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名称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即《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弱》）。这一年，明王朝似乎没什么大事发生，只有些许小事，诸如：海瑞、戚继光相继在这年去世，李贽于次年出家。还有一件小事是万历皇帝渐渐不参加经筵、朝会等各式活动了。但作者黄仁宇却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1582年首辅张居正病故至1587年期间，其施行的政策被全部推翻，如考成法等；其提拔任用的人才大多被作为他的“私人”（结党之人）而打倒，如戚继光等，导致明王朝中后期有可能实现中兴的窗口期完全消失殆尽。这或许是明面上原因，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已经难以为继，明太祖朱元璋遗留下来的僵化的“祖制”，万历皇帝及张居正等重要幕僚的个性特点是明王朝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原因。汉朝以来，儒家文化就成为朝廷统治国家的主要思想文化。官员们据此建构形成有利于王朝统治的各种礼仪、规范。明时期，大思想家王阳明继承并创新儒家学说，形成心学；思想家李贽对儒家诸多理论予以强烈批判，并致力于调和“私德”与“公德”。这些理论影响了当代及后代许许多多人的思想，但最终未能成为朝廷治理国家的文化理论，本质上其仍是儒家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并没有在立论上重构以破解王朝“建立——覆灭”的发展圆周率。这是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最终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一二百年后的社会形态与万历年间的社会形态几无差别，足以说明封建王朝发展的僵化。其之所以能继续存续几百年时间，或应归功于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把历史的视角投射到明王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原为一介农民，战争使其失去本已赤贫的家园成为流民。个人能力、流民经历以及历史的际遇让其成为一代帝王。农民底色，让皇帝朱元璋毕生致力于建立一种乌托邦式的农民王朝。他希望像盖房子一样，构建起一个千秋万代、永不毁灭的固态帝国，永远庇护他的子孙后代及天下万民。他推行人口登记制度、土地等级制度（鱼鳞册制度）、里甲制度、路引制度等，着力打造一个静态社会，把百姓约束在土地上不得移动。他用整整6年的时间，7次删改形成《皇明祖训》，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包括“如何行政”“如何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等一应事项，事无巨细，并要求后世子孙皇帝一字不改地执行。文化的惰性、祖宗的成宪（《皇明祖训》等），让“一个高度程式化的社会”过快定型，不仅仅是百姓，包括皇帝、文官、武将在内所有人的“个人角色被彻底束缚住了”。万历皇帝九岁登基，接受张居正等文官集团安排的教师团队的教导，学习经书、历史等知识及皇家礼仪，稍有懈怠或偏离“主题”，就会受到慈圣皇太后的严厉督导和首辅张居正的严肃“规劝”。张居正去世后，皇帝脱离了翰林学士的羁绊；成为父亲后，慈圣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皇帝在宠妃郑氏的鼓励下，决心破除他给人的柔弱形象。在反张集团的一番操弄下，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的1582年年底已被盖棺定论，罪名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任用私人等若干种。张居正言行不一的教育，要求皇帝节俭甚至被限制到无钱赏赐宫女，但事实证明他自己的私生活却奢靡无度。教育有多严苛、信任有多深，被背叛的感觉或许就有多强。皇帝被张居正事件深深伤害，他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很快，皇帝发现清算张居正获益的并不是自己，他希望立郑贵妃的孩子为太子，仍然受到包括时任首辅申时行——他信任的先生——在内的大臣们的强烈抵制。在其皇帝角色里展示作为、表现进取的所有尝试遭到普遍反对后，万历走上了罢工的道路，在皇宫大院一呆就是30多年，创下了皇帝怠政的空前记录，他不再任命增补高级官员、留中不发大量文件，使整个王朝仅仅依靠惯性运行。“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这是万历年间朝廷的现状，文官集团不允许王朝有一丁点的变革。或许，张居正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一现状，他试图在现有官僚体系之外，以强权压制不同声音，通过理解并支持他的“私人”强力推行改革。倘若他不在改革中途病逝，再有数年光阴或许改革能够成功。张居正去世后即遭清算，说明王朝运行的底层逻辑未变，依靠强人推行的改革举措，即便成功也会人亡政息。戚继光成功革新军队，但失去“后台”张居正的支持，很快倒台。张居正后任首辅申时行汲取教训，在皇帝和文官集团间调和发展，却被文官集团裹挟向前，作为不大。海瑞试图已一己之力将王朝带回明太祖朱元璋时代，更是碰得头破血流。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我则以为，儒家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局限性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带来教育的僵化、思想的禁锢，让社会阶层持续固化，促使整个社会僵化不前，严重约束新的生产力的产生，难以催生新的生产关系，这或许是王朝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一状况直到西方帝国主义用洋枪利炮打开封闭中国的海域边疆门户方才得以改变。张居正的社会改革、李贽的思想革新，有其历史的先进性，但终究未能脱离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万历十五年》像一部年鉴，其与今日各种年鉴的区别在于：今日的各种年鉴基本为总结区域或单位年度之成就业绩，鲜有剖析不足与失败，而《万历十五年》则完全是一部关于万历十五年各种失败的总记录。从这部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民族发展、朝廷气数和个人命运的大事件，许多时候并不以惊天动地的方式横空出世，而是潜在日常生活中以一件件小事的面貌出现。考验王公大臣们执政能力的也未必一定是危机事件，更在于日常件件小事的处理抉择。 美好， 孕育于昨日的耕耘， 结晶于今天的奋斗， 面向明天的梦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