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早年经历谭延闿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四日[1]出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湖南省茶陵。[2]其父谭钟鳞清朝晚期进士，授翰林，曾先后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1]其母李夫人原为家中婢女，后被纳为妾生下谭延闿。[4]谭延闿在家里的男孩子中排老三。[3]他自幼便随父亲辗转全国，师从各地知名学者文人，饱览诗书，在其十几岁时，谭钟麟在京任吏部侍郎，常把儿子的习作拿来给官员们传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稣看后称赞为“奇才”。[17] 高中进士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7月谭延闿清回湖南参加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谭延闿小时候因庶出身份而被唤作“小老三”，成为附生后又被叫做“三大人”。[17]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谭延闿参加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高中第九十九名举人。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清政府在开封举行甲辰科会试，谭延闿考中会元。并在同年的殿试中获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并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填补了湖南在清朝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消息传开，使谭延闿及其谭家一时名动三湘。随后他参加殿试，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生，选任翰林院庶吉士，旋授编修。第二年，其父病逝，谭延闿遂后回乡为父守丧。[5][18] 回湘运动投身新式教育1904年，谭延闿受邀参观了明德学堂，胡元侯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他主办这所新创学校，以推广教育事业，谭延闿欣然答应，随后他以丁忧守孝的名义辞去了清政府的翰林院职务，全心致力于地方教育工作。1905年，明德学堂的首任总理龙湛霖去世后，谭延闿接任该职务，并一直担任该职务直至1929年。[19] 争、保路矿利权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和摆脱社会危机，清政府计划设立谘议局，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分散地方督抚的权力，增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1906年，湖南铁路公司成立，谭延闿被聘为谘议官。然而，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将铁路的经营方式从商办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10月，湖南谘议局正式成立，年仅31岁的谭延闿被选为议长。1911年，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尚书后，计划将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作为四国银行的借款抵押。这种卖国行为引起了中国全国人民的义愤。1911年4月14日至16日，以谭延闿为首的谘议局组织各界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国有铁路问题，最终决定联名请巡抚致电清政府重新审议借款议案。但最终清政府反而向湖南绅民施加压力。[6] 立宪请愿1907年，清末湖南大儒王阎运的得意弟子杨度与谭延闿在长沙合作，成立了湖南的宪政公会，作为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回应。1911年5月8日，'预备立宪'关键的一幕揭开帷幕，清廷组建了内阁。然而，结果是内阁的13名成员中有7人是皇族。随后，谭延闿等人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名义发布了一份名为《宣告全国书》的声明，严厉揭露清政府以内阁之名行事，实则实行专制。1911年7月，湖南支部的宪友会正式成立，并推举谭延闿担任干事。谭延闿等资产阶级立宪派希望清政府俯顺民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建立没有皇族参加的责任内阁，但屡遭清廷拒绝。[7] 第一次督湘抬上湘督宝座1911年10月13日，武昌起义成功，令湖南革命党人振奋，并加速了他们发动起义的步伐。焦达峰、谭人凤和陈作新立即召开革命骨干会议，决定在10月22日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自己的起义行动。当天湖南省宣布光复，并在同日选举出新的领导人，焦达峰被推选为湖南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谭延闿为民政部长。原湖南省谘议局改名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几乎全为立宪派绅士，谭延闿当选为议长。因此，实际上由立宪派主导的湖南政权形成，正、副都督职位几乎变得名存实亡。10月27日，谭人凤抵达长沙，看见湖南谘议局绅士把持湖南政权，便迫使谭延闿辞去所有兼职。虽然这有助于加强革命党人在湖南的势力，但也加剧了立宪派绅士与革命党的冲突。