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任继愈 早在读中学时，看过吴宓先生在《学衡》杂志上的文章，没有见过面。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由湖南衡山搬到云南省的蒙自县，在南湖边租用了一所倒闭的法国商行，单身教授和男生宿舍都在这所楼上。记得吴宓先生和叶公超同住一处，有时看见他在南湖边与叶公超教授散步。蒙自县城内有一家卖甜粥的小店，店主人是四川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吴先生曾为这家小店写过一副对联：“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这副对联为这家小店增色不少。半年后，联大迁回昆明，几十年没有回过蒙自，却时常想起这家小店和吴先生的对联。 1939年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我的导师是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汤先生是吴宓先生多年好友，贺先生也和吴先生很熟。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教书，我有机会与吴宓先生相识。从汤、贺两位先生处得知吴先生的为人，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一个“真”字。他对人、对事、治学，不矫饰、不敷衍，他的言与行天然一致。 吴先生处事不大会考虑个人得失，也可以说他不善于为个人的利益打小算盘。这种不善于为个人利益打小算盘的师长中，使我难忘的有两位，一位是金岳霖先生，另一位是吴宓先生。在昆明时，正值他50岁生日，他在《五十生日诗》中有一句是“为人谋何巧，谋己一何拙”。他的信念是：“学推孔柏先，教宗佛耶正。”学术上推崇孔子和柏拉图，宗教观上他服膺佛教与基督教。他的哲学观和文化观与贺麟先生很接近。学术界多认为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实际上贺先生对伦理学、价值论、中国的宋明理学都有精到的造诣。研究西方伦理学离不开基督教。吴宓先生信奉的西方人文主义也与基督教有不可分的关系。在昆明时，吴、贺两位与当时流亡到昆明的燕京神学院赵紫宸教授经常来往。有一段时间，赵紫宸教授家定期约集几位对人文科学有兴趣的学者举行茶会，大约每两周（也许是一个月）聚会一次。赵紫宸先生除专研基督神学外，也是一位诗人，写旧体诗、填词，也写新体诗，曾把他的诗集《玻璃声》分赠给大家。这样的聚会吴先生倡议取名“心社”（Mind Society），只有四五个人。这个谈心、论学的集体，大约举行过七八次，后来赵紫宸先生离开昆明，就解散了。在这个会上，贺先生讲过“知行合一的相互关系”（后来发展为《知行合一新论》，收入论文集）；赵紫宸先生讲过基督教神学；吴宓先生讲过一次“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吴先生说，《红楼梦》内容且不说，只就章回小说的回目标题而论，其对仗之工，文字之美，任何章回小说都难比得上，还随手举出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为例。 也是在这一次聚会上，谈及柏拉图对话集中的《酒谈会》，由此又引申到西方流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吴先生说，男女间的交往属于一种交叉关系，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交往属于平行关系，确有不同。吴先生说，男人和男人的友谊、交往可以长期保持，甚至持续几十年不变，不远也不近。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交往、友谊也是这样，都能以平行线的形式，持续下去。如画个坐标图，可以用一纵向、一横向来表示。唯有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纵横两线相交会处，即构成家庭或相爱，有一个结合点；如两线交会而未构成家庭或发生爱情，没有产生结合点，这两条线引伸下去，越离越远，再无相交的可能。吴先生举出这种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没有黑板，吴先生用手比画着说明两条纵横线条的平行发展和交会于一点的情况。何以有此种现象，可惜吴先生未曾深论。 吴先生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不与家人住一起，住单身教员宿舍。记得在昆明时，他有一段时间与叶公超教授同住在文林街一所宿舍。每天早晨叶公超到菜市买菜。叶虽为教授，在抗战时期，生活困难，买菜好斤斤计较，价钱讲妥，叶还要从摊贩菜堆里再抓一把放在自己菜篮里。叶公超毕竟是教书先生，手脚不灵便，十之八九被菜贩把菜夺回去。对这类事，吴先生很看不惯，警告叶说，你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习惯不改，我不再陪你逛菜场了。后来吴先生搬到北门街另一所单身教员宿舍，直到他离开昆明。 与吴先生直接打交道的还有一位系主任C君，C君英语讲得好，善于交际，人缘也好。他对西方传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所知不多，中文修养也差。吴先生学贯中西，对这位缺少文化修养的系主任很看不上。C君对吴先生想必也没有好印象，对他的照顾很不够。吴先生在北门街宿舍住在一间阁楼上，光线只能从书桌下的空隙中反射上来。室内光线非常昏暗。吴先生有意离开西南联大，到贵州湄潭浙江大学教书。