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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周易》观【下】

 A松毛岭634高地 2024-02-05 发布于山东

   在他看来,作为宇宙人生万物万象符示的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由阴阳两种基本爻画构成。由卦所符示的《易》之谓“易”,其内涵有二,所谓:“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交易、变易反映的是卦所由以构成的阴阳爻画所符示的阴阳彼此之间的关系:“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朱子基本接受了邵雍的先天易学之见,认为伏羲当年据太极而分化为的阴阳两仪所画出的奇偶之画,即为《易》爻画之本始。两种爻画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两画之四象。四象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三画之八卦。八卦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四画之十六符。十六符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五画之三十二符。三十二符的阴阳之上,各分别加以阴阳,即成六画之六十四卦。所谓“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当然,阴阳的这种叠加,可无限进行下去。阴阳爻画如此交互叠组遂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并以此格局相互对待。最明显者,莫过于由此所成的先天八卦圆图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中八卦彼此之间与六十四卦彼此之间的相互对待。八卦圆图中,乾()与坤()一上一下纯阳纯阴相互对待之外,兑()与艮()、离()与坎()、震()与巽()分别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格局相互对待。六十四卦圆图中,乾()与坤()一上一下纯阳纯阴相互对待之外,左边属阳的诸卦与右边属阴的诸卦,亦分别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格局相互对待:“《先天图》一边本都是阳,一边本都是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便是阳往交易阴,阴来交易阳,两边各各相对。其实非此往彼来,只是其象如此。”这就是所谓交易: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而又与另一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者相互对待。例如泰卦()与否卦()、归妹卦()与渐卦(),两组卦各系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而又因彼此阴阳互反而相互对待。所谓变易,则是阴与阳的相互转化。交易昭示的是阴阳已成格局的对待互显,变易昭示的是阴阳流转互通的过程:“'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宇宙人生万象,皆可纳入卦中爻画所符示的阴阳的范畴之内,《易》所开示的,约而言之,就是这一阴阳底蕴。故而他说:“《易》,只消道'阴阳’二字括尽。”阴阳范畴,涵括阴阳二气和由之所造化出的天人宇宙间阴阳两大类事物与现象。在朱子看来,对《周易》一书做出诠释而有《伊川易传》传世的程颐,仅仅揭示了《易》的变易之义,而没有揭示其交易之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阴阳有相对而言者,如东阳西阴,南阳北阴是也;有错综而言者,如昼夜寒暑,一个横、一个直是也。伊川言'易,变易也’,只说得相对底阴阳流转而已,不说错综底阴阳交互之理。言'易’须兼此二意。”所谓“错综底阴阳交互”即因阴阳之互涵,而使得阳中更分阴阳、阴中亦更分阴阳。他说:“一物上又各有阴阳,如人之男女阴阳也。逐人身上又各有这血气,血阴而气阳也。如昼夜之间,昼阳而夜阴也。而昼阳自午后又属阴,夜阴自子后又属阳。便是阴阳各生阴阳之象。”又说:“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

   交易令六十四卦除乾坤两卦之外,各阴阳互涵、错杂一体而两两相互对待,从而使此六十四卦呈现三十二对对待互显之格局。变易则令六十四卦流转互通,无有终穷。在朱子看来,借助于爻画之阴阳,《易》透过六十四卦所符示的阴阳交易与变易底蕴,涵摄蕴示了天人宇宙间阴阳之气及由其所造化出的事物、现象、格局,各自的层层无尽的阴阳互涵、错杂一体,与彼此的对待互显;涵摄蕴示了阴阳之气及由其所造化出的事物、现象、格局彼此之间环环相扣、无有终穷的流转互通。当然,正是由于阴阳的上述变易流转,既可将其视之为二,亦可将其视之为一:“阴阳做一个看亦得,做两个看亦得。……做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长”;“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个阴生”。由此,《易》开显出这样一幅整体大宇宙图景:阴阳为造化之源,化生出繁纭复杂、千姿万态的万物万象;万物万象因阴阳之气的造化,而归属于相互对待的阴阳两大类,而它们的属阴属阳,并非单纯简单的因其或为纯阴之物或为纯阳之物,而是阳中层层无尽地分阴阳、阴中也层层无尽地分阴阳,而令两大类阴阳互涵,以其一为主而已-以阳为主者属阳类,以阴为主者属阴类,于是,对待中同时彰显着互涵;阴阳之气引发大宇宙中的阴阳两大类势力,这两大类势力此消彼长,流转互通,以此使得彼此阴阳对待互涵的万物万象生化日新,流转互通。