谭延闿下台引发了立宪派绅士政变夺权的步伐，之后焦达峰和陈作新在叛乱中遇害后，长沙城内陷入混乱。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进行紧急磋商后决定推选谭延闿担任湖南省军政府都督一职。[20]谭延闿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的感染，1912年加入国民党。[21] [22] 湖南独立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策划“宋教仁血案”，孙中山随即主场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黄兴也致电湖南、广东征求谭延闿、胡汉民意见，起初谭延闿和胡汉民借故主张以法律方式解决，但在湖南省革命党人一片讨袁之声中，谭延闿被迫重新考虑湖南去向，并召开临时特别大会，然都是议而未决。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次日广东、上海两省宣布讨袁。谭延闿在激进国民党人的压力下，终于被迫在25日宣布湖南独立，通电各省，与袁世凯断绝关系，并在《长沙日报》发表《讨袁檄文》。但赣、宁军事的失败，黄兴的出走，使的原本并不坚定的谭延闿找到了取消独立的借口，随即在8月13日宣布取消独立，并“电达中央，静候处分”。湖南取消独立后，袁世凯命谭延闿入京待罪，又任命心腹海洋军次长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在黎元洪和熊希龄的说项下，谭延闿得到袁世凯特赦。谭延闿于1914年2月离开京都，潜踪于青岛、上海做寓公。[23][21] [22] 第二次督湘1915年，袁世凯自封为“洪宪皇帝”，结果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谴责。同年12月，孙中山的命程潜前往上海邀谭延闿加入反袁阵营。然而，谭延闿拒绝了这一请求。1916年，袁世凯去世，接任总统的是谭延闿的旧识黎元洪。黎元洪于8月4日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于8月20日再次回到长沙，重掌湘政。期间，谭延闿兴建湖南师资队伍，并振兴实业。1917年，黎元洪下台，冯国璋接任总统，段祺瑞重新掌握内阁权力。8月6日，段祺瑞调派其内弟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在湖南易督令发布后，谭延闿迅速电询西南各帅的意见。8月中旬谭延闿在长沙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武力抵抗。尽管西南军阀担心“唇亡齿寒”的局势，答应派兵支援谭延闿，但实际行动上并不积极。相反，段祺瑞的军队却源源不断地调往湖南，谭延闿见形式不妙，随后卸任湘督之职，再次去往上海。[24] 第三次督湘广州军政府内部，孙中山与桂系陆荣廷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这同时也加深了桂系与湘系部队的矛盾，不利于抵抗南下的北军。陆荣廷想要借助谭延闿在湖南的影响力从中缓和与湘军的关系，决定护送谭延闿回到湖南。1918年4月19日，谭延闿与陆荣廷在武鸣会晤。在谭延闿的努力下，桂系与北军吴佩孚开始互通消息，加速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化。1919年6月，北京政府派代表前往湖南，试图拉拢湘军程潜。然而，桂军截获了密信。谭延闿之后公开了这封密信。因此，湘军将领以“程潜通敌有据”的理由与程潜断绝了关系。程潜被迫离开湖南后，谭延闿成为湘南湘军的唯一统帅，他同时担任督军和省长职务，并以总司令的头衔指挥湘军。在谭延闿和赵恒惕的领导下，湘军于7月23日占领了湖南全境。战后，谭延闿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军事上，他采取“多建诸将而少势力”的办法，来削弱赵恒惕的权力；政治上，他借“湘省自治”来拒南抗北。赵恒惕因为权力被削弱对谭延闿心生不满，在1920年10月发动兵变。谭延闿迫于形势，于11月23日宣布离职，去沪养病。[9] 讨贼总司令追随孙中山1920年，谭延闿通过对三次督湘的反省和纵观时局的审时度势，他意识到了革命力量涌现的势头不可阻挡，政治立场开始向民主革命倾斜，1922年，他在周震麟的介绍下谭重新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孙中山受邀准备回粤，苦于没有经费，于是谭延闿筹集5万元银元，促其成行。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建立海军大元帅府，15日正在家中的谭延闿突然收到孙中山的加急电报，要他速赴广州。谭延闿到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内政部长。谭延闿刚刚就职就立刻派人回湘劝赵恒惕出兵参与广东的讨贼之役，但遭到赵恒惕的拒绝，至此，孙中山和赵恒惕的关系彻底破裂。 [25] 讨伐赵恒惕谭延闿在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前，就暗地里派陈嘉佑到湘西联络蔡钜猷为拥谭倒赵做准备。赵恒惕元怨恨蔡钜猷拥护谭延闿的行为，又垂涎于他辖区内的鸦片特税，于是1923年7月24日爆发赵蔡战争。25日，广东革命政府认为打到赵恒惕的时机已经成熟，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讨贼军总司令，着其回湘驱逐赵恒惕。8月6日谭延闿抵达衡阳，7日忽发通电，就任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然后又发表委任多件：宋鹤庚、鲁涤平被任为湘中第一、二两军长，谢国光、吴剑学被任为湘南第一、二两军长，蔡钜猷、陈渠珍被任湘西第一、二两军长。又任定省署人员，以姜济寰为秘书长，石陶钧为参谋长。8月下旬，谭赵在战于衡山一带。正当赵军前方进展顺利时，原本增援赵的部队经方鼎英、张辉瓒策动，反戈倒赵回师袭击了长沙，赵恒惕措手不及仓皇出逃。