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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3年前 (2020-12-17) 1,766 激流网 0 热播谍战电视剧《隐秘而伟大》于近日收官落幕，它将大时代的故事融合进小人物的生活，以小见大写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风云变幻。在剧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警委”这个词，主人公顾耀东（李易峰饰演）、夏继成（王泷正饰演）和沈清禾（金晨饰演）也都是该组织的成员。顾耀东等利用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与人民解放军互相配合，摧毁了敌人的行动计划。 在真实的历史中，解放前上海警察队伍中确实有一大批像剧中主人公这样的地下党情报工作者，“警委”这个组织也是真实存在的。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上海近代警察史研究者黄臻睿的讲述，走近并了解中共上海地下警委鲜为人知却又“隐秘而伟大”的往事......
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逼近上海时，敌占区内我地下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愈加尖锐。为摧毁敌人出逃前“捕杀”“破坏”的行动计划，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布置所有党员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以其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与人民解放军配合。 就连毛森办公室的勤杂员，也是“警委”成员 早在1931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内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到1949年初，上海警察系统中已建有20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监狱及“飞行堡垒”总队中，党员近500人，外围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党组织巧妙“打入”。令敌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就连警察局局长毛森办公室的一名勤杂员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叫嚣：“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在警察局内部也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以连环保形式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毛森还亲临黄浦、新成、虹口等分局集合官警“训话”：只要共产党员出来自首，就可保送台湾，如检举别人还领赏、晋升3级，否则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等等。 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戮其全家。1948年至1949年上海解放，遭逮捕的警察有50余人。敌人对被捕的革命者用尽酷刑：通电流、灌辣椒水、拔指甲，有的人被砍断十指，有的竟被开水活活烫死。然而，在敌人恫之以死、诱之以利的考验面前，“警委”所属的近500名地下党员，没有一个变节自首，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组织。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亦称“约法八章”）。“警委”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把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并立即油印了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而后，“警委”通知各分局地下党支部到约定地点领取，规定必须把信件分散投到各区所有的邮筒，以迷惑敌人，并限期在3天内全部寄出。中共普陀警察分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钱凤歧、党员刘家栋、杨树浦警察分局地下党员钱文湘和党的外围组织“互保立功会”成员蒋志毅等4位同志接受了这一任务，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情况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布告》和警告信发出后，警察局内部激起很大反响，不少警官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正因如此，毛森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他还亲自到几个分局去训话：一定要把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挖出来。他布置心腹悍将严密侦察，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凤歧、刘家栋、钱文湘、蒋志毅四人身上。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利诱、威胁，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钉指甲，折腾整整一个星期，结果一无所得。5月20日，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不久，从宋公园等地挖掘出的数以千计的尸体中，找到其中三人遗体，上面随处可见惨遭毒刑而留下的条条伤痕。 “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起义了”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是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武装警察队伍。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电台4部。其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一个装甲兵营。1947年，国民党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蒋斗争，将这个装甲兵营调上海改编为警察局机动车大队，下设4个中队。原装甲兵营营长钟敏任大队长，副营长喻飞任第一中队长。
