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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起义,沙俄时代浪漫且残酷的贵族革命

 联合参谋学院 2024-01-29 发布于重庆

全文约1万2千字,大约需要15至20分钟阅读

1825年12月在俄国发生了一次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度的革命运动,在历史上人们将他称为12月党人起义。12月党人的起义并非偶然,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而发生的。12月党人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主张在俄国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之中一些更加激进的人则主张在俄国建立共和国。为了准备和领导革命政变,他们建立了一些秘密的革命组织,主要有穆拉夫约夫和雷烈耶夫领导的北方协会以及博斯特尔领导的南方协会,以及由彼得·波利索夫等人领导的斯拉夫联合会(后和南方协会合并)。他们在1825年12月,在彼得堡和乌克兰进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他们没有人民群众的基础和支持,起义失败了。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博斯特尔、雷烈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夫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日夫·廖明被处以死刑,其他很多人则被处以流放和苦役。

电影《救国同盟》剧照

尽管12月党人的起义失败了,但他却是俄国历史上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是俄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农奴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开始。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同志对12月党人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列宁同志曾经指出:1825年,俄国第一次看到了反对沙皇的革命运动。列宁同志明确的指出了12月党人起义的性质和他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曾经写道:我们看见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他们的代表就是12月党人和赫尔岑。

斯大林同志把十二月党人起义同俄国历史上其他许多有意义的事件相提并论。他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中说到:在这300年中曾经有过多少次起义和骚动,斯捷潘·拉辛迪起义、普加乔夫迪起义、12月党人起义、1905年革命、1917年的2月革命、10月革命等等。

但一些非社会主义学者和学派对12月党人起义的产生和他的性质,却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代表贵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历史学家,为了论证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否定革命发生的必然性,他们说12月党人起义是在俄国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的,12月党人的思想体系是从叛乱的欧洲(指拿破仑时代)窃取而来的,12月党人,是一群没有得到俄国人民任何支持的暗杀团体。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对12月党人起义进行了更加巧妙的歪曲和曲解。他们阉割了12月党人的思想内容,企图把12月党人的思想说成是自由主义的改良幻想,好像12月党人的主张是19世纪初的改良主义者斯波兰斯基改革草案的延伸和发展。因此把12月党人的武装起义说成是不可挽救的错误。并且认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不独立的,只是抄袭了西欧自由主义派别的思想。

包括罗夫斯基学派站在反对主义马克思的立场上,本着庸俗唯物论的观点,认为12月党人运动的发生只是由于面包市场价格波动的结果。

苏联历史学家从包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对这些恶意歪曲做了彻底的清算。他们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从真实的历史史料出发给12月党人运动以真正科学的评价。他们认为12月党人运动的发生是与俄国历史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是在新的生产力要求推翻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并负有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使命。

拿破仑战争

一:19世纪初封建农奴制经济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19世纪初期,俄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农村居民在国内占着绝大多数。根据1818年的人口调查,农村居民占到了俄国全国居民的96.2%。封建农奴制度还统治着俄国的农村,地主贵族对农奴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到了19世纪初期,这种瓦解过程更加的迅速和深入,已经普及到各种经济部门中去了。

列宁曾经指出,封建农奴制度的存在必须符合以下4个条件:第一,自然经济的统治;第二,直接生产者具有生产资料;第三,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第四,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墨守成规的状态。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就可以具体分析一下19世纪初俄国的经济情况,便可以看出封建农奴制度存在的条件已经逐步的消失了。

这首先表现在农村中,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粮食大量输出外国所产生的对粮食需求的增长,推动了地主逐渐走上为销售而生产粮食的道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被破坏,而商品货币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可以从当时国内外贸的数字上得到证明。1818年国内贸易的流通额已达到9亿卢布。对外的贸易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812年输往国外的产品总值为一亿六千万卢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说明了封建经济的解体,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农民的不断破产和逃亡,以及随之而引起的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改变上。地主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曾企图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自己的农业经营以提高产量。但在农奴制度主导的自然经济下面这一些尝试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想要增加收入只有加强对于农民的剥削。在俄国各农业大省剥削方式是劳役地租制。过去根据1797年法令的规定,农民每个星期要给地主进行三天的劳役,到了19世纪初有了很大的增加,实际上已经增加到每个星期6~7天的劳役。在这样沉重的剥削下,农民不断的破产了。随着增加劳役地租的同时,地主还用缩减农民土地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耕地面积。这样就逐渐使农民脱离了土地。在并非黑土地的非农业大省中,并不是进行劳役地租,而是向农民征收免役钱。免役钱同样是对农民非常沉重的剥削。在18世纪90年代,免役钱的数量是每个人5卢布或者是每户家庭10~12.5卢布。到了19世纪初期,便迅速的上涨了。在19世纪初期的第1个10年内,就涨到了每个人10~14卢布或者每户家庭25~35卢布,而在第2个10年,则已经增加到每个人30~35卢布,每户家庭70卢布了。这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民破产。农民在破产之后只有到城市谋生,因而许多农民变成了手工业者、小商人或者是雇佣商人。这样农奴不但逐渐失去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且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减弱了,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了条件。

