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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掏书时，无意中发现了文革期间诸暨编印的三本中医书： 第一本是《中草药验方汇编》（第一辑），油印本，编印单位是“诸暨县医药公司革委会、中草药推广服务部”，印于1970年4月。 第二本是《中草药验方汇编》（第二辑），油印本，编印单位是“诸暨县革委会政工组卫生办公室”，印于1970年6月。 第三本是《诸暨中草药单方验方选编》，铅印本，印于1970年11月，编印单位是“诸暨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卫生办公室”。
这仅是我所见到的，估计当时诸暨远不只这三家单位汇编或选编过这种书。 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打浆池。有人曾用对联描述过当时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于是查资料，得知这种书的出现，竟是一场运动的产物。这个运动，就是全国中草药运动。是大运动里的一个小运动。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医药卫生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在这个指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中草药运动。 运动的表现形式，有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有“三土四自”（“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还有举办中草药展览，编写中草药著作等。当时，大多数省市的地市一级，部分省市的县一级，均编写了中草药著作。诸暨中草药单方验方汇编或选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因为文革时期的中草药著作普遍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或者印有“最高指示”，且装帧上以红色塑料套封居多，所以民间常常称这种书为“红草书”。
根据最高指示，农村医疗法卫生工作的重点，是要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如何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缺医，靠赤脚医生解决；缺药，靠中草药解决。 赤脚医生的典型，就出在诸暨马剑（当时属浦江）。当时，马剑有一个出脚医生叫赵佳元。赵佳元（1903—1970），字中元、号维扬，人们敬称他“元先生”。他是雾头山天目道人第九代传人，精通医术，在诸暨、浦江、富阳、桐庐行医，颇有名气，人称“赛华佗”，还赞誉他“一根银针驱百病”、“三府（杭州、绍兴、金华）第一针”。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的医技医德深受百姓爱戴，成为浦江县第一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提倡“一根针一把草”，赵佳元作为资深中医，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快撰写了一本符合当时规范的《赤脚医生手册》，经1968年《红旗》杂志第3期、1968年《文汇报》《人民日报》刊出后，赵佳元成为“红人”。赵佳元去世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现浦东新区祝桥镇）大沟村的王桂珍出版了《赤脚医生手册》，人们称她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而实际上，王桂珍的著作恰恰是从赵佳元处学到的，故赵佳元才是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中草药运动的典型，出在江西德兴。1968年9月，德兴县响应中央号召，为破解有医无药的难题，该县绕二公社傅家墩大队给出了答案：“深山就是药库，以前这里的苏维埃红军医院就是用山里的草药为伤病员治疗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草药为大家治病？”于是广大村民献药献方，主动上山采挖草药标本，并献出有效的药方，大队很快收集到500多种草药标本和药方。1969年10月，在卫生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西省德兴县积极挖掘推广草药的经验》简报正式印发。同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江西省德兴县开展草医草药运动好得很》的调查报告。一年后的全国中西医会议上，德兴中草药运动被作为典型事迹进行通报，《人民画报》用4个版面刊登了《草医草药是个宝》，全面介绍了德兴的经验。德兴中草药运动还被拍摄成了电影《中草药》。 德兴中草药运动为全国所知晓，各地纷纷效仿。于是，一首歌谣在全国传唱：“草医草药是个宝，不用花钱病治好。有病及时治，药源靠得牢。”这是50多年前全国中草药运动的一个缩影，也是中草药知识大普及一个契机。 诸暨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境内拥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在中草药运动中，诸暨岂肯落后！我们的父祖辈，他们参与其中，学习“红草书”，辨认中草药，采挖中草药，种植中草药，的确解决了众多常见病的防治问题。 “红草书”的编印，是理论指导，是用药指南，是雪中送炭。 中草药群众运动，伴随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兴衰的全过程。现在，“红草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红色收藏品种的一种热门藏品。而曾经普及过的中草药单方验方，也基本被人遗忘，留下来的，大概成了偏方秘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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