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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约瑟 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英国科技史家，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了近50年的研究，完成了浩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李约瑟被誉为当代新道家的先驱，他自称“名誉道家”，并皈依了道家，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 李约瑟是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过程中，认识道家思想的，他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1]。傅斯年说：“李约瑟坚持认为，在古代中国人中道家的自然知识最广博。道家文献不应被神秘主义地阐释。道家的自然知识被兴盛的儒家学派埋没了。李约瑟把这种伦理学派淹没自然主义哲学学派的原因归为汉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导言中说：“我们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从儒家很容易转向它的劲敌道家。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其所以有必要强调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这两家的政治对立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是承认封建社会的，而道家则强烈予以反对。”李约瑟肯定道家，否定儒家，他认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变得僵化成一个经院哲学的东西，而道家反对他们的那些主张。道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心渴望从整顿社会秩序回到自然界的沉思”。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17世纪初期伽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从广义上说，我们可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到了伽利略时代，科技发明的技术本身被发现了。为什么欧洲能产生“伽利略奇迹”，而比欧洲更进步的中国却产生不了“伽利略奇迹”呢？ 以我们的观点来看，“伽利略奇迹”不能在中国产生，主要是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的。在现代科学产生的伽利略时代，中国明代正在进入以儒家的四书五经进行八股取仕的时代。李约瑟认为，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是一贯受抑制的。重义轻利是儒家的基本信条，儒家既反对商业，亦反对科学技术。李约瑟说：“道家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如看起来不值什么的矿石、野生植物、动物、人体各部分和物产，这些东西极为儒家及其后代所轻贱，但道家所循的这一方向最终导向现代科学”，“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这些树根今天仍然生机勃勃”[2]。 李约瑟认为，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处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3]。 李约瑟认为，道家赞成的是不分等级的原始社会形态，反对封建的等级形态。道家不仅是宗教的和诗人的，而且是科学和民主的。道家思想不仅提供了中国科学的原型，而且保留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李约瑟认为，道家有不少东西可向世界传授，或许未来就是属于他们的。 李约瑟说：“在某意义上讲，道家的全部思想是一种力场的思想。一切思想都根据它们自己定位，不用任何指示，也不需用任何机械的强迫。”并且预言“引导其（注：近代科学）前进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观点，不能持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把物理看作是对更小的有机体之研究和把生物学看作对更大的有机体之研究的时代必将来到。那时，欧洲并且整个世界便能利用一种利用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并且丝毫没有欧洲特色的思想模式。”李约瑟为中国科学预设了未来，为世界科学预测了前景，构建了自己的科学文化观：人类离不开科学，科学需要文化导引，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我们决没有对科学——作为一种最高文化的组成部分，丧失信心。并且我们相信科学对人类所作的有益的贡献远胜于它的危害。确实，从最初发现火开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包括人类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而决不能分离成不能比较的斯宾格勒式的文化实体。同时，过于明显的是，近代科学与技术不论在物理学、化学还是生物学的领域里，现在每天都在作出各种对人类及社会有巨大潜危险的科学发现。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将提出也许正是这方面，中国人民中的特殊天才，可以影响整个人类世界”[4]。 李约瑟1982年给中国易学家午吴漱泉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出版以后，西方人渐渐的了解一点中国对自然科学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西方的科学历史界，近几年正开始认为Leibrids、Newton他们所应用的数学概念可能是从中国传来的，二进制算法到西方的传达（传播）好像早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没人否认。西文（有关于此）的有关文章并不少，你一定看过了。《易经》中其它多种多样的基本科学概念是谁从中国带走了，是谁以后作什么运用了，这些问题将来一定有人解答得出来。” 李约瑟认为“无为”一词应译作“不做违反自然的事”，反对按通常的译法把“无为”译作“无所作为”。道家提倡不违反事物的本性，不强使物质材料完成它们所不适合的功能，在人事方面不勉强去做在有识之士看来必归于失败的事。“无为”概念最深沉的根源可能在于原始农民生活的无政府性：植物没有人干涉就生长得最好，人没有政府的干预就生活得最昌盛。道家的目标是返回到一种更原始、更淳朴的社会状态。 1957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李约瑟作了题为《历史与对人的估价——中国的世界科学技术观》的演讲。他在结束演讲时说：“问题是人类将如何对付科学与技术的潘多拉盒子？我再一次要说：按东方的见解行事”。李约瑟提出了新道家的理论纲要，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光璧先生认为，在我看来，李约瑟对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我甚至想，他的这一发现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点。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国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 李约瑟《中国在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 [4] 谢清果《当代新道家思想—中国科学文化独特魅力的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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