工业的发展更强有力的破坏了封建农奴制度经济。俄国的工业在18世纪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共有手工工厂600家左右,而到了1825年,则已经达到了5261家。俄国的冶金工业,当时是世界上很出名的,整个18世纪在乌拉尔共建立了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工厂共176家,而且在技术和产量方面也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国家。直到19世纪初,俄国的冶金业还走在英国的前面。1800年,俄国的生铁产量是1,030万普特,而当时英国的生铁产量只有800万普特。不仅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且在工业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机器。早在十八世纪末德国就开始建造蒸汽机,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棉花产业中已经更多到了使用的机器。当时不仅使用英国购买的机器,本国也开始制造机器,1822年已经有4个机器制造工坊及其他工业制造车床的工厂。

但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在工业中主要是农奴制关系占统治地位,直到1825年雇佣工人也只占工人总数的33%。当时俄国的企业大致可分为下面四种:第一种是世袭领主企业这类企业是建设在领主的庄园上,使用农奴进行生产;第二种是业主企业,这类企业属于商人和工厂主,工人主要是商人和工厂主从地主那购买的农奴,这些工人属于工厂主,不准离开,这种工人实际上也是处于农奴的地位;第三种是官营企业,这类企业主要属于军队,也是以农奴的劳动为主;第四种基本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由农民家庭手工业发展起来的,以雇佣劳动为主,工人多半是领主允许缴纳免役钱或领主租给场主的农奴工人。虽然如此,但到19世纪初期已经明显的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比封建农奴制度生产优越的多。一个雇佣工人一年的生产量要比农奴工人高2~4倍。因此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企业就不断破产,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却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取得了优势,例如在棉花产业中,1804年雇佣工人占全体工人的总数为83%,而到了1825年,则已经达到了94.7%。

但是封建农奴制度却严重的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国家的主要劳动力是处在农奴制度的束缚下。农民只有缴纳免役钱得到地主允许才能到工厂工作,这对自由劳动力的来源是个严重的限制。同时厂主不仅要支付维系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工资,在工资内也要包括农民缴给地主的免役钱,因而厂主的开支较大,这就妨碍了资金的积累。尤其是出生于农奴的资本家,地主对他们的勒索更多,他们要想赎身,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工厂主莫洛佐夫在1820年以17,000卢布的代价才赎了身。这不仅使资金不容易积累,也使资本家丧失了经营企业的信心。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尽管俄国的民族市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但由于农奴制度的束缚,这种形成的过程非常缓慢。同时农奴农民购买力的极端低下,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又大部分被农村手工业者所满足,也是统一市场形成和工业发展的障碍。第三,封建农奴制度也阻碍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许多发明家的天才发明,在农奴的强迫劳动制度下,不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因而造成生产水平的极端低下。所以到了19世纪初期,尽管俄国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整体而言,它的发展同西欧国家相比还是十分缓慢的,并已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了。

总之到了19世纪初期,封建农奴制度存在所必须的条件已经逐步被破坏。从18世纪以来开始的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已经日益加深,地主和农民经济越来越被卷入到商品货币关系中去。许多农民在破产之后丧失了土地,改变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并出现了使用大机械生产的新的资本主义工厂。这样,封建农奴制度已面临着危机,新的生产力同旧的生产关系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事实表明,只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只有在比封建制度更加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俄国的经济才能够得到发展。12月党人主张用革命手段削减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实际上正反映了这种客观需求。因此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12月党人的主张并不是反映俄国社会的自身需求而只是窃取了西欧的叛乱思想的胡说是毫无根据的。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二:十九世纪初期,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斯大林指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阶级战争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在研究19世纪初期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时,主要应该研究各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19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内部所成长起来的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旧的封建农奴制度之间的矛盾的发展,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农奴制度的斗争也高涨起来。人民群众运动高涨的基本原因是前面所列举的封建制剥削的加强。

