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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986—1998年，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逐渐从研究河北历史人物，转为研究河北古国——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外第八雄)、赵国的历史与文化，相继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史学月刊》《晋阳学刊》《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8年秋，由于担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后来又兼任总编辑，任务重、压力大，忙得昏天黑地，无暇再继续研究了，使得这一课题中辍至今。 近日，在整理所藏的书报刊时，找出了这些旧作，重新录入文字，拟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供微友们哂正。 今天，推出第四篇：《论鲜虞国的族姓、都城及其他》，发表于《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第57—61页。 
鲜虞、中山的历史并存问题，已由何志刚在《中山国史杂考》一文中述及。而鲜虞国号的来历，何氏又在《中山非鲜虞辨》中，认为来自《山海经》中的“鲜虞水”，从而揭示了鲜虞、中山方国的古老说。何氏打开鲜虞、中山混同的天窗，并不意味着所涉鲜虞的若干历史问题得到解决。笔者愿将自己的一得之见谈出，以期再度澄清此问题。 “鲜于”“鲜虞”族姓的出现，二者本无相通之处。有关鲜于氏的形成，从下列记载中大体可以反映出来。“鲜于”氏的出现，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一书。他在该书《姓氏篇》中写道：“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宋代邓名世撰写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一书，又在经过充分考证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他在“鲜于”条中说：“箕子佯狂避纣，为周武王陈《洪范》，武王封之朝鲜。支子仲，食采于'于’，因合'鲜、于’为氏。唐贞观所定高陵郡五姓，其一曰鲜于氏；《艺文志》有《鲜于向集》十卷；后燕翟真司马鲜于乞，翟成司马鲜于得，后赵将军鲜于亮。”箕子初封朝鲜，其子仲又食采于“于”，鲜于之姓来自朝鲜与于地相合，这在唐代似已有定论，故大书法家颜真卿所撰《太子少保鮮于仲通神道碑》碑铭云：“先太师封于鲜，子仲食采于于而受氏。”1973年5月，天津武清县兰城村出土了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十一月的一方碑刻《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简称《鲜于璜碑》），在碑文开头写道：“君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出土文物与《风俗通》所记相吻合，证明应劭之说是有根据的。有关鲜于的族姓，《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九云：“出自子姓，商父师箕子。”宋代罗泌在《路史·后纪》卷二十一则云：“郑玄、王肃、马融之徒，以为纣之诸父，伏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既无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夏之世，有箕伯、直柄……箕伯之后，箕子事纣。仍谏不入，佯狂为奴。纣败囚释，为武王陈《洪范》，去之朝鲜，以道义化其民，蔚为君子之国。后有箕氏、鲜氏、鲜于氏。”《史记·宋微子世家》又云：“箕子，纣之亲戚，盖外亲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按，箕子称纣为“狡童”，箕子当是长辈，故“伏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者误。