1949年3月7日，毛森接替俞叔平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为了进一步控制机动车大队，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钟敏、喻飞则明升暗降，调任总局保安警察处科长。由于机动车大队隶属保安警察处，因此，钟敏、喻飞在机动车大队虽无职务，但仍然有权调遣这支队伍。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何以端，遵照上级指示，布置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对喻飞、钟敏进行策反，肖大成通过上海市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1949年5月曾担任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策动他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钟表示愿意尽力。负责对喻飞策反的是戴宗义。他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和他频繁来往，常向他分析形势，规劝他弃暗投明。喻飞表示一定听从，投向人民。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近郊。毛森密谋策划退守苏州河北岸，继续挣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吴克坚、何以端的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肖大成与戴宗义随即赶到机动车大队。下午2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 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紧张部署起义时，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都被喻飞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当毛森再次来电训斥并强令装甲车立即开往苏州河北岸，肖大成接过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正式起义了，不会再跟你走了！”毛森听完连声追问讲话的是谁，并破口大骂，扔下电话后带领一批亲信慌忙逃离警察局……至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完全在中共的情报部门控制下布防、警戒。
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达了“积极、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管理而奋斗”的指示。“警委”根据这一要求，对毛森一伙溃逃前的疯狂破坏，作了充分估计和应对的准备：从关心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以谈心的方式，在警察中进行认清前途的教育，团结倾向共产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动摇警察，秘密开展“互保立功”活动；加强党员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联系几个警察，启发大家互相保证、互相监督，不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不毁坏物资档案，不转移枪支弹药，维持好社会治安，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立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敌人更加恐慌，开始实施覆灭前逃跑、破坏和屠杀的准备，胁迫工厂、机关的职工随他们迁移。针对国民党策划的应变措施，“警委”进一步发展互保组织，将手执武器的警察组织起来，成为监视敌人行动的力量，并在警察中开展反逃跑、反撤退、反破坏的宣传教育；成立群众性的保管委员会，五人一组，十人一队，凡有地下党支部的分局，支部书记都担任保管委员会主任。“警委”成员分别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大区委工作，与外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和人民保安队，支持和配合各界护厂护校斗争。同时还派地下党或外围积极分子分头控制枪械室、档案室、拘留所、门卫、银柜和车辆，轮流昼夜值班。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地下党员吴炎长期从事户籍管理及教学工作。资深的专业背景，为其提供了工作便利，他多次向华东局城市工作部输送重要情报：国民党警察系统人员编制、指挥系统、武器装备和警察局长俞叔平、毛森的动态；重点户口调查获得的上海市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军号；驻沪国民党军队番号、兵力；郊区防御工事地图。
同时，安排地下党员苏荧打进市警察局户口科，协助策反多名户口科工作人员及电话总机接线员；将一批空白身份证、通行证提供地下工作人员使用；掩护被警察局追捕的地下工作人员丁正、陆自成和同济大学学生9人安全转移；密录一份270名准备解放后潜伏上海的特务花名册。市警察局人事处黄旭、政治处董行健以及黄浦、老闸、新成等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也想方设法潜入敌人要害部门，截取人事档案、军事布防图等绝密情报。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门楼上最早插上了白旗 5月24日晚，正当解放上海之战在市郊激烈进行之际，上海市警察局的门楼上却最早悬挂起了白旗，下达命令的是市政府警卫队长王诗光。
王诗光，浙江金华人。抗战初期，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浙江金华建立了“金华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那时，王诗光风华正茂，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毅然投考工作队，参加抗日。由此认识了队长徐旭（与中共地下党建立工作关系的情报人员），并在工作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来，又投考黄埔军校。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市警察局报到。不料，徐旭已先期到了上海，任警察局人事室主任，掌握人事调配权。是时，王诗光被派任保警第一总队第二中队长。后王诗光被调到市政府大厦，任市政府、警察局两座大厦的警卫队长。 解放前夕，徐旭交给王诗光一个任务：严守市政府、警察局两大厦，解放军攻进上海时，就举旗起义。5月24日午夜时分，从前线退下来的军队在马路上流窜。王诗光深感兵力不足，唯恐反动军队溃退时发生暴乱，便打电话请代理市长赵祖康来市政府坐镇，并请示：解放军到达后该如何处置？赵回说，无法前来，要王无论如何要维持到天明。若解放军入城，就在市政府门楼上挂白布单作为起义信号。
王诗光感到赵的答复和地下党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灵机一动：何不提前挂出白旗，这样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却可促使还在市区妄图顽固坚守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土崩瓦解。于是，王诗光当机立断，宣布警卫队全体起义，旋即派队员用白布被单代替白旗，提前在市政府大门的门楼上挂出。同时命警卫警察局大厦的队员也立即在警察总局的门楼上挂出白旗。