国内阶级矛盾也由于1812年卫国战争所带来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尖锐。1812年,俄国人民英勇的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击溃了拿破仑的军事侵略,而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却促进了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和农奴制度的斗争。首先战争给俄国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工厂和作坊被破坏,大量的牲畜死亡,田园庄稼被毁。在整个反对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死伤共达20万人左右。这些灾难主要落在了人民的头上,它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而战争的负担,不论在战时或战后,又主要转嫁给劳动人民。国家收入主要依靠向农民征收各种捐税。例如1816年国家总收入为3亿4,470万卢布,而征收农民的固定税和酒税就达到了2亿1,130万卢布,占据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3。农民无法完成这样沉重的赋税因而出现了大量欠税的现象。1816年,农民欠税高达1亿6,800万卢布,占据了全年固定收入的一半以上。当农民无法忍受这种沉重的剥削时,只有起来反抗。其次1812年卫国战争促使俄国人民觉悟的提高和民族的觉醒。卫国战争的年代里,在同敌人的斗争当中,俄国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了自己才是祖国的救星,在战后他们不愿再被奴役。尤其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当中到过西欧的士兵们和许多进步军官看到西欧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社会制度。他们把西欧的社会制度同俄国的社会制度加以比较,确认到祖国是落后的,应该加以改造。正像12月党人别斯土日夫所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时候,俄国人民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在心中产生了,首先是政治独立,然后是民族独立的情感。”

战后反动势力的加强也促使人民群众运动的高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沙皇俄国成为欧洲宪兵和神圣同盟的支柱。沙俄不仅同欧洲各国君主一道镇压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动统治。沙俄任命极端反动的阿拉克切耶夫担任军事部长,建立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反动统治:阿拉克切耶夫秩序。沙皇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就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授意,而由阿拉克切耶夫领导的军事屯田制度。实行军屯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为了镇压国内外的革命行动,必须拥有众多的军队。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初期,俄国共有军队448,776人,而到了1825年已经涨到了1206435人。但由于长期战争,国家财力枯竭,无力供养这样庞大的军队,为了减少军事开支所以进行了军屯制度。第二,是要把全国变成军营以防止农民暴动的发生。

军屯制度是极端反动的措施,农民的小孩从6岁开始就要接受军事训练,军屯区的农民完全过着军事化管理的生活,军队中的各种制度都搬到军屯区的居民身上来。正向阿拉克切耶夫秩序的目击者,俄国作家葛拉贝索说:阿拉克切耶夫的统治按其残酷性是最黑暗的时代。而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把阿拉克切耶夫称为:整个俄罗斯的迫害者、一文不值的将军。人民群众尤其是军屯区的农民,强烈的反对军屯制度,曾引起1819年秋古也夫军团区的人民起义。亚历山大一是不顾人民的反对,到他的统治末期,把军团制度普及到了更多的省份,军屯人口达到了315,000人。

基于上面各种原因,19世纪初,俄国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已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这首先表现为俄国的基本群众农民的暴动,从1812年卫国战争以后,农民暴动的次数不断的增加。根据苏联历史学家伊哥纳托维奇的统计,从1801年到1830年的每10年间,农民暴动的次数如下。

1801-1810:83次

1811-1820:124次

1821-1830:156次

1812年卫国战争以后,农民暴动的特点是它的持久性。例如在波尔哈夫省和普斯里夫省的卡斯塔林斯基庄园内,由于地主增加了免役钱的数额和新的税目,于1817年开始了农民暴动,这次暴动延续了5年,多到1822年才最终被镇压下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女地主格里包耶道娃的庄园里发生了的暴动,持续了数年之久,后来沙皇政府派了652人的军队才把暴动镇压下去。

最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于1818~1820年,发生在顿河流域,席卷了整个顿河流域和厄加特里诺斯拉夫省,有45,000名以上的农民参与到了这一斗争当中。沙皇政府派了大批军队过去镇压起义,其中包括车尔尼雪夫将军指挥的5个哥萨克团和近卫哥萨克团的两个骑兵中队以及带有6门大炮的西姆比尔团,还有厄加特里诺斯拉夫省长西米哈特所指挥的马利岛波斯基骠骑兵团的4个骑兵中队和1200名哥萨克布兵。但这样众多的军队仍然遭到了起义者的顽强抵抗,经过残酷的斗争之后,起义才被镇压下去。顿河区域的农民暴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恐慌,沙皇通知各省省长让他们用武力无情的镇压一切农民暴动。1822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允许地主随意发配农民到西伯利亚的移民区。