据“外亲”判断，箕子当是岳父，故《路史》以箕子为夏代箕王伯之后不误。“诸父”当是叔伯之类，因史无正文，故郑玄、王肃、马融之说也欠妥。由此可知，鲜于源出夏之箕伯，子姓说者误。 近年战国中山文物出土后，学者多以为战国中山为春秋鲜虞的继续,有关鲜虞的历史、族姓等问题，学者又多从“于”“虞”二字互通上，认为鲜于即鲜虞，进而又将鲜虞为子姓之说附会于中山。其实，鲜于、鲜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至迟在宋代以前，学者的观念还是很明确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将“鲜于”“鲜虞”分为二姓，并指出，“鲜虞，出自春秋时鲜虞小国，其地今中山是也。晋伐鲜虞，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路史》的作者不但确立鲜于、鲜虞为两国，并将朝鲜与之并列为三国。他在“朝鲜”条下写道：“箕子后，封辽之乐浪，今平之卢龙有朝鲜城，故武德以辽为箕州，而高丽亦其地。”在“鲜于”条云：“箕子之支子仲国，颜真卿云：'武王封之鲜，子仲食邑于于’。”在周封的“鲜虞”条云：“白狄也。《晋语》有蒲人。翟人中行穆子伐翟，乃鲜虞也。《春秋》昭十二年，晋伐鲜虞。十五年，荀吴又战。定四年，士鞅伐之。哀六年，赵鞅又伐之。《列子》：襄子攻翟，取左人、中人，未尝灭也。”《路史》所言极详,说明前代已有定论。另外。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朝鲜条”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在“中山国”条注云箕子之事，亦可作证。二、鲜虞“姬”姓辨 《世本》云：“鲜虞，姬姓，白狄。”《潜夫论·五德志》云：“姬之别封众多……栾、甘、鳞虞、王氏,皆姬姓也。”清王继培笺：“'鳞’当作'鲜’。昭十二年《榖梁传》：'晋伐鲜虞。’范宁注：'鲜虞，姬姓，白狄。’”从战国到秦汉，史家对鲜虞多有记载和注释，大都认为鲜虞是姬姓、白狄别种，唯有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条云：“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鲜虞姬姓和子姓，史文皆有，孰是孰非，《路史·国名纪》做了考证：“周之初兴，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北燕、鲜虞、阳樊，皆姬姓国也。”又在“商氏后·鲜虞国”条云：“《续志》云：'子姓国，鲜虞子，中山新市也，有鲜虞故城。’白狄别居，种最大，晋伐之。”又在“周氏·鲜虞国”条云：“本子姓国【详见商氏後】，以处姬姓子爵翟也，种地最广。”指出司马彪所言“故国”，即是商代的鲜虞，而周代的鲜虞则是易姓而王，同都一地，国号不变。这一结论，已被近年出土的文物所证实。鲜虞亭在今河北正定县新城铺村，此地曾多次出土商、周铜器，已见发表的有刘友恒、樊子林所撰《河北正定出土商周青铜器》《河北正定县新城铺出土商代青铜器》两文。作者通过对出土的三件青铜器加以鉴别比较后指出：“以上三件青铜器，从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看，可能是商末或周早期遗物。过去正定县很少发现商、周青铜器，新城铺一带据文献记载为鲜虞故址，在这里发现商、周器物是值得重视的。”1976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文物普查中，曾在正定新城铺出土的一爵一觚中，发现了“ ”的氏族铭文，据殷墟出土文物，商纣王帝辛二十五年的宰椃，就出于氏族。这不但证实氏族是商王朝的显贵，也说明商代鲜虞封国的确是子姓。三、鲜虞、中山混同说之谜 《吕氏春秋·简选》中有：“中山亡邢、狄人灭卫。”东汉高诱注：“中山，狄国也，一名鲜虞，在今卢奴西，中山伐而亡之。”据考证，中山实居鲜虞旧地，赵襄子与中山共灭鲜虞，鲜虞之地遂为中山所有。由于鲜虞、中山同处一域，皆为姬姓、白狄别种，言鲜虞必言中山，言中山亦必言鲜虞，混同之说，由此而来。宋代以前的史家多明鲜虞、中山君统不一，故注释言简意深，由此代彼。后人因不明鲜虞、中山二者的君统所系，误解史家所释，而产生混同，这恐怕是释者本人所始料不及的。例如，《史记·赵世家》唐代司马贞索隐：“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意思是说，战国中山本居春秋时鲜虞国的旧地，中山是姬姓也。又如，杜预《春秋释例》：“鲜虞，中山，白狄，姬姓。”