反抗封建统治，以建宁区域为中心，发展至南面之兴古、梁水，北面之朱提、南广，当封建统治者宁州刺史强力镇压建宁反抗势力，五苓夷部被破后，朱提区域反抗势力更为猛烈，事详《南中志》《晋书·愍帝纪》、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直至咸和八年（公元333年），东晋在南中势力完全崩溃，而成为建宁爨氏称霸之局。自此以后，建宁叟族当更向北发展，原住居之僰族被迫他迁，至东晋时期，朱提境内以叟部族政权为主。梁睿上疏说：“爨瓒窃据一方，……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此纪录显知朱提在爨氏势力范围。晋朝封建统治退出南中约二百五十年之长时期中，关于朱提郡之事迹，不详于纪录。惟在东晋时期已造成之局面继续发展，叟族更扩大势力，则可想象得之。隋统一中国后，羁縻爨氏，在朱提郡地曾设州、县，不久废置。唐初复设，惟未能深入统治，见于纪载者，亦甚疏略。从隋代、唐初设州、县之不固定，可以证明在朱提郡故地为隋、唐封建统治势力未加强，其能羁縻者，至石门而已。至于南诏势力在此区域当有联络，然亦未能统治，故唐代纪录有关此区域者甚少，所见仅路程之纪载，兹录如次：《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县说：“自县（按：即开边县，在戎州之南，以道里考之，应在距金沙江南不远之处，为重要站口）南七十里至曲州（按：此为天宝年后移治之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二十里至阿旁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季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氵數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拓东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按：所记由戎州至拓东之路程，经石门，即道经朱提郡故地。袁滋出使册封南诏，往返途程即由此道。《新唐书》所采，盖据档册或刘贞谅（即俱文珍）之纪录，别有袁滋所撰《云南记》一书。关于路程，樊绰《云南志》分段采录，其自戎州至拓东一段，见卷一《云南界内途程》，兹录如次：“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按：黄荣筑路与开皇四年设协州、恭州有关，史万岁南侵在开皇十七年，归程过石门）。……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路下兵，亦是此路（按：天宝十载，唐经略兵分三路，鲜于仲通取南溪路，即经石门），后遂闭绝（按：此后协州、曲州、靖州移治于石门以北之地），仅五十年来。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按：袁滋以此出使），而邛部旧路（按：即经过蔼州之清溪关道），方有吐蕃侵钞隔关（按：有下有兆字，今删）。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按开字原作闭，置字原作量，今改）。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里，半壁架空，敬危虚险，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凿也。阁外至蒙夔岭七日程（按：原无蒙字，依下文补），直经朱提江，下上跻攀，伛身侧足，又有黄蝇、飞蛭、毒蛇、短狐、沙虱之类。石门外第三程至牛头山，山有诸葛古城，馆临水，名马鞍渡，上源从阿竿路部落（按：竿字，原作等，依下文及《新唐书·两爨传》改）绕蒙夔山，又东折与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生蛮阿旁部落（按：原无旁字，依《新唐书·地理志》补）。第七程至蒙夔岭，岭当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积阴凝闭，昼夜不分。（按：《元和郡县志》曲州说：“七曲水，在州西北三十里，弱水在七曲水北百三十里，穷年密雾，未尝睹日月辉光。树木皆衣毛深厚，时时多水湿，昼夜沾洒。上无飞鸟，下绝走兽，唯夏六月颇有蝮虵，土人呼为漏天也。”）从此岭头南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渐平。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八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与华通。