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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第三版） 译者：vacuity ==================== 第八章 战略的演化和世界新秩序 杰弗里·蒂尔 本章提出以下要点： 战略、战争和冲突应被设计于用以实现政治目标。 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战略家的演进可以分为部分重叠的五个世代或学派。 孙子、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安托万-亨利·德·约米尼（Antoine-Henri de Jomini）等战略家信奉的传统学派为国务家阐述了关于如何有效运用军事力量达成政治目的的战略。 第二代战略家探究的是如何将传统学派发展出来的概念加以应用或改善，使之适用于新时代冲突的新方面。有人强调使用武力的政治背景，也有人研究如何把各种理论应用于战争的不同维度，即陆战、海战和空战。 第三代战略家着眼于核武器对战争产生的影响。 第四代战略家不再关注战争中可以怎样使用核武器，转而关注怎样避免使用核武器；也有人研究亚国家层次的战争形式：叛乱和反叛乱战争。 当代战略家相比之下研究议题十分多样化，但很多分析者都在思考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对现代战争产生的影响。还有人重新探究起反叛乱的早期理论。 导言：总论战略 就像许多其他的军事术语一样，“战略”（strategy）一词已经被商界完全接管，它的涵义已经冲淡到约等于“争取你要的东西的方式”这个地步了。这可不算一件好事。它最好还是回到原本的用法，专指战争的“战略层面”（strategic level）——意即民族国家主要（尽管有例外）将武力用作达成所欲的重大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提醒我们注意，战争在这一层面的关键特点在于军事手段与政治目的之间的联系： 军事战略当前必须至少被理解为关于利用武力强制能力的全面计划——连同权力的经济、外交、心理手段——目的是通过公开的、秘密的和默示的手段最有效地支持对外政策。 这一引述中有几个要点。第一，奥斯古德与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以及其他大多数战略家一样，明确地对人性和人类行为采取一种坦然的“现实主义”（realistic）视角。但是，他对战略给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强调战略远不是简单的为了政治目的高效地杀人。战略不限于战争行为，还延伸到和平时代。奥斯古德拓宽了议题了范围，他强调权力的其他形式，并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战略。战略不只包括用手中的武装力量强制或威慑潜在的对手，可能还包括用来赢取伙伴，或者影响他们的行为。 奥斯古德所说的“支持对外政策”指出，战略、战争和冲突应被设计于用以实现政治目标。这是战略行动的理由，就像克劳塞维茨所言，这决定了后续冲突的形式与特点： 战争就是政治追求的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我将战略的全部置于这一信条之上，并相信拒绝承认这一必需的人没有完全理解事情的关键。这一原则解释了整个战争史，没有它，一切都会显得异常荒谬。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以更简洁的方式重申了这一对战略的定义——“分配和应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艺术”。 战略理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战略的思考，它通过发展出一系列关于军事力量的性质、实施和后果的内在连结的思想，达到“整合”（put it all together）的目的。利德尔-哈特的定义另一个有用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军事战略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这两种传统都由来已久。有些战略家关注战争中物质的、可量化的方面（武力的部署、武器的物理性能），把战略基本当做科学。在此，战略的要素可以被简化为简洁明了的法则。这显然是十八世纪的欧洲理解战略（如果当时有这么个词的话）的方式。 但是，这大体上确实适用于我们称之为“战术”（tactical）层面的战争，因为环境决定了写作者可以采取一种更加规范性的取向。在敌人面前如何安营，如何调兵，确实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 可是在十八世纪末，由于法国大革命推动的智识巨浪和它激发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影响，出现了一股对上述看法的反动。新思潮强调人类行为的复杂、多样和激情，它认为战争中士兵应遵守规则按书行动这种想法都是废话。阿尔当·杜·比克（Ardent du Picq）在十九世纪后期说：“由于工业进步和科学发展，战争的艺术也面临着大量修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人心。”正是这种精神，这种取向，让法国的预备军官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德国大使馆的台阶上砺剑，然后满怀热忱地走上前线。他们倾向于毫无顾忌的强硬态度，这进而造就了法国军队所谓的战士品格和对光荣胜利的自信期待。可是在以堑壕战、重机枪和连天炮火的形式出现的工业现实面前，这种热情不久就消逝了。 当然，战略涵盖上述两个方面，但是这两者的怎么结合，可能是由奥斯古德所说的社会、经济、技术、政治等背景因素在特定的表现所决定的。而且正是这一原因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则是永恒的（即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有效）还是/或是普适的（即原则适用于所有战士）？大军听的鼓声是否与小队一样？他们是否永远听这样的鼓声？ 有人说战争的原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适的。这些原则可以被看做一本薄薄的手册，上面写着“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方方面面的准则，它们既影响武装冲突的行为，也影响战略和战役的决策”。但是，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军人必须对经验进行思考，否则就像腓特烈大帝那句著名评论一样，他手下的几头骡子都够资格当陆军元帅了。如今，这种思考的结果通常被称作“原理”（doctrine）——它被设计出来为军人提供一套思想汇编和关于用途的常识，指导他们在战役之前、之中、之后的行为。于是原理就变成战略理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实际应用。如果战略理论是烹饪的艺术，那原理就是今天的菜单。这两者都很重要。没有战略理论，写原理的人就不知道他们写到了哪里，从哪里开始写，更不可能搞清楚该往哪个方向写；没有原理，将领只好要么全凭运气和直觉，要么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开一场研讨会，决定该如何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战略理论、军事原理和战争原则是指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即使是最流行的军事原理的表述（通常被认为比另两种军事思想更显规定性）也要提到“运用时的判断”（judgement in its application）。朱利安·科贝特爵士（Sir Julian Corbett）同样告诉我们：“战争研究中没有什么比让格言代替判断更危险的了。”原理不应成为教条。行之已久的原则也要经受质疑，熟悉的程序也要因地制宜。原则（含有自主发挥的成分）和规则（不允许自主发挥）之间有重大的差别。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思考是否平等地适用于战争的不同维度——陆地、海洋和天空。有人给出反对的观点，认为对三者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空中，情况是很独特的。”因此最后一任苏联海军总司令，切尔纳温元帅（Admiral Chernavin）曾说过： 如今……战争再也没有完全特殊的领域了。胜利需要（各军种的）共同努力……所以有必要在统一的军事科学的框架内整合关于战争的所有知识。 另一方面，可能有人会说海军活动的自然环境要求海军比别的军种更看重指挥的独立性、持续确定敌方实际位置的重要性，甚至还包括在海上进攻相比于防御的永恒优势。 然而，海军战略并非凭空出现的，而是作为总的战略思考的一个分支发展出来的。海军战略从很多方面试图将一般战略原则应用到海军行动中。