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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张竹平首创报业托拉斯——上海“四社”

 哈哈狮的信箱 2024-02-07

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史量才、黄伯惠、汪伯奇三大报人统领沪上报业。他们主持的《申报》《时报》《新闻报》呈鼎足之势。然而,拥有上海托拉斯“四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的张竹平横空出世后,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格局。

让《申报》走向辉煌

张竹平(1886—1961),浙江太仓人,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13年被聘为《申报》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从此开启了他长达23年的报业生涯。1932年7月31日《大公报》中可人的《张竹平轶闻》一文,简略地介绍了张竹平的生平。

张竹平出身贫寒,早年失去双亲,自幼居于继祖母家,长期处于寄人篱下的生存状态,衣食时虞不给,屡遭族人白眼。饱尝人间冷暖的张遂立志出人头地。后辗转得入上海近代新式学堂——广方言馆,日夕孜孜,发奋求学,遂以优异成绩考入沪上圣约翰大学。1913年学业有成的张被史量才聘为《申报》副经理。生活发生巨大转变后,因幼年阴影挥之不去,张遂绝迹太仓,再未回乡,亦不引荐任何乡人。一日,某亲戚一度来沪,寻至报馆,在会客室遇张,但因张出来既久,未能认出。亲戚问:“张竹平安在?”张问:“若识之乎?”答:“是。”张起身而出,转身道:“如此,请在此稍待。”亲戚坐久不见张出,起问侍者,侍者吃惊道:“适才见君者即张经理!”亲戚一时不知所措,遂踉跄而出。张一是恶其见面不识而又自称相识,二是认出此人即为曩年相鄙不屑者之一。有人说,张未免儿女胸襟。但也有人说,这正是势利小人应得的下场。

张竹平主持《申报》期间,深得史量才赏识,诸事放权,任由张施展才华。1934年11月22日《时代日报》中虎笑的《申报继任总经理与张竹平》、1935年5月2日《晶报》中戈越的《张竹平辞职经过》等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张竹平在《申报》的日子。

当时的报人多着力于报纸发行而忽视广告业务,各报刊登广告一是数量不多,二是不加编辑、杂乱无章。因对广告学素有研究,张竹平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广告来源,设立广告推广科,将招揽广告作为该科的主要业务,下设招揽广告的外勤组和广告设计组,聘用专业广告设计人员,改变版面不美观、不规范的状况。报馆不问广告地位高低和刊登时间长短,外勤组招揽到广告后,立即通知广告设计组按照广告的分类和性质,为客户设计广告图案和编写文字说明,初稿完成后征求客户意见,反复修改,直到客户满意为止。如此一来,吸引了众多厂家和商家刊登广告,至1915年4月,《申报》的广告版面已经超过新闻版面。随着广告业务的不断扩展,报馆收入水涨船高。

不言而喻,广告效力的大小取决于报纸的发行量。张竹平深知,如要招揽更多的广告必先增加发行量。为此,张除增设发行推广科外,更在发行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让读者最先读到《申报》,他让发行科每天一早就把报纸扎好,交给邮局递送,上海周边地区一律当天见报。对于京、津等较远的外埠地区,张则联系邮局支局、代办处和列车运输,再在当地配备自行车队及早送达,大大提高投递时效。这些举措在当年均属创举。1920年《申报》发行达到3万份。1928年《申报》出版第2万期时,销量已超14万份,报纸年盈利达10万元以上。因此,当年的报界众口一词地称:“《申报》之得有今日,张氏之功,居其大半。”

张竹平雄心勃勃,具有远大理想,不甘长期屈居人下,为他人做嫁衣。随着《申报》达到鼎盛,仅在史量才一人之下的张,地位日高,权势日盛,报馆内一切对内对外事务,他时常提出自己的意见。按规矩,编辑部之行政由总主笔陈景韩管理,但张也有越权干涉之时,故而,陈首先表达不满。史虽对张之独断专行,不慊于心,但顾念张历年来为报馆所耗心血独多,不忍做出“狡兔死,走狗烹”之事。1924年10月,自美国留学回国的汪英宾进入《申报》后,张与汪联合《申报》《时事新报》的编辑,将两报内容编选为电讯,发给全国各报社。1927年8月,张复以6万元由谷钟秀手中购入《时事新报》,交由汪英宾管理。翌年,张、汪再联合创办申时电讯社。一是张、汪明显另起炉灶,二是申时电讯社实际是出卖《申报》的资源。为此,史大为震怒,先将汪英宾停职,以示惩戒,以期张之觉醒。但此时的张已成骑虎难下之势,鉴于已不能和平合作,张乃主动向史请辞。史也因张之不去,既影响报馆业务又影响张之前途,故而未加挽劝。张遂于1930年冬正式脱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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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第159期《大亚画报》中张竹平的留影

创建“四社”

离开《申报》后,张竹平又接办《大陆报》、创办《大晚报》,与此前的《时事新报》、申时电讯社,合称“四社”,形成我国最早的报业托拉斯,实现集资经营、联合办公。张还在“四社”成立资料室、出版部,创办《报学季刊》《时事年鉴》等出版物。张自任“四社”总经理,报业生涯达及顶峰,其势直逼史量才等报界大佬。1935年10月4日《铁报》中《张竹平去后之四社》、1936年2月23日《上海报》中的《时事新报之今昔观》等文,介绍了张从创办“四社”到被迫辞职的过程。

