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德富苏峰（1863—1957）这个名字，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感到很陌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横跨了整个明治时代、大正时代以及一半以上昭和时代的“爱国大V”，他的职业生涯足以称得上“传奇”。  晚年的德富苏峰 他一生著述颇丰，被时人誉为“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思想家”，地位重要到“与皇室、东条英机、军部等同”。有学者认为，“他的论述几乎完整地展现了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 与绝大多数近代日本学者一样，他也发表过大量与“中国”相关的论述性文章。那么问题来了，身为近代日本最知名“爱国大V”的德富苏峰，对中国给予了什么样的评价？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晚年的德富苏峰 1） 谁是德富苏峰？德富苏峰，本名德富猪一郎。父亲德富一敬是肥后藩苇北郡的商人兼名士，出自与吉田松阴齐名的学者横井小楠（1809—1869）的门下；母亲矢岛久子因家学渊源，也有着一定的儒学根基。 自1882年开始，德富苏峰开始涉足政治，不仅加入了自由党组织“相爱会”，并作为该组织的代表赶赴东京，参加关于自由民权运动问题的辩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以办学、办报和结社等方式参与其中，一度成为了“平民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24岁的的德富苏峰 首先，德富苏峰应该是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媒体人之一。 1887年，时年24岁的他在东京创立“民友社”并创刊《国民之友》杂志，并在三年后创立了大名鼎鼎的《国民新闻》。 1929年，他宣布退出《国民新闻》并加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为该社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撰稿，一生浸淫报界七十余年，可谓史无前例。  “《国民新闻》时代的德富苏峰” 其次，德富苏峰不仅以勤奋和产量颇丰著称，对历史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研究。 早在21岁时，他就自费出版了《论明治二十三年后的政治家的资格》，翌年又自费出版了《第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自《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创刊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在为报刊写稿。 另外，他一直以“极端的历史癖、在娘胎里就喜欢上了历史”的学者自居，不仅撰写过历史人物传记《吉田松阴》、三卷本的《源赖朝》和《三代人物史》，还耗时几十年，于1952年完成了百卷本的《日本近世国民史》。 资料显示，他一生出版了单行本著作141本，另有收录在“苏峰丛书”中的12种，“国民丛书”中的37种，编著40种，合著5种。倘若再算上书简、信函等内容名，其著作大约有五千万字之多。他活了94岁，直到去世之前依然著述不辍。  德富苏峰的书房 第三，在近代日本的媒体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德富苏峰一样与政界要人们走得如此之近。 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隈重信、桂太郎、寺内正毅等政界巨擘的官邸内，德富苏峰一直都是屡屡到访的座上客。 另外，他以“内阁敕任参事官”的身份亲自为裕仁天皇讲授过扩张理论，并在1923年被授予了“帝国学院院士”。 1912年，桂太郎组织成立“立宪同志会”时，《国民新闻》报社一度成为了这个新党组织的总部。因此，《国民新闻》被时人称为“桂太郎内阁的机关报”。  桂太郎死后，德富苏峰一度离开政界“专心办报”。不过，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再度卷土重来，极力鼓吹“文学报国”与“言论报国”。 1938年，出版《皇道日本之世界化》一书，为日本侵略大肆辩护；1942年，出版《兴亚之大义》一书，鼓吹“超国家主义”理论，并出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和“大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 1943年，他被授予“文化勋章”，俨然成为了日本言论界和文化界的最高领袖。  日本“文化勋章” 第四，他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的文化学者。 为了配合“大东亚战争”，他撰写了大量充满了陈词滥调的“国民读本”。比如发行于1939年的《昭和国民读本》、发行于1940年的《满洲建国读本》以及发行于1944年的《必胜国民读本》，都是他的手笔。 