尤有进者,朱子认为,阴阳并非最具究竟意义的因素,阴阳背后的所以然,大宇宙终极的所以然,乃是太极之理。他说:“盖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心矣”。而“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太极为阴阳造化的所以然之理,又成为造化所成的大宇宙、万物万象的终极根基根据。太极之理即阴阳而在阴阳,即阴阳造化所成的万物万象而在万物万象,即阴阳两大类势力的消长过程而在此过程,即上述过程所促成的万物万象的生化日新、流转互通而在此生化日新、流转互通,从而最终落实为整体宇宙大千世界的终极根基根据。所谓“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即谓“自两仪之未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易》象数符号系统的两种爻画之两仪、两画之四象、三画之八卦、四画之十六符、五画之三十二符、六画之六十四卦尚未显现之前,其所以然之理本已浑然昭著的具备于太极之中了,以此蕴示在阴阳之气分化消长并造化宇宙万物万象之前,其所以然之理本已浑然昭著的具备于太极之中了。而所谓“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则谓阴阳所造化的有形有象的万物万象业已出现之后,太极之理也已然内在于其中。于是,整体大宇宙“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整体大宇宙,万物总体而言,只有一个太极之理,此一理成为整体大宇宙的终极根基根据;具体到万物中的每一个体,各自又完备地禀受了同一个此理,从而皆具备了共同的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拥有了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之支撑。而且,“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气塑造了事物的形体,太极之理则在气造化事物形体的同时,被赋予了事物,直接内化为事物的本然之性。因之,事物的本然之性,就是整体大宇宙的终极根基根据,就是事物的终极大宇宙根基根据之支撑。而太极之理,乃是一绝对至善的令物生生之理,它使大宇宙充满无限生机生意,使万物生化日新:“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 “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到得成果子,里面又有生生不穷之理;生将出去,又是无限个太极,更无停息。”由此,以太极之理与气的相即不离为造化的大本大原,基于这一太极之理,宇宙万物万象已然而又本然地联通为一体,构成了相互内在而非外在的密切关系,汇而为一一本而万殊的无限开放、永恒流转、日新不已的有机宏大生存生命的共同体与生命性洪流。这一联通一体、相互内在,也就成为事物彼此之间已然而又本然的关系格局与存在方式。

它们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格局,生动诠释彰显着大千世界的有机统一性与丰富多样性。朱子认为,这才是《易》借助其卦的符号系列所涵摄蕴示的完整整体大宇宙图景。

   在朱子看来,人就置身于上述生存生命共同体之中,这一共同体,即构成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和其人生价值终极实现之域。人与其中的一切内在相连一体,进而可以生命与之感通一体,接通这一共同体。人置身其中的各种情势之下,这些情势相对于他而言,具有着有利不利的价值意义。能否准依太极之理对其做出适切之回应,即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易》之卦的符号系列,恰恰符示了各种复杂多样而又变化无穷的人置身其中的可能之情势,及基于太极之理所当采取的回应之道与所宜避免的回应失误。符号系列如此符示,《易》可谓包罗宏富无限,直可说“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但这种说尽不是直接具体地就人就事就物就势的就实说尽,而是符号化的笼罩涵盖、涵摄蕴示下的就虚涵实说尽:“《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悬空说一种道理,不似他书,便各着事上说”;“《易》之所说,皆是假说,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设如此则如此,假设如彼则如彼,假设有这般事来,人处这般地位,便当恁地应”。这就与另一部经典《春秋》形成了鲜明对照:“《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汉书·司马相如传》引述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赞语中的两句著名论断,朱子深受其启发并作出自己独到的精湛阐发。他认为,如果说《春秋》就具体历史事实而就实说地寄寓褒贬之义,引延至形而上的天人大道,那么,《易》则是就虚涵实说地符号化开示形而下的一切事事物物及其道理,引领人生价值之应然。不难发现,冯友兰先生对《易》的理解与之颇为相通。在致1984年武汉《周易》学术讨论会的《代祝词》中,冯先生说:“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代数学是算学中的一个部门,但是其中没有数目字,它只是一些公式,这些公式用一些符号表示出来。对于数目字来说,这些公式只是一些空套子。正是因为它们是空套子,所以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我说周易可称为宇宙代数学,就是这个意思。周易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冯先生所言,一则有其独到价值,一则与朱子之见两相映照,而令后者彻然豁显。