马汉把他的狗叫做“约米尼”，显然不是为了侮辱约米尼，反而是为了纪念这位瑞士的战略大家对自己的启发，尤其从约米尼那里借来的“作战线”（lines of operation）的概念。同样，科贝特也受到了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科贝特主要著作的第一页，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对把军事手段和政治目的的联系起来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多数战略家都会同意马汉的战争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观点，他写道：“战争的艺术家应发挥自己的技艺，将原则和规律运用到具体案例中。”换言之，战略关乎的是运用武力实现政治目的，而达成战略的具体手段则完全取决于战略制定者对从过往经验中提取的规律和原则运用于现状造成的后果的判断。 过往经验在“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战略文化这个术语是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一项对苏联核战略的研究中提出来的，这一话题至今仍有争议。斯奈德认为苏联处理核武器的方式反映了他们的战略文化。他说，俄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历史和体制“合起来产生了一套独特的战略信念，在这些信念之上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战略行为模式”。与之相关的另一种认识则是，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可能演化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战争方式”（way of war），从利德尔-哈特、韦格利（Weigley）和汉森（Hanson）等人的著作的标题中即可明显地看出这种观点。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经常引发热烈讨论的问题——“文化”意味着什么，文化与行为的关联和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取向的关联又是什么，桑德豪斯（Sondhaus）和波特（Porter）对此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 近年的事态使上述问题的讨论更显重要。人们重新重视起冲突的文化层面，是出于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人们认为，美国在1991年和——更为重要且作为后续动作的——2003年两次对伊拉克的战略，就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而技术上优越的一方最终没能强制贯彻自己的意志，这让很多人——尤其是美国人——转而开始主张战争的文化取向。他们说，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对待战争的方式，把我们自己浸入他们的文化之中，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方法，再据此做出反应。然而，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做到上述要求这种前提看起来和文化决定战争行为的看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有人指出，无论如何，这种战略的人类学取向看起来都太容易变得过于简化，削弱了我们预见未来和理解现在的能力，因为它淡化了复杂关系中其他变量的重要性，尤其是亚文化的潜在作用。 有些批评者则更进一步，认为战略文化的概念即使是在理解过去时也是没有价值的。回到我们略论战略文化时一开始提到的俄国问题，历史学家威廉·C.富勒（William C Fuller）在他关于“俄国战略的落后性”（backwardness in Russian strategy）的评论中，以严厉的口吻抨击了战略文化的概念： 有些社会科学学者可能觉得战略文化的概念非常好用，因为它就像一台分析绞肉机，能把粗糙不平的史实馅料变成平滑均质的漂亮馅饼；但是，历史学家有义务对任何用理论的优雅代替复杂的真相的手法提高警惕。 这样看来，我们不只是研究冲突；我们的研究方法也是冲突不断！ 战略思考：传统学派 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战略家的演进可以分为部分重叠的五个世代或学派。两位最基础最重要的战略家分别是孙子和克劳塞维茨。他们二者富有特色的思路事实上经常被拿来做比较。 作为论述战争的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孙子的《孙子兵法》据说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即中国的战国时代。它的篇幅很短，实际上全书由一连串警句构成，让读者自己去研究这些警句的含义以及如何运用其中的道理。全书有意地做到“精明”（clever）、神秘，而且非常适于引用。简而言之，孙子（假设确有其人！）提出，兵法不以赢得战争为目的，而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成本实现军事目标为目的。真正优秀的将领不一定要利用战斗确保目标的实现，事先削弱对手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同样可能达到效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孙子的名言。最有效率地摧垮敌军的办法，不一定是简单地消灭敌方士兵，破坏敌人的团结、补给或意志力可能更有效果。出奇、速度、机动、灵活以及政治手段都可以施加心理影响。敌人的意志和士气才是真正的攻击目标。 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1780-1831）主要得益于欧洲早期的经验与思考，特别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olo Machiavelli）的思想。在《君主论》（The Prince）中，马基雅维里指出，国家的统治者应该了解战争的性质，因为这是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难以避免的部分，“君主……除了战争、战争的组织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不应该学习其他的技艺。”君主应该依据政治目标来制定军事战略，着眼于通过决定性战争以最快的速度击败敌人。有鉴于法国剧变和革命战争，克劳塞维茨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战争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而且战争是跟随政治的，所以国务家应保持绝对的控制权。目标决定手段，而非手段决定目标。 克劳塞维茨与他的对手瑞士人约米尼一样承认，战争具有潜在的混乱性，充满了偶然、恐惧和困惑。这会产生“摩擦”（friction），摩擦让一切都变得困难。然而，当约米尼回到早先的时代去寻找科学的原则和确定的事物以帮助指挥者克服困难时，克劳塞维茨的结论却是，即使现实不尽如人意，人仍有必要“定高目标”（aim high）。他受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启发，提出指挥官应该争取“理想”（ideal）战争或“绝对”（absolute）战争。因此，他因作为全力的、总体的、无限制的进攻性战争的鼓吹者而名声大噪，虽然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在回应他那个时代朴实的民族主义热情和民众大规模参与战争这两种事态而已。 另一方面，约米尼在《战争艺术》（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中给诸多当代战略思考所用的词语下了定义，界定了“决定点”（decisive points）、“内线”（interior lines）、“交通线”（lines of communication），他认为做到理解这些概念并正确运用的指挥者可以战胜做不到的人。 尽管克劳塞维茨对他对手的规则和示意图持怀疑态度，但他也提出了“重心”（centre of gravity）的概念。想要在战争中尽快取得胜利的指挥者，应该辨识出敌人的“重心”并以其为目标，因为那里是敌所必救之处，所以这是歼灭敌人最好的办法。重心可能是敌军自身，也可能是敌人的政治首都。无论是哪一种，消灭了对方的武装力量都能决定胜负。 框8.1 重新发掘克劳塞维茨 重新解释克劳塞维茨几乎成了聒噪阶层的小生意了。最优秀的克劳塞维茨诠释者之一的修·斯特朗（Hew Strachan）解释说，“每一代人都倾向于从自己的关注点出发看克劳塞维茨”，之所以这样，部分因为克劳塞维茨没有写完《战争论》（On War），这意味着它有时给读者留下的问题多过答案；部分因为克劳塞维茨正有意如此。