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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 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刚开始的时候，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 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 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并确定了小组讨论、军事训练、课外活动、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四种教育形式。 小组讨论，即学习时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等政治术；军事训练，即将学生军事化组织起来，实行严格军事纪律和军人训练；课外活动即在校内组织各种活动团体，从事组织与领导的训练；民众组训工作见习即让学生分赴南京附近各乡镇，实地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见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274名学员毕业了，这批学生由陈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机关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工作。 他在为这期毕业生纪念册所写的序言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组织。”他认为，他的中央党务学校已经可以和黄埔并驾齐驱了。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 这就确定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的施政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党务人才的缺乏更加严峻地摆在国民党面前。 为了更好地培养训政人才，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党务学校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4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 学校还增设校务委员，二陈兄弟都担任了校务委员，陈果夫后来又成为教育长，实际上，仍是陈果夫总揽大权。 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 同时，每年，他们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他们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 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旧址位于成贤街43号（原51号），现为南京市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 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 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 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 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 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 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 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准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自身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  民国南京中央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 他们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还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面对10万学生。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举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 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法令一下，陈立夫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 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 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 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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