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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驱逐北军出境后，湘军获得北军的大量武器，骤然发展成为南方的一支相当强大的武力。但是由于个人权力地位之争，湖南内部也和云南、贵州一样，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一九一八年年初，谭延闿在桂系的支持下回到永州，再任湖南督军。他赤手空拳而来，自觉难于驾驭诸将，因此表示他本人不长于军事，不能有多大贡献，此行是为与士卒共甘苦而来，是为向三千万湖南人民赎罪而来，一俟驱逐张敬尧以后，当以督军一席让予师长赵恒惕，省长一席让予湘南民政处处长林支宇。后来湘军发动驱张，实际指挥作战的是赵恒惕，谭以督军兼任湘军总司令，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湘军驱张成功后，谭仍然死死抓紧督军、省长、总司令三颗印把子不肯放手。以前“与畏公同进退”的谭氏僚属和旧友们，果然盼望到了“畏公三次督湘”的好日子，他们一个个“弹冠相庆”，于是湖南官场中出现了“元勋派”与“非元勋派”的高低等级。“元勋派”是指随同湘军退到湘南，当过几年“叫化官”的一些人物。“元勋派”中又以“马嘶团”最为得势，“马嘶”是因衡阳的马嘶巷取名，当年吴佩孚招待湖南代表住在这个巷子里，而充当代表的都是一些谭的心腹爪牙。“马嘶团”又有“马头”“马身”“马肾”“马尾”“马蹄”等称号，包括督军署秘书长吕筹、政务厅厅长刘岳峙、矿务局局长萧仲祁、榷运局局长唐支厦等。被称为“马头”的就是谭的幕僚长吕筹。 由于“元勋派”与“马嘶团”占居高位，把持政权，排斥异己，引起了谭系政客与湘军各将领之间的权力冲突。这些将领自恃在湘南吃过两年的苦头，现在才抬起头来，他们哪一个没有亲戚朋友，哪一个不想替自己的亲戚朋友谋求优差美缺，可是优差美缺都被“元勋派”和“马嘶团”占为己有，因此忿忿不平，认为湖南的“天下”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打下来的，而督军并无尺寸之功，不应享受胜利的果实。同时，他们本身还存在一种“取帽子”]的心理，希望谭实践诺言自动下台，让赵恒惕上升一级，大家都可以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 谭之所以一身而兼三任，也是具有深意的。此时各省军阀有的已经废除督军名义而改称总司令，但是多数仍然保持督军名义。所以谭既不肯放弃督军名义，又不肯放弃总司令名义，以便“面面不落空”。总司令和总指挥在职权上本来混淆不清，湘军攻下岳州后，赵即自请解除总指挥兼职，谭又认为此公“功高望重”，不宜加以贬抑，因而不敢批准。此时谭对赵的态度比前更加谦和，而赵对谭的态度也就比前更加恭顺。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假客气正是貌和心不和的一种表现。  湘军正规军共有一师三旅，师长为赵恒惕，旅长为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另有地方军十二个区，第一区司令吴剑学驻防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防湘潭、湘乡，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防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防零陵，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防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防醴陵、浏阳，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防郴州，第八区司令蔡巨猷驻防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防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防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防常德（副司令唐荣阳代），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防永兴。这些军官分为三个宗派：宋鹤庚、吴剑学、张辉赞、谢国光、陈嘉祐都属于谭派，周则范旧部蔡巨猷、刘叙彝、田镇藩三人也接近谭派；廖家栋、李仲麟属于程（潜）派；此外多属中立派；团长以下军官则多属赵派。这些军官在他们的防区内把持税收，任用私人，俨如独立王国。谭的政令只能及于省城以内，甚至在省城以内也还要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直皖战争结束后，广东又爆发了粤桂军的战争，善于投机的谭延闿看见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便发表祃电（八月二十二日），主张中国采取联邦制，实行民选省长。他认为“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又指出湖南人民在南北战争中受过重大的损失，“汤芗铭、张敬尧对待湘人，无异异邦异种，而今日直皖之争，川滇、粤桂之争，皆由地方观念而起。