斯特朗指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决定了战争的性质；相反，战争有其自己的动力，因为一个时代的技术、地理等要素产生的战术需要可以自下而上地塑造战争的形态。因此战争是“真正的变色龙，因为它在每个案例中都变换自己的特点”。所以今天的战争和冲突有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为之设计计划是这么困难。同样的道理，每一代读《战争论》的人都发现书中所言富有新意而且与当代思考相通。 安图里奥·埃切瓦里亚（Antulio Echevarria）的《克劳塞维茨与当代战争》（Clausewitz and Contemporary War）是一部理智、明晰、务实的著作，比大多数同类作品都更具批判性。他告诫人们要真正去读《战争论》（而非其他人关于这本书说了些什么），最好要认识到克劳塞维茨的目的是寻找（但未必是找到）关于战争性质的客观真理，克劳塞维茨对寻找的各种方法和得出结论抱有同样的兴趣。修·斯特朗和安德列亚斯·赫伯格-罗特（Andreas Herber-Rothe）主编的《克劳塞维茨在二十一世纪》（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由各式各样短小精悍的文章组成，探索了与理解克劳塞维茨所言和评估他对二十世纪竞争态势的重要性相关的种种问题。 第二代战略家 第二代战略家有意无意地探究的是如何将经典作者发展出来的概念加以应用或改善，使之适用于新时代冲突的新方面。有人强调使用武力的政治背景。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和毛泽东认为人民战争会以与王朝战争甚至民族战争都完全不同的形式展开。他们阐述了颠覆政权、游击战争和游击队行动的理论。毛泽东是孙子的崇拜者，这点自然在情理之中，他在他的《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中发展了前辈的思想，尤其是强调游击战中要避免与占优势的一方进行损耗巨大的阵地战。毛泽东指出，迫使敌人分散最容易暴露敌人的弱点，然后趁敌军数量减少士气不振时发动进攻。同样重要的是，面对全副武装的常规军，游击队要弥补自身的弱点，就要借由高明的长期宣传赢得“民心”（hearts and minds），保证人民的帮助（体现为人民更愿意提供兵员、建议和补给）。 其他可以说同一世代的战略家研究如何把这些战略概念应用于战争的不同维度，特别是海战和空战。 海军战略领域的两大竞争者分别是马汉（1840-1914）和科贝特（1854-1922）。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 1660-1783）出版于1890年，这是马汉最负盛名的著作，它的出版令马汉备受赞誉。很多人跟随了马汉的道路。实际上，马汉的研究是建立在海上行动的既有理念上的；过去的研究方式基本是战术层面的，而马汉试图把海军的思考放在以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为代表的战略思考的更广阔的背景中。马汉阐述了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海权在其中的地位，这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深刻得多。 马汉的主要关切在于纠正当时普遍的无知，他发现他身边的人对海权的角色和重要性都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以航海为业的人也是如此。和平时期，国家权力、安全和繁荣都依赖海运。战争时期，海军优势保证海权，海权提供手段以破坏敌人的贸易、威胁敌人的陆上利益，同时保护我方的贸易和利益。这些优势如此巨大，马汉研究的英国史清楚地证明，海权决定了平时的繁荣、战时的胜利，主导了世界的重大事件。他总结道： 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保证的对海洋的控制，意味着支配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国家的权力和繁荣中最重要的纯物质因素，……[尽管只是]国家整体的兴衰即所谓的历史中的一个因素。 海权围绕的是一个简单的联系。贸易产生财富，财富巩固海上实力。海军力量保护贸易。另一方面，海军实力还依赖于地理位置（例如与航线的关系）、海岸的物质构成（例如港口）、领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国民性格和政府性质。 马汉非常强调战斗中重型战舰的集中，他认为这是海军力量的致胜关键。但是，战斗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场上的战舰质量，也取决于训练、士气、有效指挥、战术处置（特别是集中我方全部武力打击敌方一部分的技巧）以及最关键的进攻精神——围歼敌人的欲望。因为马汉很重视摧毁敌方主要作战力量，所以他有时被拿来和克劳塞维茨做比较。虽然马汉的理念来自于帆船时代，但他相信这些思想在以后的技术革新的年代将依然发挥作用，他完全不认为潜艇或航空母舰的出现会以某种方式让他的思想与时代脱节。技术更新只不过意味着那些原则要以另一种的方式运用到另一种的平台上，但本质上原则是不变的，他认为原则“立于磐石之上”。 近年来人们研究马汉的实际著作（而非人们不花时间不花精力去通读他的大部头就瞎说是他写的那些东西！）发现，他比他的批评者所宣称的要更关注海上行动对陆上局势的影响，以及海上力量对国际体系运作施加的作用。而且，古往今来世界各地许多海军研究者都赞成并发展了马汉的理念。 科贝特（1854-1922）相比之下则不那么出名。他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矛盾的是，他大部分的写作都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很有意思的时期，彼时英国正在暂时偏离他所倡导的那种战略。 与马汉一样，科贝特把海战原则视为指导思考的指南而非指挥行动的指令。身为一名律师，他比马汉在海权的局限上表现得更为审慎，而且他更公开主张海军的首要功能是“推动或阻碍外交工作”。海军的优势在于，海上行动在战略效果上更易识别，在行动上更易控制，而陆上行动则混乱复杂而且会自动升级，因此海军是确保政治目标的非常合算的手段。他采用了一种全方位的方法——今天我们称之为“联合”（joint）的方法，指出海军活动必须“与军事和外交压力巧妙地协调起来”，原因很简单： 人的生存依赖于陆地而非海洋，所以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之外，战争中国家间的重大问题要么取决于陆军可以对敌人的国土和国民生活造成的影响，要么取决于海军帮助陆军制造的机会所产生的恐惧。 因此，科贝特探讨的是“海上”（maritime）战略而非海军战略，他认为，海上战略的原则，能主宰海洋发挥重要作用的战争。 拥有制海权的海军可以把海洋作为运输手段，既发挥商业用途（以支持战时经济），又发挥军事用途（以完成力量的陆上投送）。科贝特认为，合理实施的海陆两栖作战确实可以成为让海权有助于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手段。海上优势让军队可以直击敌人最虚弱的地方，用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战略影响。这是有限战争的一种特别合算且可控的展现形式。 和马汉一样，科贝特也不是凭空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很多评论者指出他在哪些方面与克劳塞维茨相似（科贝特也将海军战略与其政治目的相联系），哪些方面与克劳塞维茨相反（科贝特对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斗重心和后者对有限战争的重视方法表示怀疑）。还有人把科贝特对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强调和欺骗性集中兵力的想法与孙子的军争之法联系起来。与科贝特更近的是，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人也在研究相关话题，最明显的是陆军少将查尔斯·卡尔韦尔爵士（Sir Charles Callwell，1859-1928）。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滑铁卢以来制海权对陆上战役的影响》（The Effect of Maritime Command on Land Campaigns since Waterloo）和《军事行动与海上优势》（Military Operations and Maritime Preponderance），其中战争的不同维度在战术上、战役上和战略上的配合所产生的优势得到了有力的阐述。 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之后，出现了利德尔-哈特（关于他稍后再谈）等一批学者，他们决心避免那样重大的“大陆承诺”（continental commitments）再度发生。利德尔-哈特发明了一个词叫“英国式战争方式”（the British Way in War），认为英国以及其他处于类似环境的国家应该回归科贝特主张的那种海洋大战略。 