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止唐公刘沅第六子子维公刘梖文 朱之珩按，本文作者的见解多有不确乃至不乏错误者，如将槐轩所传静养功理解为气功，将子维公刘梖文的道医理解为对病人的心理暗示等等。但本文所引述的孙培吉日记所记述的槐轩事迹则是很珍贵的史料。期待《孙氏日记》的早日出版。 原题：《孙氏日记》所见槐轩学派事迹 文/尤潇潇、舒大刚 《孙氏日记》是近年我们从事《巴蜀全书》编纂和研究时发现的近人孙培吉所撰日记。孙培吉是晚清成都士绅，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孙治（1811—1876）字理亭，号琴泉，少时随“以砚田刑名为业”的父兄入川，道光丁酉年（1837年）举人，戊戌年（1838年）二甲第二十名进士，与曾国藩同年，官至三品直隶按察使，以二品光禄大夫、阿克苏布政使衔，卒于督办贵州捐粮任上，可谓仕宦名族。只是传到孙培吉时家道已走向没落，但依然诗书传家，忠孝继世，保持文化世家的身份。 孙培吉（1868—1942），字抱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举人，曾任荣昌县教谕；由清及民国，先后执教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川中初级师范学校、成都县中学堂、成都南城小学堂等校，教授国文、历史、伦理学及修身，并在家开课收入室弟子；工书法、国画，精版本鉴赏及岐黄之术；教授之余，毕生以藏书、读书、著书为是。著作颇丰，据其子祥瑜《孙抱和先生遗书目录》，培吉著作涉及文集、诗词、经史、理学、编纂、杂记、纪事等诸多门类，其中“纪事类”就包括《默室日记》89卷、《默室日记》序卷3卷，《双江重梦》《双江梦痕》2卷，共94卷。 日记分装94册，主要记载了他从18岁（1885年）到74岁（1942年）57年间各类事宜，有家族人士的往来，有个人参加科举和工作中的各类情形，有对当时发生大事件的评论探讨，也有作为晚清士绅对于文化的关怀。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成都乃至四川近代社会的一个侧面，特别是所反映的近代蜀学发展情况，对正统国史和方志文献都不记载的蜀学人物之活动，尤多鲜活的记录；尤其是与其有联姻之谊的双流刘氏，许多重要人物在其中都有颇多记述。所有这些，都可以丰富我们对近代蜀学的认知和了解。 近代的孙氏家族，虽然家道中落，但是作为曾经出过举人、进士、州官、师爷的家族，仍然维持着较高的门风和品第，成为当时成都的名家大族之一，故孙培吉纵然科举失意，宦途无着，仍然与当时成都上层社会接触较多，甚至联姻结亲，为师为友，其所记载颇能反映当时成都上流社会实情。加之孙培吉写日记出于个人喜好，“故而更具有真实性与人文亲情的立体感，于不经意间就较详尽地记录了一个宦官士绅豪门之家，百余年来由中兴、鼎盛、到分崩离析、寂寥的全过程；以及清末民初成都几大官宦、士绅、学人联姻家族——孙（琴泉）、杨（遇春）、顾（复初）、马（绍相）、刘（楚英）、伍（肇龄）、刘（豫波）、龚（道耕）、庄（裕菘）……等人文史话”。《默室日记》为代表的孙氏家族文献，“堪称不可再得、足以供当代与后来学人研究、采信的宝贵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珍贵文献”。 本文在整理校点孙氏日记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孙氏文献”，证以当时新闻报刊、档案资料，以及口述史料，对当时蜀学巨擘、槐轩学派代表人物，如刘沅、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等人事迹，进行大致梳理，以增加近代蜀学的研究史料，突显槐轩学派在近代巴蜀地区的影响和地位。 一、关于刘梖文 刘梖文，字子维，刘沅的第六子，是刘门教第二代教主，刘沅教业的真正继承者。刘梖文将刘门教从理论层面发展到实践层面。他的主要实践活动有三种：“一是以讲学形式传授气功，二是大规模地实行类似道教的斋醮活动，三是发展慈善事业。”（幽兰子按，刘门传授静养功乃大学之道，实非本文作者所理解的气功。而孙氏日记记载的也明明是静功。） 1.传授气功 为门人传授气功奥义是刘门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有关学习气功的活动在孙培吉日记中记载非常多。