[26] 建国军北伐联军总司令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谭延闿被选为委员。同年，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并鼓动陈炯明进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9月4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北伐会议，决定调集湘、赣、豫军，以及滇、粤各部队，由谭延闿担任总司令，展开北伐行动。谭延闿召集湘军指挥官会议，商讨北伐战略，并向孙中山提交了一份军事报告，提出分三路向老隆方向前进的作战计划。9月9日，北伐军占领赣州，敌军退守雩都。21日，湘军攻占吉安。23日，谭延闿亲自前往赣州激励士气，准备从赣州出发前往武汉。25日，北伐军与敌军在吉水附近展开激战，但由于供给不足、弹药匮乏以及援军延迟等问题，北伐军面临敌军包围，谭延闿被迫于1925年1月起撤退至韶关。程潜部队也遭遇挫折，北伐军的军事行动至此结束。[27] 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28]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29]遂后蒋介石并派人送信给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告以将采取行动，宣布戒严。谭延闿等人见信后深感震惊，并与汪精卫商讨对策，又决定由谭延闿和朱培德两人共同前往阻止蒋介石的鲁莽行动，然而蒋介石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30] 后来，苏联顾问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却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影响了谭延闿和朱培德等人的态度。同日下午，蒋介石邀请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谈话，详细解释了他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经过，并最终获得谅解。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愤然离职出国。汪精卫出国后，由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30] 协助迁都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出师北伐的动员令。随着北伐战争由南向北推进，革命重心也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的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31] 年底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不顾迁都武汉的决议，要求迁都于他的总司令部所在的南昌。12月31日，谭延闿、张静江等10余人经过江西北上，路经南昌时遭到蒋介石截留。1927年2月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同意迁都武汉。[31] 3月10日-17日，武汉国民政府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谭延闿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洗上海总工会，公开叛变革命，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宁汉正式分立。[31] 助蒋再起1927年5月15日，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联合杨森，公开发动叛变，接着何键又指使许克祥在湖南策动“马日事变”。谭延闿惧怕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机到自身的利益，因而改变了原来支持工农的态度。谭延闿随着政治立场的转变，开始对蒋介石的态度有所好转。[32]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33]10月，在日本考察的蒋介石心系国内政局，力谋复出再起。蒋介石决定联合汪精卫以达到复出的目的。[34]谭延闿知蒋介石必定再起，也就顺水推舟和于右任、孙科等人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发表通电颂蒋介石自北伐来的功劳。1928年1月4日谭又亲自往上海接蒋。1月7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南京，9日发出复职通电。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党权和军权重新落入蒋介石之手。[13]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院长。[35] 人物逝世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26日，谭延闿被特任为国防会议委员，参与国家防务事务的决策。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73次会议推选谭延闿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并确认蒋介石等人为国防会议委员。1930年夏季，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而谭延闿则留在后方，积极调解各方之间的纷争，并组织“剿共”行动以削弱异已势力的影响。