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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28日， 蒋介石和胡汉民在南京因对约法问题相左而闹翻， 蒋介石把胡汉民拘禁汤山。胡汉民手下的第一号大将，当时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适在广州， 从而怂思陈济棠反蒋，借以救胡。胡汉民、古应芬早就和陈济棠相互结纳， 并把他所割据的广东作为依靠的力量和基地。当时，蒋介石便明白说过：“ 胡先生去年10月大战（即中原大战）将终． … …即密嘱古湘芹（ 古应芬字湘芹） 赴粤与陈伯南（陈济棠字伯南）秘密结纳。倘其主张不被采纳， 即准备以粤为根据地， 脱离中央。”当时， 陈济棠循古应芬之意， 接受反蒋的要求，因为陈济棠曾受过古应芬的私恩。1922年陈济棠不过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陈修爵的一个团长， 滇桂军东下， 陈炯明败退东江后， 古应芬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任旅长。以后， 陈济棠能够赴苏联考察军事及回国后任第十一师师长， 完全出于古应芬的助力， 并且通过古应芬的关系， 一贯受到胡汉民的支持和照顾。同时， 陈济棠也很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决不容广东的割据局面长此下去。为借助反蒋各派系的声势， 保持既得地位， 更不宜拒绝。
陈济棠
胡汉民
古应芬
1931年5月广州非常会议 古应芬取得陈济棠的同意，于4月30日联合林森、邓泽如、肖佛成以所谓中央四监委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 列举罪状六条， 斥其“ 究以何职权逮捕与监禁胡。”5月3日， 陈济棠接着发出响应四监委的通电， 表明反蒋的态度。在这基础上， 古应芬通过各个渠道和国民党内反蒋各派系频繁接触， 紧张拉拢。5月27日， 以古应芬为代表的胡系， 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 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 以孙科为首是再造派， 以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 以及元老派的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等， 还有各地方反蒋势力的代表， 齐集广州， 同以陈济棠为首的当地实力派， 举行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宣告宁粤分裂， 发表反蒋宣言。5月28日，成立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企图保持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与南京对抗， 陈济棠利用这个机会， 建立独立的军事系统， 以巩固割据的基础。他把第八路军改称为第一集团军， 自封为总司令。所部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的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二师、第四十三师分别扩编为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其余教导旅、独立旅、燕塘教导队、警卫团、炮兵团和4个独立步兵团以及总部直属部队， 如特务营、交通营、警备营及护卫营等， 均分别扩编一级。宁粤分裂之后， 互相攻击， 闹得纷纷扬扬。突然霹雳一声， 九一八事变爆发， 全国人民鉴于国难当头， 奔走呼号， 向宁粤双方提出强烈要求， 停止内争， 一致对外。当时，上海各界代表沈钧儒就指斥他们说： “你们那些纠纷以及谁是谁非， 我们不想听， 因为都与人民无关， 都只有害于国家。“ 刘湛恩并质问他们说： “你们闹内争这么多年了， 今天眼看就要国破家亡， 你们难道还不肯拿出一点良心来看看老百姓的痛苦吗？” 这种压力越来越大， 迫得双方不能不作出一定的让步。1932 年1 月， 宁粤取得协议，宣告取消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另设立西南两机关一一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广州所设立的西南两机关， 名义上是分别属于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实际上仍维持一个表面统一的半独立的局面， 继续与南京对抗。陈济棠又抓住这个机会， 大力充实军事实力。当时，可以使用的兵力由原有的78个团， 增至90个团，达10余万之众。同时， 广纳干部， 充实指挥层， 一时在野将领， 如陈炯明旧属黄任寰，张发奎旧部缪培南、李汉魂及邓龙光等均被延揽罗致。自从广东这个反蒋局面结成后， 陈济棠便俨然以盟主自居， 气势凌人。反蒋各派系既寄人篱下， 无可奈何。因此， 日久天长， 矛盾丛生， 倾轧时起。汪精卫和孙科， 以陈济棠借他们作政治招牌， 实际权力无从染指，心怀不满，常常发牢骚，说：“蒋介石的气固不好受， 而这个土皇帝的气更难受啊！ ＂ 汪精卫后来终千带着自己的班底陈公博、曾仲鸣等， 孙科偕同自己的人马梁寒操、钟天心等， 乘机出走， 投靠蒋介石。