孙家的许多人都前往刘家学习气功，“二弟率三弟往刘子维处贽见，予春间亦有此意，后复终止。”“二弟屡劝予学静功，日前往刘子维先生处，为予言之，今日复来言，约二十三日也。”“到刘子维先生处学静功。二弟同往。”“予言及已学静功，刘夫子所教如何如何，洪夫子言往年所教者皆不如此，近来新有更改，二弟前往学时犹未尝改也。似不为旧法之善，因以旧法告予，诚较此为简要，二弟日前同往归来，亦但言其稍有不同耳。”“初八日，晴。到万子安太亲翁处拜生，惟见绍程。到刘夫子处，大姐欲学静功，而不便往拜门。予言试问刘夫子可否转述，夫子许可也。仍以夫子为师，予不敢也。所设尚多，兹不悉记。到郑星槎八叔处，未见七兄，予尚不知其字。”“十二日，暮晴，夜有月。及五弟到刘夫子处，为大姊领静功。”“自十三日，为大姊抄《学圣人局量》及静功各戒条，复又附录数页，今日尚未毕，明日当可完矣。因刘夫子言及'大柔和心等条宜看，大姊前见五弟所抄，亦曾有意抄之，予故为之抄也。”據学者研究，入门刘家学习气功的戒条，有五条、十五戒，“五条是：孝善为首、尊师重道、谨言慎行、见恒勤笃、勿许哄泄。十五戒是戒杀生、戒妄语等道德规范。”只有能够遵守这五条十五戒的人才能够被刘家传授丹法。在孙氏日记的记载中，家中有许多人前往刘梖文处学习气功，女眷不便前往的便让男眷前往学习，再回来转教。通过练习气功，凝神打坐，在应对当时成都混乱局势时能够保持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 2.诊病求方 孙家人不仅同去刘夫子处练习气功，家中有人生病也前往刘家求助诊病：“日久事多记不真，盖此两日犹有乱言，大姑母今早许为放焰口，晚即召文殊院僧放之，自焰口后果觉平静，然病尤重矣，二弟亦记得是如此也。二弟今日到刘夫子处请方不得，但云念《金刚经》《三元经》各一百遍，二弟遂已请人念矣，明日起经十二日毕，十三日而妇亡矣，予犹斋五日也，且云药方以清脾胃为主。”其实刘梖文在为人诊病的过程中，并非是完全遵循医理药理，在这些方面他也并不精通，只是将宗教仪式加入其中，对于病人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日记中提到的“焰口”是一种饿鬼名，而放焰口是一种佛教仪式，意在用法食令其饱满，有一种超度意味。孙培吉的大姑母在被施与这种法事后觉得心情平静、病情缓解，便是刘梖文通过宗教仪式对于病人进行心理暗示的作用；而通过斋戒念经则是起到对病人肠胃积食进行清理的作用。这些方法在当时成都社会中十分盛行。“日前在刘夫子处，夫子与二弟言及《同善录》，二弟欲买未果，予见街经堂有一部旧者，今日二弟过之，议未成，予买素书一本，钱八文，家中旧有此书，庚寅岁杂破书中卖去，记前本无注也。”《同善录》是道家的重要著作，刘沅在重刻善本《同善录》时将《经验良方》整理刊行，并著有《医理大概约说》。刘梖文也著有《圣余医案》。孙氏日记的这些记载足以体现出槐轩学派发展到第三代时，刘沅所创立的中医火神派医学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为时人诊脉看病已经成为了槐轩学派发展壮大、扩大影响的助推力。（幽兰子按，中医火神派为刘沅先生的弟子创立，而非刘沅先生创立。） 3.相关著作 在孙培吉的日记中，还有关于刘门族人或门人删节注书等内容的记载，如其门人刘恒典所注解的《庄子》：“予又于志古堂购《古文词略》一部，又同到守经堂买《庄子约解》及《棱严经注》。日前，闻五弟言，《庄子》乃一门内人所注，刻于威远。今守经堂有其书，系与守经堂易书者。来书无多，万幼程已买之，尚有一部，不记何名，即《楞严》也。此经予已买有旧者，今复买之，即此板也。在铺中，遇癸卯二弟同船之刘养堂举人亦至，甚觉面熟，问之果其人也。而注《庄子》者，即养堂令祖，若不遇，则不知矣，亦刘夫子族人也。予又为诸女买《孝经直解》五本、六侄女《四书》正文一部（志古堂），予买《官商便览一千种》一本（印书馆）。”“刘夫子处送国史馆撰《太夫子列传》刻本一卷。”还有刘梖文删节的《大洞经》读本：“昨在习吾处见无注《大洞经》单本，云系三巷子刘家送二百本，嘱寄陕者，予带十本归。其序言来自海外残本，予以注本校之，果无后半。今日问第春，盖刘夫子所删也。”“今日，见颜雍耆在京购《性命圭旨》一部，旧板也。书系方形，字外无边，价银四两。颜云本买二部，回川以一部赠刘夫子。又云太夫子所批即此本也。