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祃电不但主张废除督军制，而且主张废除一切避其名而居其实的巡阅使、军区长、总司令等名称，以民选省长掌握一省军民两政大权，这在表面上像是最彻底的一种“废督论”，但是，如果进一步加以观察，就不难看出这是谭延闿耍的一套手法，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文人，当督军常被别人指责，如果实现这种主张，他在当选省长以后，就可以在实质上做到省长兼督军，避免另有一个掌握军权的人和他分庭抗礼，更便于借口地方分权，维持他的地方割据。 谭延闿和熊希龄都是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成立以来，君主立宪派转化为研究系，熊是研究系的“名流”之一。早在洪宪帝制垮台时期，研究系首领梁启超曾提出改中央集权制为地方分权制的意见，后来他自己加入了北方军阀内阁，才把这个意见搁置一旁。此时，研究系退出中央舞台已久，想分散到各省进行个别政治活动。因此，熊希龄又拾起地方分权的学说加以发挥，提出省自治法和联省自治方案，希望通过他的老朋友谭延闿，首先在他的故乡湖南推行。他接到祃电后，就立刻回答一电，劝谭不必等待国会制定省自治法，先由本省自行制定，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施行。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速成方案，当然符合于谭延闿的迫切要求。同时，熊还请梁启超执笔代拟自治法条例、自治法大纲及说明书多种，寄供谭延闿参考。 谭延闿在粤桂军战争中保持中立。他本来是倾向桂系军阀的，但因此时粤军势如破竹，他就采取了两面敷衍的态度。九月六日，他向粤桂双方进行调解，主张“幹老（陆荣廷）出而主持，以粤事还之粤人，确立粤省自治政府；竞公（陈炯明）爱国爱乡，亦当早息干戈，言归于好”。从这个电报看得出，他在调解粤桂战争中，还在贩卖联省自治这个政治“私货”。  这时，南北两政府都想把湖南拉到自己的怀抱来。九月一日，徐世昌授意研究系湘籍阁员范源濂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谭却用反对局部谋和，赞成公开议和的说法作为应付北方的手段。九月九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由上海来电，竭力劝告湘军出兵广西，捣桂系军阀的后路，以收夹击之效。这个电报对湘军与桂系的关系有所分析，指出桂系历年来怀抱“兼并湘粤”的野心，每次湖南战事发生，“冲锋陷阵均属湘人，克地获城则归桂贼”。国民党认为把湖南拉回到西南方面来，是团结西南、重组军政府的重要关键。因此，属于国民党的湘籍旧国会议员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均由上海回到湖南活动。但是谭延闿对他们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外界各方争取湖南的同时，赵恒惕一连三次请求解除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始终不敢批准。由于内外形势难于应付，谭感觉到省自治这块盾牌有提早拿出来的必要。九月中旬，他函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并且表示本人无意于长期掌握政权，只求省宪法成立，湖南人民可以避免南北战祸，他自己在中国自治史上留下光荣之一页，即当提出辞职。这是他所采取的一个缓兵之计。 但是，湖南先进人士认为湖南省议会长期未经改选，不能代表民意，反对议会包办制宪，要求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起草宪法。十月十日，长沙各界万余人在大雨滂沱下举行了市民自治运动游行大会，提出了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由人民宪法会议产生人民宪法，然后根据人民宪法产生正式议会和政府的请求。谭在群众的面前满口承诺可以接受，当然只是骗人的话。 十月上旬，湘西忽然发生了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军事叛变：林修梅自称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要求假道“援粤”。在此以前，七月十九日，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在澧县、慈利之间貌儿峪地方，被副镇守使卿衡派兵加以杀害，他的儿子王育寅在慈利县属东岳观起兵为父报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王育寅请求省方予以收编，并为父亲昭雪。谭延闿认为卿衡是省方所派官吏，拒绝收编王育寅军，并通电痛斥王育寅起兵作乱，应即缴械投降。王育寅自知声望不高，无力抵抗省军，于是将总司令一职让予林修梅，自己退居副司令，改称湘西靖国军。林修梅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湘南首先“起义”的人物，由于受到谭延闿的排斥，离开军队到广东，对谭怀恨很深。现在林修梅参加到王育寅军中来，湘西问题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这不但由于这一军事行动足以破坏湘军对粤桂战争的中立地位，而且有可能掀起湖南内部的政潮。