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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日不落帝国的战舰踏遍汪洋，西方列强征服了从印度到远东的广袤土地。缅甸、高棉、琅勃拉邦相续沦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远东的独立国家仅仅剩下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和江户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满清政府统治的基石。八旗军和绿营兵的费拉化，让北京的满清政府越来越倚重汉族士大夫的团练武装。但是随着湘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帝国的南方和帝国的心脏中间的裂痕悄然出现。政治诉求的差异让勉强粘合在一起汉族士大夫和旗人贵族分别走向不一样的道路。 与此同时，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还维持着中世纪的传统。 公家掌握着徒有虚名的朝廷，农家和商家为国家制造财富，而武士阶层统治着这个国家，武士们的首领称为征夷大将军，将军通过幕府管理这个古老的国家。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外海洋面，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史称“黑船来袭”。 1854年美国与江户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正式开放下田与函馆两个港口。随后日本又与俄国、英国、法国、荷兰签订通商条约，后世统称《安政五国条约》。 多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严重损害了幕府的威信，武士们对将军的不满日益增加。对将军的极度失望之下，胸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武士们把目光投向了日本法理上的国家元首----天皇。 武士的逻辑很简单，“生死看淡，不爽就干”，日本尊王派愤青们提出了“尊王襄夷”的口号。 “尊王襄夷”一词是借用自中国春秋时期的词汇，意为对内重新塑造天子权威，对外部势力全力打击。 在日本幕末时期，地方上尚由藩主及藩主的家臣团控制。尊王派势力占优的主要有日本西南部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西南四藩。而佐幕派势力主要由关东的仙台、会津、庄内等藩构成。 中国士大夫习惯将政治见解诉诸于舆论，通过舆论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日本武士不同，在短暂的嘴炮之后，武士们选择了“物理消灭”对手。 1860年，水户、萨摩两藩的浪人（浪人本为失去主家的失业武士，但这里的浪人应为为执行特殊任务而事先辞职脱藩的武士.)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杀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并镇压残害尊王派志士的幕府大佬井伊直粥。史称“樱田门事变”。此事件成为了倒幕战争的导火索，也被后世认为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 在日本发生自强运动的同时，彼岸的中国还沉浸在雄踞东亚5000年的落日余晖之中。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利，但是中国人以中土为世界中心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变，面对太平天国的多次军事胜利又给满清朝廷打了一记“国家中兴”的强心针。 紫禁城里两鬓斑白的咸丰皇帝看着清廷和“发逆”的实力对比，似乎人生又焕发了活力。一个个利好消息带来了官员们一片阿谀奉承。眼看大清就是一票贤臣紧密团结在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朝廷中的大好局面。 然而，中国人的骄傲注定被时代的浪头击得粉碎。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了甜头的日不落帝国再次派遣兵舰来到了中国，这次还带上了他的法国小伙伴。 为了逼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英国向中国提出了修订上次战争后缔结的《南京条约》的要求，但是中国的强硬派对其断然拒绝。 既然谈不拢，那就用大炮发言。