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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龟山东临长江处，有一石矶伸入江内，传大禹治水曾来过此处，故名禹功矶。南宋绍兴间，司农少卿张体仁在此建禹庙，以纪大禹治水之功。后同祀后稷，更庙名为禹稷行宫。至明代，因受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的影响，又建晴川阁。喧宾夺主，今统称晴川阁，实则为一景点紧凑的小园林，内有一亭，名禹碑亭。 
一，晴川阁禹碑亭 禹碑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制，刻于衡山岣嵝峰，故又称岣嵝碑。文字记载据说最早见于晋代罗含的《湘中记》：“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而在南朝宋徐灵期《衡山记》中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然之前谁也未看到过，也未见有碑文传世。唐代韓愈还专程来寻也未能见。可见所说禹碑确实存在过，虽不会为大禹所书，甚至与大禹无关，但就其与甲骨文、金文有相似处，原碑估也当在商前。然而有文记载，在南宋嘉定九年（1212年）间，蜀士何贤良（名致，字子一）在樵夫指引下，在衡山找到了禹碑原始碑文处，并临摹了下来。后过长沙时，何将一份禹碑临帖及另一幅柳宗元碑帖，献给了湖南转运判官曹彦约（1157—1228）。较真的曹彦约令衡山县查对此事，却并未找到禹碑碑址处，而且所献柳宗元的碑帖字迹，也与所查到的有所不同，（据称是因当年刚好剧冷，刻字因受冻破损变形）曹遂对此事产生了怀疑。无奈之下，何致遂自在岳麓山摩崖作碑，人称禹碑。其字状若蝌蚪，人皆难辨识；其文为9竖排，前8排每排9字，第9排5字，通篇77字。碑后小字跋文为：“右帝禹刻，南岳碧云峰壁间，水绕石坛之上，何致子一以论事去国寻幽得之，众谓虞夏之书，刊之于此，详记在山下”。何致说是在碧云峰(非“岣嵝山”)找到的原碑刻，而且作于虞、夏时期。但最终，斗转星移，岳麓山碑也被湮没，难寻其踪。一直到明代时的1533年，岳麓禹碑无意中又被发现，后来各地，特别是建有禹庙的地方，多有临摹制作的碑、匾。如今各地所见禹碑，也皆源自于此。
二，岳麓山禹碑 顺便说明，2007年中央电视台开办《走遍中国》专栏，湖南省文物局曾悬赏10万寻找禹碑原物。时有人说云峰村一块两米多高巨石当为所寻母本，1 9 8 4年时，连看带推测，还隐约可见碑文布局为竖5排，每排13字，另3排12个字，共77个蝌蚪文。不过再去时，巨石被一民房压住，并部分已被破坏。我也曾在网上跟踪关注，确实隐约可见上有几蝌蚪文。2015年决定拆去民房，我在一照片中，见一被掏空墙下的石面上竟有“望隐桥康熙戊午 (1678年)秋月僧君□□立”几字。(有文说为“戊戌”，我认为应为“戊午”)心中顿觉失落。然不知为何，此事竟无人提及并予解释。2011年，此石被罩一碑亭，并被列为湖南省级文保单位，成了一个景点。其说明词中多提到诸古籍所述到的禹碑址，暗示即在此处，然也未敢罔称为禹碑母本。
三，云峰禹碑康熙款之迷 据知，许多专家也并不认可此云峰碑(摩崖)即为所说最早的岣嵝山禹碑。试想，在此露天顽石上，浅浅的石刻，绝难经历数千年的自然风化。笔者也认为，此处原来确实曾刻有禹碑碑文，但似有几种可能：一是该云峰碑即刻于“康熙戊午”(1678年)时，摹本用的就是岳麓山何致的临摹本(1212年)，只是又予以重新排列。而且实际上，衡阳地区今所有见到的禹碑、摩崖，也都是出自于岳麓山摹本。二是云峰碑早于岳麓碑。虽其石上刻有“望隐桥康熙戊午秋月僧君□□立”，但或是清时建望隐桥时在此“禹碑”上又添加的题刻。而且何致临摹的禹碑碑文，也可能是出自于此处。当然，或许禹碑并非作于大禹时期，这也只是后人的误传，例如就作于罗含(292―372) 所在的西晋或稍前时期，而云峰碑确实为最早的禹碑……总之，此为一迷，也很难会有定论。
四，衡山云峰禹碑亭 且说清康熙年间，毘陵(江苏武进)文士毛会建逗留于鄂，也曾去到岳麓山临摹禹碑，并刻于汉阳大别山处。(当应指今晴川阁址，时无阁，为禹庙)其后毛游历西安等处，还在它处作刻。然而，大别山处的康熙禹碑不知何时遗失，于是乾隆年间又刻制了一块。但其后又被损遗失。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市政府决定重修晴川阁，恢复旧貌，只好又按照毛在西安学宫刻制的康熙禹碑摹本，回刻于晴川阁。(今西安学宫碑已失，西安碑林碑为后刻)此时，又把发现已断作了几块的乾隆禹碑残块拼接后，再与复制的康煕禹碑相背贴在一起，置于一亭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禹碑亭：其面西的一块为后仿康熙西安学宫碑刻；面东的为加过修补，重于粘合的乾隆碑原件。