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红军历史中的那个重要时刻，遵义会议宛若东升的旭日，将重重迷雾一举吹散；自那以后，毛主席则作为伟大的舵手坐镇船头，引导着红军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 谁也无法否认，那场持续了3天的会议一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若是没有王稼祥，历史还得再走很多弯路。 敏锐的王稼祥 1925年之后的5年，王稼祥一直在国外求学，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会，远在国外的王稼祥也听闻了中国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待到他刚刚回国后，又听闻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上的诸多事迹。 王稼祥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官”，他对于马列主义烂熟于心，却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与革命实践经验不太了解，本着“从实践中来”的考虑，他更加渴望投入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那么，“朱毛”将会是最好的老师，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去追逐红军。 1931年，刚刚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王稼祥就与毛主席有了直接的接触，毛主席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的记忆中，毛主席与他在苏联遇到的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毛主席总是能用易懂的话语讲述那些深层次的道理。 来到中央苏区工作后，王稼祥从第二次至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有所参与，他深知自己对于中央苏区的情况了解并不十分充分，因此每当中央制定作战方略时，王稼祥从不随意发言，他的态度一直都很慎重。 尤其是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多数军事领导人都主张“分兵退兵”、“退出苏区”等方案，可只有毛主席、朱德等少数人在坚持“诱敌深入”策略。 最后，毛主席的“先打弱敌”提案被通过，在这样的节骨眼上，王稼祥还是没有发言。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了毛主席在作战方针上的讲述十分深刻，而且把整个红军面临的局势都分析得很透彻。 作战的过程中，王稼祥始终在与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王稼祥也利用这些宝贵的机会和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交流，毛主席给他介绍了很多有关红军的情况，并拿出了一些文件让王稼祥更快消化理解。 另一边，毛主席也在面临着很多麻烦。 1927年的失败，陈独秀成为了失败的替罪羊，向忠发接替成为领导人，后者虽来自工人阶级，可他没读过多少书，对理论的研究也不透彻，不得不找李立三来指挥工作。 由于1930年李立三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意愿，使得共产国际出面干预，还把大批留苏学生送到中共和共青团的领导层当中，其中博古就备受关注，最终一路升任至高层。 博古是个好学生，但他对于军事了解不够深入，在苏区和红军本就困难的情况下，他只得依赖李德。 李德采取的作战方略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于是乎，整个苏区都因过度动员导致内囊掏尽。 蒋介石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他继续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这边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分兵把守的模式，盲目同国军展开了“决战”，让本就弹药奇缺、人员不足的红军雪上加霜。 博古、李德在面临这种情况后也慌了，他们开始了战略转移之路，让8万人的大部队集体搬家，可部队一路曲曲折折，刚走到湘江一带就遭遇了战斗力极强的国军序列，再度遭受巨大损失。 不过，这段历史中有一个小插曲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受到博古信任的时候，六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被博古列入新一届政治委员的名单，这其实就为后来毛主席在长征之路上进入领导曾奠定了组织条件。 而且，当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争论后，他也开始积极向毛主席靠拢。 1934年10月开始，那场轰轰烈烈的战略大转移开始了，毛主席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突围西征，由于他们三个人总是在一起，还在当年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毛主席和王稼祥身体都遇到问题，他们只能坐担架行军；张闻天骑着马和他们一起，三人在一起也经常交流意见。 那一路，很难说战士们的士气没有受挫，三人讨论的都是党和红军的大事，他们也在沟通中达成了一个共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路线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 王稼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长征路上总是和我谈话，是他教育了我。” 12月20日，军委纵队抵达了黄平，张闻天与王稼祥都在一片桔林中休息，他们也忧心忡忡。 王稼祥率先问道：“红军的最终目标是在哪里呢？还有没有定下一个目标呢？” 张闻天也不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叹了一口气：“照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让毛主席出来负责这些事，他打仗比较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从组织架构来看，随红军一同行动的政委有10人，其中有6名正式委员与4名候补委员，其中包括了王稼祥、周总理、张闻天等人，而这些人中有过留苏经历的就有一半。 若是能把张闻天和王稼祥这两个关键人物争取过来，那么就还有机会，因为当时他们是在政治局和书记处都有地位的，很有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 漫长的交流后，毛主席也成功争取到了这二人的支持，他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 湘江之战已经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后来毛主席也在与张、王的交流中毫不避讳地批评博古与李德。 12月的黎平会议上，王稼祥便力主召开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目标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得到了通过。 这一切，都为接下来那3天奠定了基础。 