两次大战间的空权理论 空权理论缺乏马汉和科贝特那样深刻的智识洞察力，这很可能是由于过去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得出并检验他们的想法。当时人们有这样一种意识——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最重要的是避免一战西线战场（Western front）的惨状重现；人们又希望迎接全新的令人激动的航空技术；这两种心态让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看起来涵括了一切新潮而且面向未来的事物。空权应该能为军人提供一条通向胜利的捷径，而且这种胜利也许不会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止境的绞肉机式战役那样血腥残酷。 所以不出所料的是，空权理论家如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威廉·“比利”·米切尔（William 'Billy’ Mitchell，1879-1936）还有宣传家兼发明家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de Seversky，1894-1974）几乎完全占领了两次大战间关于战争未来的辩论高地。 他们的基本观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某些经验的推衍，并用对未来空军技术的预测加以补充。大战证明对后方实施战略轰炸能产生心理上和实施上的巨大影响力。大战还展现了战线上制空权和海上制空权的重要性，因为制空权能提供强大的监视能力、对友军的空中掩护，以及对敌军的直接打击。与杜黑不同，米切尔——至少在早期——相信空军既可以成为“剑”也可以成为“盾”，他还关注陆空配合的问题，而且肯定比他的意大利同行要对向地面部队和海面部队发动直接独立空袭更感兴趣。 未来空权的这种次要表现形式从概念上来说本身并不引人争议（尽管它的潜在有效性很有争议！）。全世界的陆军和海军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虽然并不总如空权爱好者所要求的那么多）来开发有机的空军能力来支援他们陆上和海上的主要任务。 但米切尔和杜黑等空权理论家的首要主张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他们声称战略轰炸有可能足够高效，以至于陆军和海军的行动效果会被大大削弱，所以设计这些行动的必要性自然也被降低了。例如，对敌方首都的全面空袭，可以造成非常大的毁伤，以至于在海军和陆军有机会影响战争结果之前就结束战争。杜黑非常相信“战列机”（battleplane）的概念（相当于空军版战列舰），“一架战列机就能摧毁一个城市的神经中枢”。 一个国家一旦掌握了制空权，不用100架，只要维持50架甚至20架这样的飞机参与行动，就能稳操胜券，因为它能在一周内粉碎敌人的整个社会结构，不管它的陆军或海军做什么。 因此，一个负责任的防卫计划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准备这样的战斗能力。这群理论家仅有的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是：怎样实施空军战役，打击什么目标，除了先下手为强以达到最直接的战略影响之外还能开发什么抵御空军打击的手段。 来自其他军种的怀疑者认为：这种战略既不道德也不合法，因为它很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它依赖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的未来科技；它会导致自己军种的重大需求遭到忽视。就科学技术而言，空军研发的每个领域确实都出现了飞跃性的进展。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略轰炸完全没有达到杜黑所说的那种能力，就算是在战争末期，常规轰炸的有效性仍然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空权的其他领域在1939年之前也实现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防空领域。现代单翼战斗机、雷达的发展以及改良的防空火炮加起来，保证一大部分轰炸机无法“到达位置”（get through）。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对陆军和海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技术和技巧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战争的经验显示在很多案例中这种发展还很不足。这在部分上反映出战略轰炸仍然占据着空权的主要议题，而没有发展出海军空权或陆空配合的宏观理论。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空权的其他侧面没有吸引到经验证明应得的资源投入。 这种唯一填补这些理论缺失的——至少就英国的例子来说——是20世纪20年代在伊拉克和索马里兰得到证明的“空军控制”（Air Control）思想，即空军可以比陆军卫戍部队更有效更廉价地平定第三世界地区的动乱。但是，尽管守卫帝国的实践取得了相对性的成功，可这在休·特伦查德爵士（Sir Hugh Trenchard）看来只是保证英国皇家空军（RAF）的存在的一个手段而已，而非空权的另一种前景，所以从中没有产生什么战略理论。然而这一理念确实预示了20世纪后来空权的运用方式。 闪击战等理念 在可以被称为第二代战略家的人中，最后要提到的是第三类人，他们关注的是战争的陆上维度，其兴趣在于探索1918年以来现代军事科技促成的先进陆战技术的发展。第一批成形的思想围绕坦克产生，探讨坦克作为恢复战地机动性的工具，以及坦克对战役的决定性影响。 利德尔-哈特原本是一名陆军军官，后转为战略评论家，他的路线兼收各家之长。他借鉴了孙子的思想，把目标放在造成敌人的混乱而不是造成物质性摧毁，在他的《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一书中，他竭力主张运用欺骗和机动，并采用新技术（特别是近距离空中支援下的坦克）来制造敌军防线的弱点然后加以利用。一旦突破防线，目标就变为分散展开为“扩张水流”（expanding torrent），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呼应了约米尼！），导致敌人陷入战略瘫痪的状态。正如富勒所写的那样：“一只军队组织中的物质力量由它的大脑所控制。一旦让这个大脑瘫痪，那么身体就停止运作了。” 德军1918年的“春季攻势”（Spring Offensive）和英军同年夏末到秋季展开的“百日战役”（One Hundred Days campaign）所采用的方法中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理论。当然，德军又在1940年夏把理论化为毁灭性的后果。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也是如此做的。 苏联也发展出了一些有趣的战略理念。1920年红军在华沙城下的失败加强了俄国人的这样一种想法——身为革命者，不应该不假思索地采纳旧政权的军事传统。这在苏联引发了围绕军事行动实施方法的创新思维的大量涌现，最显而易见的是在陆战方面。其成果是关于所谓的战役法（Operational Art），关于大空间下最优战斗风格的形成，关于战争的战役层面，关于机动的方法，关于“纵深作战”（deep-battle）的大量思考。正如纳维（Naveh）所见，这些成果是“从现代战争思想史能获得的各种理念的最高度的汇编。” 这种开展军事行动的“新”思路的核心是所谓的战争的战役层面，另外还有个非常相近并有联系的概念叫“战役机动”（operational manoeuvre）。早期关于开展军事行动的思考多集中于战斗的实施和战争的战术层面。后来十九世纪的战略家当然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战术层面，但他们还同样关注大战略（Grand Strategy）——军事实力的分配可以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帮助国家目标的达成。探讨战争的两个层面之间的著述甚少。 但是，苏联学派（Soviet School）发现了一种介于战术（战斗的艺术）和战略（战争的艺术）之间的战争新层面。他们声称，战争的“战役”（operational）层面关注的对象是战役——所以战役法就是关于发动战役的艺术。其实，关键之处在于，战役层面连接（links）了战争的另外两个层面。用苏联理论家A.A.斯维钦（A.A. Svechin）的话来说： 战略决定了与使用武力和国家一切资源达成最终军事目标有关的各种问题……战役法则从特定战役的目标中产生，它提出了一系列战术使命，设立了一系列的任务……战术的步骤构成战役的飞跃，战略则指明前进的道路。 接着作者写道：“战役法，是通过战役、大规模行动和小规模战斗的设计、组织、整合和实施，达成战略目标的武力巧妙运用。”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思想家还意识到，敌人应该被当成一个与我方敌对的体系，而不仅仅是战线另一边对我方构成威胁的部队的简单累加。