另外，他还参与起草了《占领台湾的意见》、《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等文件（拓展阅读：日本与韩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甲午战争的？）。  《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诏书》局部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一度将他列为“甲级战犯”。但鉴于其年事已高，又患有严重的三叉神经痛，因而被特许在住所禁锢。伴随着冷战的爆发以及美国对日占领方针的改变，他在1952年重获自由身。 值得玩味的是，德富苏峰似乎从未有过“深度反省”。在他看来，欧美各国应该对这次战争负首要责任，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据说，他在临死前高呼“再等500年”。  “东京审判”现场照片 2）20世纪的“中国印象”德川幕府被推翻以后，“新生”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国家的价值取向，究竟应是东方还是西方？ 当时的日本政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即萨摩派提出的“日清协力”主张与长州派提出的“征韩论”主张，双方一直争执不下（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皇室 1）明治日本的“中国印象 在明治维新开启之初，“日清协力”一度占据上风。不过，伴随着日本与欧美列强的交流的持续深入，以岩仓具视（1825一1883）为首的政界要人们逐步意识到，“日清两国再怎么协力，也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权衡利弊后，明治政府于1871年单方面撕毁了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全面推行“脱亚入欧”战略。与此同时，以西乡隆盛（1828—1877）为代表的部分维新人士提出了“失之于欧美之物，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的“扩张观点”。  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各界的厌华情绪愈演愈烈。纵观日本学界，对华态度最为强硬的知名学者，当属福泽谕吉（1835—1901）。 1883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外交论》，不仅将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概述为“禽兽相接相互吞食”，还将吞噬者视为“文明国家”，被吞噬者视为“半开化国家”或“野蛮国家”，并号召日本尽快成为“文明国家”。 1884年，福泽谕吉在得知南洋水师惨败于法国海军的消息后，马上发表了《东亚的波兰》一文。他将中国比喻为“第二个波兰”，并认为“中国的亡国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率》封面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并对中朝两国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国与朝鲜是停滞于儒家思想，被专制主义和残酷法律束缚的国家，日本不仅从两国得不到任何援助，引起的外交事端也不在少数。因此，日本虽然在地理上与中国和朝鲜均同处东亚，但已经成长为一个文明国家。对于中朝两国，日本根本不用做什么特别照顾，应追随西方列强共同将之占领和瓜分。 日文版《脱亚论》局部 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在文章中将之“赞颂”为“神圣之战争”，并将日本战胜的事实誉为“梦想已久的胜利”（拓展阅读：为了占领与奴化台湾，近代日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 两国谈判期间，他不仅要求日本索取巨额赔款，还要求将旅顺、威海卫、山东和台湾等地收入囊中（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福泽谕吉要坚持“脱亚入欧”？）。对此，日本学者远山茂树（1914—2011）认为，“福泽谕吉是主张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前驱者”。 庆应义塾大学校内的福泽谕吉雕像 2）德富苏峰的“中国评价 与福泽谕吉一样，大多数日本学者都对中国保持着“持续衰败”的观感。 在谈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德富苏峰的“师祖”横井小楠认为，“清国之所以遭遇惨败，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内朝廷无人朝风败坏，对外除科技落后外，态度上骄傲自大、缺乏信义，导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横井小楠雕像 可以预见，青年时代的德富苏峰的“中国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着横井小楠的观点。在发表于1884年《自由、道德与儒教主义》一文中，他首次谈到了自己的“中国印象”。 