予云此书可添刻矣，颜谓昔曾提议，他日必有此举也。” 由此可见，在注解传播经典方面，槐轩学派的主要人物和门人都多有创见，除《槐轩全书》中所收录的经学类著作“四子六经”：《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礼记恒解》《周易恒解》《孝经恒解》；理学著作：《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正讹》《拾余四种》《俗言》；文史著作：《史存》《明良志略》《槐轩杂著》《壎篪集》；医学著作：《医理大概约说》；教育著作：《蒙训》《下学梯航》等外，另有未收入《槐轩全书》的《寻常语》《保身立命要言》《槐轩要语》《法言会纂》《经忏集成》《性命微言》《感应篇注释》《三圣句解》《省抄古文》《医理大概约说》《槐轩杂著外编》《遗训存略》。还有据孙培吉日记记载的诸如《庄子》《楞严经》和一些传统经书的门人注解本，多涉及道教思想类著作。发展至刘梖文时期的槐轩学派，其学术思想已经在蜀中影响深远。 4.中风去世 1913年，刘夫子患中风不久便离世，“刘夫子数日前在室中跌于地，近尚未出也。”“是日便道问刘夫子疾，其仆云未愈也。”“到刘夫子处问疾，见其仆，云稍好，然上下床犹须人抬也，盖跌后有似中风之状。”“十一日，上半日晴，未申间略雷雨，而阴晦异常。二弟来，既去。予又到南大街寓，及二弟到刘夫子处，夫子已仙逝，惟手足皆尚有脉，故门人等犹扶之坐几上也。”“到南大街寓，及二、五弟到刘夫子处吊，今日家成服，予等非为成服也，因外成服尚早，先送纸往吊叩头也。遇王养初在焉，来省已三月矣。”刘夫子去世后，与之交好的各家族族人都十分悲痛，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写送刘夫子祭幛，痛切山颓，予及诸弟、彭习吾公送。又写送张少坡太姻丈祭幛。”“十三日，晴。晨，及二弟到刘夫子处，吊开奠也。洪厚培来，亦吊刘夫子，便来也。十四日，晴。晨，及二弟送刘夫子殡，殡须由本街口过，予即于履谦门外待之，送至打金街口而归，弟送至东门也。葬双流县彭家场中元寺侧，太夫子墓在此也。遇熟人甚多，叶草如、胡鲁瞻，皆久不见者也。”孙氏日记对这些情景的详细记载，可以充分体现出刘梖文在蜀中名望之盛和影响之大。 刘梖文夫子作为接替其兄长刘松文的槐轩派第二代负责人，在他负责时期，刘门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基于“天之贵生曰德”的理论基础，强调人性本善，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时地方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经济凋敝、社会乱象丛生的年代，使一部分流离失所的民众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救助。不过，这却与辛亥革命刚结束不久的革新倾向背道而驰，成为保守的传统文化守卫者心中的一处荫蔽。 二、关于刘咸焌 刘咸焌（1870—1935）字仲韬，刘沅第四子刘桂文之仲子，是槐轩学派发展到第三代的主要负责人。据孙培吉日记载，刘咸焌是刘咸荥的弟弟，他掌理刘门教，亦被尊称为“刘夫子”。关于刘咸焌的研究相比刘咸荥的研究而言，少之又少，我们可以从孙氏日记中对其学术、生活有一个大概了解；而《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关于刘门教的研究，截止于刘梖文时期，孙氏日记所载的内容正好是对刘门教后续发展到第三代，也就是刘门教在民国时期发展的一种补充。 1.参加科举 刘咸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孙培吉前往道贺：“到刘仲韬处，贺中举喜，惟见其兄豫波。”后来诸多中试举人便同船参加会试，孙培吉前往为其送行，孙氏固然未中举，然其情谊可表：“洪育三来言，刘仲韬定期十二日行不可改，二弟、育三皆与同船也。”“二弟今日上船，予以其应日而尚须归，是以未送。四五弟及六七九妹等出城，尽日而返，并送五妹、育三也。同船者为刘仲韬、刘养堂、洪育三、徐耀庚也。”“二十三日，晴。到丁仲川处贺喜送行，未入。到方鹤斋处贺署成都通判喜，见之。到龚济侯处，不遇，见其弟建侯。到朱鹤泉处谢步，见之，谢其来吊也，初向予谢步时，朱往彭山嫁妹也。到刘仲韬处送行，未入。