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古人发现的宇宙模型是什么样的？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239天

前言

前几天我们一起聊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和庄子，以及这些先贤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这部经典，并没有相对明确的创作者，我们只知道有一代代的编纂注解群体，这部经典就是《易经》。

《易经》跟《山海经》《黄帝内经》一起被称为中国上古的“三大奇书”，这“三大奇书”中，《山海经》现在基本成了孩子阅读的绘本，《黄帝内经》因为涉及医学思想，很多对传统医学感兴趣的人经常阅读它。《易经》跟占卜有关，使得很多人对它敬而远之，一般人看不懂。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百多年，不少中国人更是把《易经》直接扔掉了。我们对《易经》的运用只是它的片言只语，比如“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否极泰来”，等等。对《易经》一书我们缺乏整体认知和把握。

下面，我们分两部分介绍这部经典。第一部分我们先从一百年前讲起，那时《易经》渐渐不再受中国人重视，既然这样，《易经》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我将会和你深入《易经》文本，具体看看这部经典讲了什么。

第一部分

中国古人一直都很重视《易经》，不过在一百年前，它渐渐被冷落了。当时，很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多持负面意见。比如鲁迅就说过少读中国书，对《易经》这样的经典，胡适更是站在现代西方理性的立场上几乎是完全否定的。

《易经》真的不值得读了吗？在胡适的时代，反倒是有一些西方学者，如卫礼贤、荣格等，他们在中国的经典中找到了认同。

荣格曾说，一次他见到了胡适，就想跟这位中国的哲人探讨一下《易经》的问题。

他问胡适，你怎么看《易经》这部书呢？胡适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荣格问胡适周围有没有朋友用《易经》算过什么，胡适说有过。荣格继续追问，《易经》的断词靠不靠谱？胡适说也有点儿像那么回事。荣格为此遗憾，他向朋友感叹，“在中国，像胡适这样的哲学家羞于知道《易经》。道的深远意义已经丢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火车和飞机的崇拜。”

于是，有朋友问荣格：中国人天赋异禀而又聪慧，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像我们西方这样的科学呢？荣格的回答是，其实我们西方人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所谓的“科学”，过去我们把“因果法则”当作真理，但这种观点目前正处在巨变之中，当代物理学家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原来我们坚信的所谓的客观规律已经动摇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规律，只是统计学上的真理而已。

荣格说，我们还有一点没有充分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实验室里，用极严格地限制其条件，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规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偶然性的干扰，能完全符合规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荣格还说，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却很容易被事件的偶然性层面所吸引，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他们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规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

最后，荣格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承认，偶然性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和限制偶然性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在和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相比，通过理论思维而得到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

在我看来，荣格对《易经》的把握很精准，但并不全面。《易经》固然是关注偶然的、小概率的事件，但《易经》同样也符合因果律，只不过，这种因果律的“因”并不像西方的“形式逻辑”那样一目了然罢了。

西方“形式逻辑”研究的目标是貌似客观实在的事物，而《易经》把握的却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易”以“感”为体。由于条件所限，中国古人只能依靠积累经验的办法来把握，结果，古人意外地探寻出某种宇宙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阴阳”。我们稍稍解释一下，地球在不断自转，这是一种混沌状态，但因为有了太阳的照射，地球自转产生了循环往复的白天和黑夜，这就是混沌太极中生出了阴阳。

这种中国先民把握到的底层逻辑，跟其他文化把握到的底层逻辑有所不同。如古埃及人、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跟空间、体积打交道多，他们把握到的底层逻辑乃是点、线、面、体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把握到的是阴阳，这一底层逻辑组成了大千世界，也足以架构起人文生活。下面我们就具体说说。

从最笨拙的办法看，中国人对世界的测量和计算，来源于立竿见影，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说的“伏羲一画开天”。通过日中立竿测影，先民们知道了冬至、夏至，知道了阴阳消息。这几乎是印证了中国人对宇宙结构的直觉把握。占字、卜字、圭字、卦字、巫字就这样系统地产生了。“卜”字就是立竿太阳光穿过的样子，“圭”字就是土圭尺测太阳光线的样子，“卦”字就是测量时空的现场感，“占”字是在高台上立竿的样子如河南登封的周公观景台，“巫”字就是天地之间立竿、两人对话研讨的场景。有了360多根太阳阴线，先民知道了周天360度的意义，知道了一年的阳仪、阴仪，进而知道了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即春夏秋冬。