5月25日黎明，解放军进入市区，黄浦分局地下党员赵壁如、陈安良等率先把“欢迎解放军解放大上海”的横幅悬在门前，横幅的一端挂上白旗，同时组织群众在街头张贴欢迎解放军的宣传标语。其他分局也在配合军管会接管政法、警察部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黄臻睿。来源：档案春秋。责任编辑：郭琦） 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探析历史 3年前 (2020-12-15) 1,605 激流网 0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发展成熟和正确运用的时期。适应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环境的变化以及党组织的状况，改变自身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坚决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险恶的环境中，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地下党组织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的方法以立足，并进而开展党的群众工作。这些策略不仅使城市地下党组织隐蔽了骨干、积蓄了力量、争取了人心，而且也为抗日战争后期党组织的发展积蓄了充分的组织力量。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强弱。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地下党组织自身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发展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开始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而沦陷区与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则适应生存和斗争环境的变化，坚决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建设与群众组织策略，得以深入群众，在社会中扎根。 一、明确党支部设置原则及主要任务，并适应城市环境的变化改变其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 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对支部工作的认识不全面以及对开展支部工作缺乏经验。一些地方虽建立党的基层支部，但支部的政治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许多支部甚至长期处于“不工作”的瘫痪、半瘫痪状态。[2]针对这种状况，1939年6月10日，陈云在《解放》第七十三期发表《支部》一文，系统阐述了支部的地位、设置原则、主要任务等基本的问题。陈云认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3]党的政策主张与口号只有依靠支部才能得以切实深入群众之中去。只有依靠支部的日常性的宣传鼓动与组织动员，群众才能团结在党的政策主张与口号之下进行革命。正是由于支部的这种地位，党需要依靠支部来吸收新党员以实现党的力量的扩大，并依靠支部来培养党的干部以及教育领导党员。至于应该以何种原则来设置支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按生产单位组织支部”，而党的城市街道支部则是一种具有“临时性质的支部”。[4]陈云在阐述支部的作用这一问题时指出，支部不仅要在组织形式上而且要在实质上发挥“核心的堡垒”的作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支部建立起基本的工作并对这些工作进行分工，由支部的每个党员同志去贯彻执行。 刘少奇指出，作为一个创造性的主义马克思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5]。“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6]在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党的政治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此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工作方法适合于当时当地所处的环境，主要应做到“两个估计“：一是充分估计到“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二是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7]在此基础上，再行决定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工作方法。据此，这一时期，党还根据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环境的变化以及党组织的状况，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式，坚决贯彻实施“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0年夏，南方局向所属省委、特委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地下党组织应尽量“短小精干”，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杂乱无章”。194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后方的党组织打破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不建立党支部，党员独立活动，上级只与其个别联系；一般不开支部会，仅个别接头；党员转移时不转党的关系，仍由原组织与之发生联系等等。1941年夏，周恩来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确定了缩小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措施。在执行党内“短小精干”原则的同时，又利用大后方广大的革命的社会基础，扩大党外活动，这样就达到了巩固大后方即敌占区党的秘密组织的目的。 二、创立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组织和团结群众的工作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党对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险恶环境中，只有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策略，才能将群众个体整合成整体并围绕在党的周围。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团体将广大群众组织在党的周围 在上海沦陷后，先前公开的抗日团体无法继续存在，党作出了转变组织群众的方式与形式的决定。具体来讲，首先，“应该将旧的抗日团体一般的改变其组织形式与名义，争取其实质的存在，并依据他继续去发展群众基础，使之更能扩大与深入。”但是，对于“一些抗日团体已经在群众中建立了它的威信，并且其群众不愿改其名称，取消其组织，则还是应该维持下去，不过其组织机构一定要使之严密化，灵活化”。排除其中的破坏分子，但并不是说不要其它的抗日的各党各派分子参加。相反的，更应通过团结一切真正抗日的积极分子将其建成更加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把这些团体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在党的周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这些积极分子应更使之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一切抗日斗争和日常生活，要争取使这些团体变成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抗日组织。其次，“散布于各地各生产部门以及各群众集合场所的积极分子及其自发的小组织，均应设法把他们用各种名义、各种方法组织起来、联系起来，加强他们的教育与领导。”要摒除对这些数量众多的积极分子与小组织的歧视，积极争取、帮助和推动他们去组织更多的群众，并进而建立各种抗日的团体。再次，“对于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的与群众组织，我们应坚持群众的立场与民主的原则进行下列工作”。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三种情况：“在同一产业部门，我们有同样组织时应与之进行工作中的合作，以推动它，并扩大我们在他们中间的政治、组织影响及领导”；在群众不信任其组织时，应“发动群众进行批评与进行民主的改造，并说服争取其组织中一部分较好的干部与群众，实行工作转变”；“在我们没有组织的时候，应发动群众去参加，充实与改善其工作。”