到洪育三处送行，厚培言其出不远即归。予候良久不至，遂去，方出门而遇诸途。”刘咸焌并未在会试中获得名次，并且在此次科举之后不久的1905年，清政府便下令废除了科举，孙氏日记中亦有记载：“十二日，晴。五弟及郑廪保到府学说号不成，顷之郑来言可托伍崧老，予往托之，崧老以电报示予，上谕立停科举也。自丙午始，乡会科岁并停，袁世凯奏也。”自此后，这些参加科考的士子便开始从事与自己学识有关的活动，多在学堂中任教。在刘咸焌还未接班掌管槐轩派时，便在多家学堂教书，与孙培吉作为同事，常有来往。 2.打理学堂 孙培吉请刘咸焌帮忙处理学堂之事，刘咸焌每每都为其思虑周详，“到刘豫波处，不遇，见仲韬（并见刘夫子），因问仲韬，昨言豫波系刘辛甫拔贡同年，予以前事托之也。仲韬言，并非深交，恐不成反失学堂事。予言予意在辞学堂耳，铁路事成否无碍也。仲韜云，如是，则可言也。”[32]“十四日，阴雨，夜有月，不明。十二日，予与刘仲韬、朱鹤泉字，两处皆有复字。刘云尚未得复字；朱云明日尚得于他处见先生（谓刘辛甫），再言之。十四日，亲来复信。今日，因雨未来，来字云稍缓，尚有借重。其前信云，铁路尚无位置，拟留堂教育。观此知铁路事固无望，而不知予意，无论铁路成否，皆欲辞学堂也。”然而，此事最终也没能办成，孙培吉仍留在成都小学堂工作，没能去铁路工作。 后来成都小学堂改革教学模式，欲请刘咸焌与孙培吉共同担任国文老师，刘辛甫校长亲自前往请刘咸焌授课。孙培吉因为改革课程想要辞职，刘咸焌也担心有抢孙培吉工作之嫌，暂时未允。“昨闻五弟言，此学堂国文欲请刘仲韬，刘辛甫往拜仲韬，未见。有一孙姓，到洪夫子处，代仲韬问予何事辞。盖斟酌就否也。……刘辛甫仍留予，予又辞让与陈凯唐兼之，因此次刘复欲将讲、改合于一人也。刘士先遂约予入其室，复再三固留，言拟将本、预两班国文分为二人讲，某班者即改某班（此法甚善），一班请予，一班请刘仲韬，仲韬尚未允，以夺予事为嫌，其意予允即可允也。予仍固辞，问：'何不即请陈？刘士先言，陈改学生不喜，不欲请之改矣。此次后，当不至再留矣。”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刘咸焌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他时常为孙培吉考虑，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且谨慎小心不愿与人产生嫌隙。正是因为他这种性格，使之在接掌刘门教后，得以将刘门教的慈善活动发展壮大，为时人所追捧。 后来，刘咸焌在学堂教授国文，不久便辞职，又推荐孙培吉前往教学。孙培吉亦颇受学生欢迎：“又见刘仲韬，知其亦辞学堂事。”“晨到龚向农处。昨日龚二姑在此午饭，言刘辛甫昨到向农处云：欲请予教国文，问予可否。予今日往问其详。盖刘仲韬固辞此事，后荐予也。予告龚云，若兼讲、改则止能任一班，若兼两班则讲、改或分任一门，龚言系丙、丁两班，课期甚殊，每月止一次，予遂允之。遂到刘仲韬处，仲韬云渠所教系乙班，即予前年所教预科也，甲班即予所教本科，已卒业矣。而龚云丙、丁或误记也，课期仍是月二次（两星期一次也），而龚云一次皆不合，予云或今年班有移易，刘云丙、丁系刘子孝教授，现无他故，不至移易。且乙班有来见仲韬者，仲韬已告之今年仍请孙先生矣，学生亦颇欢迎。”]刘咸焌的兄长刘咸荥的府中学堂缺人，刘咸焌也请孙培吉前往教授修身科目，并将《松阳讲义》借给孙培吉，便于其上课使用。（《松阳讲义》是清人陆泷为其诸生讲学所用，可作为当时修身一课的教辅书籍使用。）“晨，刘仲韬来，言其兄府中学堂，拟请予认脩身一科，予允之，然尚待与县中学商议也。”“晨，到刘仲韬处，仲韬言余苍一（舒，教务长也）仍欲请王又新（明新，现为铁路学堂监督，去年即在府中学讲脩身，各学多未讲脩身，自去年始讲，盖赵提学来始讲也），豫波意亦活动，即托余向王说，后得予复信，始复却之，予闻此言即固辞，而仲韬不可。”“本学堂课毕后，到府中学不遇余苍一，尚未见过也。晤纪、李二君并见刘豫波，予见此堂有不可居之势，遂到仲韬处告以县学课卷太多，意欲辞府学事。仲韬不可，并借《松阳讲义》一部与予，以为讲修身之用。”但不久之后，孙培吉因为精力不够，想要辞职，“予在学堂写一函与刘仲韬辞事，遣价送去，予遂归家，则府中学昨日已送束脩来矣。”“到学堂，始知昨午刘仲韬来堂会，予不遇。今午予复归家作一函并关聘、束脩遣人与仲韬送去。夜，仲韬复亲自送来，辞之不得。予实恐时间太促，精力不济，非有他意也。又不获辞脱，奈何奈何！”