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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先生系国内著名的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及考古学家。《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里有一篇高明先生的访谈，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当时对编者心存鄙视，有些内容本不应出版。一个有着数十年专业教育史的口述史，本应该更多就专业内容本身进行探索思考，然而细读该书，几乎就是人事八卦史。此书从专业角度看，简直就是一本“秽书”，编者难辞其咎。现在发现网上已经有人对人对事予以点评，故转载，觉得以后其他学校再编，可以为教训。毕竟，人生最大的修养，就是包容。
两年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辑出版了一大本《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书中汇集了17位曾在北大学习工作过的老先生的访谈录，万千往事，娓娓道来，成为一部生动鲜活的北大考古系的“口述史”。 书中有一篇是对北大老教授高明的访谈，读来很有意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年近9旬的高明之所以能成为在中国颇具影响的古文字学家，纯属有着自学成才的“异禀”。据他本人所述，他来北大以前的经历与众不同。因为他是只读过两年小学的学徒出身，10岁丧父，14岁学徒，说是去学做衣服，其实就是一个给老板洗碗做饭带孩子的小佣工。后来就跟人开始从《三字经》自学古文。1949年到1952年为天津市劳动局干部，在读过王国维的著作与顾颉刚的《古史辨》后，便突发异想，辞掉了劳动局的干部工作，以学生身份考进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成为著作甚丰的古文字学家。访谈中，高明除去讲述了几十年来在北大考古系所经历的沧桑往事，还另外提到了一桩他本人不太愿意触碰的恩怨芥蒂。而这件不愉快事情的当事人，就是当年蜚声中外的古文字大师同时还兼任北大副校长的朱德熙先生（1920—1992）。
据高明讲述，那是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古文字会议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大学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会的有朱德熙、高明等三人。参会之前，每人先提交一篇论文，再合编成书。论文集中收有朱德熙的文章，是根据两个战国古印来考证战国官吏的论文。但高明从文中发现，朱德熙所援引的这两个战国古印却是后人伪造的，均为假印。高明说，朱的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很尊敬他，平常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好。因为担心在会议期间人家提出质疑，给他造成被动，于是就在开会前给他打了个招呼，说这两个印是靠不住的，如果真有人提出质疑，你自己要有所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高明的好意提醒却被误解了，朱德熙听了很不耐烦，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赝品？”高明讲了这两个战国印是赝品的三个原因，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表情很是反感。当时参会的有一个专门研究古印的香港学者，也看出这印是假的，原准备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高明去劝他不要提了，因为朱先生听了接受不了，会不高兴的。 令高明没想到的是，好心提醒的结果是直言贾祸，也为他以后提升教授闹出了好多曲折。第一次评教授，由于朱德熙不同意，高明落选。为此，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张政烺还当场与朱争论起来，但也无果而终。两年后，高明第二次申请教授，由古文字学界的著名前辈胡厚宣、张政烺写推荐材料，但作为评审组组长的朱德熙，又当场将其刷下。到了第三次参评前，考古系主任宿白找高明谈话，问他怎么得罪了朱德熙？由于前两次都是朱校长把你刷掉的，让高明去朱先生家赔礼道歉，说有什么错误，自己做一个检讨。因为系里只能推荐三次，两次都未成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再失败，提教授的机会就没有了，如不去道歉求其谅解，最后的失败自己负责。听了这番话，高明深感失望，因为此时他已有两部古文字著作出版，还被评为北京市教学优秀奖，却两次评审不过关，问题不在业务能力，主要是朱德熙在挡道。如果说因为指出假古印一事而得罪了他，那么，自己宁肯不要这个教授的学衔，也不去违心地把错误说成是正确的。后来这次评审的结果出人意外，高明是以20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的，经过几年折腾后，终成教授。后来，申报博士生导师仍需通过朱德熙这一关，但高明不愿再找麻烦，便主动放弃，未去申请。期间曾接到十多封请求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来信，由于他不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只有一一回复拒绝了事。 高明在访谈中说，后来朱德熙先生全家移居美国后，不幸患了癌症。李零教授去看他，回来告诉高明说，朱还主动提到了他，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颇有后悔之意。查考《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内有李零的一篇文章《最后的电话》，里面有一句提及，“例如他就不大赞同太钻牛角尖和认死理，甚至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苛刻’做法感到懊悔。”