从《易经》文本，我们可以进入到先民创世的洪荒时代，在还原、同情理解他们测量世界的智慧中，明白《易经》的简易、变易和不易。所谓“简易”，是说理解世界时要做到纯粹、专一、无杂念；而“变易”是指，要用变化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最后的“不易”，说的便是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唯变所适，唯变不变，这个变动不已、生生不已的世界是不变的。

当你了解了《易经》的底层逻辑，我们回头再看荣格说的话，他认为《易经》只是在关注偶然性，却不关注规律，这显然是片面的，他并没有意识到《易经》的经验乃至理性思维。

我们具体说说，你感受就深刻了。刚才提到了，古人“一画开天”“立竿测影”进而观察天文现象，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理性思维。

一月的开始叫“朔”，就是月亮隐去不见的那天，一年的开始是冬至；冬至和朔日要在同一天的话，需要十九年的时间，古人称之为“一章”。因此，章就是日月交集告一段落的意思。十九在古人那里非常重要，庄子一再强调他的寓言十九，即表明他对天道的皈依。章就有了花纹相间、章法、章程、文章、乐章的意思。

在先民的时间系统里，四章为“一蔀”，这个“蔀”字是“草字头”下面加个“部分”的“部”。要经过81章，即“一统”的时间，1539年，冬至日、朔旦日才会在一天的夜半即子时开始。三统的时间周期之后，即是“一元”，4617年，冬至日、朔旦日、甲子日才会在一天的夜半即子时开始。这就是一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大时间含义。

如果说冬至日是太阳对地球的运行关系，是“天道逻辑”，朔日和旦日是月亮跟地球的关系，是“地道逻辑”，那么甲子日则是人对天地的观察和命名，是“人道逻辑”。这天地人在同一天的夜半子时开始，需要的时间周期即是“一元”。这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和“贞下起元”的时空意义。

这个“大时间系统”绝不是只靠经验积累就能获得的，而是有理性、有假设、有观测和验证，换句话说，这是中国人对时间的把握，充满了科学精神。至于这样的时间收获对个体和文明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的认知尚不足以揭示。我们的古人也未必知道有什么意义，但这一无用大道高悬在文化和历史的顶部，让我们知道，先民们有着超乎功利之外的智慧和成果。

中国文化并非只有这样的大而无当，它的方法在微观方面同样有效果。比如，在中国人的时空数量里，五天为“微”，十五天为“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微知著”。在对全年360多天的把握中，中国人发现了阴阳的生生不已可以成就独特的人文景观，就是阴阳两仪生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等四象，四象再生出震、离、兑、乾、巽、坎、艮、坤八卦，即春夏冬秋的“四立”和“两分”“两至”等八节，这种四时八节基本可以满足先民的生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从狩猎渔猎向农耕转变。

在旱作农业、粗放型农业向水田农业、精细型农业扩张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四时八节中的五天、十五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见微知著”，就是从最近五天出现的物候中判断十五天乃至更长时间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我以时间线索重新发现《易经》之后，写了《时间之书》《节日之书》。这两本书都是“文津图书奖”的推荐图书，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从某一方面说明我对节气、节日的把握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第二部分

刚才我们试着从外部，以及宏观视角理解《易经》的重要价值。下面，我们深入《易经》的文本，来感受一下这部经典讲了什么。

自从传说伏羲一画开天，作八卦以来，《易经》先经历了炎黄时代的“连山易”，又经历了尧舜禹时代直到商代仍在流传的“归藏易”，它们分别是部落狩猎阶段、母系社会阶段的文化成果。到了周代，“周易”出现。周文王以后天八卦取代伏羲先天八卦，并对八卦组成的64卦重新进行排序。传说是“文王演易”，文王和周公对《易经》的卦爻进行系辞整理。周易出现以后，连山易、归藏易就退居边缘了。

当时的《易经》只有64卦的卦符、卦辞和每个卦的六个爻的爻辞。相当于是64条卦辞和384条爻辞，这些文字不仅介绍了64卦的状态，更是古人的行动指导手册。比如最著名的“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六个爻的爻辞就是“潜龙勿用”“亢龙有悔”一类的说明，我们看这些卦辞的句子对人是有参考指导意义的。“屯卦”的卦辞更明显，“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意思是能够建功立业。“屯卦”的爻辞有一爻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它同样是在提建议，这个建议不仅具体明确，而且还很形象，意思是，追一只鹿进了林子里，但没有向导，不如放弃，引申一下就是，如果不具备条件而草率行事，就会出错。所以说《易经》相当于是古人生活离不开的一本应用手册。