意思是说，鲜虞旧处中山国之地，都是白狄、姬姓。对于古人这种用鲜虞来解释中山、或用中山来解释鲜虞的做法，当代学者多不从鲜虞、中山各自的历史去考证，而仅从史家注释揣摩自己的看法，难免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增加许多不必要的争执。现鲜虞、中山的历史各自基本澄清，前世史家之注亦可渐获冰释。四、古老鲜虞方国寻根 谭其骧先生在《<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一文中，根据《山海经·北山经》中“鲜虞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考证出，鲜虞水源出今山西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之清水河。何直刚据此在《中山非鲜虞辨》中得出，鲜虞为古老方国的结论，但未说明鲜虞国究竟出现于何时？早期的都城位于何地？笔者经过考证认为，鲜虞之国的出现当不会晚于夏代，而其都城则在今河北藁城、正定之间。通过近年来的文物普查证实，河北地区也是早商统治地域之一，并发现了多处商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东北的著名台西商代遗址，自1973年发现轰动国内外的铁刃青铜钺之后，近年又不断对该地进行发掘。
这里的文物内涵丰富，其中有：王权象征的卜骨、铜钺以及各种类型的青铜礼器；文字方面的代表族姓人名及数字的符号；手工业方面的酿酒、漆器及纺织品；医药方面的杵臼、砭磏及中药桃仁、郁李仁；建筑设施方面的手工作坊、民屋以及水井。这些都对研究商代河北中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有重要价值。由于该遗址文化层极厚，短时期内难以全部暴露，无法窥其全貌。但仅凭现有的出土文物，就可以清楚地表明，这里曾是商代的一个方国的都城。从勘察的结果看,该都城并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洪水。关于该方国的年代，据台西出土的水井盘碳14测定，为公元前1300±100年，即距今已有3280±10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推算，则正是商代中期的盘庚时代。说明商代自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后，藁城一带已成为天子畿内诸侯封地。台西遗址的这个方国毁于何时，现在还不能证实，但据正定新城铺商末鲜虞都城的存在可知，这个方国由藁城台西新迁。藁城台西位于滹沱河南岸，滹沱河洪水泛滥时便对其造成极大危害。由于都城不断受到洪泛的威胁，迫使其不得不择址迁都。正定县新城铺村在藁城县台西村西北二十五公里处，处在滹沱河北岸，长期不受洪泛的侵扰，自然是新都理想所在，所以，该城一直保留到战国初期鲜虞灭国。鲜虞都城的迁徙，还有一个佐证。1976年,藁城县前西关村也曾出土商代的鼎、爵，其中的氏族铭文“ ”，则与安阳殷墟侯家庄、武官村陵墓中新发现的铭文相似。藁城前西关村位于正定县新城铺村东十公里处，它不但表明鲜虞国都就在前西关村与新城铺之间，又可以从殷墟墓中的“”氏族来判断鲜虞迁都的年代。藁城台西作为商代中期的鲜虞都城虽无史文可考，但从文物的内在联系和地望的外在联系上，无不反映出藁城台西与正定新城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一致性。夏文化近年来在河北也有多处发现。《史记·夏本纪》云：“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裴驷集解引郑玄语：“《地理志》：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大陆泽在巨鹿。”司马贞索引：“此文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汉文帝讳故也。常水出常山上曲阳县，东入水。卫水出常山灵寿县,东入滹沲。”说明夏禹时代曾到今河北石家庄、保定、邢台、衡水等地督水视察，又证实夏代也在这一带设立过方国。《韩非子·十过》云：“舜禅天下而传之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禹作食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这是夏文化的典型特征。