1857年12月，英国人拉上了图谋中国保护国安南（即越南）的法国人组织了一支五千六百人的远征军（其中法军约一千人）在炮舰的掩护下在珠江口登陆，仅一天时间便攻陷广州。 考虑到和太平天国势力的战事正在紧要关头，清廷使出了“拖”字诀，既不集结军队反攻，也不接受英法联军的要求。多方交涉无果下，英法联军很快意识到被中国皇帝愚弄了。他们决定直插帝国的心脏----北京。 从内陆的北京到滨海的天津，仅仅一百多公里的距离，而且一路上都是平原地形，无险可守。战事随着英法联军在白河口的登陆，急转而下。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只是在遥远的南方损失了一个小岛并赔偿了些许财货。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近在咫尺的联军真正的触动了满清皇帝的内心。咸丰皇帝急忙接受美俄两国的所谓“调停”下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的签订，让英法联军暂时的退去。但是在后续正式换约的过程中，中英再次发生了争执。随着桌面上谈判的僵持，谈判桌下双方都开始暗自收缩自己的拳头，准备再次给予对方狠狠的一击。 咸丰皇帝深知八旗兵和绿营兵的货色，他把目光投向了北方。 满清在立国之初就吸纳蒙古人做为军事联盟中的一员。在黄金家族最后一个大汗林丹汗死后，漠南（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察哈尔蒙古、漠北（今蒙古国）的喀尔喀蒙古臣服了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皇太极，称呼他为全蒙古人的可汗。 满清的骨干军事力量八旗军和绿营兵已经和满清帝国一样老朽，在对太平天国甚至捻军叛匪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自家人知自家事的咸丰皇帝行使了蒙古可汗的权力。 满清皇帝的命令传达到了草原，漠南漠北的王公们点起部落中的骑手，来到中原履行蒙古人的承诺。负责统帅他们的是一个高大的蒙古人，满清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随着僧格林沁部在天津的部署，咸丰皇帝再次有了底气，他驳回了英法两国的要求。 但是，日不落帝国的实力远超清廷的想象。1860年2月，英法再次组织了一支两万余人的远征军。联军乘坐战舰机动，在3个月时间里先后攻陷舟山、大连、烟台。 在战争中，清帝国军队虽然处于本土防御，但是受限于没有交通工具，无法迅速对英法联军的攻击做出反应，英法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沿途各个战略点。很快，联军再一次来到天津城外。僧格林沁无力对抗英法联军的水陆夹攻，一路且战且退。 僧格林沁是一个老练的指挥官，他清楚的知道麾下军队没有能力完成复杂的战术任务，他选择了在通州城外8华里的一座石桥后方布阵，试图依托运河抵挡英法联军的进攻。 侦知运河后方有清军主力活动，急于一击摧毁清军全部武装力量的联军指挥官大喜过望，命令军队向运河推进。最终，在双方的期待下，中英两国围绕八里桥这座名不见经传的石桥展开了主力决战。 1860年9月21日拂晓，英法联军兵分三路向八里桥中国阵地进攻，蒙古骑兵开始冲击。 为了抵御蒙古骑兵的冲击，英法联军只有放弃自己的攻击任务，以连队为单位组成对抗骑兵的空心方阵。 蒙古骑兵成功冲入英法联军的阵营，却发现联军方阵向刺猬一样无从着手，方阵四面八方都是密集的刺刀。他们只能徒劳的在多个方阵之间穿梭。而后续支援的八旗兵和和绿营兵在越过八里桥的时候被联军的炮弹一轮狠砸便告打崩。 僧格林沁手上没有了预备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潮水一样溃退下来。 八里桥之战后，咸丰皇帝已经无兵可派，只好带着妻女和亲信“北狩”到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把子民和宫室扔给了英法联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的胜利告终。咸丰皇帝成为了清代第一个被赶出北京的皇帝，并很快在惶恐不安中驾崩于热河。 清国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但是年轻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没有精力去关注。 公元186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老天皇在古城京都走完了他的一生，年仅15岁的新天皇即位，年号明治。 年轻的天皇雄心勃勃，不甘心做一个虚位天皇的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要求将军辞官纳地，把征夷大将军的所有权力和将军家的直属领地全部上交朝廷。