由于刘咸焌仍旧挽留，辞职之事便被搁置，刘咸焌在处理学堂事宜时，尽心尽力，对于孙培吉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诸多支持。 “府中学送授课表来，仍多二点钟，昨日刘仲韬已言不能尽合班也。尚有两点与县中学相冲突，须再商也。”“予今日已出，明日又系星期一，本拟到堂，因下半日仍多风，故又缓一日，与县中学函告之，府中学事予仍欲辞。今日寄刘仲韬一函，共四纸，尚不知如何复也。”“予因初十已与刘仲韬字辞事，故前一星期竟未到府中学，前数日中张立先与二弟一函，弟遣人送至学堂。予阅之，乃刘又到张处，托其再向予说。予又令二弟到张处复之，张再三代留，谓刘亦有所不得已，仍未辞断而归。二弟谓予或去或不去，总须再复刘一信。今日县学课毕，府中学尚有三堂，予未到堂上课，到刘仲韬处面辞，仍不可。云此时事有万难，即辞，亦须待下期也。此次已第六次辞矣。”“由县中学到府中学上课，因监督未在堂，复到其家见之。刘豫波云，即使劳不过来，每周虽不足五钟，亦无不可，此事豫波、仲韬两姻丈屡次固留，予固欲辞，实无以对之。然予亦有不得已也。”“彭习吾来，前日彭来临去已出言，昨晤仲韬论予学堂事，劝再去云云。”槐轩学派在成都设学塾教学，“十三日，二弟即往代说，刘夫子许之。刘夫子欲令予明年为“尚友书塾”（即设延庆寺内）教员。十九日，半晴阴。及二弟到刘夫子家中，言在延庆寺相见，予等遂先到寺候之。及晤问及书塾事，则已任刘惠愚矣。夫子日前本言拟任惠愚，因惠愚现处馆，恐辞不脱，故约予；若能辞，则仍以惠愚为之，今辞脱矣。” 孙培吉一再辞职，前后共计六七次，刘咸焌、刘咸荥兄弟二人一再挽留，然而最终孙培吉还是辞去了府中学堂修身课教习工作，后来又辞去了刘家在延庆寺设立的尚友书塾的工作。从这些记载和孙培吉在学堂、书塾教学事一再纠结不定的往来事件中，可见槐轩派在刘咸焌执掌期间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寺庙成为其活动的中心，不仅在其中进行教育活动，也常年在延庆寺进行斋醮活动，延庆寺遂渐变成了刘氏家庙，成为刘家宗教活动的中心。另一处观音殿由刘家重修之后，也成为一处更为大型的法会举行之处，每有法事都声势浩大。在这些地方除了举行宗教活动外，也举行慈善活动；并建立私塾，请当时有学识的人担任教员，深受欢迎。 3.医学成就 槐轩学派除了学术和宗教活动以外，还以医理著名。火神派医学为刘沅所创，刘咸焌继承了其祖父的医学造诣，常常为人们诊疾看病。孙氏日记中记载了自家和别人家前往刘咸焌家中求医问药的诸多事迹，知其在诊病过程中不仅为病人开药方令其服药，更是让其誦经供烛，用心理慰藉的方式辅助其诊疗：“晨到刘仲韬处请叩方，刘辞。”“晨，到张立先处问方，因九女夜间究不宁静也。张意仍欲叩方，言须强刘仲韬而后可，予请其先容，张以此刻即须下乡又有通缓，不如即同到刘处，遂同往，刘允之。午后，由张第春处送方来，并须诵经、供烛等事。刘与第春函，云如须即办，一切即由吾甥代办可也，故此后每托第春事也。向暮，予到第春处问申文等事，遇仲韬于涂，遂同往，并见立先，商久之，未定何日供烛也。经予亦不能自诵，亦由第春代请羽士也（惟自诵《心经》）。张、刘诸君数十人现在圣寿寺济幽，十五日圆满，本可附设供烛，而予十四日有事，经尚未诵，故只得从缓也。九女今日始服范蕊生方。”孙培吉的九女患病，夜间不得宁静，第一次前往刘家请刘咸焌看病，因为刘咸焌要下乡而被拒绝；后来到另一位姓张的大夫处诊病不见好，又再次请刘咸焌诊病，除了日常药方之外，加入诵经供烛等仪式，不久九女之病就得到缓解。当时的这些士绅家族乃至平民百姓生病，都偏向前往刘家求方问药，通过药方和宗教活动仪式结合的方式得到身心的双重治疗。 “习吾自去腊底回双流，四月来住数日，复回双，今始又来也。大女去腊廿一、二日即回双，亦四月来住十余日，秋间大病一次。七月初六，习吾托张文光上省，在刘夫子处求药方。予闻庞姓（习吾佃户）言，往延庆寺访之，不遇。及晤刘夫子，并遇王石君。次日，予又到刘夫子致福楼上晤张，并得见所求药方也。此次大女以病初愈，未来。”“昨大女归宁，言习吾病复发，欲请张立先诊视。今晨予往张处，不遇。归又与第春函问之，复言不能去，予固知其不能去也。予又函告习吾，并送《挽回劫运要言》廿本，托其代送。习吾请予一往，予到其处，午饭归。习吾向请万子虔诊视，万亦刘夫子门人也。”“及二弟到刘夫子处，为三女改药方也，见焉。”万子虔也是刘门的门人，除了这位精通医理的门人，槐轩学派还有四大门人，分别是钟瑞廷、李思栋、孙海山、刘恒典。