接着， 邹鲁也以仰人鼻息， 日子不好过， 特别是发觉陈济棠勾结日本的阴谋活动， 借应邀出席世界大学校长会议及参加海德堡大学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 请假出国远游。唐绍仪也拂袖而去， 长期寄居香港作寓公。邓泽如、肖佛成向以元老自居， 陈济棠偏不买帐， 乃心灰意冷， 不愿问事。其余西山会议派及元老派中的人， 莫不趋向消极。例如罗翼群即以坚持不出席会议相抵制。陈济棠对胡汉民还算尊重。“九一八” 后， 胡汉民恢复自由， 到了广东， 受到陈济棠的欢迎， 而且执礼甚恭， 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显是敷衍。及至古应芬死后， 情况更甚。胡汉民明知陈济棠是利用他的声誉地位， 来掩护西南割据局面， 但为了反蒋，又不得不虚与委蛇。因此， 他曾一度赴欧洲休养， 暂时摆脱这个困境。后来虽以“国难正殷， 久滞海外， 心有未安” 而归国， 仍不愿蛰居广州， 而长期留在香港妙高台， 借以减少接触， 避免冲突。当时，他每月接受陈济棠拨给活动费10万元， 在香港主办《中兴日报》及《三民主义月刊》， 发表反蒋文章， 借以遣怀。就外人看来，胡系和陈济棠合作无间， 其实骨子里貌合神离。至于桂系和陈济棠反倒有始有终。因为桂系在广西据有地盘， 拥有武力， 对陈济棠来说， 既是一个依靠， 也是一个威胁， 为了维持反蒋的割据局面， 不得不借重这股实力。广西方面因是贫瘠之区， 不得不仰赖广东拨款接济， 每月30万元， 后来增到100万元。李宗仁不惜屈尊降贵，常年留住广州， 自称为“联络参谋＂， 也无非是为了钱。白崇禧更露骨地说： “我对陈伯南这样殷勤恭顺， 正如俗语说：”跪着养猪， 看钱份上。” 当时，广东这个反蒋局面尽管容纳了国民党内反蒋各派系， 但人心不一， 各有企图， 难以凝聚成坚强的力量。
陈济棠就任五省剿匪总司令
陈济棠粤军配备的装甲车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 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 如果没有外部势力合作， 什么事情都办不到。从袁世凯到蒋介石， 莫不如此， 陈济棠也不例外， 他就依靠日本进行反蒋。最初， 他派外事秘书梁植槐联日， 但一直未能打通关系。后来通过和日本夙有勾结的桂系军阀从中拉线，才挂上了钩。从此， 接触频繁， 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驻香港领事原田及两个领事馆的武官、特务等， 都成了陈济棠的座上客。汉奸陈中孚从中大作卖国媚日的生意， 干了不少坏事。“ 何梅协定” 后， 双方的勾结， 日益加紧。日本寄望于陈济棠的是出兵倒蒋， 牵制蒋军北上， 顺利完成华北特殊化的阴谋； 陈济棠寄望于日本的是增兵华北， 加重对蒋的压力， 以求顺利夺取南京政权。为适应双方的需求，陈济棠接受日本的建议， 推荐陈中孚给宋哲元， 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住在北平， 以便沟通双方关系。1935 年2 月及19 36 年3 月，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及松井石根先后至广州，陈济棠待如贵宾， 通过秘密谈判。抗日战争期间，邹鲁回忆许多广东旧事，曾说当年土肥原及松井见他时都曾提到， 土肥原来广州之前， 曾得日本天皇召见， 宣称受天皇之命和陈济棠谈判， 装出一付郑重其事的架式。松井则以国民党的老友自居， 声言此来是为实现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和陈济棠谈判， 摆出一个亲善使者的假象。这两个日本情报巨头都异口同声地说日本对中国一向没有野心， 而抱有合作的诚意， 并且说蒋介石不可靠， 愿大力支持西南当局， 拥护陈济棠出掌全国政权。为达到这个目的， 以共同防俄防共为条件，请陈济棠出兵倒蒋， 日本则增兵华北， 互相配合， 牵制蒋军。由日本接济军事支出， 供应军事装备， 并派遣军事顾问， 帮助反蒋军直下武汉， 夺取南京。自此以后， 日本给陈济棠的军械陆续运来广州。首先运到的是一批步枪、平射炮及机关枪，继运到军械零件， 又运到两批飞机共60架， 随来两批飞行员共60余人。随后又来了日本军事顾问100余人， 当时分住广州西堤各大酒店。他们分赴东江及北江视察工事， 还有二三十人视察天河飞机场。当时， 机场人员不知底细， 误为日本人来接收飞机场． 不禁哗然， 引起一场虚惊。
陈济棠款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
土肥原贤二 这时， 陈济棠认为联日不成问题， 只待发动倒蒋了。恰好相反，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以脑溢血身故， 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派居正、孙科、叶楚伧、许崇智、李文范、朱家晔等来广州祭胡， 并襄办丧事， 嘱转告陈济棠放弃割据， 服从中央。桂系经常留住广州的李宗仁及前来吊胡丧的白崇禧， 深恐陈济棠经不住南京方面施加压力， 发生动摇， 不能履行原议， 陷桂系于孤立， 从旁大加煽惑， 催促及时领导举事。同时， 暗中买通陈左右那伙星相术士 , 向陈进言， 说： ＂蒋介石气运已尽， 伯公出气运当阳， 正是取而代之的好时机。” 又说“机不可失＂，陈济棠受了鼓动， 决定采取反蒋行动。为蒙蔽国人和部下， 打出“出兵抗日” 的旗号作为幌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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