《时事新报》因亏空过巨,难以维持,而盘与合记公司,冠以“合记新公司”字样,张竹平担任经理。不到两月,报馆营业即出现转机,基本做到收支平衡,足见张之经营天才。张时仍任《申报》副经理,因精力有限、不能兼顾,乃辞去《时事新报》经理一职,由前该报总编辑潘公弼继任。1927年底,报馆工会即以该报营业大有起色,要求除双薪外,再多发一月工资,以示奖励。工友代表董仁贵与张谈判,张称,该报营业虽较前略好,但尚未盈利,碍难照发。董称,一月不能,半月则可。张开玩笑说,譬如君看中一名女子,但对方并不以君为意,君仍强求,岂不成单相思了吗?董听后,面现桃花,无言以对,怏怏而返。

张竹平管理上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更让每位员工参与谋划报馆未来,让他们成为报馆主人。秉承张之意旨,“四社”员工每周召开一次常会,专门讨论各报馆发展。“四社”各部门每月也有小型会议,即使微如茶房也必由庶务股领导,定期召开训练会议,进言献策,务求精进。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后,张创办《大晚报》,因及时报道前线战事,满足市民急切需求,销量巨大,成为“四社”中最赚钱的一种报纸。此后,该报招聘外勤记者6人,在讨论分配方案时起了分歧,有的主张“固定任用,月给薪水”,有的则提出投稿制,按发稿量计酬。张竹平遂组织全体开会讨论,最终确定了多数意见的后者。所有记者一律每日中午送稿,半月结算一次稿费。此方案避免了记者素餐尸位、敷衍塞责的弊端,鼓励竞争,激发工作热情。

“四社”成立后,张竹平的雄心犹末梢矣。1933年秋,他在股东大会再次提出大胆设想:“自建馆址于望平街,迁四社于一堂,既壮观瞻,又通声气。”得到众股东首肯后,选定《申报》对门地基,规划建七层大厦。当时已经与地产主人妥订契约,且令工程师绘制图样,一俟地价成交、原有房客迁出,即可动工。“四社”上下职员闻讯后无不眉飞色舞,兴奋异常,专等高迁乔木。岂料,天道难测,祸福无常,一场灭顶之灾,不仅让建馆工程戛然而止,更让张竹平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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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时的张竹平

弃报从商

1934年8月21日,《时事新报》刊发了一则题为《国际风云日趋紧张,我国应团结御侮》的消息:“阎锡山、韩复榘、于学忠等,最近曾联电中央及粤桂军事当局,略谓国际风云日趋紧张,世界大战行将重开,一旦大战爆发,民四国耻可为殷鉴。当此中外情势严重之秋,各方亟宜未雨绸缪,速图应付大计。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扫除统一障碍,发挥团结精神。”但时隔一天,该报再发更正:“21日本报载阎锡山、韩复榘等联名通电消息一则,顷据中央要人表示,此息不确。”这则不实消息不但惊动了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而且该部秘书长叶楚伧还上报了蒋介石。29日,蒋做出“《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该报也曾刊登这则消息)应即永久停止邮寄,以为不服检查者戒”的批示。接到批示后,为减少损失,张竹平自作主张地将《时事新报》夹在《大陆报》内向外地邮寄。这下彻底惹恼了蒋介石,9月13日再向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下了一道电令:“《时事新报》本月9日之报仍由邮寄到,其中有将该报附入《大陆报》内寄邮者,希即将《大陆报》一并停寄。”俗话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四社”内部再起阋墙,先是汪英宾、熊少豪因故争吵,互不相容,继则张与汪大事龃龉,汪乃出馆。终则张与熊复生轩然大波,熊愤而退股脱离“四社”。失去左右臂膀的张自此一蹶不振,一度闭门称病。

1935年5月1日,张竹平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宣布辞去“四社”董事、总经理。启事称:“鄙人一病经月,遵医生嘱,急需迁地休养,所有《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兼职,已分向四公司董事会声明辞职。所有四公司总经理职务,在新总经理未改选以前,暂请杜月笙先生代理。所有主持四公司时经手及担保借款及其他一切事务,概归代理总经理杜月笙先生负责办理。”不久,张以7万法币代价,将全部股权让渡孔祥熙,“四社”遂被收归官办。从此,张竹平被迫告别了半世尽瘁的报业。

1936年4月28日《晶报》中神獒的《张竹平经营矿务》、1943年3月26日《东方日报》中辰龙的《张竹平葛福田合作开饭店》等文,介绍了张竹平弃报从商的经历。

脱离报界后,张竹平经过短暂休整,改营商务,先投资惠民奶粉公司,再在南京附近的下蜀接办一家煤矿公司,后在湖南开采一种稀有矿产。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再赴香港。初设一家贸易公司,营业平平,继拟开设一家大饭店。当时旅港的上海闻人颇多,其中不乏张之知音,答应入股的友人甚多。然而,时乖运蹇,正在筹划隆重开业的饭店却因太平洋战事爆发而功败垂成。慌乱之中,张间道入渝。稍事稳定后,张深觉开设大饭店计划仍可进行,因当时的重庆饭店虽有,但沪式大饭店尚付阙如。张遂谋求合作伙伴。

曾在上海主办《市民日报》的葛福田,亦因抗战全面爆发而离沪,往来于港渝之间贩运货物,获利甚厚,俨然已成小资本家。悉听张有建饭店之意,大为赞成,自愿投资合作。经两月积极筹备,饭店乃告开幕。两名上海报人在重庆开办饭店的消息不胫而走,食客络绎不绝,营业蒸蒸日上,至1943年已成全重庆名气最大的饭店。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4年第2期

周利成,天津市档案馆一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


版式:刘  丹  李  楠

责编:王封礼

审核:姚胜祥

总监:丁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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