首先，他认为“强调道德的儒教文明，是压制中国人自由的工具”： 英美二国尤以自由之盛而富强，中国与印度两国，古来虽重仁义道德而行专制。但唯自由之所存，故道德存斯。 压制中国人民两千年之儒教主义，以支配我等自由国民，此乃将两千年来腐败人民智德之儒教文明，施于我等明治改进人民耶？所以，儒教文明乃系马之鞭、下船之锚之类。 19世纪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 其次，他基于1883年的中法之战的战况，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日本采取的应对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地阐述。 在他看来，“当下乃东洋百年来多事之秋，天下之大势，非我等高枕安卧之时”。原因很简单，“清国与法国开战之际，如法国以其精锐舰队攻入东京湾，则我辈将奈何？” 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清国乃土崩瓦解之时，朝鲜亦为各国虎视眈眈，于此之时我们如何维持独立？”。 不过，他马上就给出了解决方案，即考虑到“以三十艘军舰与十万以上陆军仍有不足”的现状，建议政府“惟以日本海为池，全国以为城，全民以为兵，一旦烽火燃起时，全民草莽奋起持剑，左右前后首尾纵横而出。如常山之蛇，何者能敌？” “镇南关大捷”主题绘作 第三，对于清廷推行的洋务运动，他除了对具体操作环节存在的严重迟滞发表批评之外，也突显了对现代化文明的期许： 若于吴越可见煤烟，燕赵之郊可闻汽笛之声，则政治文学商业兵制等百般改革自然指日可至，堂堂北京政府岂无一人知乎？大国之所以难治，在于其为大国，分配联带之不易。 若使火车奔腾于铁道，电线跃于天空，北京之政治家得坐于台阁有其天下。铁道乃中国之救世主也。中国遍布铁道之日，乃帝国组织之日、内政整顿之日、外敌防御之日、商业繁荣之日、文明富强之日也。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车间 第四，他对于中国的国防实力，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差评。 我国于军事恒以中国为假想敌，将我国军事与中国比较，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彻头彻尾比较长短，甚让吾人有所怀疑。 中国虽为我国邻近之一大国，但以中国为对手诚非我国国柄。以中国为对手与敌国实为我国国民视野之狭隘。 试想我国国权之伸展、利得之损益及恒常压制我国之发展，清国与泰西诸国（西方国家）实不能相比拟。 如以中国朝鲜为假想敌，即令胜之，犹如相扑关取力士将七八十岁老妪殴打在地，能称其为刚力乎？ 甲午战争爆发后，一直将中国视为“文明之敌”的德富苏峰认为，战争是“讨伐清国以协助朝鲜现代化的文明之权'。换言之，日本“拥有协助朝鲜迈向文明世界的权力。” “平壤陷落” 3）“漫游中国”与“中国观察”身为“全日本最知名媒体人”之一的德富苏峰，应邀出国或自费出国进行考查探访的机会从来就不少。 甲午战争前，他就受邀前往辽东半岛考察；日韩合并（1910）后，应朝鲜总督府之邀前往京城首尔、平壤、元山等地考察。另外，他还有过台湾旅行的经历。一言概之，将其称为“中国通”也不为过。 人在韩国庆州的德富苏峰 1）“中国考察”概述 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不久，德富苏峰便怀着无比喜悦和满足的心情到访中国。但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在行至旅顺时，得知了“三国干涉还辽”一事。 “归还辽东”的消息，一度让他大为光火。据他回忆： 当时我踏破辽东半岛的一些地区后回到旅顺的时候，就传来了归还辽东半岛的消息。虽然气愤无比，但也毫无办法。那时，只是捧了一把旅顺港外的沙砾，用手绢包起来。至今还好好地保存着，我说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点辽东的版图。 “三国干涉还辽”主题浮世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次年9月，在英美两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合约。其中，身为战胜国的日本不仅成为了朝鲜的保护国，还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了东北，为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拓展阅读：为了将东北据为己有，日本人动了哪些小心思？） 1906年5月，德富苏峰第二次来到中国。抵达旅顺后，他心潮澎湃地表示：“相隔十年的漫游，真是让人高兴极了。清新的阳光照在山林湖泊上，也照在我的心上，只觉得心胸一下子明朗了起来。” 日俄战争时期的德富苏峰（前排c位）与新闻同僚 在一战接近尾声的1918年9月，德富苏峰第三次访问中国。在路过荒废的清昭陵时，他写下了“风云辽北想龙兴，隆业山松翠黛凝；石马无声空庙寂，无名野草满昭陵”以示纪念。 结合资料看，德富苏峰的后两次“中国之行”的足迹大抵相似，都是渡海先到朝鲜半岛，然后由半岛进入东北境内，再经过华北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沿海的上海一直深入到内陆的长沙、汉口等地。 德富苏峰与同僚，老者为其父德富一敬 他一路考察得非常仔细，还会见了沿途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并与之进行了详细的访谈。