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曾出土了部分彩陶标本，其中浅棕色陶器的表面先用黑色画彩，为几何状竖条纹，正与文献相合。另外，藁城台西遗址所出土的铁刃青铜钺，正确的叫法应称之为“玄钺”。《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宋均语：“玄钺用铁，不磨砺。”晋崔豹《古今注·舆服》：“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玄钺始于何时？《文献通考·王礼考》引《司马法》曰：“夏执玄钺，殷执白钺，周仗黄钺。”按五行相生相剋之推，玄属北方坎位之水，其色为黑，其神为玄武。禹尚黑，故玄钺以铁刃，汉许慎《说文解字·金部》云：“铁，黑金也。”夏启接禹政而尚青，黑属水，青属木，以水生木，黑类青色，故玄钺不变。商尚白，白属金，金剋木，商汤革夏政，故钺名白戚，即在钺刃之部位涂以锡。周尚赤，赤属火，火剋金，周武王灭商纣，故改用黄钺，即在钺刃及柄涂金。“钺”字从戈，为兵器之始，象征国王操生杀予夺之权，故只做仪仗之饰，并不用于战争交锋。台西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在商代中小奴隶主墓内，这并不合于王权之物的身份。因此，笔者推断，该墓主当是夏代鲜虞君王之后裔。由于政权失掉若干年后，不得不含恨将祖上权力的信物做为荣耀带到九泉之下。这件遗物当是易姓而王、权力交接的象征。因此，笔者又认为，夏代的鲜虞方国就在今河北正定、藁城一带。五、古昔阳考辨 昔阳故地，史有多说。一说，在今河北晋县境；一说，在今山西昔阳境。一说，昔阳为肥都；一说，昔阳为鼓都。上述诸说，由于直接关系到鲜虞疆城的划定和地方史志的统一，故详辨之。《古今地名大辞典》“昔阳县”条云：“春秋鼓国都，隋置昔阳县，寻改为鼓城，今直隶晋县治。”《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注：“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按，杜说即今山西昔阳县之地，非鼓国都也。刘炫说，肥、鼓并在巨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东南。《汉书·地理志·下曲阳》注：“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合鼓聚、昔阳亭为一地。杜预的鲁昭公十五年对鼓的注释不误,但对鲁昭公十二年的注释则误也。昔阳为鼓都，隋人刘炫主说，《古今地名大辞典》作者也主之。刘炫之说，出自汉人应劭，北魏郦道元《水经·浊漳水注》也曾直书：“其水又东迳昔阳城南，世谓之曰直阳城，非也，本鼓聚矣。”故隋代始更鼓城为（河北）昔阳。昔阳非鼓都，晋人杜预始说，唐人李吉甫主之，清人顾炎武《日知录》、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竭力辨之。另有清人洪颐煊《昔阳肥邑考》、孔冲远《正义》亦复申杜说为是。故民国时，始更山西乐平为昔阳。隋、民国两代昔阳之名的出现，皆是时人所立，非春秋时昔阳之名。因两说各有根据，又是当时名家所考证，孰是孰非，势均力敌，现仍为悬案，后世学者引用也多取所需，更增加了此问题的复杂化。肥都昔阳，杜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灭肥之事。鼓都昔阳，应劭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前520）灭鼓之事。肥、鼓皆为晋荀吴所灭，然而，《左传》昭公十二年夏六月“入昔阳”，八月“灭肥”，十月“因肥之役”而“晋伐鲜虞”。这就充分说明，昔阳即肥都。若是以昔阳为鼓都，《左传》何不书“入昔阳”而“灭鼓”也？可见，杜说理据皆在，昔阳为鼓都之说休矣。《史记·赵世家》赵王迁三年(前233），“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破秦军”。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恒州藁城县西七里，春秋时肥子国，白狄别种。”肥即肥纍之简称。战国肥纍，汉代属下曲阳县，故《汉书·地理志》下曲阳条：“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肥纍是否为春秋时的肥都，笔者对此表示肯定，那么，岂不又合于鼓都昔阳亭之说，笔者的回答则是否定的。按“纍”字，是由三个“田”字相系，《国语·齐语》云：“诸侯甲不解纍。”