俗尚巫鬼，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按：乌蛮也以下一段，参照《新唐书·两爨传》校补）。第九程至制长馆，于是始有门阁、廨宇，迎候供养之礼，皆类汉地（按：类字今增）。凡从鲁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拓东。”按：拓东城以后之路程，樊《志》载于附录，从所记载，显知录自袁滋《行纪》。樊《志》所载与《新唐书》所纪之路线相同，惟一用里数，一用日数，地名亦互有详略。其重要之地名，略释如下：石门为重要站口，今大关县北百八十里豆沙关山路，戈魁河岸石壁上，有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袁滋题名，有“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句，知石门关即今之豆沙关，而朱提江即今之戈魁河支流洒鱼河。自石门凡九程至鲁望，《地理志》载：五百九十里至谕官川，疑鲁望与谕官川同在一地。樊《志》言鲁望依山有阿竿路部落，不识谕官是否阿竿的音字。鲁望为旧曲州地，旧曲州在朱提，知鲁望即今之昭通鲁甸，而靖州犹在其东南，今之威宁。樊《志》所谓从阿竿路发源流入朱提江之马鞍渡水，即今之洒鱼河，在大关县西北汇入戈魁河，疑牛头山即在其处。阿旁部落、阿夔部落即今大关、彝良之境，蒙夔山为昭通北境之山，今自豆沙关至鲁甸，正常站凡七日，樊《志》则九程，其部落所在，可从路程远近求之。自鲁望八程至磨弥殿部落，《元史·地理志》载：曲靖路沾益州为磨弥部地，州所属交水、石梁、罗山三县（明废县入州），亦并为磨弥地，为部落之较大者，故元初设磨弥万户于曲靖城，磨弥部落即在今之沾益。樊《志》自鲁望至磨弥八程，今自鲁甸经威宁至沾益凡七日程，则暴蛮部落、卢鹿蛮部落即在宣威境。自磨弥一日至制长馆，《唐书·地理志》路程，则自谕官川四百七十里至汤麻顿，疑汤麻顿与制长馆即在一处，亦即在今距曲靖一日之马龙。马龙为同起县，又名曲轭，夷语撒匡，又曰纳苟，与制长、汤麻之音都不相似。惟自汤麻二百五十里至拓东，又制长三程至拓东，今马龙至昆明三站，里程相合，则制长或汤麻之地名距今马龙城当不甚远。马龙城西有杨磨山，亦名关索岭，上有关，当交通要冲，自古视为要隘，则汤磨似为杨磨之误。而樊《志》谓至制长馆有迎候、供养之礼，则拓东节度于此设站迎候唐朝使者。如上所考，自唐天宝以后，戎州羁縻统治势力，撤退至石门以北（其北边界距石门当不少于二百里）。又爨氏破灭以后，受南诏统治，惟南诏实力只达制长馆或石城，即樊《志》所谓西爨区域，而东彝则虽与南诏有联络，然南诏不能统治。质言之，爨氏破灭后，东爨区域已不受外力统治，在此区域分立为很多部落。樊《志》及《新唐书·地理志》路程所载有阿旁部落、阿夔部落、阿竿路部落、暴蛮部落、卢鹿蛮部落、磨弥殿部落，此仅为从石门到制长馆路途所经之部落名称，不在路线上的部落则未纪录。所见纪录之部落，不难以路程远近假定其地域，然纪录甚略，其事迹不能详考。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六说：“乌蒙军民府，唐时乌蛮仲牟由之裔曰阿统者，始迁于此地甸。至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宋时封阿杓为乌蒙王。元初归附，至元间置乌蒙路，隶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其时李京为宣慰副使兼管军万户，即著《云南志略》者。”按：《云南志略》今已残缺，惟《蜀中广记》所载，盖据《云南志略》。关于乌蒙沿革，李京当有调查，所说近信。《新唐书·两爨传》乌蛮：“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芊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猛，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殿，七曰勿邓。”按：勿邓在邛部，其余六部与樊《志》、《新唐书·地理志》石门路程所载之区域相同，知为同时之纪录，而地名稍异。樊《志》有蒙夔岭，《地理志》有蒙夔山。至于阿夔部落又作阿猛与夔山二部落，应同在一地，且为现在之昭通县境。疑阿猛即乌蒙之同音异写，知唐贞元年已有乌蒙部名号。《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记东爨乌蛮首领事，若乌蒙部以酋长得名，则乌蒙生在贞元年以前，上溯十一世，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之，则阿统生当南朝刘宋之世。所谓“乌蛮仲牟由之裔曰阿统者始迁于此地甸”，建立部落，始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又《蜀中广记》镇雄府引《通志》说：“古为大雄甸，昔乌蛮之裔阿统与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后昌盛，因祖名号芒布部。