刘恒典就是前文所讲注解《庄子》的门人。 四十六册每每提及刘夫子，孙培吉都在讲自己或者家中亲友前去刘夫子处请开药方之事。往后数册皆同此样，刘夫子给人看病开方的记载足有好几十处，足见时人对其信任。刘咸焌常常坐诊延庆寺中为人们义务看病，并有固定药方提供各类药物，穷人也可以前去看病。以这样慈善的方式，刘门教扩大了自己在老百姓中的影响。 4.宗教活动 刘梖文去世后，其门中事务便由刘桂文之子刘咸焌打理。当时刘门教除了上述提到的看病诊脉、教书诵经等外，还有传授静功的事业。孙氏家中之人也继续前往刘咸焌处学习静功：“在三姑处坐良久，三姑屡劝转拜仲韬以便复理静功，今日言之尤力。”“予之无意静功也，以为当此乱世，性命非吾有，何有于道？昨归试一坐，今夜定意与刘仲韬拜门，托二弟先容矣。”在军阀混战的乱世局面中，连一向不愿学习静功的孙培吉也投入刘咸焌门下学习：“予及三、五弟始受业于刘仲韬夫子之门也，二弟、六侄在前已受业矣。”继刘梖文后，孙家人又继续受教于刘咸焌，也尊其为“刘夫子”，在刘咸焌的带领下，众人每日打坐静修，以求内心平静。 孙培吉在后来的日记中还记录了除练习静功以外的其他做法事的事宜，如在延庆寺设坛开示众人和带领众人诵经等：“前月廿四日，刘夫子在张仲谦处，王真人降示令：'约同道数百人，不分浅深功候，但以一片自保天理之心时时推及天下，要真要久云云。今日在延庆寺上疏，予等未去，皆各人在家祷告而已。”在刘门教中，弟子不分功力深浅都能参加教派组织的设坛集会，在集会中各人为自己祈福祷告即可。 “初三日刘夫子在张仲谦处设坛，今日二弟以所谕示予。五弟言刘夫子复要予《打牌歌》，今日抄呈。”“刘夫子今晨在张维藩处设坛请笔。予日前闻之，欲一叩前因后果，商之二弟，弟以为可。止二弟乃自为予问，既始示予。其问辞云：'孙桐吉痛悔己罪，为胞兄培吉恐因前愆，致多阻滞，祈恩示如何解救？示云：'孙生培吉前愆甚深，得罪名教，几堕前根，天悯其悔，再降为人，付以灵性，补伊前根。今知信道，自信私心即是伊罪，代悔要真。尔孙桐吉何幸入门，孝弟大端，好好用情，每日代诵《南北斗经》，一年之后自见分明。”[58]这段记载是孙培吉本人亲自经历的一场法事，法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在这场法事中，刘咸焌将其个人前世今生之事一概论及，认为孙培吉以前一世有所罪孽，此世当虔诚诵经，经受磨难，方能得到解脱。通过这样的一种救赎、赎罪的方式，使门人弟子信服于门派学说，积极修炼。 “二弟日前即叩问：'中元荐祖诵何经？今晨刘夫子在仲谦处设坛，示诵《大洞经》。示中言：'弟兄须相勤勉，并为家人讲说，勿谓自己做不到云云。'做不到一语正予等所常叹者，真如见肺腑也。又言家中不久有吉事。予不敢奢望，只求无祸足矣。”刘咸焌四处设坛叩方，宣讲槐轩学派的思想。孙培吉在梦中亦对其思想有所领悟，足见其在当时的成都多么深入人心：“昨夜予不寐，至五钟始就卧。梦见刘六夫子。元旦未见人先得此梦，或亦吉兆也。又二十八夜（即此前一夜）梦见一人，谓是刘夫子而又非也，示予三条：一曰景行，二曰（记不真矣，似是禅定等字），三曰圣功。予以为不伦类，其人又告予数语，予豁然有悟。所悟如何、所告云何，醒即不能忆矣。”前往刘仲韬夫子处学习静功、参加各类宗教活动的人非常多，日记中几乎每册均有记载，足见其影响范围的广泛和影响时间的持久。 5.书画诗词 刘咸焌作为成都上流士绅社会的成员，不仅仅具有宗教教派领导者的身份，同时也是上层社会诗词文章唱和的成员。他常常将各种书借与孙培吉：“自十月初五拜门时，夫子即以校新刻《史存》事相委，今日始将书交与予矣。”《史存》乃刘沅所作，其毕生所领悟的哲理已蕴于其中。 “夜，张运甥以函送刘夫子《申大士东岳》文稿来。”“日前来所说其和刘夫子《孔子生日诗》，今日又来示予，又交缘簿一本，又以二仙庵今年新刻《感应篇注》借予观。其来非无事，因已见予，故不入，其足跛难行也。”“刘夫子授予新刻《放生征信录》一本，楷书甚工，约十纸，今日由五弟交予，即以送友诚。友诚云张立先已送之，予云此本即以转赠东荪可也。”这些当时流行的书籍，刘咸焌得到或重新翻刻后都会赠与孙培吉，与之分享；而孙培吉又会将之转借他人，使得这些书在成都士绅社会中流传，很受欢迎。 刘咸焌日常也喜好作诗，每有感悟总是提笔赋诗一首，这些诗被他的门人收集起来，并传播给其他人：“大女到刘夫子处带夫子一诗回，近日游新津天社山作也。”“五弟以《拔室遗墨》示予，拔室，颜雍耆也，张石甫所印，弟得于刘夫子处。一册十数页。”