农民暴动吸取了很多省份,但是这些暴动并未能发展为武装起义。首先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因而他们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纲领,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必然失败的。其次,农民还盲目的相信沙皇,认为沙皇是好的、是公正的,而压迫他们的主要是地主。在农民当中还有一种传说,沙皇为了庆祝对法国的胜利,已经下令解放他们,但地主却隐瞒了沙皇的命令,因而罪过主要归咎地主身上。农民还曾屡次派代表去彼得堡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道路上等待准备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希望沙皇下令解放他们。这种对沙皇的盲目信任,阻碍了农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各地农民暴动的同时城市工人也展开了斗争。工人暴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厂主对工人剥削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暴动的影响。最大的工人暴动是在1822年所发生在乌拉尔工人的暴动。暴动从拉斯托夫古耶夫的乌拉尔工厂开始。暴动的领导者是铁匠科利蒙迪·科索拉波夫,他建立了8000人的武装起义队伍,准备同政府军队斗争,暴动持续到1823年才最终被镇压下去。在1822年弗拉基米尔省的巴塔西夫工厂中也发生了大规模暴动,在其他工业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暴动都是自发的,同农民暴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是因为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当时还是刚刚产生的阶级,还没有从一般的下层群众中分化出来并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在国内农民暴动和工人暴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沙皇的武装力量——军队也开始动摇。这也是有许多原因所造成的。首先是受农民暴动的影响,许多士兵把农民爆动的情绪带到了军队中。军队平时驻扎在农村或者在镇压农民的过程中,也亲眼见到了农民的状况。其次是沙皇政府的兵役制度和军队中对士兵的非人待遇。士兵服役年限是25年,实际上等同于终身服役,到了服役时间满了之后,年纪已经老了,又无家可归,只能乞讨生活。士兵在军队中过着非人的生活,整天进行军事操练,穿着非常笨重的德式服装,整天是精疲力竭。士兵的待遇是非常糟糕的,军官苛扣军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军官可以任意体罚士兵,许多士兵因受不了酷刑而自杀。最后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期间,士兵们都在国外居住过,他们看到了与俄国完全不同的军事制度,那里的军事生活和俄国相比是好很多的,这在俄国士兵的思想中引起了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在战后,希望他们因为曾经保卫祖国的功劳而能改变他们的军队生活状况。然而这种愿望落空了,在战后旧的军队制度仍然原封不动,这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不满。

1820年10月16日,塞米诺夫斯基团开始了暴动。引起暴动的直接原因是团长的粗暴行为和对士兵的侮辱。暴动从一营开始,随后蔓延至整个团。沙皇政府很快便镇压了军队的哗变,解除了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关押在巴甫洛夫堡中。沙皇政府残酷的对待起义者,以起义的主谋者为由把第一营全部交给军事法庭。9名所谓的主谋者被罚苦役,全团被解散并分配到其他军队中去。塞米诺夫斯基团的暴动,给12月党人很大的影响,使他们看到了有发动军队进行政变的可能性,因而最后才形成了他们军事政变的策略。在塞米诺夫斯基团暴动之后,12月党人就加强了在军队中进行革命政变的工作,而被处罚的塞米诺夫斯基的士兵成为12月党人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的支柱。

在塞米诺夫斯基团暴动的影响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萨拉托夫团也发生了暴动,暴动也同样波及到了南方各省。

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以12月党人为代表的先进贵族阶级是看到了的,尽管他们远离人民,害怕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敢发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是了解的,对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也是同情的。正因为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的痛苦状况,以及造成人民群众贫困、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农奴制度,所以他们才提出消灭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主张,而他们自身才成为俄国的第一批革命家。因此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12月党人运动的发生与人民群众的斗争毫无关系的观点是明显错误的。

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三: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思想来源

12月党人起义与俄国历史上的数次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但建立了领导起义的秘密革命组织,还形成了完整的革命世界观,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12月党人对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予以无情的批判,认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人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必须得以废除。12月党人在论证必须消灭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同时,还拟定了改造俄国社会的计划,其激进的一派还主张在俄国建立共和国。12月党人主张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组织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并进行了武装政变。12月党人的哲学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他们同维系旧贵族统治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并在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发展中有着巨大的贡献。