在部署的部队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网络，包括后勤资源、指挥与控制系统、增援部队、政治意志等等。如果能对它们这些后方成分实施直接打击，而不是通过消耗被安排在前线保卫后方的敌军来造成间接打击，就能实现一种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战争方式。“深度”思考并寻找前线后方的弱点的方法得到加倍重视。这引出了俄军“纵深作战”（deep battle）的概念。某种程度上，“纵深作战”是一个错误的称呼，因为这种思路的要点在于决策不应该在战斗的战术层面被制定，而应该在这之上的——当然是由战斗构成的——战役或者说“运动”（campaign）层面被制定。以1945年苏军“八月风暴”（August Storm）行动为例，苏军把日军体系大块大块地瓦解，靠的不是一连串决定性战斗，而是一次决定性战役，其特点是同时发动多个突袭分解敌人，产生战役的冲量。苏联总参谋部（Soviet General Staff）相信，考虑到多场战役所牵涉的部队规模，单场交战很难达成决策的目标。 达成这一结果所需的方法后来被称作机动战，它指的是审慎的有意识的塑造战役的尝试，旨在打击敌人的内在联系（同时保护我方的内在联系）。机动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指字面意义上的地理机动——从一个或几个出其不意的角度发动进攻。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对发展大规模空降兵的创新性关注，或他的追随者对利德尔-哈特和富勒的“闪击战”（blitzkrieg）的理念的关注，都为在战场中恢复机动提供了各种重要手段。在对德国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Oder-Vistula campaign）和对日本1945年的“八月风暴”行动中，红军的表现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把理论化为惊人的决定性的实践。 20世纪70到80年代，苏联人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战役机动集群”（Operational Manoeuvre Group）的概念——事实上指的是一种小型的、强有力的、高机动性的、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最有利于在北约的防线后方攻击关键点、通讯设施、补给物资和火力支援的来源，以最大限度地造成恐慌和混乱。80年代美国陆军“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这些思想。 但是，机动方法还提出了思想上的要求——要比敌人思考得更深。攻击的主要目标，不是敌人的部队，而是敌人的计划。这就要求巧妙地运用我方部队来调动敌军，让敌人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虽然这些术语可能很新颖，但早期将领也许早就凭直觉理解了此类思想的一大部分。与德·莫罗盖（de Morogues）等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作家密切相关的“远程目标”（ulterior objectives）概念，被十九世纪的军事评论家大量使用的术语“大战术”（Grand Tactics），都预先假定了一种军事活动的层面，该层面不同于——还可能高于——决定性线性战斗的实施。此外，“机动”的概念也被拉乌尔·卡斯特（Raoul Castex）深入探索过了： 机动是一种典型的创造性活动。建议以“创造有利环境”作为它的定义。机动旨在改变或控制事件的走向，旨在主宰命运而非向命运屈服，旨在构思并采取行动。 这种思考让人想起孙子提倡的“善战”（clever）之道，也让人想起列宁等人对前期颠覆活动所强调的要求。在苏联总参谋部看来，苏联后来在二战东线战场（Eastern Front）和满洲战场的胜利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而且这些理论为战后他们所谓的“军事科学”（military science）提供了一套框架。 冷战时期的军事思考 然而，如同所有军事思考者一样，苏联总参谋部也不得不参与到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冲击以及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全新军事教训的大讨论中。尽管如此，新时代仍然很大程度上保有旧时代的延续性和遗留思想。例如，尽管美国考虑过“原子冲击”（atomic shock），但科贝特的两栖战法和海上机动的优势，仍立刻在朝鲜战争著名的仁川（Inchon）登陆中得到展现——仁川在汉城（Seoul）以南数英里，登陆发生于1950年9月。这次出其不意的两栖突袭直插敌人后方，完全打乱了朝鲜的计划；突袭威胁到他们的补给线，迫使他们放弃在远处东南方的釜山（Pusan）对联合国军的围攻，仓皇退却。这次登陆及接下来的推进彻底扭转了陆上战况，促使朝鲜军队陷入变动、凶险的局势之中，直到11月中国军队的介入才帮朝鲜重新稳定局势。 大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看来是证实了马汉的理念。所以，尽管有核武器的出现，但美国和英国海军仍带着一套非常传统的态度和预设进入冷战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进攻精神”（offensive spirit）得到了重视，两国海军进入欧洲北部海域以遏制苏联潜艇，以免北约通过大西洋增强与再补给西欧的计划受到苏联的致命威胁。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这种理念促使海军做出“源头打击”（attack at source）的姿态，即舰载空中力量对准苏联的北欧海军基地。 很有趣的是，他们这段时间的主要对手苏联海军，观点与他们越来越一致，也认为有必要将海军力量前移，挑衅性地与西方力量接触。确实如此，在《国家海上威力》（The Seapower of the State）的第二版中，作者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时任苏联海军总司令——声称，沙俄时代的先行者实际上早就有意识地建立了海上战略的一大部分，他花了约4000字分析这一战略的核心——苏联人称之为“制海权”（Sea Dominance）。他的结论是：“海军史上没有比它更古老、更过硬的概念了。”有位美国海军上将指责称这一概念听起来和马汉说的简直一样，戈尔什科夫回答说：“为什么会不一样？马汉也是个相当明智的人。”美国海军创作的长文“海上战略”（The Maritime Strategy）——公开版本发行于1986年——则更是马汉传统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依旧鲜活的惊人证据。战略制定者是否意识到马汉遗产的细节，这仍然是个问题，但马汉的预设奠定了战略讨论的基调，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存在明显的延续性，但确实有巨大的外力推动战后时期的战略发生激烈的改变。1945年8月落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解除了登陆日本本岛的必要。很多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核武技术令大规模常规作战变得既危险又没有必要。这种现象被戈尔什科夫上将称为“原子冲击”，即一次重大的军事科技变化似乎令现有的战略思考和军事体系的有效性通通受到了质疑。这一改变引出了50到60年代的第三代战略家——“黄金一代”（Golden Generation）。他们与美国政策制定者有密切联系，来自各种背景、各个学科。他们中有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经济学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数学家）、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物理学家）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ger，历史学家）。美国空军倾向于把核武器视为空权的一种决定性有效的形式，所以非常支持这些学者的看法，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他们的基本论点是：世界处在一个危险的新发展阶段，面临一系列空前严峻的科技、政治和战略的挑战。世界领袖们的恰当反应，不仅决定统治者的命运，更决定全人类的存亡。 这一代战略家的研究方法，以赫尔曼·卡恩最具代表性。他承认核武器的发明不可逆转，所以他坚决认为，如果人类还打算对自己的军事技术保持控制，就需要“想常人之不敢想”（think the unthinkable）。核战争固然恐怖，但既然它早晚要发生，那要想幸存下来，人们就必须提前打算，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以冷酷的理性尽快采取措施。