   正因如此,朱子申言读《易》绝非易事:“《易》不可易读。” “《易》最难看,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包涵万理,无所不有。”是以,当弟子问及“读《易》未能浃洽,何也”时,他回答说:“此须是此心虚明宁静,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罗得许多义理。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读《易》一需沉潜宁静广博之心,二需丰富人生阅历与生命感悟,三需基于太极之理的天人宇宙大视域与厚重德性。因此他告诫弟子:“如今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包括程颐等人在内,看来解读《易》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层“不可易读”之意。不难看出,朱子的上述见解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精湛绝伦,其对《易》思想的深化无可置疑。

   四

   《易》中八卦与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符示了上述的一切,正是先有了被符示的上述一切,才有了符示之的符号系列。因此,朱子主张,如欲更进一步的理解《易》之“本义”,即需通体真切透悟到符号系列所自来的其所符示的一切。这也就意味着读《易》的最高境界,当是超越《易》之一书,超越其卦的符号系列以及文字系列,而充分地体会出“画前之易”。在这一点上,他又继承、深化、升华了邵雍“须信画前原有易”之说,将对《易》的解读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也就再一次空前深化了《易》的内涵。

   朱子认为,当年伏羲正是在通体真切体会到大宇宙中交易、变易之深厚底蕴及其所以然,体会到基于此的整体大宇宙图景和人置身其中的人生应然之后,才画出了卦的符号系列,以涵摄蕴示这一切,从而推出了《易》。作《易》圣人以卦的符号系列所涵摄蕴示的这一切,即是所谓“画前之易”。读《易》之人如能进而自己体会出这一“画前之易”,才会达致当年作《易》圣人之境界,彻悟《易》之“本义”。此虽甚难,但宜孜孜以求:“看《易》,须是看他卦爻未画以前是怎模样,却就这上见得他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于是,呼应邵雍“须信画前原有易”之说,朱子于一诗中称:“潜心虽出重爻后,着眼何妨未画前。识得两仪根太极,此时方好绝韦编。”

   以往学界的基本共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位圣人思想前后一贯,根据孔子的《十翼》就可、也才会真切理解《周易》古经,由此形成了久远的经传不加区分、以传解经的传统。朱子透过画后之《易》与画前之易的分疏,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探寻学术本真之所是的研究期许,对上述传统乃至对圣人文王、周公、孔子提出挑战,推出自己富含真知灼见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画后之《易》本于画前之易。依朱子之见,伏羲的画后之《易》涵摄蕴示了前述之一切,借助卜筮以显其用。文王、周公系属卦辞、爻辞的文字系列之后,虽未偏离卜筮之用,但已偏于说一番道理了,障蔽了这些道理之外的一切。及至孔子作《十翼》,虽仍环绕卜筮的吉凶祸福问题展开诠释,但铺陈道理的意味更加浓重,前述以交易、变易底蕴为核心的整体大宇宙图景的内涵,更难以全副彰显出来。因此他指出:“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如卜得《乾卦》,则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则吉,卦爻不好则凶。若卦爻大好而己德相当则吉;卦爻虽吉而己德不足以胜之,则虽吉亦凶;卦爻虽凶而己德足以胜之,则虽凶犹吉。反复都就占筮上发明诲人底道理。”自文王到孔子,所言之道理本身没问题,但却渐次偏离了《易》的卜筮本意,障蔽了画前之易与伏羲画后之《易》的无限丰富之蕴涵。他反复申言这一点,并就四圣《易》说并无二致之见提出质疑:“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此论对于人们辨析经传之别,不再过分拘执于传以解经,进而理清易学的源流迁变,独立而深入地解读《易》,意义重大。