[8]最后，“在这些抗日团体以外，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方式”，根据各阶层群众切身的要求和痛苦感受，加以组织。这样，来争取广大的落后群众到我们的周围来，并且，这样可取得公开组织的存在，依据着这样的形态来注入抗日反汉奸的内容。同时，许多落后的封建组织及集团，应尽量的启发他们的民族思想、正义感念和国格人格的意识。此外，“进行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组织中的工作（如商会、同业公会、市民会等等），争取这种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9] 按照这一决定，在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把一切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公开抗日团体转变为经济性、职业性、学术性、文娱性和联络友谊性的合法团体，把众多的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比如，将“银钱业职工战时服务团”改组为“银行业职员联谊会”，会员有5000多人。由洋行华籍职工组织的“华员战时服务团”，改组为以游乐为活动形式的“华联俱乐部”，发展会员6000多人。在上海店员中有很大影响的“益友社”，是地下党领导的一部分爱国青年以联络友谊的名义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会员最多时达1万余人。地下党通过职工教育组织、宗教及慈善团体，举办各种工人文化补习学校、补习班等工人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党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仅在上海这种补习学校共有49所，参加学习的工人约计5000余人。此外，还利用群众的自发组织，如同乡会、兄弟会、姊妹会、钱会、戒烟酒会等团体，团结了中间的以至某些比较落后的职工。这些分散的规模狭小的组织，在斗争中可以多方面动员群众，一旦环境不允许统一的群众团体公开存在时，又可以化整为零，继续保持党和群众的联系。[10] 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一时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还探索了许多组织群众的策略：首先，争取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参加群众组织或担任某一组织的领导者，以增加对群众的吸引力，并减少可能的来自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阻力。其中，让社会名流等担任团体的领导职务或名誉职务，是地下党员争取社会上有影响力人士的常用方式。这些人士的赞助和参与，不仅使团体的活动经费有了保障，减少了职工参加团体社会活动的顾虑，而且使团体更容易获得公开合法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力。其次，切实根据群众生活环境、习惯和政治觉悟等的不同，有针对性地组建形式不同的群众性组织。群众组织只有切实满足群众的需求，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群众凝聚、团结起来。最后，抓住重点和关键部门的群众组织工作，推动其他组织的建立，进而带动相关部门的群众。[11] （二）采用建立“据点”的方式组织和团结群众 “据点”式建党是这一时期我党为适应国统区的险恶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城市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党的组织实行疏散隐蔽后，党员和进步分子实行单线联系，到1942年初，通过这种方式联系的重庆地区进步青年已经增加到88人。这样完全采取一个一个地单独联系的方式越来越感到困难。与此同时，许多积极分子也要求组织起来，有个名称，以便于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同党的联系，更利于集体学习和战斗。周恩来了解这些情况后，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灵活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关于组织形式，他说：“干脆就叫以'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12]接下来，南方局青年组首先在重庆地区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首先建立起“据点”。这种“据点”，每个一般有三五人或六七人。它没有明确的组织样式，也没有一定的章程制度。但是，每一个“据点”有一个通过交友而自然形成的核心小组，作为在一个单位或其附近地区开展青年工作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在核心成员的周围，形成“据点”的基本成员，又通过广泛交友和秘密的、公开的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把本单位的进步青年和中间青年联系、团结起来。“据点”只有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来往。“据点”这个称呼当时没有向下传达，但是“据点”成员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地进行。[13] 到1942年底，青年组直接间接联络的“据点”发展到9个，各“据点”联系的进步青年有252人。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一些工厂、学校和公司中也已经建立起来了“据点”。这些“据点”团结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积蓄了革命力量。南方局妇女组、经济组也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据点”。“据点”在当时起着“巧妙地掩护党的组织和隐蔽地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作用，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无形桥梁”[14]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群众组织体系变换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其中，党的基层党支部、党小组以及独立活动的广大共产党员就在这种动态的组织体系中起到直接的引领作用，以公开合法而又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领导动员广大群众。 三、以共产党员的“三勤”“三化”融入社会并在社会扎根 这一时期，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是采取“扎根社会”的方法以立足，并进而开展党的群众工作。为适应这一时期地下斗争的环境，贯彻中共中央所提的“十六字方针”，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将其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的策略。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提出“三勤”“三化”的策略也是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城市工作经验教训的结果。