仅仅因为制定计划太难就抛在一边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意味着一旦核战争爆发，一切都会完蛋。 卡恩提出了一个想法叫“升级阶梯”（ladder of escalation），他试图为国际冲突划分出一套骇人听闻的等级，从底层的政治危机到顶层的全面“痉挛”（spasm）式核战争，他还探索了适合每一级的受控强制的理性战略。梯级和门槛按政治目标的程度排列，划分了对手、使用的军事手段以及选择的目标。这种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联系看起来是符合克劳塞维茨主义的。 卡恩的升级阶梯中“第33梯级”（Rung 33）格外引人关注。他称之为“慢动作城市互换”（slow-motion city trading）。此时，斗争双方陷入致命的纷争，两边都一座一座地“拔掉”（“taking out”，又是那个时代的语言）敌人的城市，以这种极端但慎重的对换来展示决心，但又避免发生全面的核战争。哪一边“先眨眼”（blinked first），没有以同等的强制手段回应对方，哪一边就输了。 这种态度招来了大量批评。有人说，此种理论假设双方都能表现得清醒冷静，这一点都不现实。这种科学家式的自负，看起来低估了决策制定者的种种人类的因素，例如恐惧、惊慌、精神疲劳，也小瞧了向对手传递准确而复杂的信息的实际难度。批评卡恩的人指出，他为美国和苏联设计的升级阶梯事实上过于复杂，以至于两边的领导可能即便有意愿也根本无法精确地交流，因为双方的战略用语相差太远。这种危险在冷战后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海军对抗的分析里得到了证明，分析指出，在那个特殊的时段，世界比以往意识到的还要接近意外的核升级。更进一步地说，卡恩对斗争者降级和结束危机的思考要远远少于对他们卷入危机和升级的思考。这让人想起那些批评现代军事演习的声音——演习一般都在周五下午结束，“接下来发生什么”这种问题完全没有答案。 也有人说，此类战略违反战争法（比如以平民为目标），所以连想想这种可能性都是不道德的。还有人关注到核武器被用来打击可设想的目标时固有的比例失调。时任美国国防部长（Secretary of Defense）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说：“我不相信我们能回避核战争的严重的难以接受的风险，除非我们认识到……核武器不能用于任何军事目的。核武器是完全无用的——除了用来威慑对手，令对手不敢使用它。”据此看来，卡恩和他的新克劳塞维茨主义同伙，实际上是在破坏先贤把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联系起来的努力。更糟糕的是，所有那些思考可能让核战争看起来更加可控，于是更有可能发生。卡恩刻薄地回应道，批评者的想法就像认为在船上放置救生艇是错的，因为这会让领航员变得无所顾忌似的。 但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出现第四代战略家，他们认为前人对核战争的论述太深奥了，太泛滥了，而且重要性被过于夸张了。除非发生机器故障（雷达上有一群鹅）或大国领导人在低烈度冲突中犯下严重错误，否则核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看来是越来越低的，因为人们更加看清它的战略后果了。战略家对前者无能为力，那是系统工程师和武器设计师的领域；但是他们可以关注低烈度冲突中的行为，事实上1945年以来已经有2000万到3000万的人在低烈度冲突中丧生，这些冲突升级为更坏的情况也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危机管理和有限战争的控制与实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这些人没有创造一套智识上统一的战略理论，但他们为个别事件给出了详尽的分析；他们对其中几个事件的归纳，意在为更一般地理解这些现象提供一些线索。 第四代战略家中，有一群人值得单独拿出来谈一谈，因为他们走出了经典的对国家间冲突的关注，开启了向后冷战世代的战略家的转变——后冷战世代的战略家关心的是非常规战争，以及低烈度冲突的更复杂的概念。这群人中，有的受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与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战争所提出的挑战所激励，选择重点研究叛乱和反叛乱。武元甲（Vo Nguyen Giap）等人所写的作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早先毛泽东的理念，并把它用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la）从农村背景下的冲突中汲取出了一套叛乱战略，将之用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城市。 当然，新事态也鼓励一群理论家把重点转向反叛乱的哲学。弗兰克·基逊（Frank Kitson）与罗伯特·汤普森爵士（Sir Robert Thompson）从他们各自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紧急状态中的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理念，并使其在北爱尔兰的案例中得到初次检验。基逊在《帮派与反帮派》（Gangs and Counter Gangs）一书中称，反叛乱部队应用叛乱者自己的游戏规则打击他们，要采用他们的战术和结构。他的理念在《低烈度行动》（Low Intensity Operations）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汤普森的路线有相近之处，但更关注于通过宣传赢得民心，令叛乱者奋斗的目标看起来不再具有合法性。他的路线不那么强调运动，而是提倡一种“油斑”（oil spot）路线，即确保一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前往下一个地区。实际上这与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油迹（tache d'huile）方法很相似。一个世纪后，法国试图在阿尔及利亚实践大卫·加鲁拉（David Galula）的理念。他的《反叛乱战争：理论与战术》（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Tactics）一书的结论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决心以牙还牙，他主张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非常强硬的战术，但事实上结果并不好。越南战争让美国人迅速积累了经验，撰写了很多论述反叛乱的书，但几乎没有哪一本能像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的开创性著作那样有重大的进步。 后冷战时代的挑战 国内冲突被证明是后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它对当前的——或者说第五代——军事战略家提出了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新挑战。冷战的结构化的、受控制的准两极特征的消失，导致了更严重的无序，或者说前者至少是与后者同步发生的。这也可以被部分地归因于一种对全球化冲击的愤恨，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原因还包括对全球化特定价值观的敌意。这种愤恨产生了体系所不甚熟知的各种威胁，特别是敌对群体而非民族国家造成的威胁。这些敌对群体藏身于平民之中，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使他们全不在乎战争的传统规则，几乎不会做出战略妥协；他们还能接触到可以极大增强他们总体收效的技术与科技。“如果我们不制造危机，危机就会来找我们”的认识驱赶着传统军事力量，他们发现他们的对手既陌生又残忍，还拒不露面，可能在千里之外，也可能实际就在自己家中。 关于目前局势有几件事要说，第一是还有没诞生一种能回应目前局势的内在一致的大战略。相反，军事思想家已经试图为数个地区设计新的原理（从这个词早先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只针对某一特定时期总体局势的特定方面。新思想的首要态势是对几个相互重叠的概念的更高度的关注——远征行动、空军行动、和平支援行动和安全与反恐行动。可是，这些思考中的大部分只是旧理念的发展和重新包装；但是人们仍然设法把现代科技的影响的理论成果融入这些行动的实践中。 框8.2 科技与后人类战争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很喜欢说，科技会“彻底改变”（transform）战争的性质；在某些方面，改变已经发生了，尽管不一定如他所愿。近期热点是据传由俄罗斯和中国国内的神秘成员发动的“网络攻击”（cyber attacks），前者在2007年和2008年据说分别攻击了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后者在2010年据说攻击了搜索引擎公司谷歌（Google），这些事件让人担心军事冲突也许正在进入“后人类”（post-human）阶段。