[36] 1930年9月21日，谭延闿前往南京郊外观看骑马表演，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于22日去世，享年51岁。蒋介石下令全国降半旗三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并派遣宋子文担任治丧办事处主任，拨款1万元用于治丧费用。谭延闿举行国葬，蒋介石亲自从汉口赶回南京，前往执绨，将他送葬于中山陵旁的灵谷寺。谭延闿的墓地庄严壮观，仅次于中山陵。[36] 人物成就联省自治谭延闿是湖南自治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他主张废止督军制度，实行民选省长，并推行联省自治，让湖南的事务由湖南人自决。为了推动自治运动，谭延闿于1920年7月22日发布了一份电报，宣布废除北洋军阀政府对湖南的控制，实行地方自治和民选省长制度。他还提议成立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湖南的自治法，并决定由省政府委派10人和省议会派11人组成委员会，起草湖南的自治法。然而，在制宪过程中谭延闿试图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包办制宪，遭到了民主派的反对。民主派认为湖南的自治应该是全体湖南人民的自治，而不仅仅是官绅的自治。面对舆论压力，谭延闿只能同意将起草省宪的事务交给全省人民宪法会议来解决，并委托省议会负责召集和组织会议。湖南各界人士共同发起了一场公民制宪运动，与官绅包办制宪形成对抗。他们商请谭延闿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代表龙兼公、毛泽东、朱剑凡、何叔衡、彭璜等377人联名发表了一份长篇建议，详细阐述了实现湖南自治的问题。然而，谭延闿对这些建议未予理会。最终湖南自治流产。[37] 督湘政绩教育谭延闿在教育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首先，他请求将国立高等师范学堂改设为湖南岳麓师范大学，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师资人员。他还下令全省重新审核各校的教师资格，并对不合格的教师进行辞退。他于1917年4月18日发布通电，要求在7月中旬完成第一期小学教师资格检定任务，遵循检定小学教员的办法和规则。其次，谭延闿通过经费资助的方式支持各地的教育事业。他派遣教育科员前往各地考察各校的损失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期赔偿受损学校，以确保各校能够迅速恢复教学。再次，他鼓励留学生，提供奖励和支持。尽管湘省财政困难，但谭延闿仍坚持按时向中国驻美留学生监督汇寄留学经费，以确保湖南的留学生能够安心学习。[38] 实业谭延闿在采取了多项举措来推动湖南实业的发展，以提升其经济实力。首先禁止吸烟、裁减军队和惩治腐败官员，以净化社会秩序。其次，谭延闿致力于兴办交通和优化实业建设，主张铁路商办以此来改善投资环境。此外，谭延闿还用公款支持兴办实业，促进了湖南新办工厂、企业和公司的增多。他为鼓励民族资本家投资近代工业，尽管湖南财政困难，仍努力寻找资金支持兴办近代工业。根据统计，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湖南新办和筹办的银行、工厂和企业公司就达到了25个以上，涵盖船舶、炼铁、开矿、制革、制造玻璃、畜牧以及土木工程等各个领域。谭延闿还认识到，培养具备实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对于湖南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于是倡议设立中等工业和商业学堂各一所，并附设教育讲习所，旨在为实业建设输送人才。[39]他收还回了日本从湖南掠夺的各种矿山权力。[39] 书法谭延闿自幼就练习大、小楷毛笔字，少年临池，就颇见笔力。弱冠时，他学赵孟頫、刘墉。后来师法颜真卿行楷尺牍，兼学杨肇、翁同。而立之年后，他专习颜真卿，并参考钱沣笔法。四十岁后，他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此后书风大变。谭延闿的楷书，伟岸堂皇。他尤以颜体楷书声名天下。榜书、小楷皆极精湛。庙堂之气凛然，犹弥且坚，沉稳储势，笔墨雍容，安静简穆。从外部形态看，笔力沉实，向内之力往下贯。笔画极具张力，富有弹性和韧劲儿。他是继钱沣之后，清代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就颜体的圆融和灵动来说，钱沣却不及谭延闿。可谓宋、元、明、清以来，谭延闿是写颜体楷书的第一大家。[3] 个人作品
人物评价孙中山称他“一时人望”；[3] 蒋介石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3] 胡汉民赞他“休休有容，庸庸有度”、“和气中正”、“药中甘草”；[3] 阎幼评谭延闿：“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和谭延闿的'柔愎自用’碰到一起，一刚一柔，互相利用，从无冲突；[3] 于右任评他“民国第一完人”；[3] 青年毛泽东曾称他为“乡邦英俊”；[43] 谢奄评价他：祖庵为一个诗书涵养之雅人，为一个审时度势之政治家。总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个绝顶聪明人。”[43] 家族成员
