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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东茅，1968生，男，湖南桃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1990年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3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教育家张楚廷教授，并成为张楚廷教授在教育学领域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生，1996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师从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汪永铨教授，199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北京科技大学，后回北京大学任教。2002年晋升为副教授，2008年晋升为教授。2003年担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2009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1、因喜而急 我在2016年3月15号开始学习致良知，学习之后非常高兴，当天中午，我就对我爱人说：我们俩要一起学习致良知；当天下午，我就把我的学生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我们要开始学习致良知。 学生们感到很奇怪，很犹豫，但是老师让他们来，他们不能不来。于是四天之后，我就着急地带着14位学生开始学习了。这是我当“着急人”的第一个阶段，我想这个阶段应该叫做“因喜而急”——我高兴啊！ 2、因悲而急 我觉得世界上过得苦的人真多：孩子们很苦，家长很苦，就连北大的学生甚至教授都很苦。我怎样才能帮助这些苦海里的人？可能做千手观音还不行，1000只手也只能拉1000个人。我要变成一座灯塔，告诉大家岸边在哪个方向。我还要变成一个大喇叭，告诉大家要安静下来，用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游到岸上，否则，相互纠缠、挣扎，淹死的会更多。 这是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可以叫做“因悲而急”。自从有了悲悯之心，我就一直挺着急的，从最初的高兴马上就沉了下来，我开始好好思考要怎么帮助更多的人。 3、因事而急 很快，我就有了一个方案：我们可以发动贫困大学生帮助贫困地区高中生。我在北大、清华招了60多位贫困学生，他们来自江西、贵州、广西等地。5月1日，我们在清华成立了“传习路学业发展志愿服务团”，把这些学生组织起来学习致良知，计划让他们先学100天，学完以后，就把他们派到这几个中学里面，去帮助那些贫困高中生。 随后，我就受到了很多挫折：因为要考试，学生不得不中断这个计划。即使有一些报酬，也没能使他们坚持下来。我也去联系各个中学，但中学校长不相信：平白无故做这些事情，不会是骗子吧？所以中学也不配合。我急啊，我这叫做“因事而急”。 4、因明而急 再往后，我把很多心思放我自己的学生身上。我开始探索“水课”，要求学生每日三省吾身：不说谎、不抱怨、尽己责。每天读圣贤书，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水滴石穿的功夫“修”德；我要求学生写论文的时候，要对教育有“切肤之痛”，要念念不忘，把写论文当成一场磨炼自己的修行。 我意识到，我之前做那些事，多多少少都有点求名的成分在里面。做这些事有好口碑啊，可以得到学生的赞美啊。我意识到自己不明、不懂的太多了，要抓紧时间学习啊！我又着急了，所以这个阶段应该叫做“因明而急”。 后来，随着我慢慢明白一些道理，我又有一些新的着急了。我发现自己以前带学生的过程中有好多问题，因为我以前给学生主要就是讲专业知识、写论文，很少真正讲“德”。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相当于是一个加工厂，有很多产品不太合格，已经被推到社会上去了，所以我要把他们召回来。而且我真的把他们召回了，我要求所有我直接指导论文的学生，不管毕业没毕业，都必须回来学习致良知。有很多学生回来学习致良知了，到这个时候，我才逐渐觉得心里踏实了。 5、因爱而急 到最近，我又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组建涌泉学苑1701班的时候很顺利，因为学员都来自试点地区和学校。但是我组建第二个群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一个以北大的师生、校友为主的学习群。我在北大当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十几年，口碑一直不错。我想我总有一点感召力吧，而且致良知是大好事，我发个通知不说“一呼百应”，总该有不少人报名吧？然而主动选课的不到10人。这个时候我就有点急了。 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坚信学习致良知真的可以让人更幸福，所以我就真的应该把那些我敬爱的人请进来呀。于是我一个一个向老师们去讲，或者打电话，有的一讲就是两个小时。我说：你看，我们都认识一二十年了，你相信我不会骗你吧？就这样，又有一些人加入了。 其中有几位很有意思。有一位是旁听我课的学生，这个学生大概初中读完就到菜市场卖海鲜，做了四年以后，他就觉得要学知识，然后他就跑到北大蹭课。上学期听了我的课以后，就觉得特别好，一直跟了下来，也与我们一起每天打卡、每天读圣贤书。这个学期得知我们要继续学习致良知，他颤颤巍巍地说：文老师您说我能学吗？我说行啊，你赶紧来。于是他就进来了。 还有一位，是我们学院合同制工人，她在我们学院做了十多年的清洁工，兢兢业业，口碑非常好。她见到我就说：文老师，我知道您在学王阳明，其实我也挺喜欢王阳明的，我家里就有王阳明的故事（书）。我赶紧说：那你跟着我学呀。她说我怎么学得懂？我只初中毕业。我说没事儿，我看你勤勤恳恳工作的态度，你那个纯朴，就知道你一定会学得好，你一定要来学。我反复动员，打消她的疑虑，然后她也加进来了。我们涌泉学苑“有教无类”吧？当然，还吸收了不少“重量级”的人物，就不一一细说了。 到这个阶段，我可能叫做“因爱而急”。我真的爱他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生活从“小确幸”变为“大幸福”。前几天1702班举行了开班典礼，我讲话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自信地走向伟大。只有北大的师生和校友都伟大了，我们校长的“建设伟大的大学”的理念才能实现。 6、因急而急 回顾以上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我真的一直在“急”，各种急，是名副其实的“着急人”。那我将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早晨，来致良知四合院的路上，突然一句话从我脑海里蹦出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当一个人是小德的时候，会川流不息，跳跃不止，呈现非常着急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有大德的时候，就会像长江、黄河的水，静水深流，流量巨大，能量巨大。 我想，我以前急，可能因为还是小德。我将来想要变成大德，就要静下来，深深地流，要能“敦化”。所以，如果要描述我现在“急”的状态，我觉得可以称为“因急而急”。我不应该太急，有朝一日我真的不急了，说明我真的笃定了，我相信我们致良知的事业完全可以水到渠成。 一想到这儿，我突然觉得，“着急人”的境界还不够，真正的高境界要求我们回归到“召集人”。“召集人”是什么意思？这个“召”，就是“感召”，当我们变成大德之后，就有感召力，有感召力，就能感化人！ 将来我们作为致良知志愿者，不是因为嗓门大，不是因为做事多，而是“行胜于言”。当感召力提高以后，不用做任何事情，都能把其他人“化”了，这就叫“感化”。这才是要修的内功，是我要不断追求的目标。 所以最后我想说，我们是“召集人”，但“召集人”的职责不仅仅是打电话、发材料，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要为自己的内功不够而“着急”。当我们内功修炼好后，一定能够“水到渠成”、“大德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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