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检司，元至元中置芒布路，隶乌撒、乌蒙宣慰司。”按：芒布在今镇雄，其西为彝良，即在石门至鲁望路线所经之东部。所谓生蛮阿旁部落，或即芒布，亦称阿芒而同音异写作阿旁，当阿统时期，其势力已发展至芒布地。又《广记》东川府说：“古东川甸乌蛮仲牟由之裔骂弹得之，改曰那札那夷，属南诏。蒙世隆置东川郡后，乌蛮閟畔疆盛，自号閟畔部。元初置万户府，至元中改为閟畔部，后改为东川府，隶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按：骂弹在此组织部落，不知在何时，《滇云历年传》雍正四年说：“或曰乌蒙、东川同一祖，系沾益夷人，夫妇徙东川。既有妊，腹中时闻争斗声，乃孪生二子。夷欲杀一留一，未行，妇遂负一子，夜半渡江至乌蒙。后二子长，各据一方，自为雄长，而亦日事争杀如腹中之兆也。虽俱姓禄，而婚姻相通无禁。”此据传说录之，稍有附会。惟两部酋长自沾益迁来，且其始为同族之说，则可信。《昭通县志》说：“昭通为禄氏（按乌蒙之裔）地，祖来自东川。”此盖据禄氏相传，则阿统自东川迁去，骂弹在此造成势力，犹在阿统之前。又《广记》乌撒府说：“旧名巴凡兀姑，后名巴的甸，唐时乌蛮之裔孙曰乌梦者居此，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其东西又有芒布、阿晟二部，皆他酋所据。宋时乌 之后曰折怒，始并其地，号乌撒部。元至元中始内附，置乌撒路招讨司，寻改为军民总管府，又改军民宣抚司，后改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按：宣慰司治设于乌撒，《元史·地理志》曰：“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兀姑，今曰巴的甸，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宪宗征大理，累招不降，至元十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十五年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二书所载相同。乌梦即乌撒同音字，乌岁时代不知在何年？惟阿蒙即乌蒙，盖乌蒙时期兼统其地，则乌梦部之成立，尤当在前。史不言乌梦为仲牟由裔，则酋长非一姓，而部民则同为乌蛮。乌撒地名为巴凡兀姑或巴的甸，疑樊《志》所记之暴蛮部落即巴蛮，后始称乌撒部。明代乌撒府为今威宁、水城之地。如上所考，乌蒙、镇雄、东川、乌撒之乌蛮部族，自南而北迁徙，即滇池区域之叟族向北移殖。至南北朝时已分别建立部落，故原为犍为附庸之朱提郡地，渐与建宁连成一致，后为爨部区域。隋代初唐羁縻爨氏，朱提故地设协州、曲州、靖州，至爨氏破灭，唐朝势力退去，南诏亦能统治。乌蒙地名，见于宋代纪录，如《宋史·黎州诸蛮传》说：“乌蒙蛮在州东南千里。”以方位距离考之，乌蒙即朱提故地之乌蛮部，传不详其事，惟说乌蒙蛮其地有所服属云。则为黎州羁縻统治势力所不及，黎州所属两林，勿邓诸部与乌蒙部族有联系，声闻相通，然道途远，未受黎州羁縻。而乌蒙与戎州近，《宋史·叙州诸蛮传》说：“叙州三路蛮，西北曰董蛮，正西曰石城部，东南日南广蛮。”按：董蛮即马湖区域，今之凉山，在金沙江北。其余石城、南广二路，则在朱提境。《宋史》又说：“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为州十有四。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有夷酋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地内属，诏建滋、纯、祥三州，后皆废。”按：此盖以南广故郡之部族南广蛮称，即朱提北境为芒布部。《蜀中广记》说：“芒布部，宋置西南蕃部都大巡检司。”或与大观三年之事有关，然夷酋皆汉姓，疑为汉人冒充，虽有设州之名，实则未曾统治。《宋史》又说：“石门蕃部与临洮土羌接（此盖以甘肃皋兰山石门地名而误说），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俗椎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盖古浪稽、鲁望诸部也。”按：此石门以南诸部，王象之《舆地碑目》卷四《叙州府碑记》有石门袁滋题名。《蜀中广记》卷十五引碑目在庆符县，知宋时叙州与石门有往还，王象之据所闻录之。然石门以南诸部，宋之统治势力亦不能及。《蜀中广记》载：“乌蒙部，宋时封阿杓为乌蒙王”，不获确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十一月甲午，以泸州乌蛮王子得盖所居，族盛，旁有旧姚州，废已久，乌蛮屡使人诣州，愿得州名以长夷落，令有司铸印给之。”