归国后，他将记录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即《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其中，后者的内容更为厚实。 两本著述不仅有详实的记录与丰富的图片，都附有名为“触目有感”的章节，旨在对中国的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发展做出评论。 结合他旅程中经过的景点以及沿途所写的汉诗和用典，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憧憬以及深厚的汉学功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喜爱”不仅没有构成他对近代中国的同情，反而成为了他批判中国民族性与当时中国的立论基础（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都发表了哪些辱华暴论？）。 德富苏峰的书屋 2）中国人的民族性 德富苏峰认为，“民族性的系统研究，需要从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与宗教等领域着手，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从触目所及的一刹那观感，也可以得到一些粗浅的印象”（拓展阅读：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认为中国存在“满洲、北中国与南中国之别”，但总体而言有着共同的民族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气质文弱。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为和平之国民”。不过，“与其说是因为爱好和平，不如说是因为文弱”。 在他看来，“中国尽管也有战争，但这些战争就和中国的戏剧一样虚张声势，陈兵百万往往作战的只有其中十分之一。而且，战争往往是重于防御而非进攻。”他甚至认为，“中国男人有着女性化的特质。“ 紧接着，他站在日本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中国人由于缺乏力量，所以最重要的是使用力量威吓中国人，使其折伏，如此才能得到中国人的信赖与依附，以力之福音感化中国。”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农村 2）安于天命，天生妥协。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只有两个字，就是认命。他们所谓的圣贤，极容易居易俟命、安于天命，这就是一种认命的方式。”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断念哲学，不仅上下智愚都是存在的，还与利害计算又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面对强大敌人时，中国人往往会服从于强权，盘算自己的利害关系。” 清末上海的商业街 3）重效益轻原则，喜好空谈。 在德富苏峰看来，中国的经典文献中尽管“有着要求忧道不忧贫、杀身以成仁的文句，但其实没有人去做”。现实情况是，这些文句“不过是胆小者用以明哲保身的金科玉律”。 他还认为，“中国人根本就是把论语反过来读的。于是，虽然中国古有秦桧，当时有李鸿章对外订约损害国益被视为汉奸，但是在中国人心中，看似是同情岳飞憎恨秦桧，但其实是同情岳飞，羡慕秦桧。” 其结果就是，“这样的便宜主义除了造成理论与实际上的落差外，更造成中国人只会言论打高空、不切实际的现象。可以说，中国是个文字之国、言论之国，露骨一点就是言论打高空大国。' 清末民初的济南市场 4）利字当头，善于贿赂。 德富苏峰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利益就是最大的动力。 因为中国人最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会不断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利益，懒惰的中国人也会变得拼命，甚至于不惜自己的生命。其结果就是公共心的淡薄与病态的利己心的形成。 他还观察到，“中国的官场一切讲求贿赂，尤其以地方官为最；而贿略主义的发展就是强盗主义，最终成为官吏剥削人民的机制。” 老照片中的民国县衙 5）虚伪和形式主义。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是保守人种，凡事都是按着前人的脚步进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虽有礼仪三千威仪三百，作为生活纲纪，但全部都是虚假的，连丧礼过程中的哀思都极为虚假，孝男孝女也可以请人代哭”。 另外，“这种虚伪也反映在了中国人民族性的言行不一与巧于外交辞令之上”；这种形式主义，就是中国人双重人格的原因之一。 1909年慈禧葬礼出殡期间，慈禧出殡时隆重的现场，沿途百姓围观 6）有家无国，讨厌政府与被干涉。 他认为，中国人尽管有家的观念，但几乎不存在国的观念，所以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爱国心和“公共心”（拓展阅读：“你的满洲，我的东北”：近代中国学者的“东北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普通的中国人会将官吏、仆役等等视为大恶，所以不相信政府甚至不依赖政府，产生帝力于我有何哉的思想”。 