这个条件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接受。 战争终于在次年全面爆发。 1868年1月3日，幕府旗本（日造汉词，意指直属部队）、会津、桑名藩兵以及准军事组织新选组总数一万五千人在大阪集结后沿鸟羽街道进攻京都，试图控制天皇。而倒幕派在京都的南门部署了1500名长洲军和3500名萨摩军为主力组成的新政府军迎击。 战斗于3日下午打响，在京都的南大门鸟语口四塚关前，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夺。 新政府军虽然数量劣势，却武器精良、组织严密。他们利用关卡附近狭窄的地形来抵消佐幕军的数量优势。 佐幕军进攻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没有任何进展。到下午6时许，因为夜幕降临，只能退了下去。 见佐幕军攻势疲软，京都城中的新政府成员已胸有成竹。翌日清晨新政府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对德川家的讨伐令，宣布佐幕军为朝敌、叛军。 虽然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政府决策都出自将军幕府，但是武士们多信奉来自中国的朱程理学，强调忠君报国。被天皇冠以叛军的名义让佐幕军的武士们士气彻底清零。 佐幕军前线指挥官见对军队已经失去控制，只能把军队都撤下来以备重整。但是幕府军的退却却招来新政府军的衔尾追击，大军瞬间崩溃。 就这样，战斗仅仅持续了4天便以新政府军大获全胜告终。战后，日本最后一个将军幕府被解散。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日本迎来了新的时代。 在日本新旧政府对抗同时，一水相隔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北京的陷落，满清政府威信彻底崩溃。在帝国的南方，以举办团练武装扑灭太平天国起家的汉人士大夫登上了历史舞台。帝国的南方事实上已经由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自治。 和仅仅发生于沿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首都的陷落彻底惊醒了中国人。读书人谈论的话题由圣人之言和风花雪月变成了富国强兵、保境安民。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大量的知识份子主动去了解西洋列强的强国之策，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沿着这条中国最繁忙的水路，大量的近代企业被建立起来。这被后世称为“洋务运动”。 受益于明清两代的巨大贸易出口导致的白银流入，此时中国物力尚且丰富。各地开明官员和士绅投入巨资从西洋工业强国购买机器设备、聘请技术顾问。 在军事方面，西式训练的淮军取代了八旗、绿营等军成为了中国骨干军事力量，由其衍生出来的北洋军更是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军事、政治实体。 外交方面，为了在中国的巨大采购额分一杯羹，西洋列国纷纷对中国释放善意，争相提供设备、技术和人才。 中国这个远离现代文明发源地的孤岛正在发生迅速的、跨越时代的改变。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是平静的，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北亚和中亚的扩张，沙皇开始觊觎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土地。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紧邻纷争之地的天山南北。 1864年由于甘陕回乱对河西走廊的阻隔，权力真空下的新疆爆发了准格尔汗国被消灭以来最大的叛乱。次年，浩罕将军，娈童出身的柏克（阿拉伯国家官职，即军事长官）阿古柏带着68名骑手被派往中国新疆。 阿古柏不愧是从奴隶跃升为高官的男人，他到新疆后迅速征服了新疆全境。敏锐的俄罗斯人马上嗅到了机会。很快，沙皇的特使就到了喀什。正急于寻求外部支持的阿古柏和俄罗斯人一拍即合，双方签订条约，互派大使。大量来自欧洲的军火也流向喀什。 彼时满清政府偏重于东部海岸线的防御，以至于西北无兵可用、无饷可发。清军只能龟缩在最后几个军事据点消极防御。俄罗斯帝国更是出兵“代为收复” 了伊犁地区。眼看西方列强介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这才惊醒过来，于是指派将领出兵收复新疆。 烫手山芋在几个大帅中兜了一圈，终于来到湘军出身的老将左宗棠手中。以报国安邦为人生理念的左宗棠没有推辞，力请清廷出面，用海关关税为抵押向各国银行和国内商户借贷2221万两白银，并购买线膛步枪2万支。 