   伏羲画后之《易》契合画前之易,圆融而不拘于、不偏滞于一些道理。拘于、滞于一些道理而读《易》诠《易》,不但难以充分体认到伏羲画后之《易》与画前之易的丰赡深湛底蕴,而且也会使自己的心灵由阔转狭:“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作,而为之说,为此也。”孔子之后,程颐作《易传》,更是专于大谈特谈人事义理,离《易》之本意愈走愈远,所以朱子敢冒对于包括文王、周公、孔子诸圣以及先贤程颐的大不敬之讥,而毅然挺立学术之自我,重新探究《易》之本意,梳理以往易学延展长河,做出自己的识见衡判。至此,他的《周易》观已完整显现出来。

   五

   综上,朱子审视体认天人宇宙,阅读研判古今《易》著,推出了彰显鲜明学术自我的《周易》诠释视域及在此视域下的《周易》观。依他之见,《周易》由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本系卜筮之书;人借卜筮可直下接通太极之理,感通天地人物,预决吉凶;作为卜筮基本依据的伏羲无文字的六十四卦符号之《易》,最为圆融,它有交易、变易的丰富蕴涵;与此符号之《易》相应的,尚有画前之易,透悟之才会深切理解《易》之本义,达致读《易》的最高境界;而自文王、周公、孔子直至程颐等人,则逐渐偏离了《易》之本义,偏于说一些具体义理,因之以传解经并不的当,程颐等人之说偏差更大。他视《易》为卜筮之书,绝不同于一般术士所理解的卜筮之书,而是有其前述画前之易与伏羲画后之《易》的深湛内蕴在;他也不是为了教人单纯用《易》于占筮,而是更着眼于引领人们体认《易》所涵摄蕴示的人置身其中的前述作为其整个生活的世界的生存生命共同体,学会针对不同情势通权达变,生命地了悟并践行基于太极之理的人生应然之道,化《易》之道为自身之道,进而完整透悟画前之易,挺立自己生命的主体性,自如追求并实现正大人生之理想。他说:“须是以身体之。且如六十四卦,须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的学问最终要落实为一种生命的大学问,而不可仅仅停留于知识化的学术层面。而如果说朱子之前着眼于义理而理解、诠释、阐发《易》的学者更多地彰显出哲学家思想家的品格,那么视《易》为卜筮之书而衡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程颐等人的他,更多地突显出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品格。他更多地试图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探明《易》之本然及在后世所发生的理解演变,针砭、力矫人们诠释时的不着边际、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而包括程颐在内的朱子之前的理学家,正是往往借助对于《易》的高度哲学性义理诠释而建构起他们各自的理学体系的,朱子也是在整合会通了他们的理学思想后,才构建起自己的理学体系的。即此而言,朱子可谓接续了他们的诠《易》之果而却实质否定了其诠《易》视域与方法。不但如此,前述朱子对于《易》之太极之理内在于其中的交易、变易底蕴以及画前之易的理解,显然皆不折不扣地融入了相关理学的视域,在此视域下,他又在思想史家、哲学史家的品格背后,含蕴着思想家、哲学家的品格。

   朱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显赫,乃至有“前有孔夫子,后又朱文公”之评。他的《周易》诠释视域及由此所开显的《周易》观,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他申言《易》乃卜筮之书,辨析文字诠说之偏弊,有助于人们打破经传不分之成见,了解以往的易学史,区分古经、《易传》和后起易学,历史主义地把握《易》之本然,避免牵强无根之谈;同时也使那些不能全面了解他所开示的《易》之底蕴的人错会其意,令部分学者不再深层诠释《易》之高度哲学性天人之学,令一些人专究《易》的卜筮之用,而掏空了其深厚蕴涵;而对那些超越卜筮、仍倾心开掘《易》的思想义理以构建理学体系及其他体系的人,以莫大冲击,他们或批评朱子,或失去开掘信心。至于朱子对符号之《易》与画前之易的阐述,则具有卓荦的哲学天人之学意涵,无疑同样属于对理学内涵的深化,对知言的学术知音而言启迪颇深,引导人们进而用心“阅读”、体悟无文字的宇宙大《易》,学会《易》眼观万象,卦眼看人生,从而更好地定位环绕三才格局下的一切,追求天人价值应然之境。当然,以今观之,视《易》为圣人之作,未必尽然;他的卜筮信念与信仰,亦当予以理性之审视;他所推出的《易》之“本义”,也只是他理解视域下的“本义”,与原本的《易》之“本义”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当然这属于一个颇值玩味的哲学诠释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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