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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化发达”的东夷 从普遍意义上，我们对东夷有3种认知。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东夷，比如“夷夏世界观”，华夏在文化上处于中心地位，周边是蛮夷，因此“夷”带有贬低和轻视的意味。第二种是地理概念上的东夷，“东方曰夷”，东部沿海的诸多地域称之为“夷”。第三种是族群意义上的东夷。曾有很长一段时期，认为“东夷”只是文化和地理概念，但是，现代人类体质学和DNA检测表明，东夷是一个族群，具有相似的体质类型、文化、生活习惯。东夷人与百越人、百濮人、羌夏人等不同地域的族群共同构成华夏人的基本盘。  历史上东夷很强大，其活动贯穿夏商周三代，与来自于西边的羌夏奠定中华上古时代的政治文化基础。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里有很精彩的论述，此不赘言。而对中华上古史有深入研究者，无不承认东夷是个文化相当“发达”的族群。《山海经》中对东夷神话中的帝俊有很多记载，帝俊的后代扩散到很多地方建立方国，很多人发明了舟、车、琴瑟、音乐、舞蹈等。  以研究东夷著称的李白凤先生说：
作为东夷文化起源地的山东，从距今9000多年的后李文化起，到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表明原始东夷的发展具有延续性。这些考古遗址都说明，东夷文化堪称灿烂。在距今约4600年左右，以东系原始东夷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与西系原始羌夏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各自占据东边与西边广阔的土地，相互重叠、影响，可资证明东夷文化的强势。  但颇有意思的是，东夷在与夏的斗争中，始终一败再败。从传说时代的黄帝、炎帝、蚩尤开始，似乎就注定了东夷的命运。《史记》第一篇指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进入夏朝，东夷人多次代夏政，羌夏与东夷互有胜负，在斗争中不断走向融合。商虽是东夷的一支。但商在统一过程中，其征伐的主要对象还是东夷，甲骨文里不断出现征“人方”、“尸方”这样的字句。  正是对东夷的不断征伐，导致商的实力大大减损，而位于西方的周乘机崛起，当商在东方征夷时，周发动了对商的讨伐战争，慌乱中，商王只得把抓获的夷人奴隶编入军队，反击周的征伐。但夷人中途反戈，最终导致商的灭亡。待至周朝实行分封制，在东夷大本营建立齐鲁二国，东夷势力大幅度向胶东半岛退缩，但即便如此，莱夷、莒夷等国，还是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尤其是莱夷与齐国争夺都城营丘，青铜斧子砍成锤子，最终导致莱夷灭亡。  待至秦汉时代，东夷这个文化发达、军事强悍的族群，终于“消失”在中国典籍中！ 02 东夷为何一败再败？文化上有3个重要缺陷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必然要树立一种主体意识形态。《易经》有言曰：“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不同，因此通过不同途径、角度、方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倾向于这方面，那种文化倾向于那方面，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包罗人类思维的全部方面，而这也就注定了，不同文化对世界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在我看来，东夷之所以不断失败，在于文化上有3个重要缺陷。 第一个缺陷：东夷人崇尚自然 东夷人崇拜自然，信仰“万物有灵”论：太阳、月亮、山川、湖海，都认为是有灵性的存在。指物表神，因此每个自然物都可以呈现为神灵，引人膜拜。商是东夷人一支，商文化正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万物有灵论”渐渐上升为“泛神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鬼神所操纵，因此商人非常迷信，尤其对于统治者来说，凡事都要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吉凶。  商人这种信仰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是已经认识到世界有客观规律存在，人类的行为应该符合规范，惟其如此才顺利。但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非常模糊，天地运行的普遍规律没有掌握，因此这种占卜就造成了迷信。王国维说：殷周制度的巨大变革莫过于文化。殷文化是“鬼神文化”，周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文化，也即脱离“神权”走向“人权”。对自然泛神论的这种崇拜，导致东夷人天性自然，不愿意束缚在礼教中。有一个典型事例：齐国有“长女不嫁”的习俗，是家中主持祭祀的人，长女嫁出去不吉利。但周朝建立后，东夷女人的地位逐渐被周朝礼制取代，男尊女卑成为制度。  