这时驻粤滇军杨益谦部三千余人已经开到湘黔边境，湖北靖国军黎天才、蓝天蔚等部也从四川退到湘鄂边境来，这些军队都是倾向国民党的，如果打成一片，对湖南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题发生后，谭延闿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孙中山则劝谭与林采取一致行动，共同讨伐“桂贼”。十月十五日，林军进攻常澧，常德守军刘叙彝部和澧县李蕴珩部迎战失利，谭延闿急调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带兵前往应援，到十一月二日，省军先后攻下慈利、桑植、大庸，湘西问题才得到解决。  此时桂军已经退出了广州，国民党仍然希望湖南出兵广西攻捣桂系军阀的后路。回到湖南的国民党议员采取更番作战的策略，每天派一人纠缠谭延闿，催促他发出一个表明态度的通电，议员陈嘉会公然代谭拟就两个电稿，一定要他签名照发。谭不便明显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只得将电稿加以修改，于十一月一日通电否认岑春煊、陆荣廷取消自主的宣言，他在电报后面拖了一个尾巴，主张用联省自治的方法来谋求南北的统一。二日，全体湘军将领通电表明湖南仍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南北统一问题须由和会解决，但又声明：“湘省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干涉，亦不侵略何方；如有横加侵略者，必谋正当对付。”这两个电稿经过修改，显然与原意不符，而且自相矛盾，因为联省自治这个主张不是国民党所能接受的，而湖南实行“自治”，就是超然于南北范围以外，不可能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谭延闿还指使省议会发出主张联省自治的电报，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拒绝客军假道的电报，这些文电，都是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间接表示。 十一月十三日，湘北平江又发生了兵士闹饷戕杀长官的事变，被杀者为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谭延闿派驻湘阴的第三旅旅长鲁涤平、驻浏阳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带兵讨伐变兵，鲁涤平按兵不动，李仲麟态度不明。十八日，谭电召驻湘潭的第二区司令张辉赞进省密谋应付，但因兵力单薄，不能有所作为。原驻省城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与驻浏阳的李仲麟都是程潜的旧部，都是谭所要排斥而未及动手的对象。谭以第二师师长一席为饵，诱致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受其利用。谭所恃以维持政权的就是宋、张两部。湘西问题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林修梅，谭只得把驻省城的第一旅调去进行讨伐。有人认为林修梅到湘西是个调虎离山计，把谭的主力军吸引到湘西去，接着就有平江兵变发生，谭的另一心腹萧昌炽被杀，而此时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打平江变兵。平江兵变是具有倒谭的目的的，李仲麟就是兵变的主谋者和策动者。事变发生后，李仲麟与变兵所推举的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起来，以“除宵小，清君侧”为借口，进兵长沙，与第二旅里应外合地压迫谭下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谭只得授意省议会于十八日议决废除督军一职，谭本人也发出巧电遵照省议会的决议解除湖南督军，自任省长，并推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实行军民分治，“俾得一心民政，促成自治”。这个电报显然又是个缓兵之计，因为省宪法在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根据省宪法“民选”省长，总司令一职也要废除，谭仍可当选省长而将军民两政揽在自己的手里。以前谭把省长比作督军的“小媳妇”，表示本人决不做别人的“媳妇”，现在又自甘为“媳妇”而将军权交出，当然不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谭一面用缓兵之计和缓政潮，一面密电第一旅由湘西兼程回省，并电召驻衡阳的谢国光带兵到长沙，以解救他的危机。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三旅第七团团长郭步高、代理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发出“兵谏”通电，迫谭下野。第五、第七两团都是第三旅旅长鲁涤平的部队，鲁在事变中虽然表示中立，但是他的部队已经倒向联合倒谭的一面，因此形势更为严重。这个电报发表，长沙城立刻沉浸在极大的混乱中，所有“马嘶团”“元勋派”的人物纷纷提出辞职，再一次表示“与畏公同进退”。  