有分析家警告称，将来，某种“网络珍珠港”（cyber Pearl Harbor）会让重要的电子基础设施——如军事网络、电子能源系统和金融服务——遭受致命打击。1999年，两名中国空军少将写了一本书，建议把这一手段加入中国的锦囊，用来对付某个没有提到名字但是严重依赖电子网络的国家。更极端的鼓吹者称，不费一枪一弹亦可赢得战争。在《军事平衡2010》（The Military Balance 2010）的发布会上，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长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强调了忽略这一领域的危险，他说：“在涉及网络战的问题时，今天的我们和20世纪50年代面对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人处在同一个知识发展阶段。” 革命性军事科技重塑我们关于军事冲突的观念的另一个例证，是无人运载器在空中、陆地和海中的更加广泛的运用。观察家指出，此类运载器的第一代实际上不是“无人的”（unmanned）；它们只是“无人驾驶的”（pilotless）——由地面人员进行遥控。但是随着第二代运载器的诞生，设备与人类控制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微弱多了。美国海军计划中的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舰载无人机，从起飞到回收都将是全自动的，飞行距离更远，作业时间更长，只需按程序事先写好的指令行动，并且能与其他无人机和传感器交流。这明显是向那种愈发与人类决策者脱离、能“扭转局势”的作战机器人的理念跨了一大步。这表明，世界确实将要踏入军事冲突经验的新纪元了。显然，正在萌生的后人类战争的概念，需要非常认真的思考，以免太迟——如果不是已经太迟的话。 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 空军以各种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了自己毋庸置疑的重要性，所以预言家和原理撰写者们——在美国空军中尤其多——迫不及待地声称，杜黑、米切尔和塞维尔斯基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证明。尽管对德战略轰炸的实际效果在其后多年仍处在争议之中，但广岛和长崎确实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携带核武器的空军在两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间的任何大规模冲突中都会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已成为英美两国空军的信条，这一时期研究空军与核武器的理论家基本上已经不去辩论这个命题了。 但是，美国空军上校约翰·A.沃登三世（John A Warden III）等空军理论家从这个信条出发，转而去研究空军在非绝对冲突中的角色，这类冲突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研究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陆配合支援下空军的最终胜利为基础，认为空军在小型冲突中也具有同等的决定性作用。沃登发展了伯伊德（Boyd）的理念（见框8.3），在《空军战役》（The Air Campaign）中充分利用了苏联学派在两次大战间的纵深战斗理论。 最重要的是，应将敌方视为一个同心圆系统，其部署的武力位于外围，而其中央决策能力位于中心。空军可以飞越前者，直接击垮维系整个系统的通讯节点，甚至有可能以一场瞄准系统中心的“震慑”（shock and awe）战役使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彻底瘫痪。这在战术层面同样有效。信息技术的巨大进展，以及随后数十年来传感器、平台、武器的网络化，最终使空军大大受益，空军可以随时待命，对敌方部队和所在位置造成快速、精确、有力的打击，因而减轻了地面部队的负担，迎合了避免伤亡的心理——此乃西方选择是否发动战争时的重要因素。1990至1991年和2003年的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的经验看起来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有效性。 1999年的科索沃战役是个相当有趣的案例。一方面，著名评论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结论是： 有些这场战争的评论者已经沉浸到忘恩负义的修正主义中去了，他们说我们没见到什么战略上的革命，说米洛舍维奇（Milosovic）是被派遣地面部队的威胁所击败的，要不就是因为传统外交的过程……我要说的就是，在3月24日轰炸开始之前，外交没起到一点作用；而且虽然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出动是一个明显在增加的威胁，但米洛舍维奇屈服的时候，派遣地面部队还有好几个星期才能完成。修正主义者大错特错。是空军造就了胜利。 教授托尼·梅森爵士（Sir Tony Mason）是退役的英国皇家空军少将，他也认为，空军是北约当时唯一的军事工具，在这种案例中，北约因为选择了这一武器才取得了胜利。空军理论家还称，空军理论有可能延伸至外太空，因为外太空提供了更好的监视、定位甚至最终投送武器的手段。 另一方面，不论理论前景多么诱人，当前的批评者抨击的是，空军在科索沃没有对塞尔维亚陆军造成显著伤害，也没有阻止冲突的源头——种族清洗。此外，定位失误造成的平民伤亡和塞族部队躲入平民之中的倾向在当时使大众认为这场战役令人严重缺乏安全感。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战役加深了这种担忧，人们发现，狡猾的对手可以通过残酷的非对称战术，逃避常规空军的打击，不管空军有多么老练。 框8.3 时间的重要性与一位有思想的空军士兵：约翰·博伊德 这个标题不是想说其他空军士兵都不算“有思想”（thinking），它仅仅是想突出这样一个人，他利用自己在朝鲜和越南的个人空战经验，发展出了一套战略概念，把时间（time）放在一切的核心。约翰·博伊德从空军战术出发，推出这一思想：胜利取决于能使自己进入敌方决策循环——或者说OODA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bserve-orient-decide-act）——的事先思考和快速反应。一旦敌方只能回应我方的主动行动，胜利已经唾手可及。博伊德的材料保存下来的大多都是讲稿，他与本章提到的约翰·沃登和其他更为人熟知的战略家相比没有写下太多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作品和和克劳塞维茨的一样都是未完成之作，但是即便如此，为他作传的罗伯特·克拉姆（Robert Coram）也认为他是“继孙子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想看更复杂的、更多层次的对博伊德的分析，想看他在战略学中的地位和他的战略在科学知识的学科与方法中的地位，想看探究OODA环（可能）究竟是什么的研究，可以参见弗兰斯·奥辛格（Frans Osinga）的著作，有趣的是，这位作者是一名荷兰空军军官。他的首要目标是展现博伊德的更丰富的一面——而不仅仅是被广泛传播的被简化的OODA环——尤其是博伊德对赢得战斗以争取时间的重视。 远征的冲动 在海上这边，美国海军陆战队最先开始思考后冷战世界的新要求，他们提出了“自海上作战机动（Operational Manoeuvre From the Sea）”（OMFTS）这一概念。他们的理想是，利用海洋提供的毫无阻碍的通行能力为陆上机动的成功创造条件。他们称海上力量可以凭借自身的机动性（每天行进400英里，相比之下陆军通常每天只能行进30英里左右）、火力和灵活性做出特别的贡献。这看起来是明智地运用武力把握作战主动权的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手段。 海军从海上发起机动作战，利用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在任何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任何天气条件，不论日夜——快速集结军队，形成高强度、能精确进攻的战斗力。力量投送需要机动性、灵活性和高科技以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弱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通过提供海基支援，对重大的海陆空战斗提供帮助，使美军战斗力得到全面发挥。 OMFTS大量利用了传统的两栖作战思想，以及两次大战间产生的机动、纵深作战和战役法的概念。