此即为按西安学宫禹碑摹本复制的禹碑，其碑文共有6竖排：前5排每排14字，第6排7字，通篇仍77字。其布局与前述的岳麓山摩崖碑刻布局不一，显然是为了使石碑显得挺拔，更趋美观。(今各地禹碑，以岳麓碑布局为多，但也有不相同的)碑后有一大段跋文，记述了禹碑从衡山―岳麓山―大别山(晴川阁) ―西安的传承过程。显然，原大别禹碑后不会用此跋文。今据网上查找到的西安学宫禹碑拓片照片，再与晴川阁复制禹碑的跋文相互对照，全文辨识如下：“禹碑为大禹所纪治水之事，原在衡嶽岣嵝山峰，古未有見者。韩昌黎字青石赤，拳蝌倒薤之句，特述道士口语耳。自何賢良為樵者所導，攀巗越涧得二，见輒碎，庴摹之，刻于嶽麓山，其文始傳。苐字大石廣，又皆駁泐（同“离”），難以榻取，好古者懸梯而上，勉爲钩填，而彼此異同，意象寖夫。建嘗親詣碑所，手自摹之，復參考世本，從其同者，刻于大别山，流傳漸廣。今觀西安學宫碑碣多種，而秦漢以上缺（碑作“垂夬”）焉，因再刻此碑。天下後世咸得大禹遺文為金石之冠，其釋文有三家：一楊慎，全设註于中；一沈镒，註于右；一楊廷相，註于左。大同小異，竝（同“并”）存以俟，博惟君子重加賞識云。康熙丙午秋日毘陵毛會建谨識。”跋文先讲古禹碑在峋嵝峰，又说何贤良寻得临摹之，并刻于岳麓山。(毛似认为何临摹的即为禹碑母本)而自已又去岳麓山“亲诣碑所，手自摹之”，然后参考其它摹本“从其同者”，“刻于大别山” (当为今晴川阁处，宋时为禹庙)。后又刻碑于西安学宫。禹碑采用了明代的三家释文：在每个蝌蚪字的下面，又刻有一至三个小字：中间为杨慎的注释，右、左分别为沈镒、杨廷相的注释，如果与中间杨慎相同时，则省略未刻。其实，古今对禹碑碑文注释者多，又决无定论，今仅将网上查得的杨慎注释抄录如下：“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堙。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五，复制晴川康熙禹碑 至于刻碑时间，跋文中述为“康熙丙午（1666年）秋日”，这应该是在西安立碑的时间。大别山的禹碑理论上应稍早一些。笔者又将目光投向了今晴川阁内另一通毛会建（字子霞）的“山高水长”碑，此碑题款为“康熙甲辰竹醉日(五月十三)”。康熙甲辰即1664年，比西安学宫禹碑早2年。因此笔者估计，原大别山的禹碑，可能与“山高水长”碑同为1664年时毛会建所题刻。顺说明一下，晴川阁西南侧旧时有毛会建亭、墓(墓址在原香瑞巷28号)。如今此地已全拆迁，但望他日能予修复。(墓碑似今在晴川阁内)
六，毛会建墓及自撰墓碑 此碑与康熙碑贴背并立，碑文排列布局与康熙禹碑同，但最后一行却为4个字，少了最后3个蝌蚪字。每个蝌蚪字下也注释有小字，但只有一个，与康熙禹碑注文不同。另外，若辨识无误，该碑首为“乾隆庚寅仲冬上澣”，即此碑则刻于1770年农历11月上旬。碑后刻字中间似有缺失，但有“李拔”二字。上网试搜“李拔”，果然查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李拔任湖北荆宜施道台……”， “李拔（1713－1775），字清翘，一作靖峤，号峨峰(碑上作峩峯)，四川省犍为县玉津人” 。这不由使我想到，在禹稷行宫下方，还有一通“荆楚雄风”碑，上题“乾隆三十五年岁在庚寅菊月”，下款“荆南观察使者剑南李拔舁题”。两碑从题字时间(1770年)、地名(荆南)和题字人姓名(李拔)相同看，两碑完全可“并案处理”。果然，经相互印证，此碑落款掉了五个字，另有一字至今仍难辨识，因此整句应当为“荆南观察使者□□李拔峩峯临”。(“□□”两字似为李拔籍贯旧称)稍作分析可知，此乾隆禹碑为碎片所拼，刚好缺失了碑文中最后的三个蝌蚪字和“观察使者□”五个字的一块。但如果随便加上几字，又不能保证与原来的字形相同，故且缺如。
七，晴川乾隆禹碑 此次“并案”，也对“荆楚雄风”碑的身世更加明了：该碑刻于八月(菊月)，即晚于禹碑三个月(仲冬)，而原简介牌称制作者为“李振义”，在人文网友的提示下，今亦更正改作为李拔了。另外，除汉阳晴川阁外，原武昌蛇山头处也有一通禹碑，是同治三年（1864年）间，按湖广总督官文收藏的禹碑摹本制作的。从一些老照片中也可见，在奥略楼前台阶下部处，就有一座禹碑亭。1955年建造长江大桥时被拆除。十多年前，我还在蛇山抱冰堂东南原十桂堂旧址院内陆坪处见过此碑。该碑石色赤，下部字迹已看不清，但从上部字体布局可推知，此碑碑文佈局不同于汉阳两碑，而是与岳麓山禹碑布局相同。后又去过几次也未见其踪影。拙意，如若还在，可否略加錾修，立于公园一隅，也算存其一旧迹―但愿不会被人填入沟壑。
八，蛇山官文禹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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