左宗棠麾下兵马有7万人。但是当时前往新疆并没有铁路或船舶通行，大军只能靠徒步跋涉几千里前往目的地，如果身体素质不够好，是很难完成这样的行军的。于是左帅在出玉门关以前对兵员进行了一次筛选，实际西出玉门的部队为50个营共2万人。 左宗棠出关后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即先收复天山北麓的北疆，后进攻天山南麓的南疆。部将刘锦棠作为先锋，连续奔袭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数城，收复整个北疆，其后由进入南疆，克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数城。喀什的“可汗”阿古柏听到清军节节胜利，试图组织兵力抵抗，但手下以部落民兵为主的军队面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式陆军不堪一击，一路败退。见此，阿古柏又致信俄罗斯请求助战，但是已经吃下伊犁地区的俄罗斯人也不愿意直接和清国发生全面战争。 最终，内外交困的阿古柏服毒自杀。自此新疆全境收复（除俄罗斯控制中的伊犁地区）。 在中国发生自强运动的同时，日本推动革新的武士们却心如死灰。1871年4月，迁都江户的新政府发布了“废藩置县”令，政府通过货币和债券赎买了大名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了大名，也就没有了武士的需求。 新时代里，天皇得到了土地，收回了所有权益；藩主们得到了金钱，摇身一变转成了工厂主、大商人、财阀。而推动时代前进的的武士却发现自己被新时代抛弃。 愤怒的武士们聚集到一个叫做西乡隆盛的武士身边。 1873年10月，因与同为“维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等人政见不合，西乡隆盛辞去政府职务，回到家乡鹿儿岛创办军校。同情下级武士的他收留了大量的落魄武士。 这很快招来了政府的猜忌，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一对少年同志终于走向了对立面。 1877年一月，为了削弱萨摩强大的旧士族势力，政府打算把鹿儿岛军火库中的武器弹药转运至大阪，这一举动很快被军校学生得知。一部分激进的学生抢先袭击了军火库并在城中大肆放火破坏政府、派出所、邮局等市政设施。在冲突中，多名军校学生被捕。 眼见武装冲突已经无法避免，虽然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但是西乡隆盛无法抛弃那些信赖他的学生和同志。很快12000名旧萨摩军被再次武装起来，日本各地的失意武士也慕名来投，一时间西乡隆盛聚集了数万人的军势。 而政府这边，叛乱伊始就得到消息的政府于2月19日就发布赦令，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都督。第一批次即投入2个旅团，发兵前夕有增兵至8个旅团。共计步兵55个大队，炮兵6个大队，及附属骑兵、辎重兵若干。军队总规模达五万余人；海军也派出兵舰19艘配合行动。 在举兵前的萨军军议上，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提议先占领长崎作为基地，然后趁设在熊本城的熊本镇台救援长崎时围点打援，而后再占领熊本城控制九州（组成日本的四个大岛之一，位于日本西南部）全境。但是为了迅速壮大声势，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军议最终决定强攻熊本城。 但是，萨军在其后的熊本城攻略战中受挫，强攻只好转变成围城。留下3000人继续包围熊本城，其他萨军转向九州北部，企图控制长崎和马关。可是这个时候政府军已经有两个旅团从福冈南下而来。双方激战3次，均伤亡近半，也未能决出胜负。 这个时候，政府军又新组成“背后冲击军”在熊本城以南的滩头登陆。围困熊本城的萨军全线撤退，并且在撤退中被政府军衔尾追击。自此，战争态势已经明朗，萨军的两个战略目标均未达成。 1877年9月，追至鹿儿岛城的政府军围攻23天，终于攻破鹿儿岛山城。西乡隆盛本人也在守城战中被弹多处。明白大势已去的西乡徐徐跪坐在地上，用扇子在腹部虚划一下，其后担任介错（切腹仪式中负责了断切腹人的助手）的别府晋介留着泪水，一刀砍下了西乡隆盛的头颅。 武士的时代自此彻底终结。此后，日本摆脱了旧士族的桎梏，全力开动国家机器向近代化进军。 在日本武士奏响绝唱的时候，清国的士大夫们却随着旗人贵族的腐败而越来越被皇帝倚重。李鸿章这个大清最后的裱糊匠以团练起家，依靠和慈禧太后的心意相通成为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卫直隶，大量的军费被投入给以淮军为基础组建的北洋军。同时，清政府还斥巨资从英德两国订购军舰，组建了当时总吨位位居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 随着中国的目光投向东海，身为岛国的日本高度警惕起来。