但是，由于《易经》全书只有符号和450条辞句，一般人很难理解它的意义，更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它。四百多条句子难以贯通起来，人们阅读《易经》，只能摘取它的片言只语去猜测、去附会，这当然也是《易经》的应用方法之一，它本来就可以跟万事万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因为幸存者偏差，人们觉得它确实有意义。

孔子在中年后学《易经》非常有感慨，他甚至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历史记载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后来把他读《易经》的心得传给了子夏等弟子。

到秦汉年间，这些易学的传承有了十篇作品，就是易学史上承认的孔子和弟子们为周易作传的《十翼》，即《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这十篇作品被称为《易传》，跟《易经》本文一起称为《周易》。

一般说来，托名孔子的《易传》是把《易经》进行了义理化的总结。换句话说，《易经》本文支离破碎，其中，《系辞传》是最具哲学思考的文字，我个人认为它是先秦中国人思考的顶级文字，堪称中国文化的启示录之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是解释64卦的文字。剩下的《彖传》《象传》则是对64卦进行具体的解释。我们以乾卦为例，乾卦的彖词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的象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对于《易经》的64卦顺序，一般人都知道是乾坤在前面，然后是屯卦、蒙卦、需卦、讼卦、师卦等等。《序卦传》就说：先有乾坤天地两卦，然后在天地之间产生了万物。所以，第三段接着是“屯卦”。“屯卦”卦名是万物充满的意思；是事物开始产生、草创的时期。事物生下来后，一定要教育启蒙；所以接下来是“蒙卦”。“蒙卦”是启蒙教育的意思，是事物还处在稚嫩幼小的阶段。“需卦”卦名讲的是饮食养生的道理。而追求吃喝享乐、财富地位，一定免不了争多争少，免不了要论公平。所以接下来的争讼讲的是众人奋起较量的现象，而最尖锐的较量就是战争，那么再下来就是“师卦”了，“师卦”阐释的就是战争的道理。

我们读这样的《序卦传》不一定认同，比如说“乾坤屯蒙”的顺序还能理解，需卦为什么跟讼卦联系在一起呢？古代的大同世界，以及现代的各取所需，不都是想避免争讼吗？再说，讼卦之后为什么一定是师卦呢？

一般的理性无法解释这个序列，但这个序列在易学史上一直在运用。我的《易经》研究基本上是否定了这个卦序，只把它当作文学的或审美的东西来欣赏。

我从时间线索入手研究《易经》，发现时间自有顺序。我当年在把易学专家潘雨廷教授等人的著作读完后，现有的图书已难给我提示线索，我就到网上去寻找材料。有的网友用二进位制来作为切入点，给我很大启发；后来发现陕西的张桢老师的易学文章，结合汉儒们的成果，则一下子豁然开朗：《易经》其实是卦历，是对时空中消息、现象的总结。二进位制的数学工具则让我明白汉儒们对《易经》64卦的安顿是一个错误。很多东西可以迎刃而解了。

很多人都讨论过《易经》跟时间的关系，有把八卦当作一天太阳东升西落的轨迹，有把八卦当作月亮的运行轨迹。我的研读发现，把《易经》跟一个太阳回归年相联系最为方便。

八卦就是千百年来所说的八个节气，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而64卦就是在8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将一年365天分为64个模块，一个模块5天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的过程。当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时候，是“坤卦”，对应冬至，这是北方严冬来临的日子。

太阳直射点从南回归线开始折返北进，首先是“复卦”，循环往复的“复”。复卦中有“朋来无咎”“出入无疾”这样的爻辞，这不正是中国人临近年终送红包的现象吗？不正是近几年冬至前后大家重视养生意识吗？

再比如，随着太阳直射点继续向北移动一些时间，中国人迎来了惊蛰节气，这对应64卦中的“离卦”。动物告别冬眠，人们还没有开始大规模耕种，先民需要生活资料，那么此时捕猎是最好不过了。“离卦”的卦象以及“离”这个字的字形，都有网罗的意涵，“离卦”的卦辞同样有类似含义，卦辞中讲“畜牝牛，吉”，此时母牛怀胎，围捕容易。

惊蛰过后不久，当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便是春分，对应64卦中的“同人卦”，所谓“同人”对应着春种开始了，要团结众人下地劳作。

接下来太阳直射点越过赤道，继续向北移动，便是“损卦”，损失的损，对应春分后、清明前这几天。损卦是损益之道，农村人待客要用八大碗，但在清明前青黄不接的时候，用两大碗也是心诚的，“损卦”卦辞正是此义。

到立夏时节，对应“泰卦”，我们都听过“否极泰来”这个词，这是天地通泰，万物繁荣的时节。太阳直射点继续靠近北回归线，有一卦是“夬卦”，这个“夬”是决定的“决”这个字的右半部分，象征着夏至前的抢收决战。

