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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史书叫《梼杌》，晋国史书叫《乘》，鲁国史书叫《春秋》。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人不准[Fǒu Biāo]盗发了魏安釐王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晋魏史书《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共13卷，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由于《竹书纪年》所记与甲骨文、青铜铭文高度契合，因而是最具可信度的古史体系。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为左丘明注解鲁国史书《春秋》之作。《左传》作为流传至今的完整的春秋史书，对我们了解春秋和西周以及上古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话是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的话。 鲁昭公十二年，为周景王十五年，楚灵王十一年。楚灵王是楚共王次子公子围，前540年—前529年在位。郑穆公之子然，字子革，投奔楚国，为楚国右尹，系令尹助手。倚相是楚国的左史，《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负责记录言论，右史负责记录事件，可见倚相是记录言论的史官。 楚灵王和右尹子革说话的时候，楚国左史倚相从面前小步快速走过，楚灵王说：“倚相是非常优秀的史官，你要好好地对待他，他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段话有着很丰富的内涵，第一，《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春秋时期仍保存着，楚国的左史倚相仍能够读到。第二，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春秋时期已经是非常牛逼的事情了，甚至是为一个邦国所骄傲的事，楚灵王拿倚相这个特殊的才能对来自郑国的公子然进行炫耀，可见那个时代能够读得懂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了。第三，倚相作为记言的史官，对言很精通，也能读得懂，可见《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属于言的范畴。 《国语·楚语下》记录了楚国大夫王孙圉论楚宝，“王孙圉（yǔ）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héng）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晋定公前511至前475年在位，王孙圉论楚宝的年代在楚昭王（前515年—前489年在位）时期。这说明到楚昭王时期，左史倚相仍健在。王孙圉说“左史倚相，能道训典”，所谓训典，就是大训和三坟五典。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楚灵王之言绝非虚言。《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论唯道是从，“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从这句话来看，左史倚相的言论是受到三坟五典的影响的。 《周礼·春官宗伯》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这说明三皇五帝之书为外史掌管。三皇五帝之书，即三坟五典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隐按“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这说明与左史倚相同时代的老子就是直接负责掌管三坟五典的史官。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魯昭公二十六年，为周敬王四年，楚平王十三年，公元前516年。王子朝为周景王之庶长子，在与周敬王争王位失败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将包括三坟五典在内的周室典籍都带到楚国去了。《皇览》“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具体地点就是到了楚国南阳。老子作为负责掌管三皇五帝书的史官，亦随王子朝到了南阳。后人将这个故事附会为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不仕，莫知其所终的传说。 孔安国《尚书》序：“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孔安国（前156—前74年）是孔子11世孙，汉武帝时博士，是司马迁古文经学方面的老师。《尚书序》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景帝时，“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汉武帝时孔安国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所作之序即为《尚书序》。《古文尚书》至东汉时亡佚。 《尚书序》宋以来多疑系伪作，然其确系一光辉之篇章。其对先秦文化流变之论述，非后世能可闻者，故非孔安国不可作。《左传》只列出了书名，这篇文献却极大地补充了我们对三坟五典具体内容的理解。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说是很可靠的。 “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伏牺、神农、黄帝的典籍，叫做《三坟》，言说大道。所谓坟，即泥土也。坟书，即泥版文书，应和苏美尔泥版文献相似。“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典籍，叫做《五典》，言说常道。 周室典籍入楚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后人对这个事件重视不够，导致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我们目前所见的黄帝书，无一例外都是楚国人用楚国方言编纂而成的。为什么华夏诸国没有黄帝书，倒是蛮夷之地的荆楚却成了编纂黄帝书的大本营呢，这不能不与周室典籍入楚有着密切的关联。老子所编纂的《道悳经》，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产物。 周室典籍入楚之后，三坟五典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吗？言大道与常道的《道悳经》，不就正是三坟五典的缩影吗？老子是直接掌管三坟五典的史官，所以他依据三坟五典编纂了《道悳经》。故魏源在《老子本义》序中说“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曷征乎，征诸郭店楚简也。 1993年郭店一号楚墓被盗掘，文物部门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了举世震惊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道悳经》甲乙丙三种。郭店楚墓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墓葬中一个漆杯底部有“东宫之币（师）”的刻铭，学者们认为墓主是楚怀王太子横（楚襄王）之师，《战国策·楚二》说：“楚襄王为太子时，质于齐……傅慎子”，据此有学者认为墓主即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我们今天不论慎到，单论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就早到战国中期，因此郭店楚简《道悳经》必是春秋遗物。郭店楚简《道悳经》分甲乙丙三种，甲本存39简1090字，乙本存18简389字，丙本存14简270字，共1749字。郭店楚简《道悳经》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道悳经》甲本乙本相比有个什么特点呢？郭店楚简《道悳经》没有任何错误可言，马王堆汉墓帛书《道悳经》甲本乙本已经有明显的错误了。 《道经》第十三章，郭店楚墓竹简《道悳经》乙本作“人宠辱若缨，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缨？宠为下也，得之若缨，失之若缨，是谓宠辱若缨”。马王堆汉墓帛书《道悳经》甲本乙本作“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段话用现代语言来表达，本来应是：人向往权力和权力可以羞辱相牵制，重视担心给社会带来大祸患犹如殃及自身。什么是向往权力和权力可以羞辱相牵制呢？使向往权力在权利面前卑下，得到权力相牵制，失去权力相牵制，这就是向往权力和权力可以羞辱相牵制。 当“宠辱若缨”变成“宠辱若惊”，“向往权力和权力可以羞辱相牵制”，就变成了“无论受宠还是受辱，内心都要受惊”，就说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编者已经不懂《道悳经》的内涵了。马王堆汉墓帛书《道悳经》的编者估计与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有关。为什么春秋时期的老子没有错误，而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却错误连连呢？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太史儋看不到《道悳经》的原始文献三坟五典了，理解上就会有很大的偏差，错误就在所难免。而这正证明了《道悳经》是老子在三坟五典的基础上编纂出来的，是三坟五典的缩影。 作为母权本位文化思想结晶的《道悳经》，闪烁着三坟五典的光芒。三坟五典看不到了，我们仍能看到她的浓缩《道悳经》，不可谓不幸中的大幸。书面语言文言化，是从西周开始的，商代甲骨文尚未脱离口语。和夏小正一样，三坟五典必定是纯口语文献。《道悳经》的口语化特征，恰恰正是三坟五典的本来面目。儒家所传《尧典》、《舜典》，文言奥义，伪书也。 三坟五典，一直保存到春秋末年的三皇五帝的原始典籍，这个中国文化的核心础石，这个中国文化的根脉，我们摸不着看不到了吗？是因为我们麻木了，迟钝了。如果我们保持着对文化的高度敏感，这个文化的根脉，仍然是摸得着看得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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