改变历史的3天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遵义县城。 从某种角度来看，共产国际依旧能够左右局势发展，而那个时间段，中央已经完全与莫斯科、上海失去了联系，大家又处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就更加没必要听任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了。 过去一向很少发言的王稼祥表态了：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张闻天的肯定，张闻天表示：“博古不行，一定得变换一个领导人。” 可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如何得到每个人的认可，确实需要慎重考虑，当时的红军本就处在危险当中，经不起错误的试探。 王稼祥与张闻天立即查阅了博古、李德等人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这一查，还真的有了重大发现。 因为在这些指示中，还有不少指示与毛主席提出的作战方略不谋而合，比如“反对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与单纯防御”，而博古与李德在实际的作战当中却并没有遵循这些指示，这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论点。 就这样，遵义会议终于于1935年1月15日晚在遵义城内召开了。 博古作了总结报告，不过在他的报告中，客观原因仍是被强调的重点。 后续周总理的副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及指挥错误做了真诚地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他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毛主席的长篇发言中，为后续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而毛主席的发言刚刚结束，王稼祥则马上站了起来，旗帜鲜明地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并严肃批评了博古与李德在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他郑重地向大家建议：如今已必须要采取组织措施，改组现有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由毛主席出面来指挥红军。 在具体的论述中，王稼祥还加上了很多事实来证明毛主席的正确性。 周总理在听取发言后也缓缓站了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几位同志的批评，我在这里郑重表示完全支持同志们提出关于组织措施的建议。” 那关键的3天，桌下的火盆没有断过，而毛主席的发言也让很多年轻革命家的心中滚烫起来。 由于伤病，王稼祥并没有坐在座位上，而是躺在旁边的一张藤椅上参加了整场会议，每当毛主席发言后，他都会艰难地直起身子带头鼓掌，这也代表着他对于毛主席的一种肯定。 会议形成了高达一万两千多字的总决议，毛主席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长征前所建立的“三人团”也被取消。 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伍修权写下了这样一句诗：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其实，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就拥有了统帅全军的权力；实际上，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当选了政治局常委，可他当时的党内分工只是做了周总理的副手，实际上的最高级别负责人仍然是张闻天。 这背后还是有着特殊原因的。 在遵义会议前夕酝酿由谁来取代博古地位时，周总理与朱德就力荐毛主席，但是毛主席还是推辞了，他认为张闻天先来干一个时期是比较合适的，这主要也考虑到了共产国际的感受。 另一边，在整个长征期间，相比于其他问题，军事才是最为关键的，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军事在运转，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已经能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信服。 张闻天对于军事并没有毛主席那般深入的把握，于是即便是张闻天在这个位置上，他的决策也会考虑到毛主席的意见。 军事行动是千变万化的，是要时刻关注最新动态来做决策的，在这样的思考下，张闻天干脆提议在党内组成一个全新的三人小组，由周总理牵头，并由毛主席与王稼祥共同参与。 毛主席与周总理都是懂军事的，周总理也赞成毛主席的建议，王稼祥更不必多说，如此一来，就算在组织上毛主席还没有来到最高层，可他在军事指挥中的才华就已经彻底被展露出来了，并且得到了将领们的广泛拥护。 因此，历史上才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那段日子，红军长征路上平均一天就要走40公里，而且还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并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走下的，若是没有非凡的信念为支撑，这一切都难以想象。 对于贵州而言，遵义会议精神也有着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会议遗址旁有一座红军山，山上的红军战士铜像被群众摸得闪闪发亮。 回到那段历史中，促成遵义会议的王稼祥始终维护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领导地位，在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还明确使用了“毛主席思想”这样的科学概念，这也与王稼祥密不可分。 他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也能在后来的国际问题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这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身体原因，他后续露面的频率其实不高。 在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后，王稼祥也总是腹部带着热水袋在参与工作，他提出的很多见解都是振聋发聩的，即便是大家都认为苏联为老大哥的时代，他就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等原则。 在个人职务方面，王稼祥其实并不在意，他始终在追求真理。 1974年，王稼祥在北京猝然逝世，享年68岁。 如今的贵州早已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遵义会议精神也带领人们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贵州成为了后发赶超的“模范省”。 过去那些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物，仍然闪闪发光。 参考资料 王稼祥是怎样支持和维护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 周平 《世纪风采》 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布成良;成阳 《群众》 |
|
|
