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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字宾之，祖籍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上苍在李东阳身上颇为公平，给了他一个很差的出身（军户）的同时又给了他一个天才般的头脑。
李东阳十岁不到就因才学被皇帝（明代宗）三次召见并下令培养，这种经历、待遇在整个明朝也就他一个。而且李东阳也不是昙花一现的“仲永”，天顺八年，年仅18岁的李东阳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
但是人生际遇却又飘忽不定，在整个成化朝的二十三年里，李东阳都蹲在翰林院“无所事事”。虽然做了很长时间的侍讲学士，但是一直没能参与经筵和日讲等活动。 史籍里记载的原因是他长得丑以及为人不稳重，所以不被当时的朝堂大员所喜欢 – “以貌寝，好诙谐，不为时宰所重”。但是笔者觉得大员们是不喜欢他，不过不喜欢的原因是他们知道另一个人不喜欢他。 明宪宗是非常不喜欢明代宗的，因为明代宗不但夺过他父亲的皇位，还剥夺过他的太子之位。宪宗幼年时实际和他父亲英宗一样是被软禁着，特殊的身份、残酷的皇权斗争也让他每日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注：明宪宗登基后，虽然为了缓和君臣矛盾恢复了明代宗的帝王名号，但从他给代宗的谥号只有五个字“恭仁康定景”（明代皇帝谥号都是十七字），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情愿。 而李东阳自幼就深受明代宗喜爱。人们常说“爱屋及乌”，对于宪宗来说“恨屋 成化二十三年最为明朝文臣所喜的明孝宗登基，李东阳也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机。弘治元年被任命纂修《明宪宗实录》，弘治二年刚开始干活（之前李东阳因父丧在家守制），就升迁为左春坊左庶子。 弘治四年，《明宪宗实录》修成，李东阳因功升太常寺少卿。弘治六年二月，李东阳获得了一个重要任命，当年会试的主考官。科举在明代是皇朝的头等大事，成为主考官不但可以收获大量门生，也意味着朝廷对他的信任和认可。 很快李东阳就被升为礼部右侍郎，专门负责内阁诰敕撰写。弘治八年四十八岁的李东阳受命入阁，一跃成为皇朝的宰辅。 在弘治一朝，李东阳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性格，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施政见解。在朝堂上他秉持明宪宗倡导的中庸之道，在朝中以“和煦容物”见称，一团和气，谁都不得罪。
明宪宗 《一团和气图》 虽然没什么特别的政绩，但是也不会得罪人，因此很多同僚也愿意主动与之结交，互相之间的恩怨也愿意让他来化解，所以弘治朝李东阳在朝野上下的声望颇高。 弘治十二年发生了“己未会试舞弊案”，现在都觉得此案最出名的是唐伯虎，但是当时这个案子的焦点在主考官礼部右侍郎程敏政身上。一旦程敏政被定罪，言官们肯定要借机会扩大并清洗朝堂甚至是内阁。 负责查案的李东阳不动声色地就把水给搅浑了，将一场本可惊天的科举舞弊案消弭于无形之中。 注：程敏政在阅卷时自己说手上未解封的考卷是唐伯虎的从而引发了舞弊案，李东阳后来宣称程敏政当时拿的卷子不是唐伯虎的。如有兴趣了解详情可查阅图文 己未会试舞弊案，唐伯虎到底冤不冤 实际上李东阳在弘治内阁中的主要作用也正是担任“和事佬”。明孝宗虽然被文臣们誉为明君、仁主，但是他并不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泥菩萨。孝宗在很多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还和文臣们不一样。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孝宗一直提防着文官团体，他提防的方式就是倚重宦官、厂卫，通过他们来制衡。而文官们是天生就和宦官、厂卫对立的（权力斗争的必然），这也导致孝宗和他的文官们一样矛盾重重。 内阁里的刘健、谢迁就多次与孝宗发生争执，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平时不怎么说法、发表意见的李东阳站出来，居中说项、调和，平息双方的情绪。 弘治十七年，孝宗不信任兵部和都察院调查的一起边将杀良冒功案。他根据东厂的缉查结果和建议要求将相关人犯押到京师重审。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东厂要推翻都察院的审判结果，所以阁臣刘健、谢迁均不同意。 这一下子就激怒了孝宗，孝宗说出狠话来斥责二人 – “法司断狱不当，身且不保，言足信乎?”。孝宗这实际就是明确表达了对朝臣和内阁的不信任，再这么怼下去，刘、谢二人就得上交辞呈了。
李东阳赶忙出来打圆场称，文官中也确实是有一些人心口不一，不可信。并且暗示皇帝不要让内阁附署东厂的题本，直接下发中旨。给对立的皇帝和内阁各自保留了自己的底线，也成功地消除了一场可能的政治动荡。 注：都察院当时已经审结了案子。孝宗依据东厂的题本而要求重审，内阁一旦附署则意味着内阁同意东厂否决都察院的审理权，这将引发非常大的政治动荡。详细内容可以查阅图文 从一起杀良冒功案，来看明君弘治和贤臣们之间的裂痕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李东阳在弘治一朝没什么突出政绩，但是他为弘治一朝朝堂的稳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朝堂稳定恰恰是治世的基础和保障。 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李东阳来说却并不轻松，居中调和也意味着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从弘治八年入阁后，李东阳几乎是年年都要上表请辞。 