12月党人的革命世界观点继承了俄国历史上一切先进的革命思想,并批判地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革命理论。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是19世纪初期俄国国内农奴制度危机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反应。

十二月党人的直接思想先驱者是拉吉舍夫。拉吉舍夫是罗蒙诺索夫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人,他站在罗蒙诺索夫和12月党人之间,是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正确的指出了拉吉舍夫和12月党人的关系,他说:“拉吉舍夫……代表着18世纪末的先进思潮,他的理想也是我们和12月党人的愿望。”

拉吉舍夫生活在18世纪下半期俄国极端反动的年代,他不顾政府的迫害和生命危险,写下了数部不朽的著作,其中只要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书代表了劳动人民而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思想上给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以沉重的打击。

拉吉舍夫首先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他认为农奴制度是国家落后和人民贫困的根本,他说:“我每到一个村子便询问农民贫困的原因,从他们的回答中,我很痛心地发现,地主总是他们贫困的原因。”他充分地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他说:“试问我们给农民留下的是什么呢?我们没法夺走的,留给农民的是空气,而且也只有空气。”他指出:地主的财产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以掠夺致富的。他说:这班吸血鬼的财产不是属于他们本人,所有他们的财产是抢夺中得来的,应该让他们受到严酷的制裁。他正确地看到了地主在政治上对农民的奴役。他说:“一方面是强权霸道一方面是贫困无告,地主对农民既是立法人,又是裁判官,既是判决的执行者,又是案件的起诉人。

其次拉吉舍夫主张削减专制君主制度,提倡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等学说。他认为专制政治是最违背人性的一种制度。他指出一个公民不论上天使他生而富贵或者生而贫贱,他总是个人,而且将永远是个人。他说:“在一国之中2/3的公民被剥夺了公民的称号,而且常常在法律上毫无地位,这样的国家可以算是美好的吗?”

拉吉舍夫主张用革命手段来削减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他懂得自由不能靠统治阶级赋予,自由应该从反对沉重的奴役的斗争中去获得。

拉吉舍夫的革命号召激起了整个俄国社会,他使统治者感到惶恐不安。叶卡捷琳娜二世读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在许多页上批上了大逆不道的字样,她认为这是“法国毒素”的传播,她的结论是:拉吉舍夫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

拉吉舍夫的革命世界观,他的消减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主张是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连的。首先他认为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是他的哲学出发点。他不仅认识到了物质的客观存在,也认识到物质按一定的规律发展着,一切物质都在运动。当然他所理解的运动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次,拉吉舍夫正确的认识到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最后拉吉舍夫对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唯物的。他指出:人类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人类有能力探知事物的存在,人能洞察宇宙的边缘,能认识到自然界的神秘内核,能探求自然界的法则。

拉吉舍夫学说的意义是在俄国历史上第1次公开的号召,用革命手段削减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虽然这种号召当时并未被人民群众所接受,但以后的俄国先进人士却意识到了这一革命的号召。12月,党人主要继承了拉吉舍夫的思想,把削减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自己的纲领。但是12月党人并没有局限于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他们组建了秘密革命组织,并发动了武装政变。

12月党人的另一个思想先驱者是俄国的哲学启蒙学者伊·普·普宁。普宁的社会影响虽然不能同拉吉舍夫相比,但他的思想是接近垃圾舍夫的,他对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一定的作用。

普宁在哲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识到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普宁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同时发生分不开的。时间是永远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人类目前的现实,也存在于未来。普宁的这种认识的价值在于他对时间的态度是客观的,即把时间当做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事物。但普宁在这方面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把时间脱离了物质而看待。普宁坚信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洞察物质的实质和它们的内核,认识自然的本质。不仅如此,普宁还坚信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他指出:美丽的城市和乡村巨大的运河和船舶都是人为制造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人类去改造,自然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

普宁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诗歌里,尖锐的批评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虽然这些批评不像拉吉舍夫那样深刻和明确。

普宁企图用自然法则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和社会现象,他认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合人类本性的,因为它违反了自然法则。普宁认为俄国居民共分为4个等级,丧失了法律保护和教育的农民处于最痛苦的境地,而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这是极端不公平的。