1886年7月北洋水师访日期间发生的冲突更是让中日两国开始了海军军备竞赛。在西方人眼里，中日两国一个作为东亚唯二的独立国家，一个胜在体量巨大，一个胜在动员力高；双方正是势均力敌。 一件发生于中国保护国朝鲜的事情终于使中日之间彻底走向对立。 1894年，朝鲜的在野党东学党人发动暴动，朝鲜政府军不敌，只好向宗主国清国求援，清国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000人于当年6月6日在朝鲜牙山登陆。而日本也以“护侨”为由派兵800人进驻朝鲜首都汉城。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6月28日，日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新编组的混成旅团在仁川登录。至此，日本在朝兵员已达8000人，动手的时机已经到来。 1894年7月23日，侵朝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扶植开化党人成立新政府。新政府成立后，随即发表声明，“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 因汉城已被日军占领，中国驻朝部队只好北撤到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一面准备防御，一面向国内求援。清政府得知情况，立即调驻扎东北的盛字练军和奉字练军一万余人入朝与叶志超、聂士成部会合。 9月，日军兵分四路围攻平壤。此时清军已经在围绕平壤修筑了多个堡垒，并配备火炮和加特林机枪等重武器。双方激战正酣，清军胜在防守坚城，火力强大；日军胜在纪律严明，悍不畏死；双方一时都奈何不了对方。此时不知为何，主帅叶志超忽然宣布撤退，并首先脱离战场。 一时间清军大乱，各部队不明情况，争先恐后向北逃窜。 清军大部在撤退时被后方埋伏的日军伏击，急于逃命的军士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为减轻负重，纷纷丢弃武器。撤退演变成了大溃逃。自此，清军保住朝鲜的作战任务彻底失败。 后方得知消息的李鸿章马上以四川提督宋庆为帅，新募军30营；并征调直隶等处包括铭军、毅军、盛军、奉军等各北洋部队赶赴鸭绿江北岸，防范日军继续进攻中国东北。 至10月24日，清军初步形成由3万军队组成，连绵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 但是，来自于各地的部队良莠不齐，有的部队西式训练，以步枪，火炮为武器；而有的部队却是使用冷兵器、火绳枪的治安部队。并且各部队互不统属，宋庆名义上节制诸军，但是只有指挥权而无人事、奖惩权。兵为将有的各个军头均存有保存实力之心。这样的部队显然打不了硬仗。 10月24日拂晓，新编组的日军第一军通过浮桥渡过鸭绿江猛攻虎山。防御虎山的聂士成部寡不敌众，苦等友军来援而不得，只好撤退。 得知防线被突破，唯恐被从后包抄的各部队立即脱离阵地，不战而逃。至26日，清军鸭绿江防线彻底崩溃。 日军渡过鸭绿江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率领的第二军25000人在辽东半岛腰部的花园口登陆，10天时间里如入无人之境，连克金州、大连湾并向北洋舰队重要基地旅顺港进军。旅顺驻防部队不战自溃。自此，渤海门户大开，战胜北洋舰队后的日军可以乘坐兵舰在中国内海来去自如。 次年1月20日，为了彻底摧毁清军的反抗能力，完成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二军在旅顺乘兵舰渡海向北洋水师母港山东威海而来。而在大东沟新败的北洋水师此时已无力再次与日军舰队海上决战，只能转为存在舰队（即不以战胜敌国海军为目的，以母港中存在的舰队迫使对方持续消耗国力保持海军优势）战略，依托母港周边的岸防炮台进行防守。 这个战略本身不能说是错误，但是李鸿章显然高估了威海驻防部队的战斗意志。仅仅十几天时间，威海各陆地炮台全部被日军占领，花费重金购自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岸防巨炮一炮未发。 1985年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内港登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着北洋海军的覆灭，日军可以乘兵舰直接在天津登陆，此时尚在胶着的辽东战场已无战略意义，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中日两国接近同时发生的自强运动，最终以日本胜利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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