当时许多党员不与群众共同生活，没能切实融入基层群众之中，而是过着领取组织津贴的机关化生活，结果机关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导致较多党员被抓。 所谓“三勤”指的是“勤业、勤学、勤交友”；所谓“三化”指的是“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15]这要求党员要在本职工作中要不断学习，勤于钻研业务，成为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党员还要广泛结交朋友，广泛深入社会的各个单位。在“三勤”“三化”中，职业化是最核心的内容。只有党员干部拥有了职业的掩护，其才能在社会中立足，在群众中扎根。 （一）深入社会基层的各个领域，在巩固自身职业地位同时，团结影响周围群众 以普通群众的身份深入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的党员干部，无论是在工厂企业还是在学校，都必须是忠于职守、精研业务、品德高尚的正派人。这是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的党员干部，才能真正深入社会基层并在其中立足扎根，进而逐步增强自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权威，被广大群众信任和拥戴，达到将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的目的。比如，地下党员范小风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原本没有党的力量存在的上海内外棉一厂、二厂工作。由于其娴熟的技艺和热诚待人的态度，她很快就取得了厂中工人群众的信赖。后来，党组织陆续派党员打入该厂并成立了党支部，支部的党员积极开展活动，与职工群众交朋友，经常去女工的家里面串门，与其聊家常，并帮忙做家务等等。[16]这使得支部每个党员周围都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党员也据此成为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善于影响和动员他们的群众领袖。 （二）广泛结交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以收“以点带面”之效 在结交普通群众的同时，如果能够结交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团结一个人从而带动一批人。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人，比如，一些老工人、老职员身边往往会有很多的群众追随。通过与这类人物结交朋友并对其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进而吸收其入党，就架起了接近和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桥梁，可以带动和影响一大批群众向党靠拢，最终实现党扎根群众和党的群众工作覆盖面扩大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党支部的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审查周围群众，从这当中选拔出哪些群众是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哪些是次要分子等，以便得到好的发展”[17]。 （三）积极参加各种自发的合法的群众组织，并利用群众社会生活的“惯习”，真正与群众融成一片 由于身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之中，社会民众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传统惯习。基于这种实际情况，当时深入社会基层的党员为了达到接近并扎根群众之中的目的，往往会首先通过发起组建各种带有传统色彩的组织形式，以吸引群众的加入。这些传统色彩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同乡会等具有封建宗教色彩而又为群众所熟知的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中，党员干部最初往往是以一名普通成员的身份为组织成员服务，逐渐确立起这些团体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进而党员干部也就赢得了这些团体组织中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城市，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三勤”“三化”的方针，将公开的救亡运动转变为社会各单位内部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不仅使地下党组织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从而在社会扎根，而且使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争取了人心，度过了难关。这一切也为抗日战争后期党组织的发展、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兴起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积蓄了充分的组织力量。 参考文献 [1]选集毛泽东：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6. [2]张明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17. [3][4]文选陈云：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5-146. [5][6]选集刘少奇：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6-317. [7]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党共中史出版社，2012：293，308. [8][9]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7年12月29日） [A].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陈绍畴，滕文藻，林健柏.白区斗争纪实[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182—183. [11]朱华.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44-146. [12][13][15]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1926—1949）[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394-401. [1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202. [16]张祺.上海工运纪事[M].上海：大百科全书中国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117-118. [17]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597.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朱孟光。来源：《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8-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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