同时产生的还有对沿海地区的增加的巨大战略关注，因为沿海地区是使节主要经济活动的发生地，有大量人口居住，可以发掘出很多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沿海地区混乱”（Chaos in the Littorals）的概念就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它看起来更要求在苛刻的城市环境下开展行动的能力。 在沿海地区开展行动必须要通过三军联合行动保证“战场主导”（battlespace dominance）。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科贝特的理论，也就是远征行动最需要的是在一个基本的海上战略上达到多兵种的高度合作。但是，新科技在这方面亦有贡献。随着海基投送、武器和传感装置的有效距离增长，连被称为“舰艇到目标机动（Ship to Objective Manoeuvre）”（STOM）的机会都成为可能。设计这一概念是为了促使海基力量直接打击目标，而不需要“作战暂停”（operational pause）——让部队先登陆，再整队，然后才从滩头阵地向前推进。这本身就是战役层面和纵深作战思维的产物，它把重心放在机动而非消耗上。全部要点就在于灵巧地作战，不是要摧毁敌人的军队，而是要扰乱敌人，瓦解敌人。作战要力求以精确火力、快速连续行动、奇袭和同步打击，达到压倒性的效果。这一概念同样应用于和平支援行动、人道主义行动等等。但是，批评这种思路的人认为，“进入战区”（theatre entry）不是问题；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稳定局势经常需要的后续行动。 和平支援行动 1990年以来，冷战的告终容许和平支援行动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或许正是冷战造成了这种需要。对于传统军事战略家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因为这些行动往往没有“敌人”，连“被承认的敌国”都很少。一般认为，它们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传统的“胜利”的概念往往并不适用。环顾世界，这一需求就算没有产生一种战略理论，至少也产生了一套新的原理和方法。以下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维持和重建和平，需要军队与盟友、其他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是和当地人民（包括当地政府一方和反对派一方）为目标共同努力。军队的作用在于，帮助提供一种行动的环境，强制实施和平（有必要的话），稳定局势，创造向（更）持久的和平状态转变的条件。 理想是远大而艰巨的。每一次和平支援行动（PSO）的形势及其带来的挑战都独一无二的。提出一个总的理论——既要包含所有可能性，又不舍弃对行动指挥者很有用的具体指示——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现正在发展一套当代和平支援行动的自己的原理，可谓意义重大。 框8.4 愈加混乱的未来中胜利的概念 2003年5月1日，布什总统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著名演说中称“（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都已结束”，还说“任务”已经完成；这一演说恰当或不恰当地被当做一个极好的例子，用来证明西方的战争思维已经跟不上新出现的混合式冲突，现在战争发生在人民中间，与常规形式的冲突伴随的是非常规的不讲规则的冲突，而且冲突可能在开展稳定局势和重建的任务时继续发生。鲁珀特·史密斯爵士（Sir Rupert Smith）作为一位军人在早期著作之一中使用“人民中间的战争”（War Among the People）这个词来反映这种战争可能对现代军队行动和学习的优先事项的意义。这位退役的英国陆军上将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间的工业战争已经结束，主要为那种战争做准备的军队会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新环境。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托马斯·哈默斯（Thomas Hammes）也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他将因此引发的转变叫做“第四代战争”（4th generation warfare）。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形象而权威地表明，精于科技的美军面对反叛乱所提出的多方面要求是极端缺乏准备的。然而，这反过来又提出新的议题，现代军队怎样协调士兵的两种角色——一方面士兵某种程度上要充当警察（射出的每颗子弹都要负责），另一方面还要当突击步兵（一般不用对开火负责）。 但是，上述宣传还引发了一个问题，胜利——或者说军事目标——该怎样衡量。威廉·马特尔（William Martel）的作品表明，“胜利”一词奇怪地被人理所应当地拿来使用，它的涵义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作者利用各种历史案例说明，胜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胜利的程度部分取决于很现实的目的，更取决于目标的明确性，而不是取决于不断增加的大话和证物——即使英美两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说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它们的胜利。 安全与反恐行动 和平支援行动中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安全”（security）从单纯的军事意义扩大到了人身、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意义，某些越来越厉害的集团意图利用安全问题从事犯罪，或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安全。犯人把袭击供电设施、学校或医院都视为合法战术，而且现在人们期待看到所有安全行动都有深度的媒体报道。自从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发生以来，全球化的现实意味着对抗恐怖主义和各类国际犯罪的军事安全行动已经不得不同时对付国内和国外相互重叠的两个问题领域。 国土安全被认为越来越需要各军种的整合行动。为了对应新形势，有些国家建立了新的政府部门，负责全方面的国内安全。有些国家则加强既有部门间的协调，推动与地区内和全球的其他国家更好的合作。与之前的问题一样，当务之急是订立各种协议和程序，而非打造一个深思熟虑、包罗万象的战略理论。还有更多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简易爆炸装置（IEDs）复杂化，自杀式炸弹的出现等等）正在发生。与后冷战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理论跟上实践还有一条艰难的路要走。 关键词 空权（Airpower）：空权理论家认为空军本身——通过战略轰炸——已经足以有效结束战争，在海军和陆军来得及影响之前就决定胜负。 重心或决定点（Centre of gravity or decisive point）：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成功的指挥者需要辨认敌人的“重心”或者说“决定点”（可能是地方军队、敌方首都或敌方盟友），并全力摧毁之。一旦该点陷落，敌军的抵抗就会瓦解。 制海权（Control of the sea）：为我方利用海洋，并阻止敌方利用海洋的能力。 机动战（Manoeuvrist approach）：一种战争的形式，强调机动性和欺骗性，包含物质机动和心理机动两个方面，目的是创造有利条件在地方最虚弱或最缺乏准备时打击敌军。 海权（Seapower）：海军实力、海上贸易、地理位置（例如与航线的关系）、海岸的物质构成（例如港口的数量和类型）、领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国民性格和政府性质的组合。 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历史和体制“合起来产生了一套独特的战略信念，在这些信念之上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战略行为模式” 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Strategic,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levels）：战略层面关注的是为了总体安全对一国全部资源的运用。战役层面关注的是一个战区或一场战役中队军事力量的运用。战术层面关注的是军事力量与敌人的实际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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