韦昭注：“纍，所以盛甲也。”说明晋灭肥后，肥子旧部向鲜虞、鼓子结聚，鼓子让出一城之地来加强三国的军事防御力量,形成犄角之势。故“纍”象征三国同盟。晋灭肥之后,又向鲜虞、鼓进攻，其借口以招纳肥子旧部，否则何以师出有名。肥纍又因地属鼓子，所以别名鼓聚。聚者，结聚之意，即结聚于鼓。故《汉书》引应劭之语。昔阳即鼓聚者，因昔阳为肥都，肥子旧部迁徙至此后，仍以旧都之名称之，故鼓聚亦称之为昔阳。然而，此昔阳为肥迁都后之昔阳，并非原都昔阳。《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王与燕王遇，攻齐昔阳，取之”。正义引《春秋释地名》：“昔阳，肥国所都也。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肥国，白狄别种也。乐平县城，汉沾县城也。”赵惠文王为赵武灵王之子，与武灵王俱是赵国英主，灭三胡，灭中山，拓地千里。赵肃侯十七年(前333），赵即以漳水、滏水的堤防修筑长城，并败齐于茌(今山东茌平东北)。山西昔阳与河北昔阳当时俱在赵之腹地，不可能为齐国所占据，《正义》引齐昔阳所注显然不确，此昔阳当是今山东肥城。晋灭鼓子、鲜虞后，肥子又率旧部依附齐国，故齐置肥城，此又为肥都昔阳随国所迁之一证。茌与肥城相距一百公里，故赵国联合燕而攻齐之肥城。鲜虞是春秋时期北方大国，它敢于抗衡晋国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肥、鼓能够立稳脚根建国设都,一直是与鲜虞的军事支持分不开的。《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何为“昔阳门外”？杜预说，昔阳在今山西昔阳东五十里的昔阳故城。此昔阳与河北省赞皇县毗邻，赞皇为春秋时房子国地，房子灭后无名，隋代始置赞皇。赞皇与山西昔阳仅隔太行山，西部为深山区，中部为丘陵地带，东部为洪积平原。此地三面环山如门如口，是昔阳东下河北平原的必经之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曾在这里建立起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往返于山西、河北之地。如果依赞皇为“昔阳门外”，晋军负甲于此,向东北七十公里以外的藁城进军,据高临下，势如破竹。故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战役第一仗解放石家庄即由这里潜出。如果祖地为藁城，它与鼓、鲜虞二都三城相望，在剑拔弩张的局势下，晋军岂能负甲于藁城之外？这里是华北平原，一望无际，无门户可蔽，何谈晋军“负甲以息”，只能暴露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对方早做准备，更谈不上“使师伪糴”的奇袭之计了。由此可证明，昔阳为鼓都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若以昔阳为鼓都，何以肥被晋征服后一蹶不振，而鼓则屡征屡叛？究其原因，完全是地理位置所导致。肥子居山西昔阳，有太行山之隔,晋军大规模征伐，鲜虞因地势不便，鞭长莫及。鼓子则居河北藁城，与鲜虞近在咫尺，故地势不同而命运也不同。上述事实说明：昔阳为肥都，初居今山西昔阳东；晋灭肥后，余部徙居鼓国，居住今河北藁城地。晋灭鼓，肥余部又先后徙居今河北卢龙，山东肥城等地，皆依昔阳为都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肥条所言：“春秋时夷国，子爵。今山西昔阳县东五十里有昔阳故城，即其国都，后为晋所灭。又，今直隶卢龙县西北有肥如城，藁城县西南有肥纍城；又，山东历城县东有肥城县。或曰，皆晋灭肥后，其族类散处之地。”是与史实相合的。汉应劭所言，以鼓聚与昔阳为一地，是正确的；但是，以昔阳为鼓都则差矣。郦道元从应劭说,昔阳城“本鼓聚矣”极是，但同时他又在该书中写道“又东迳肥纍县之故城南……又东迳昔阳城南”,将昔阳、肥纍分为两城则误。刘炫认为，肥、鼓并在巨鹿昔阳，昔阳即是鼓都等，皆谬。（注：此文署名天平、王晋，由第一作者执笔、定稿，第二作者供职于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作者简介]田卫平，笔名天平，1982—2005年在《河北学刊》杂志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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