“又五弟赠刘夫子《正道居》诗一册，只三首刻本也。即日钞存之，因七侄即须与刘夫子送去也。段祺瑞作。”这些书中涉及的义理之类很多，读之使人明智，可见槐轩派的主张便在于用心性之学使人凝心静气，方能得道。 孙培吉继承了其祖父擅长作画的天赋，当时常有交游之人请其书联画扇，孙氏常有拒绝之时；然刘家所请往往应允，并尤为重视，对于自己无法胜任的工作还十分内疚：“去年有人送刘夫子折扇一柄，夫子欲请徐子休书，命予画，五弟向予言已十余日矣。”“刘夫子扇初六书画就，今日染草毕，亲送到刘夫子处，并晤豫波先生（又于夫子处遇张朋南）。”“往年为刘夫子写戒条仅二十八纸，今虽欲续写因力不及矣。今日（二十六日）以交七侄转托万宜生代呈刘夫子，并道所以致歉之由。”与龚道耕一样，刘咸焌所代表的刘家也是孙培吉所十分珍视的人情关系。每当刘家有所需求，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奉献自己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才华。在士绅交游中孙培吉的这种取舍能够看出他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好恶。刘家、龚家这样的大家族是他内心所倾慕的家族，便会以书画诗词、书籍互赠、相互请托来保持密切的关系。 1935年，刘咸焌中风发作，“初五日，晴夜见月。妇闻刘夫子中风旧疾复发。”在这之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孙培吉所在的孙家与刘咸焌所在刘家交游甚密，刘咸焌掌理槐轩学派时，正是孙培吉思想转化的阶段。面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孙氏心中惴惴不安，而槐轩学派在这样的局势下，广罗教众，日益壮大。孙氏逐渐开始放弃往日的儒学坚守，走向入道槐轩之路，即“以儒为主，兼及佛道”。 三、关于刘咸荥 刘咸荥，字豫波，民国五老七贤之一。据研究，刘咸荥在民国五老中属于“功名不甚高，较早就绝意仕进，一意教育”的人，刘咸荥在担任成都府中学监督后便不再汲汲荣进，一心投入教育。“刘咸荥所教弟子中，成名的有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李璜”等。他因为弟子众多且有成就者甚多，所以深孚众望。关于刘咸荥的记载相对较多，在其学生的回忆录中，或者是对民国五老七贤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孙培吉日记于此所载材料却不多，一来是因为孙培吉与刘咸焌关系更为密切，二来是因为刘咸荥无心刘门教派事宜，自然与常年在教内活动的孙培吉来往偏少。不过，从这些为数不多的记载中，我们却能够看出刘咸荥热衷教育、宁静淡远的生活情态。 1.学堂教学 刘咸荥自科举废后便一心从事教育，在家中学堂和成都府中学堂都曾从事教书育人的活动。据孙培吉记录，刘咸荥为学堂之事操劳不已，常常与人谈论学堂利弊，以期整改：“二十四日，阴，有微晴时。天初明到藩署太早，候良久，始开头门，在官厅又候良久始见客。头班既入见，予为二班亦随入，又在二堂侧之客厅候良久，待头班出始入内客厅。见许方伯涵度，谈及学堂之弊。同班见者三人：一刘豫波、一黄子楫。予到官厅后黄即随至，本即验看二人同见。刘谢委达县学亦继至。予知刘必得见，以有予同在学官也。达县学月八十千钱，而刘不愿，得缺，甚以为苦，托人代辞。人又谓上宪好意，不与之言，刘不得已欲到任后再设法回省也。”刘咸荥一心忙于家中教学之事，对于外出工作往往一再推辞。他聘请孙培吉担任学堂教师之后，还亲自陪同参观，为其教学助力：“初七日。晴亦有阴时。到延庆寺文昌会也。此次初在钟离殿，殿去年始落成也，余殿为学堂矣。第十二学堂月初始开，旧有一艺徒学堂，皆刘家所立。予未午饭即欲去，自大殿出，门未启，恰遇刘豫波至，先导予观学堂，送予自艺徒学堂出。”刘咸荥在成都府中学堂时，还聘请孙培吉前往教学伦理课：“二十日，阴雨。到成都县中学行开堂礼，酌后归。刘豫波来拜，予尚未归，二弟见之，留关书而去。其堂九班学生合为五班。讲伦理每星期五钟，每月二十元也。”孙培吉在伦理学教学中的作用得到了刘咸荥的肯定，在后来孙培吉欲辞职的过程中，刘咸荥与刘咸焌便多次挽留，想要为自家的学堂留住这样一位受到学生认可的老师。 在孙氏日记中还记载了一件关于学费的逸事。