其实，人都是有弱点的，听不得不同意见。利用职权挟嫌报复、给人穿小鞋，不仅是当下官场常见的潜规则之一，也蔓延至学术界这样的科学殿堂了。由此可见，在学问上堪称博大精深者，人性中犹存幽暗之处。正如西谚所言，人人心中都藏有魔鬼。但难能可贵的是，朱德熙晚年对此事能有所反思、有所懊悔，能认识到当年确实不该因为个人义气而对他人如此苛责。如此来看，对朱德熙先生，仍当以“一眚不掩大德”的古训论之。 附高明先生访谈原文： 大约1978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次国际古文字会议，自“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大陆十几位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北大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北大副校长朱德熙，还有裘锡圭。去以前把论文都写好，寄过去，开会之前将每一个人的论文合编成论文集。到香港出席会议的学者每人发一本，我接到论文集先看看有多少论文，谁写的什么问题。我看到朱德熙的文章，他的文章是根据两个战国印，考证战国的官吏，可惜这两个印都是伪造的，都是假印。我一看，就想朱先生怎么写了那么一篇文章，选的两个印一个真的也没有。他年岁比我大，资格比我老，我很尊敬他，平常来往还是比较多的。我以为关系比较好，怕在开会的时候人家提出来了，他很被动，我就到他的房间，想在开会以前给他打一个招呼，我告诉他这两个印可能靠不住，如果真有人提出来你自己做一些准备。没想到我这样做是做错了。我说你用的这两个印可能有问题，他好像很不耐烦，问有什么问题呀。我说这两个印可能是赝品，他说：“你怎么知道是赝品呀？”我就给他列了三个原因，在这儿不好说，后来我在《考古》1996年第3期发去的《说□及其相关问题》文章中讲了。因为他选的是山东齐国的印，齐国印就单是四个字，没有分隔线，而这个所谓的齐国印中间打着分隔线，一个字一个格，这是楚印的风格，楚国的印喜欢在中间打十字格，把四个字分开。正因为打十字格，伪造印的人不懂，把下面一个字的靠上部分给搁到上面一个字里了，比如把“高”字的一点一横搁上面去了，上面的字就多了一部分，底下的少了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你是一个教授，又是校长，这还用说吗？可是我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而且很反感。后来有一个咱们学校毕业生叫王仁聪，在香港大学工作，原来在故宫专门研究印章，他跟我说，这两个印是假的。我就跟他说，我跟朱先生谈了，他挺不高兴，我让他别提了。他想要在会上提出来，我说会上最好不要谈，朱先生他接受不了。后来就没有谈，香港会议就很顺利的开完了。 升教授的时候就因为这个事出了好多曲折。那时候英国伦敦大学请我去讲课，我没在学校，而且那时候评教授也比较严格，起码比现在严格。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搁，积累的时间很长，需要提教授的人很多，条件、要求也比较多。评教授的时候，考古系请了科学院的张政烺先生和学校的朱德熙来做评论员，除了他们两位外系的教授，其他的就是我们系的，像宿白、苏秉琦等。张先生对我没反对意见，朱德熙不同意，当场张政烺为了我跟他争论，但他有权，结果我第一次评教授就失败了。隔了一两年，我又第二次申请提教授，由胡厚宣、张政烺这些前辈给我写材料，结果系里面上报到学校，学校的评审委员会分两个组，一个是理科组，一个是文科组，文科组评审委员由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哲学系等的21个人组成，按规则有14票通过就算评选成功，13票就不行，三分之二通过。朱德熙是这个评审组的组长，当场就把我刷下来了。又过了一两年，我第三次参评，宿白就找我谈话，他问我怎么得罪了朱德熙，他是校长，是专管文科的。宿白说这两次会都是朱校长把你刷掉的。这个时候我两本书都已经出版，而且我被评为北京市教学优秀奖，不是业务问题，主要是他在阻碍。宿白就让我去朱先生家给他赔礼道歉，说有什么错误，自己做一个检讨。系里只能推选三次，两次都未成，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一次如果要是再失败了，以后就不能推荐了，提教授的机会就没有了。我从宿白那儿回来，我想如果说我得罪了朱德熙只是因为给他的文章提出使用假印的错误，我不愿为争取一个教授的学衔，把他的错误说成正确，所以未按宿白先生的意见去给他赔礼道歉，求他宽恕。 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是由历史系中的考古专业发展的，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宿白曾是专业领导，北京大学乃至全国考古事业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绩，宿先生的辛劳和功绩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他也有不足之处。宿先生对他属下的中青年教员要求比较严格，但对他们的培养、提拔及晋升不关心，不仅不关心，有时还阻碍。譬如我当书记那年，学校要在中青年教员中选拔一些业务比较强的尖子作为教学骨干，以备培养成专业带头人。学校领导经过调查，每系确认一二人，考古系指定为严文明。校领导除向我说明为何确定为严文明之外还发给一份材料，请系主任签署意见。在我们系的中青年教员中严文明比较突出，远比邹衡、俞伟超强，邹衡自以为是，俞伟超华而不实，严文明做学问扎实、严谨，所以我把材料交给宿先生，他拒绝签署。我问为何拒签，他只用一句话回答“他不够”。经过几次争论，终未被我说服。只好把材料原封未动退还学校。校领导甚感意外，他说别的系都想争取名额，你们系把已定的名额还退回来。关于我提教授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不是业务的问题，宿先生也知道是被朱德熙刻意刷掉的，他问我怎么得罪朱德熙了，我把情况向他说明，他并未在评审会上据理力争，执意让我给朱德熙赔礼道歉，并且说你不去道歉求其谅解，最后的失败你自己负责，我听了他的话甚感失望。 外系参加评审的同志告诉我，这次评审你是20票通过的，几乎是满票，只有一票反对，说明参加评委的诸位先生还是比较公道的。折腾了好几年才评为教授。有人建议马上申请博士生导师。要申报博士生导师，首先要经过朱德熙这一关，宿先生作为系主任对此并不表态，因此我不愿再找那个麻烦，主动放弃，未申请。在这期间我曾接到十来封信，有的请求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有申请博士后，因我不是博士生导师，故一一拒绝。后来朱德熙先生全家移居美同，不幸患了癌症。李零教授去看他，朱主动提到我，他说：“我不该对高明那么苛刻。”这是李零向我传述的朱德熙先生原话，还说朱先生有后悔之意。我想可能是他认识到自己用了假印，觉得我的建议并非恶意。作为考古系的主任，宿白先生对下属的培养和晋升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只顾自己，自扫门前雪，是否妥当？ 消息来源：亚洲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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