有一天，贺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商谈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翻译的事（他俩都是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的常委，另一位常委是汤用彤先生）。谈话间隙，贺先生忽然问了一句：“吴雨僧现在去贵阳，不知走了没有？”冯友兰先生听了大吃一惊，作为文学院长，还不知道吴先生要离开联大。两人赶到长途汽车站，幸好汽车还未开出。冯、贺两位把吴先生劝了回来，留下不走，又回到他那间光线来自桌子下方的单身阁楼。这一次贵州未去成，但吴先生去意已决，后来还是没有等到西南联大结束，转到四川成都教书，西南联大结束前他就离开了昆明。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各回原处，大部分教员从重庆飞回北平，也有从海路或其他途径回去的。当时我的家在西安，我要由重庆经成都去西安，顺路看望钱穆先生和吴先生，在吴先生处住了一晚。吴先生住齐鲁大学的职工宿舍，房间简单、朴素。窗外下着细雨，在昏暗的灯光下（好像是煤油灯），我向吴先生讲了个人的读书及生活中的困惑，大部分时间听吴先生谈论中国儒家文化精神、为人之道，当然也讲到白璧德。第二天要上路，向吴先生告别，感谢他长辈关怀后学的深情。吴先生说，论年龄，我算长辈，我不喜欢人家把我当长辈看待，愿你把我当作朋友，以朋友的地位，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这样很好。 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旧址，吴先生与清华大学的关系非同寻常，清华是他的母校，只要他表示肯回去，清华大学求之不得。只是由于他和C君合不来，没有回到清华，他由成都转到了重庆，此后的经过，师友所共知，不再赘述。如果当年回到清华，情况可能另是一样。1948年，清华面临解放，C君仓皇逃走，吴先生和他的多年好友如陈寅恪、汤用彤、贺麟、冯友兰、金岳霖，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留下来，迎接了新中国。不论走了多么曲折的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代爱国人士的梦想成为真实，“求仁而得仁”，他们无所尤悔。 贺先生常和我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雪莱、拜伦，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长诗。” 吴先生生长在陕西，关中有高山大川，水深土厚，文化传统可以上溯到周秦。吴先生具有关河人物的凝重、刚健之质。古人常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吴先生生于关西，出身于军官家庭，他禀赋武将的性格，却走着诗人学者的道路。这种奇特结合，铸成吴先生特有的风格。 吴先生是重践履的浪漫主义诗人学者。浪漫主义使人趋向高洁，免于庸俗，但高标傲世，往往不见容于庸鄙。吴先生深受儒教熏陶，与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不尽相同，因而带有吴宓印记。 以浪漫主义为生活基调的诗人、学者，不论生于治世或乱世，概难免于遭际坎坷，见讥于流俗。浪漫主义气质过重的人，以之治身，多误身；以之治国，多误国。中外史乘，屡见不鲜。 吴先生从事教育事业，一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人们多知道他是西方文学的教授，培养了外国语言、文学人才，而不知道他对国学也做过杰出贡献，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吴先生就是创建人之一。陈寅恪先生当年一无外国博士头衔，二无成本著作问世，吴先生把他招来与王国维、梁启超几位大师同聘为导师，足见吴先生学识过于常人。冯友兰先生曾把《庄子》（内篇）译成英文，冯友兰先生深知吴精通庄学，出版前请吴先生润饰英文译稿。 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吴先生偏偏被安排在最轻视知识的环境中。赶上视人才如草芥的年月，令人遗恨千古。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使国家富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培养人才。人才是开发不尽的宝贵资源。天然资源如煤、矿山、石油固然是可贵的资源，但没有可用之才，即使自然资源丰富，也只能供强国来掠夺；人口众多，如果教育落后，国民无知，民族素质不高，就只能沦为殖民地，只能被奴役，供强国驱使。只有发挥人才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人才是取之不尽，愈开发愈多的资源。开发人才资源离不开教育。而我国的教育仍需进一步给予应有的重视。 现在经济扶贫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文化扶贫，似乎还未过于重视。全国还有2亿文盲，拖住了现代化的后腿。 吴先生一生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知识分子的遭遇。说它小，可以看作个人的沉浮、荣枯；说它大，吴先生的一生遭遇，可以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废存亡。这种劫难性的历史希望永被埋葬。吴先生墓木已拱，后来者长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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