虽然明朝官员受到弹劾后，请辞以示自身清白的是他们常用的应对手段。但是李东阳也确实是在以此来舒张自己受到的压力，尤其弘治朝后期，孝宗越来越倚重厂卫，朝堂斗争加剧之后。 弘治十四年和十七年，李东阳均多次连续请辞，但是无一例外都是被拒绝。这其中固然有孝宗需要他这个“和事佬”的因素，但是李东阳本人不愿意离开朝堂，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 李东阳不愿意离开，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对权力和地位的眷恋。这里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一个人学有所成自然希望能有用武之地，读书人本来就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方面是因为性格，他没有强硬拒绝君王的魄力，现今的我们可能太容易理解这一点。笔者在这里类比一下，很多人虽然生活不幸福但是却无法拒绝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从而结束并不幸福的婚姻。 说到底是他因循隐忍、怯懦软弱、委曲求全的性格，成为了限制他自己的枷锁。 弘治十八年，年仅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年轻的皇帝不缺精力和梦想，却缺乏他父亲的沉稳和世故。很快武宗就因为钱和外朝文官以及内阁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李东阳十几年“和事佬”的经验在正德一朝却失效了。 正德元年十月，缺钱的武宗向户部讨要他们欠宫中的盐引，结果官员和阁臣们非但不给还纷纷指责武宗奢靡、纵容宦官等等。愤怒的武宗在斥责内阁阁臣时说出了比他父亲更严重的话：
这无疑于直接打脸，李东阳虽然依旧居中调和，但是再也弥合不了文臣和皇帝之间的裂痕了。
十月二十七日，明朝爆发了一起小型未遂政变。文臣们联合内阁和司礼监，联名上疏准备逼迫武宗处死“八虎”。在武宗看来，外朝和内廷的联合无疑是要让他成为傀儡。于是当天晚上武宗逮捕了司礼监诸太监并派张永控制京营。 注：“八虎”指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个宦官。他们都是朱厚照太子时期的东宫旧人。 这场内乱中李东阳的态度非常暧昧，文官们联合上疏前商议时，他并不像刘健、谢迁那样态度明确、激奋，而是唯唯否否不置一词，并不明确表态。甚至不愿意在联名奏疏上署名。 二十八日武宗控制内廷、厂卫和京营，粉碎文官们的图谋后，李东阳虽然和刘健、谢迁一样上表请辞，但唯独他的辞呈被武宗拒绝，而且他也没有再次请辞。 这导致李东阳的声望一落千丈，外朝官员们议论纷纷，都指责是李东阳坏了大事。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李东阳事先泄密给刘瑾，才导致诛杀刘瑾一事失败，正人纷纷被逐 -- “会天晚，明旦发矣，奈 注：这次政变未遂实际是与内阁有嫌隙的吏部尚书焦芳向武宗泄的密，当然李东阳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态度他也告知了武宗。 非但朝堂官员们不理解并鄙视李东阳，和他共事十几年的内阁大学士们也一样不理解他。李东阳在送刘健离京时，刘健当众指责他：“当日出一语，即与我辈同去矣，不用今日泣也。”至此一个原本声望颇高，以“和煦容物”誉满朝堂的人，成为了一个被同僚鄙夷的“孤臣”。 有人善意地认为李东阳这是隐忍，是为了最后推翻刘瑾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他麻痹刘瑾的策略等等，对此只能说这是为尊者讳罢了。 首先从武宗登基开始李东阳就在不停地上表请辞，正德元年就请辞六次，二年两次，三年三次。如果说留下是为了隐忍找机会，这么频繁的请辞就不怎么合乎逻辑了。 刘健、谢迁离开后，李东阳在内阁对大事从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完全按照刘瑾的意愿办事儿 – “瑾初亦送内阁拟旨，但秉笔者逆探瑾意为之”。可以说李东阳把自己变成了刘瑾的一支笔，也被时人讥笑为“伴食宰相”。 在刘瑾建造道观完工之时，李东阳赶紧献上一方自己手书的石碑，其内容自是极尽谄媚之能事，让人不忍卒读，连他的学生侍郎罗玘都看不下去，写信决裂，耻于与之为伍。
可以说李东阳的最后一丝名誉或者说颜面也被抹去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个人还如何隐忍以及暗中联合力量去铲除奸佞？ 最后，刘瑾的垮台也跟李东阳没有多大关系。是刘瑾过于擅权，连其它宦官都无法容忍后，被他们斗争下台。当然您要是认为李东阳就是在刻意的捧杀刘瑾，我也无法反驳什么。
刘瑾垮台后，李东阳一方面是身体原因想致仕回乡修养；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朝臣们会找他秋后算账，因为他很清楚刘瑾的不少罪行真的追究起来，他脱不了干系。因此再次上疏请辞：
经过反复上疏请辞，正德七年末，武宗同意其致仕返乡。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李东阳病逝于家中。武宗感念其三朝的任劳任怨，谥文正，这是古代文官可以获取的最高谥号。 李东阳的是明朝诸多内阁首辅中评价起来最简单的一类人，因为他可以说是毫无政绩。但是他又是很复杂的一个，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即不贪图权势，却又常常苟且以保全名位。才学没有左右他的人生，性格却决定了他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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