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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四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十八岁中进士，人翰林院，历任编修、侍讲、侍讲学士等职。翰林院地位虽高，但不预政事，但李东阳总是心系国家，常借给皇帝讲读经史之机，结合当时社会利弊、时政得失向皇帝进言，有时则上疏直谏。他在翰林院近三十年，历经宪宗、代宗、孝宗三朝，史称他“以讲官直谏知名”，为国家兴利除弊作出了很大贡献。弘治六年，久旱不雨，孝宗诏求直言，李东阳从《孟子》一书中摘录了有关治国恤民的言论，结合当时一些弊端，列成数条进谏，因切中时弊，受到孝宗赏识。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孝宗命李东阳人内阁参预机务，他与另外两位阁臣刘健、谢迁，同心辅政，时称“三公”，当时朝野上下流传一首歌谣：“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形象地说明了这三位阁臣所起的重要作用。由于孝宗任用贤臣，注意纳谏，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经济走向繁荣的新局面，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作“弘治中兴”。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孝宗皇帝一病不起，临终前将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人召人乾清官，遗命他们三人用心辅佐新皇帝。孝宗死后，十五岁的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武宗最大的爱好就是游玩逸乐，对善于迎合他玩乐的宦官太监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极为宠信，尤其是刘瑾更得到他的欢心。这八人时称“八虎”。他们弄来鹰犬、歌妓天天跟武宗击球走马，弹射钓猎，还经常引诱武宗出宫游玩，进而干预朝政。朝臣们见此极为担心，李东阳等三位顾命大臣更是忧心忡忡，纷纷上疏要求将“八虎”明正典刑，潜消祸患。武宗接疏后，为“八虎”伤心哭泣不食，但迫于阁臣们的压力，派司礼太监王岳、陈宽去与阁臣商议，刘健、谢迁等坚持要处死刘瑾等人，李东阳则认为不能操之过急，恐逼极生变。太监王岳平时看不惯刘瑾专横拔扈，亦主张诛刘。谁知吏部尚书焦芳系刘瑾党羽，暗中将阁议情况透露给刘瑾。刘瑾大惊，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跪在武宗面前哭诉，说他如何尽心尽力事君，谁知司礼太监王岳勾结阁臣要陷害于他，其名是反对他，其实是反对陛下，阻止陛下外出散心，况且鹰犬猎狩对政事有何妨碍？主要是司礼太监不得人，若得人阁臣们怎敢如此？昏庸而幼稚的武宗顿时大怒，立即命令逮捕王岳等人，随后任命刘瑾为司礼太监，兼提督京营；任命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时形势大变，“八虎”分据要职。阁臣们见此，纷纷上疏要求辞官回乡，武宗在刘瑾的怂恿下，照准刘健、谢迁等人辞职，独命李东阳留任。刘瑾党羽焦芳等人进入内阁，朝中正直之士被逐殆尽。明代士大夫多以崇尚气节相标榜，李东阳独留内阁，与大奸同立于朝，纷纷指责他贪恋相位，丧失气节。李东阳当时收到一首讽刺他的匿名诗，，诗云：“声价空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李东阳是长沙府茶陵县人。鹧鸪，鸟名，其鸣声谐音似“行不得也，哥哥！”子规即杜鹃鸟，其鸣声谐音似“归去！归去！”李东阳面对这些指责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他认为那种所谓“气节”只不过是洁身自好，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昧回避，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助纣为虐。从他早期的诗文中也可窥见他的志向，他在读《唐书》中关于武后篡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写道：“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 刘健、谢迁被逐离内阁后，刘宇、曹元相继人阁，此两人皆刘瑾党羽，李东阳愈加孤立，但他不屈不挠，与刘瑾智斗巧斗。李东阳系四朝重臣，又授顾命，处事深谋远虑，不露锋芒，武宗对他也礼让三分。刘瑾得势后，藐视一切公卿，唯见东阳，则改容起敬，李东阳正是利用这一点，与他周旋，常对他“婉言晓喻，屡见听从”ｏ《明史》载称：“凡瑾所为乱政，弥缝其间，亦多有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亦阴受其庇ｏ”正德三年（１５０９年）六月的一天，在御道旁发现一卷历数刘瑾罪状的匿名卷，刘瑾怒不可遏，矫诏命百官跪在奉天门外，时值酷暑，当场晒死三人。日暮又将五晶以下官员三百余人投入监狱，李东阳急忙解救，上疏言道：“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手，百官岂能知晓，不若先行释放，再密加察访ｏ”众人才获宥免。当时刘瑾乱政成法，立下“一人犯法，邻里皆坐”的新法规，为报复陷害锦衣卫罗校，竟以他近京捕盗不力为罪名，将他的亲属、邻居共三十余人，一并执送法司，李东阳上疏力言不可，才使无辜百姓免受诛连。刘瑾为了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并借机打击他的政敌，凡百官有失职之错者，一律罚米输边。初时两三百担，后增至一千五百担，许多官员被害得倾家荡产。李东阳婉言相劝，刘瑾才同意将“输边”改为就地交纳，纵有被罚者，也免受了“输边”之苦。四川镇守太监罗答，是刘瑾死党，奏请撤销巡抚，并人镇守衙门便宜行事，武宗在刘瑾的怂恿下意欲准奏，李东阳力言直谏：“祖宗设官，自有深造，不能擅改”，武宗才未准奏，从而遏制了宦官势力的扩张。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等一批忠臣，因反对刘瑾专权，招来杀身之祸，皆因李东阳多方保护救援，方得无事。 李东阳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朝中大作多出其手，如《宪宗实录》、《孝宗实录》、《大明会典》、《历代通鉴篡要》等均由他编修。李东阳常“以诗文引后进”，其门生遍布朝野，常群聚他家，谈诗论艺，当时诗坛一些有才华的诗人，环绕在他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诗歌流派，时称“茶陵派”，一改过去“台阁体派”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开创了“真诗复生”的新局面，在中国诗坛流派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驻宁夏一位藩王叫朱真锚的，以讨伐奸宦刘瑾为名，举兵反叛朝廷，李东阳乘机推荐前都御史杨一清为总督，太监张永为监军，率师前往平叛。张永原系“八虎”之一，深得武宗宠信，因与刘瑾在争权夺利中产生了矛盾，杨一清利用这一矛盾说服了张永参与诛刘。平叛后，班师还朝，途中又风闻刘瑾将要谋反。张永将朱宾锚讨伐刘瑾罪状的檄文和刘瑾将要谋反的消息密奏武宗，武宗大惊，命令连夜逮捕刘瑾、马永成、谷大用等人。 刘瑾等人伏诛后，朝野上下莫不称快，时人议论这一事件时说：“以言诛刘瑾者，张永也，以计授张永者，杨一清也，救一清之死而使其在位者，东阳也。东阳在朝，大有功于国ｏ”杨一清也感慨地说：“宾翁补天捧日无迹”。此话的意思是：李东阳行事不啻补天捧日，而且做得毫无痕迹，体现了大政治家的风范。 李东阳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辞官退休，时年已６６岁高龄，他在辞呈中说：“顾命重重，责任方殷，大义所关，已非得已，盖圣上年轻，各种政事还未处理好，则不敢言退；藩臣倡乱，边境未宁、则不敢言退，大奸未除，弊政未革，则不敢言退。”李东阳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李东阳为官四十余年，官居宰相，却是两袖清风，辞官家居时还靠诗文卖钱贴补家用。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李东阳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家贫无钱治丧，其门生故旧凑钱给他办了丧事，足见一代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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