事亦见《宋史·西南诸蛮传》：“庆历初，泸州言”云云。又载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明年，泸州部旧领姚州”云云，同为一事。且曰：“得盖又乞敕书一通，以遗子孙，诏从其请。”又《续通鉴》卷二五三：“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五月，羁縻姚州甫望个恕为银青光禄大夫”云云。按：得盖部落在泸州南，不识即在朱提境否？旧姚州相距当远。当时官府知唐代曾设姚州，不知其处，故任意言之。宋时黎、叙、泸诸州南界，并与朱提故地相接，为经济联系，当然有往还，疆吏招徕报功也是有的。但未能伸展势力，没有受到宋朝的统治。又南诏大理的势力也没有达到这区域。《太平寰宇记》协州、曲州下说：“天宝中，因云南离叛被破。”又说：“没落云南蛮界。”但南诏没有能统治东爨区域，大理时期的三十七部也没有在东爨区域，所以从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封建统治势力崩溃，直至蒙古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的九百多年长时期中，东爨区域没有受到外力的统治了。《元史·地理志》说：“乌撒、乌蒙宣慰司，自昔乌蛮杂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蛮部、閟畔部。其东西又有茫布、阿晟二部。”此八部区域，以明、清设治来说，閟畔部在东川府（疑东川以东爨得名），乌蒙部在昭通府，茫布部及易娘部在镇雄府，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在威宁府。这些是大的部族，还包有许多小的部族。至蒙古兵经略时期，还散为许多部族，没有统一的组织，部族争长的年代是很久的。在此还要提出，与乌撒、乌蒙连接的贵州水西和四川永宁区域，在元代以前，这些区域已是叟族为主要，而且与乌撒、乌蒙的联系也很密切。《明史·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土司传》载洪武二十一年敕说：“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㑩㑩，厥后子孙蕃衍，各立疆场，乃异日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即永宁）、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相援。”又嘉靖四十一年说：“乌撒与永宁、乌蒙、沾益、水西诸土官境土相连，世戚亲厚，既而各私所亲，彼此捕祸。”（说亦见四川《永宁土司传》）永宁在今川南、叙永、古蔺、古宋、兴文诸县，水西在今黔西、大定、织金、纳雍诸县，在元、明时期，以彝族为主要与乌撒、乌蒙地界相接，且同种属，所以相互联系很密切。在这区域的彝族从何时起，由何地迁来？《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三说：“水西宣慰司土酋安氏，世守其地，其先济火之后也。”《续黔书》说：“季汉诸葛亮南征，蛮长济火佐擒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大定县志》说：“济火为建宁郡人。”这一些都是后来的纪录，但由滇东区域人口发展，并且时代相当早，是可以推测的。水西和永宁两个区域，在元代以前彝族事迹尚待搜录，但其历史传说很早。罗文笔译《爨文丛刊帝王世纪》（一名《人类历史》）所载世系，溯源甚古，自始祖希母遮至明宗为一百一十四代，即水西安氏谱系，止于清康熙年间安氏被灭。世纪所载事迹很略，但为彝族世谱之年代最长者，可资考校。兹摘录其世系如次：按：此世系止于康熙三年甲辰（公元1614年）水西安氏灭亡，已有一百一十四代，若以三十年为一世推之，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以二十年为一世推之，始于公元前六世纪。记载不免传说神话，并且不是迁至水西以后的世系，但可以推知叟族的部落已很早了。元代设亦奚不薛宣慰司，即在水西地区，属云南，明代改属贵州布政司；又元之乌撒乌蒙宣慰司，明设乌蒙、东川、芒部、乌撒数府隶四川布政司；清代又以乌撒（威宁）属贵州，乌蒙、芒部（镇雄）、东川诸地属云南，此其大概也。（原收入《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编第五章甲、丙、丁三节，1954年油印本第233至243页，又第259至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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