毫无疑问，东夷人这种崇尚自然的文化信仰，与讲究等级制的周文化相比，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第二个缺陷：东夷人缺乏大一统观念，在原始民主与家天下的对决中，以失败告终 东夷又称“九夷”，言其多也：徐夷、淮夷、于夷、嵎夷、鸟夷、蓝夷、白夷……由众多不同的部落构成。与此同时南方有百越、百濮，与九夷一样，也由众多不同的部落构成。西边有诸夏，也即从属于夏文化的也有诸多部落。但很有意思的是，诸夏后来逐步走向制度的统一，而百越、百濮、九夷等仍旧处于松散状态，这让诸夏在文化上走向统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换言之，东夷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在与诸夏的竞争中以失败告终，缺乏大一统观念是重要原因。而缺乏大一统观念的原因是东夷人信仰万物有灵论，比如齐国继承东夷文化，信仰的神有八位，分布在各个地理位置上，每个神各司其职，具有平等地位。而夏文化只需要一位神就可以了。 大舜是东夷人，后来做了夏的首领。从舜身上可以看出东夷人的性格特点。舜的父母顽劣，弟弟象桀骜不驯，为了让象独自继承家产，舜的父母几次谋害，都被舜以智慧化解，孝敬父母如初。后来夏的首领尧听说舜的德行，把帝位让给他。舜年老后又把帝位让给禹。可以说，这种原始民主之所以能实现，与东夷人天性柔顺，易于道御的性格有关，而性格的养成依赖于东夷万物有灵的信仰。东夷文化缺乏等级制，威信的建立依靠仁义、道德，而非权势。  然而，大禹继承夏统治权后，由原始民主制改成家天下，等级制和威权建立起来，原始民主破产。 周王朝在东夷大本营建立齐国后，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因此保留了很多东夷文化。 齐国分为姜齐与田齐两个阶段。与别的诸侯国不同，齐国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分权制。管仲强调依法治国，“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是客观世界的规范，法是人间社会的规范，法的要义是“以人为本”。这样就形成一个由天道、法道、人道构成的制度逻辑。“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国君立法，臣子执法，百姓守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因此，齐国的权力分配是：国君掌握立法权，宰相总管行政权，司理掌管司法权，大谏行驶对政府的批评权。这样，就让齐国的整个权力运作形成有效合力。  有一次齐桓公乘坐大船到海上航行一个多月，不理朝政，但齐国仍旧治理地很好。原因就在于齐国的各个管理者能够各司其职。管仲治理齐国时，齐国工商业很快发展起来，在诸侯国中率先成为霸主，齐国生产的食盐、器具、衣服等“出口”到各国。尤其是齐国服装成为当时的流行款式，“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联袂而往朝焉。”  春秋时代，齐国模式与东夷文化的“原始民主”思维不无关系。这也是夷文化（民本-人道）与夏文化（威权-王道）的最大不同之处。作为东夷人的孔孟，最终在东夷故地发展出儒家学说——应该认为是继承周文化的王道思维与东夷文化的民本思维后，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相互碰撞的结果。而齐国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盛景，与秦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的景象，完全形成相反的文化对照！ 齐国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非常松散，缺乏凝聚力，看不出历史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因此当秦国一统华夏时，诸侯国一个个灭亡，齐国作壁上观，最终秦国兵临城下，齐国回天乏力，干脆投降了。这就是过于自由散漫酿下的苦果！ 第三个缺陷：东夷人尚武、仁、道，知进不知退 东夷人尚武，“夷”字是一个身材高大之人背着弓箭的形象。东夷人尚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于东夷文化。东夷信仰神道教，指物表神，认为万物有灵，对商文化的影响很强烈。待至秦汉时代，故齐之地的人仍然具有浓厚的神道、方仙道信仰，黄老之学盛行，不喜儒术，因此方士大多出于齐燕。 这种独特的尚武、仁、道精神，塑造了东夷人刚烈、争强好胜的性格，一旦内在血性被激发出来就会勇往直前，并且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田横五百士可以做一个例证。这种性格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过于刚直又易于折断，不兼容的后果自然是走向失败。 总结 东夷文化的这种独特性：指物表神的自然崇拜、崇尚自由的原始民主、基于仁道的尚武精神，令东夷文化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3个方面也可以算是优点，但是与王道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夏文化相比，东夷文化缺乏内在王道强力的推行，优点就变成了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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