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便是夏至，对应“乾卦”，北半球的盛夏到来了。所谓物极必反，夏至之后，尽管气温仍然在升高，但加速度在减小，势头无法持续了。

你看，如果用一年时间来当作天地，就会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离卦”，就是三八妇女节前后几天的时空；“大壮卦”是六一儿童节前后几天的时空；“旅卦”是十一黄金周的几天时空；比如“涣卦”讲的是秋天洪水的故事。事实上，记忆64卦在一年中的位置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事，它涉及中国古人对数学、农业生产、对一年时间的记忆。

明末清初有位思想家叫顾炎武，他曾感叹“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也就是说上古时期人跟天地万物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但从孔子以后，上千年的时间，大家都跟天地失去了沟通，只能在周文王卦序里思考问题，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对《易经》敬而远之，或把《易经》神秘化了。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试着与《易经》对话。

完成对《易经》的解释后，我联想到很多近现代的中国名人，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王国维，我把他们代入到64卦之中，王国维是“观卦”，他的号是观堂，他的书叫《观堂集林》。鲁迅是“遁卦”，“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冬夏与春秋。”胡适是“坤卦”，“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孙中山是“萃卦”，见天地万物之情。……那么我再代入世界名人，爱因斯坦是“革卦”，康德、莎士比亚等人是“睽卦”，丘吉尔是“观卦”……这些历史人物不仅丰富了《易经》卦的意象和道理，《易经》卦也对他们的性格人生命运有了简明的概括。我为此发现了每一个人的源代码，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出生，就拿着天地间的口令，这就是当时的时空阴阳关系，用线来表示就是卦，用汉字表示就是易卦的名字。

《易经》六十四卦，就像六十四片树林，一切枝节花实，都与人心相通。又可以说是时空中的64个系统，只要按二进位制解析时空，六次分析的结果，时空一定是生成了64份，这64份并不支离破碎，而是相联系，相呼应。我们每个人分属于这64个系统之中，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一个太阳年那里获得了六十四分之一的知识和能量，没有人全知全能。每一个人都享有他所属的时空的特征，比如说鲁迅是“遁卦”，一生都在弃绝；胡适的人生跟“坤卦”相关；塞林格是“颐卦”人，隐居一生且教化众人；物理学家霍金，其人身存在方式即是“屯”字，前面说过，“屯卦”的意思是充实、开创。正如那句话：“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尽管霍金大半辈子都坐在轮椅里，但并不妨碍他在物理学方面的伟大创造。

出版《大时间》以后，一些朋友说，你只是写了时间，还没有写空间。《易经》虽然以变易的时间为主，但对空间的把握也非常精彩。我把地球赤道向北极90度的纬度划成八卦的时候，发现北纬35度原来就在“离卦”带，离卦在《易经》的体系中就是代表文明；而再往北一点，就是北纬40度左右的“震卦”区，这也是北半球的地震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可以说离卦带、震卦带就是现代西方学者称道的北半球的“幸运纬度带”。

在对空间进行测量的时候，我发现了《易经》64卦方圆图的妙用，尤其是跟我们个人相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方位偏好，这种偏好并非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我们个人带着先天的时空消息在跟新的时间空间相碰撞后产生的。中国人喜欢南方，但为什么人群中仍有很多人的生活以北边的方位为主；有的人生活在东边，但为什么喜欢西方，喜欢熬夜；家长为什么要跟孩子在教室里调换座位……这些问题就涉及个体生命的空间偏好。我为此发现了每一个人的九宫八卦图，这个在武侠、传统武术中出现的名字，居然成了我的一个发现，想想还是很有趣的。

其实，《易经》是个“大时间”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在它的童年时代，偶然发现的一个宇宙模型，一个最初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它的所用非常广泛，小的方面来说，让人趋利避害；大的层面来说，让人学会如何看待人生；更高的形而上的层面，让人学会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冯友兰曾经说：“《易经》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既是说它用途广泛，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神秘化、妖魔化的原因之一。

结语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易经》在未来的运用空间非常大，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除了前面说的荣格等人从《易经》中获得灵感外，《易经》应该有更具体的成果，有对我们每个人具体的生活指导。如果说现代人已经离不开的移动互联网的底层逻辑是0和1，是数学二进位制带来的大千世界。那么《易经》观察的世界的底层逻辑是阴和阳，是数学二进位制和其他多进位制带来的大千世界。因此，用《易经》的方法来把握世界，应该是文明世界的一大课题，希望有更多的人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