他还认为，“正因为这种讨厌被干涉的心态，使得自古以来法家所希望推动的变法都极难成功。” “戊戌六君子”主题绘作 7）拥有强大的繁衍能力。 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的繁殖力，说其是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展开来说，“中国多次发生的饥荒、流行病、内乱等事件，虽然限制了人口的增加，但并没有战胜中国人的繁殖力。” 他进一步指出，“巨大的人口不需要在乎时间，他们不管是多么卑贱的职业都不辞劳苦地勤勉工作。在凡事不靠外力，而是靠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上，即便是堂堂的日本男儿也应该向年轻的中国苦力们学习。” 一言概之，“因为有苦力的存在，才是使中国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中国人的生命力和国民精神，也在苦力身上体现了出来”。 不过，他也同时指出，只执着于数量上的优势意义不大，因为“这种数字造成的优势往往都是乌合之众”。 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在街边依靠缝补鞋子、衣物为生的妇女 3）对中国政局发展走向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德富苏峰在两次旅行途中，都与国内的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谈。除了北洋官僚外，他还与革命派以及各界媒体人有所接触。这就意味着，他对中国政局的理解比其他旅行者更为深刻。 日俄战争结束后，德富苏峰更为坚定的认为，“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白种人的横霸，是对有色人种的侮蔑”。 于是，他以“土耳其的对外强硬运动”与“埃及的国民精神运动”为例，号召“有色人种必须要有自觉”（拓展阅读：理智讨论：奥斯曼帝国为何难以摆脱被列强肢解和瓜分的命运？）。 他同时指出，“中国人将其它人种视为蛮人”的心态是错误的，其结果只会是“掉入被白种人奴役的地步”。 因此，他主张应该在中国普及“彼亦人也、吾亦人也”的平等心，并“基于平等的自觉心来改变中国，从而建立黄白两大人种平等的新世界，这也是日本国民的事业。” 袁世凯与外国外交官员和武官合影 在第二次旅行期间，德富苏峰对中国境内如火如荼的利权恢复运动、新思想书籍的推广等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观察。但在他看来，上述变革运动起到的效果比较有限。 对于清朝推动的“预备立宪”，他以“一笑置之”作为评语（拓展阅读：所谓的“满蒙非中国”理论，里面究竟都讲了些啥？）。 原因很简单，“老式官僚由上而下推动的政治运动不会有成果，贿赂公行的风气也会导致清廷立宪失败”。 晚清“预备立宪”中的皇族内阁 对于辛亥革命，他给到的评价也不高（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简单地说，“中国人有家庭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情况下，中国不但无法透过辛亥革命而迈向共和，甚至于中国的动乱会波及到日本”。 他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党”，“所谓中国的革命党，绝大部分是空谈高论之书生与无责任感、无经验之空想家而已。” 中国同盟会成立 不过，当他第三次访问中国时，对于中国时局倒是做出了相对更高的评价。 对于“壮年人参与政务”的现实，他不仅将之视为“一大进步”，并认为曹汝霖、段棋瑞、徐树铮、张继、戴传贤等人的出头是“中国进步之一大象征”，甚至要比大正年间的日本的元老政治更为先进。 不过，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从以前到当时，都没有实行中央集权政体，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中央集权政治。” 展开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虽然有朝气，但由于阮囊羞涩（手头拮据），税务无法统一由中央收取。再加上地方政府都是不听从中央号令的独立王国。所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不过是个空谈。“ 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列强的身影 对于中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德富苏峰认为是“对于日本中央集权政治理解的不当”所导致的。 具体而言，“只有在国民精神统一、兵权统一与财政权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但显然。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到了军阀混战与南北对立的局面。对于这个现象，德富苏峰常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对峙”作为解释（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 老照片中的南北议和现场 坦诚说，这种类比不仅有对于政治现状的解释，更是对于“北中国”与“南中国”风土文化差异的解释。 