这里要指出普宁所采取的削减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办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是教育,因而认为只要教育人们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联系起来,就会逐渐削减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空想,这种思想会阻碍人民群众的斗争。

阿·普·古尼青教授的思想对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也起着非常大的影响。古尼青教授从自然法则的观点出发,认为在俄国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他反对在当下的社会中存在人对人的剥削。他认为国内居民被分成两个阶级,自由的和不自由的。不自由的阶级就是奴隶和奴仆,他指出任何人的奴役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许多12月党人是古尼青教授的学生。博斯特尔、穆拉夫约夫、格宁克、布尔曹夫、波特诺、奥布林斯基等人都听过古尼青教授的课,受到了他的很大影响。

此外,俄国政治经济学家捷尔曼、学者阿尔申耶夫、出版家诺维科夫的思想和活动对12月党人的革命思想形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便不一一赘述。

12月党人不仅继承了国内的先进思想,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思想。19世纪初年俄国的社会运动同欧洲的革命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它的影响教大。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上的准备,它从思想上给陈旧的法国秩序以沉重的打击。18世纪末法国思想家的著作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许多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并得到了大量的出版。还有许多著作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俄国社会。许多12月党人,例如雷烈耶夫、波利索夫、屠格涅夫等人不但非常熟悉法国先进思想家的著作,有的还把他们翻译成俄文。1789年,在普宁和别斯土日夫所主编的杂志《彼得堡》上刊登着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伏尔泰,卢梭,邦内、加尔维茨等人的著作也被大量的翻译成了俄文。

俄国军队出征西欧和驻留在法国,有助于俄国人对法国革命思想的深度了解。许多后来成为12月党人的人到过巴黎,会见了法国的进步政治活动家,听过法国学者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告。列宁曾经指出:“进步的贵族军官,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同欧洲的民主思想相接近而被感染。”尤其在战后,当12月党人已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并提出进行武装政变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注重西欧的革命思想。正如12月党人科留和夫所说:“按照这个目的努力寻求能用哲学及政治知识丰富我们智慧的作家。”因而他熟读了许多法国思想家的著作,把霍尔巴哈的《自然体系》翻译成了俄文,同时还把许多著作介绍给了其他12月党人观看。

法国的革命思想对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它促进了12月党人革命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并不像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歪曲的那样,说什么法国的革命思想对12月党人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有决定的作用。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理论的产生都必须有其本身的历史根源,有其本身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不,能够随意地搬用,这是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的。事实证明,对12月党人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外国思想家的思想,而是19世纪初期俄国国内的现实以及被拉吉舍夫等人所创立和发展的俄国进步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

起义军击毙沙皇派来的使者

四:结语

从以上所介绍的19世纪初期俄国的历史情况来看,12月党人运动之所以发生和它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偶然。19世纪初的俄国是处在封建经济日益瓦解、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成长,封建农奴制度已陷于危机的情况下面。农奴制度已经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成为国家落后和人民贫困的基本原因。这就迫切要求摧毁旧的生产体系,建立新的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开辟道路。而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只有经过革命才能实现,正如斯大林所说:“只有经过新阶级的自发活动,只有新阶级的强力行动,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2月党人运动的发生正是反映了19世纪初期俄国社会发展的这些客观要求,并负有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使命,因此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12月党人运动的各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

12月党人运动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那么为什么在19世纪初期没产生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出现了以贵族革命家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呢?这也是当时俄国国内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当时是十分脆弱的,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规模工业还主要掌握在农奴主手中,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又同封建的沙俄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他们不但不主张推翻封建制度,相反倒是乐意保留封建制度。因此,俄国资产阶级不能成为革命的阶级,不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又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纲领。在这种情况下贵族地主阶级的先进阶层所提出的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革命纲领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斗争就在客观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要求,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12月党人所以成为革命家,所以能够从反动的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当时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代表者是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他们多半出生于庄园不大而又没有多大特权的贵族家庭,不是贵族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集团,但他们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世纪初期俄国曾遭受拿破仑侵略的威胁,他们在同敌人的斗争当中认识到了自己祖国的落后,认识到,必须把祖国从经济和政治落后状态中拯救出来,必须削减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才能使祖国免受外国人的奴役。在这种深厚热爱祖国的思想基础上,12月党人提出了他们纲领中两项主要内容削减专制制度和废除农奴制度。但是由于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他们远离人民,害怕人民的革命运动,因而采取了军事政变的策略,这也正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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