刘家的学堂并非慈善的教育机构，孙培吉曾为家中亲戚请求刘家兄弟二人允许子弟缓交学费，然刘咸焌以欠费人数众多而自身无暇应对而拒绝：“彭习吾并言农轩叔之四子在成都府中学堂，现因缴费迟误，该堂不收，嘱予向刘豫波言之，此事亦殊为难也。”“刘仲韬来函，云系因宿室不足，故以先后交费为准，如此者不止一二人，故碍难通融，以后尚须设法办通学也。”因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刘家众人关于办私学免收学费进行慈善活动的想法有了萌芽，并在槐轩学派发展至鼎盛时期得以实现。他們这种以慈善为主的教学、医疗活动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越来越多的人来参加学习，接受治疗。刘门教日益兴盛，声势浩大。 2.门生众多 刘咸荥一生都倾注在教育之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他的学生、四川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李劼人就在《敬怀刘豫波先生》一文中写道：“刘先生平生除了教学，除了以文章劝人，以书画感人外，也是不搞政治的。”并且称赞“刘先生是真名士，故为人和易，而乐于与晚生小子接近；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恬淡自处，而不忮不求；即因刘先生是真名士，故能胸襟洒落，而视人人为善人，视当前龌龊社会为暂时过程，而认儒家的大同世界，不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刘咸荥一生恬淡自若，教书育人，也不愿意参与刘门教中事务，孙氏日记中多有关于刘咸炘作诗绘画、写就文章的记载：“二弟于守经堂遇刘豫波，豫波以《自娱集》、五绝诗一百零四首、《静娱楼楹联》各一册相赠，上题云'赠抱和昆仲。予读其诗，一服清凉散也。”在孙培吉看来，读其诗作，如服清凉散一般舒畅自如，故刘咸荥每有诗作产生，孙培吉都争先求阅。“于梨花街遇刘豫波，谢其惠诗，刘言尚刻有咏史诗，他日当送阅也。” 孙培吉在梦中亦求其《五经》刻本：“昨夜梦一人若系刘豫波，予见之跪而称臣，刘不敢当亦答跪。予求其所刻《五经》善本，刘许赐与。刘实无新刻经之事，非谓守经堂太夫子旧书也。此亦可谓乱梦矣。”虽然刘咸荥并没有刊刻新的《五经》刻本，然而他的学识确实是深受孙培吉认可的。 “裱铺见刘豫波老为其女弟子惠卿者书、画各一幅，画兰诗题云：'坚石骨，惠兰心；尘俗气，不能侵。书系自作诗二首云：'一番风雨入秋心，洗尽尘气挹素襟。小鸟也知凉气足，静入人意立花荫。又五言云：'太平与离乱，千古尽成空。静里花开处，羲皇在此中。自称七十五岁叟，盖壬申画也，今年七十七矣。”[82]“洪厚培来，又送予《好生丛录》一本，刘豫波著，又交三本于予代送，予以诸婿。”“五弟来，弟昨在守经堂买得《声泪篇》，予已钞五年矣，今始知即刘豫波先生也。”“钞豫波老《战时节约大会演辞》，见本街壁上，立而钞之，又再录入册。”“洪叔驷四月七十大庆，五弟欲以予往年集联赠之，联云：'天下几人学杜甫，先生有道出羲黄。予曾言此语可赠豫波老也。刘豫波所作善文等已刊刻出，刘往年大庆言：有送礼者皆以钱交张先识处刻此书。刘生平以笔墨布施也。”“弟又交刘豫波所咏《廿四史感应录》诗一册，令瑜与予带来。辛巳三月初版，印一千部，部一本，捐赀者一百零六人。”刘咸荥的作品不仅仅见于诗词。在当时的成都社会中，他曾在多处发表演讲，文辞往往令人深受感染，为之动容。 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孙培吉对刘咸荥的学问是十分钦佩的，以为用“天下几人学杜甫，先生有道出羲黄”称道刘咸荥尤为妥当。刘咸荥崇尚儒学，同时受家中族人影响，对佛理也有所研究，有“《刘豫波学佛歌》捶印一纸”行于世，并且也曾带领众人诵经以求解困：“张运生来约诵经解兵厄、疫厄也。言此次由豫波先生始事，自昨日至初三止，明日申文也。不拘何经，各人自诵，亦不定遍数也。”刘咸荥学问甚佳，又平易近人，他常常在与当时的文人聚会时谈笑风生，作画吟诗，一生宁静悠远，怡然自得，展现了近代巴蜀学人的潇洒风度。 ——原载《文史杂志》201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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