因此他推断，“南北和平的可能性，就如同战国时期秦楚之间达成和平一样微乎其微”。 说到这儿，德富苏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直接在中国推动联邦制度，建立如同美国、北日耳曼邦联一样的中国合众国，通过各省的自治与制定省宪，建立联邦国家。” 老照片中的民国议会现场 他还认为，北洋政府要想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除了创立中央银行与整理货币之外，还要学习日本的金本位制，并尽快与日本达成经济同盟。其中，日本可以将中国视为原料国，以达成自给自足的目标，中国的资源由双方合作开采。 在国防领域，他建议中国与日本建立攻守同盟，由中国提供资源，请求日本来保卫，使日本成为'中国之巡'（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形象 最后，他希望日本与中国能够发展亲善关系。他在观察后指出，“中国有许多通日语的知日派，日本也有不少同情中国的人士”。 这就意味着，“日华亲善”应该很有机会实现。毕竟，反正中国无法自我维持独立，倒不如由日本协助中国独立，由日本协助中国进步。 不过，他也提醒日本，“长久的友好接触，也可能让日本'中国化’，由于中国文化中有太多物质方面的优'，具有极为吸引人的诱惑力量”。 最左头山满，中间是犬养毅，最右是蒋介石，摄于1929年 4）尾声：德富苏峰的“东京答辩”二战结束后，德富苏峰一度被列入“甲级战犯”的大名单。 尽管后来免于遭受审判，但他不仅一种高度关注着东京审判的全过程，并且通过自己的律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递交了一份“法庭供述书”，指出“东京审判的全体被告是基于自卫，应判予无罪”。显然，这样的供述书是不可能被法官接受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份洋洋洒洒的书面材料，是了解他的战争观、日本史观与中国认识的一个重要文件。 拍摄于1951年，时年89岁的德富苏峰 首先，德富苏峰基于日本历史的角度，来谈论对中国的认识。 他在材料中指出，“日本人对于文化的中国，除了极大的感激、极大的赞叹之外，也有极大的羡慕与相当的憧憬，同时也全面模仿。但对日本自身来说，有此大国在旁，如何保有日本的独立地位也是被考虑的。所以第一点上，日本应该与中国有相当的文化，这也是一种竞争之心。“ 在他看来，“日本对于中国，既有敬畏也有恐惧”。但在江户时代之后，“日本就不再将中国当作对手，由于俄罗斯与英国的交相进逼。所以，日本的对外竞争对象由中国转向西方，这也是明治之后的国防构图。” 20世纪初的亚洲 其次，德富苏峰认为，明治维新的目标是“让日本得到安全的地位，进而成为独立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经过维新后的长期努力，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达成了上述目标： 日清战争是两千余年前，天智天皇时期日本与中国、朝鲜战争的延长与重复。但前一次战争中，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全道中国驱逐，但本次日清战争是日本驱逐了朝鲜半岛的中国势力。朝鲜从日本上古以来便是日本的防御线，自从日本撤离朝鲜半岛以来，日本在九州岛的防备就变得比较严密。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会面 第三，德富苏峰认为，“没有与日本交手实力的中国，不但对日本充满怨恨，还运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英美制衡日本。这样的想法是不聪明的”： 中国对于日本，或在琉球问题，或在台湾问题，或在朝鲜问题上的失败，不单是导致中国对日本的侮辱贱视，同时也对日本充满痛恨与恐惧。而中国的惯用方式便是透过远交近攻，引进外国势力，以对日本造成牵制。 这对于中国而言，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也导致列强准备对中国进行瓜分。日本也有为数不少希望与中国和平来往的人。除了伊藤博文之外，日清战争中被视为日本的毛奇将军的川上操六将军，更是热衷此事之人。但中国却没有人想到日本与中国相互提携的政策。 对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德富苏峰将之归咎于“追求生路”：“日本陷于ABCD包围网中，欲立不能立，欲坐不能坐，此战争乃求死中之活路，予于今日，尚确信于此'。 对于“大东亚战争”的惨痛失利，他认为是“日本中了列强的圈套，与其归咎中国、苏联、美国或德国，不如说要归咎于自己。” 最终，德富苏峰总结指出，“日本并非侵略国，日本国民也不是侵略者，日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便是自存、自立与自尊”（拓展阅读：日本人的奇葩认知：明明是侵略亚洲，咋就成了“解放战争”？）。 日本人勾勒出的“大东亚共荣圈” 最后想说的是，社会转型固然需要精英担当时代的引领者。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一旦知识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