二十三日，谭召集军政界和各团体代表在湘军总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谭希望赵恒惕或鲁涤平挽留他一下，他就可以不走，但赵、鲁二人都默无一言，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也都不敢有所表示。谭见形势对他不利，只得表示本人愿意下台，请赵继任湘军总司令，林支宇或曾继梧继任省长。他说他下台后决不离开长沙，如果在本人任内发现账目不清，即当自杀以谢湖南人民。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赵表示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城秩序，但并不挽留谭。他谈到于应祥以部下而杀害长官，如果我们不能加以制裁，也应当自杀，说着，他也哭出声来。鲁涤平最后发言说：“畏公（谭）是全国伟人而不仅是湖南一省的伟人。畏公表示高蹈，我们不应当以私害公。今天这个会议，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具有双重的意义。张振武是我手下的团长，我已经命令他不许乱动，如果有所动作，我也应当自杀以谢长官。” 会议结束后，谭向省议会提出了辞职咨文，省议会则称省长并非由该会选举而产生，此时也不应由该会批准辞职，因此拒不接受。二十四日，谭由总部迁回私宅，通电表示已经交卸总司令，并向议会咨请辞去省长，这个电报措词极为含混，并未表示坚决下台之意。接下去湘军将领纷纷发出拥戴赵为总司令的电报，只有蔡巨猷、宋鹤庚的联名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除表示拥赵以外，建议在省宪尚未制定以前，仍请谭留任省长，到民选省长产生时为止。 二十五日，赵在“三推三让”之后接受湘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日，省议会选出林支宇为临时省长，于二十九日就职。在谭下台的时候，省外倒谭各军怕中谭的缓兵计，一定要谭离开长沙，谭还借口料理夫人丧事，请求稍缓几天动身，也没有得到允许，谭被迫于二十七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二十九日，国民党军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且盼望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十二月五日晚间，长沙又发生了兵士闹饷风潮，变兵为第二旅第四、五两团兵士，曾冲进总司令部劫走现洋二万余元，并将什物捣毁，又到第一师司令部及赵恒惕私宅大事劫掳，赵逃至北门外美国领事馆躲避。但是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叶开鑫属于赵派，因此被变兵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第二旅旅长廖家栋，坚决不肯接受新职，并与到省不久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出面来劝告变兵归队，同时商会担任筹饷十万元发清十一月欠饷，以后按月发饷，七日闹饷风潮全部平息。廖家栋到美国领事馆迎接赵恒惕复职。长沙闹饷案与平江、常德两次闹饷的性质完全相同，系幕后鼓动者利用兵士们的经济要求，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是由于赵恒惕并非手无寸铁，所以他没有步谭延闿之后尘被迫下台。 关于处置平江变兵的问题，赵坚持被变兵推为第十二区司令的于应祥必须去职，以肃军纪。但在程派的庇护下，于应祥将第十二区并入第六区而改任第六区副司令。 长沙闹饷案结束后，李仲麟经常往来于长沙、醴陵之间。他在湘军将领中是一个最露锋芒的人物。此时谭派各军已经陆续调回长沙，因而发生了九个司令订立同盟对抗程派的风声。由于谭派“军师”张辉赞的建议，赵召集司令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军事会议，讨论湘军出兵援桂和滇军假道等问题。十二月二十四日，李仲麟应召由醴陵到长沙，当天深夜就与第四团团长瞿维臧等八人在私宅受到突击，被割下首级来，悬挂在理问街一带的电杆上。廖家栋也在被擒之列，由于他在闹饷案发生时竭力劝导变兵归队，所以赵派网开一面把他放走了。 二十五日，赵发表通电宣布李仲麟、瞿维臧的罪状，指斥他们“拥兵自恣，屡违节度，蓄意倡乱，约期起事”。从此程派将领全部被消灭，而赵与国民党军政府的关系也就显著恶化了。 李仲麟被杀后，于应祥化装逃走，不知去向。赵升任叶开鑫为第二旅旅长兼长沙戒严司令。此后，湘军谭、赵两派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湖南政局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湖南程派军人失败，对国民党的打击很大。如果程派得手，湘军就可以发动起来进攻广西，同时李烈钧可以进攻江西，南北形势必然产生有利于国民党的重大变化。不料此着失败，国民党的活动就只能局限于广东一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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