人物故事错失状元谭延闿幼有神童之称。自幼承家学，又随父亲辗转全国，师从各地知名学者文人，饱览诗书，24岁参加清末最后一届科举考试，高中会元。殿试时，他不仅文章好，且字亦极为漂亮，所以既有可能被点为状元，但因与谭嗣同同姓忌讳，慈禧改点了甘肃士子刘春霖为状元，一是刘春淼书法亦佳，二是大下大旱，刘春霖之名吉利。利谭被降为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3] 婉拒宋美龄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原为婢女，谭钟麟纳之为妾后，虽生子，任不得与家主同桌食饮，须站立服侍，谭延闿对此愤愤不平，视庶出为恨事，故有坚不纳妾之念。后来，谭延闿妻生一子三女，早逝。宋美龄美国留学归后，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并带谭认宋母为“干妈”。谭婉言回绝，笑言，老夫已经四十四岁，可做美龄的父亲了。[1] 好美食善烹饪谭延闿好美食。遍吃菜馆酒楼，行军打仗亦配两名厨师跟随。尤好鱼翅，几至成癖。某日，胡汉民设宴请谭，上菜时故意议论：“鱼翅有什么好吃的，就像没煮熟的粉丝，味同嚼蜡。”谭闻之诺诺。酒至半酣，胡汉民问客人是否需要添加何菜，众人说不需要，唯独谭延闿要求胡汉民多给些味同嚼蜡的东西，胡汉民大笑，旋令人端上鱼翅。[1] 谭延闿亦善烹饪，常于家中做珍馐美味，炮龙蒸凤，食者无不唇齿留香。家中聘有广东名厨曹四，最擅鱼翅，其味浓鲜不腻，其色金黄发亮，吃罢口中余味悠长。谭兴致好时，亦亲自下厨露一手。湘中名菜“畏公豆腐”“组庵鱼翅”等皆为其亲手所创。[1] [45] 药中甘草甘草有调和百草的功能，有人将谭延闿比作甘草，总结了其在明国政治中“混”的处事原则。辛亥革命后，谭延闿曾三度下野又三度主持湘政，被湘任称为政坛不倒翁。其次，在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举反袁呼声下，先是宣布湖南独立，痛斥袁世凯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又重新归顺袁氏。”时人谓其为“滚来滚去的水晶球”。蒋介石统治初期，谭延闿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以行政院院长职与蒋共事，严守“三不主义”：一不揽权，二不建言，三不拍板。混混于官场，津津于美食，孜孜于书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抱着闷葫芦不开瓢，往往“急死皇帝，太监却不着急”。凡遇大事，总是谭以国民党元老的声望调和矛盾，平衡争端，中和意见，最终或了了，或了而不了，或不了而了。故谭又有“混世魔王”“药中甘草”“伴食宰相”等诨号。[1] 庶出憾事谭延闿的母亲李夫人去世后，她的灵柩被放在谭家祠堂的后部，当灵柩出门时，必须经过祠堂大门，家族中的人认为非正室的灵柩不准从正门抬出。谭延闿仰卧在灵柩上，声称自己已经死去，要求从大门抬出灵柩，族人无法阻拦，只能顺从。[46] 为文化社题字谭延闿是担任督军、省长和湘军总司令，是湖南的领导者。此外，他的书法才华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因此毛泽东便邀请他来为新创办的文化社题字剪彩。谭延闿本可以不用接受邀请。首先，他们并不不相识，此外，不久前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谭延闿提出的“湖南自治”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这让谭延闿感到愤怒。然而，谭延闿却亲自出席了活动并为其书社剪彩。这个书社后来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内外的秘密联络机关。十年后，谭延闿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有关江西“朱毛共匪”于1930年8月攻打长沙的消息。他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叹息道：“唉，早知道会变成这样，当初我去为文化书社剪彩有何意义呢？如果早些时候派遣几个士兵抓捕毛泽东，又何至于今天费尽心思、动员大军呢？。”[47] 后世纪念墓葬墓址位于南京市宣武区中山陵东面数里处，墓碑立于灵谷寺东侧，墓园占地约300余亩。谭延闿墓于1931年始建，1932年落成。陵园建筑群由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关颂声、朱彬、杨廷宝设计，中泰兴记营造厂及蔡春记营造厂建造。陵园依次由龙池、广场、祭堂、宝顶组成，巧借山势，随山上下、因地制宜地布置了两座石碑，三重牌坊、纪念堂、祭堂和小桥、亭、榭、石雕多座，把陵墓建筑与园林布局有机结合在一起。陵园内，流水潺潺，绿树森森。墓园主轴南向通直，缓坡开阔绿草如茵，绿树屏绕，入口平台是汉白玉圆壁的睡莲池。坡上有清式云纹华表一对、石狮一对、花缸一对。墓前平台壁石刻有五福捧寿和八面玲珑的图样。十年动乱中陵墓宝顶被炸毁夷平，1983年以骨灰罐重葬。墓前祭台刻有西洋古典花纹，原为圆明园遗物，牌坊一组还来自清咸丰的顾命大臣肃顺的墓园，用料上乘，刻工高超。墓碑立于灵谷寺东侧，白玉石质，碑额上镌刻国民党党徽，徽下刻“荣典之玺”红方印和“国葬之碑”四篆字；碑身正面刻蒋介石题书的碑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公延闿之墓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日蒋中正敬献'。[48][49] 故居南京玄武区成贤街112号1幢建筑建成于民国时期，是近代颜书大家、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的故居。根据记载，谭延闿的家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将这座故居捐赠给南京市政府。政府在建筑上立了一块牌子，据牌子上所示，“该处原为谭延闿私宅，建于1927年。”该建筑朝向北方，采用砖木结构，呈现出西式风格。这座别墅共有两层，第一层前面有对称性的立柱，支撑着向前延伸的第二层。据传，当年谭延闿的宅邸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建筑群，内部包括假山、花园、水池等景观。在2015年，市相关部门对该建筑进行了评估，并确定进行维修。[50] 相关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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